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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报 >

2023 , Vol. 78 >Issue 4: 980 - 99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304013

交通与旅游地理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路径

  • 唐承财 , 1, 2 ,
  • 刘亚茹 1, 2 ,
  • 万紫微 3 ,
  • 梁文琪 1, 2
展开
  • 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北京 100024
  • 2.北京旅游发展研究基地，北京 100024
  • 3.桂林旅游学院旅游管理学院，桂林 541006

唐承财(1982-), 男, 湖南中方人,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8837M), 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冰雪旅游、文旅融合。E-mail:

收稿日期: 2021-11-29

  修回日期: 2023-01-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4-1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9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20ZD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67)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JDGLB015)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GLB036)

收起

Evaluation system and influencing path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 TANG Chengcai , 1, 2 ,
  • LIU Yaru 1, 2 ,
  • WAN Ziwei 3 ,
  • LIANG Wenqi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Scienc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 2. Research Center of Beijing Tourism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24, China
  • 3.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Guilin Tourism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Guangx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11-29

  Revised date: 2023-01-06

  Online published: 2023-04-14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e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199)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for Arts of China(20ZD02)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0ZDA067)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Beijing(18JDGLB015)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Beijing(22GLB036)

Fold

摘要

文旅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以北京市16个典型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在探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加权TOPSIS模型进行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分析，采用模糊定性分析法（fs/QCA）解析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结果表明：①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是一个沿着“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文旅产品体系培育—文旅产业功能提升”脉络，持续向传统村落地域系统释放综合效益，进而推动传统村落全面振兴的动态过程。② 案例村落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差异较大，不同效益维度呈现梯级分化的典型特征，各村自身在4个效益维度上的水平具有非均衡性。③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中，所有单变量因素均无法单独成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④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组合路径共有3种类型，即成熟发展路径、快速发展路径及渐进发展路径，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影响要素组合。本文从文旅融合视角为传统村落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技支撑。

关键词： 传统村落; 文旅融合; 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发展; 加权TOPSIS法; 模糊定性分析

本文引用格式

唐承财 , 刘亚茹 , 万紫微 , 梁文琪 .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路径[J]. 地理学报, 2023 , 78(4) : 980 -996 . DOI: 10.11821/dlxb202304013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s conduct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16 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Beijing as cas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influencing factor model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the TOPSIS model supported by entropy method, it analyzes the level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Moreover, we discus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ir path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y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The results can be concluded as follows: (1)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a dynamic process that continue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by deepen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advancing product culti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industry functions. (2)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case villages. Specifically, the level of each village in the four dimensions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differentiation and imbalance. (3) None of single factors can constitute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of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4) There are three influencing path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namely, mature development path, rapid development path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path, which correspond to their respective combination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and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rural vital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eighted TOPSIS mode; fs/QCA

1 引言

传统村落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的丰富文化基因，是中国乡村地区的杰出代表。但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传统村落普遍存在文化景观受损[1]、人居环境恶化[2]等危机，许多传统村落面临着衰败甚至消亡的困境[3]。因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于2012年启动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截至2022年已公布了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计8171个村落被纳入保护范畴。为加大保护力度，住建部等部委于2014年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以旅游发展来实现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一些传统村落通过乡村旅游，为乡村地区注入了新的经济活力[4-5]。大量研究表明，旅游业是推动乡村精准扶贫、村民增收致富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产业之一[6⇓⇓⇓-10]。然而，乡村旅游的快速推进也使得传统村落人地关系、物质空间、文化记忆及社会网络发生巨变，村民生活方式急剧变化[11]、村落过度商业化[12]、传统原貌消退[4]等现象日益严峻，严重制约了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因此，在面对诸多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如何科学统筹传统文化传承与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已经成为现阶段许多传统村落的重要科学命题。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文化和旅游在乡村振兴中应发挥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13-14]，为研究乡村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学界主要从文化或旅游中某一方面探究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15⇓⇓-18]，将文化和旅游纳入一个研究框架来系统探讨乡村振兴的成果较少。在传统村落研究中，部分学者从业态品质提升[19]、活态保护利用与旅游融合发展[20]、空间环境保护与更新[21]、文旅融合机制[22]等方面关注了文旅融合对于传统村落发展的意义。但将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作为整体，探讨其理论框架、定量评价、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此外，当前文旅产业融合评价研究多为国家[23]、省域[24]、城市群[25]、县域[26]等中宏观空间尺度，通过构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耦合协调度分析来反映产业融合情况[23⇓⇓-26]，鲜有针对特定乡村地区的微观尺度研究，特别是大尺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也难以适用于传统村落等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乡村地区。
因此，本文以北京市16个典型传统村落为例，从微观视角探讨了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加权TOPSIS模型进行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分析，采用模糊定性分析法（fs/QCA）解析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组合作用路径。本文试图为乡村地区文旅融合研究提供一定思路，从文旅融合视角丰富传统村落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为中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技支撑。

2 理论内涵与研究方法

2.1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

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乡村地域系统是由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基础、文化习俗等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结构和区际联系的乡村空间体系[27]；即由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共同组成的，具有综合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特征的复杂适应系统[28]。其中，文化空间是以人的价值意识为导向的无形空间，亦是乡村地域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9]。作为人地关系耦合的典型乡村聚落，传统村落在长期的农耕文明发展历程中凝聚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传统文化景观以及乡愁记忆情感[30⇓-32]，拥有较于一般乡村聚落的独特文化延续价值，在现代化语境下表征出了强烈的文化遗产属性。据此，本文认为在传统村落这一特定地域范围内，应当强调人地关系交互对于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深刻影响，并将传统村落地域系统理解为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育和文化传承子系统的变迁为主线，不断适应内外刺激变动以保持更好的可持续发展状态的多维系统。
推进乡村地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能有效促进乡村振兴[13]，实现传统村落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产业融合理论认为发生产业融合的不同产业内部要素存在着功能和范围上的相互渗透，具有一定程度的产业关联[33]。伴随文旅部门的合并组建和政策文件的陆续出台，文化与旅游在产业培育和发展等各方面表现出了融合趋势[34]，在现阶段已经催生出一系列新的产品、业态和服务，即形成了文旅融合[23]。同时，随着城市化快速扩张和传统文化获得高度重视，传统村落的社区聚落、文化遗产以及旅游资源等多维属性日益凸显，成为践行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需要明确的是，文旅融合是一个从资源到产品、从产品到产业，最终实现相互促进、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过程[35]。同样的，对于传统村落这类以文化遗产为核心旅游吸引物的乡村地区来说，其文旅融合发展大多是在外部政策、乡贤人才、市场营销等多种发展要素的协同推进下，高度融合了村落多元文化基因图谱和自然旅游资源体系，大力培育了乡村特色文旅产品，实现传统村落文化和旅游产业潜在价值的释放和新增价值的创造，进而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需求。
通过对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理论框架的剖析（图1），可以发现文旅融合发展通过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文旅产品体系培育及文旅产业功能提升的路径，将其对传统村落地域系统的作用关系传递至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及文化子系统4个关键维度，释放和创造出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经济发展效益、社会进步效益、生态保育效益和文化传承效益。具体而言：① 文旅融合的经济承载功能方兴未艾[36]，文旅融合通过利用传统村落可开发的闲置资源，能够不断提升村落集体收入与村民个人收入，持续增强旅游资本积累效应。② 文旅融合发展在乡村社区的强势涉入，促使许多农户改变既有的生产生活行为，转向参与当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幅提升了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感以及精神风貌，推动了和谐社会构造[37]。③ 旅游业的市场属性与资源依赖性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平衡提出了更高要求，促进了乡村生态景观的营造优化[38]，同时更高标准、深层次、好品质的乡村旅游发展形态也加大了村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力度[16]。④ 文旅融合发展有利于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和传承创新[34]，着重强调了在地文化对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关键作用，为传统文化场景化、活态化、生动化传承提供了重要途径，继而达到延续乡土文化记忆和乡愁联结情感的目的。
图1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2.2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文指标选取不仅关注学术层面上的相关研究及专家深入访谈，也融入更多实践话语上的相关政府文件及长期实地调研资料的思考。① 经济发展效益是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最为外显的效益体现。文旅产值和人均文旅收入能够综合反映出村集体的经济收入情况[39]，同时作为衡量村落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指标，文旅产值在村落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的提升所折射出的积极意义需被重视。② 文旅融合发展不仅为乡村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还促进了当地社区的和谐社会建设[37]。因此，社会进步效益维度的指标构成需要结合传统村落居民文旅就业率、乡风文明建设的现状情况，强调社区主体的就业活力与精神风貌。③ 生态景观营造水平、综合环境治理水平均是生态保育效益的关键指标。生态景观营造水平展现了文旅融合对传统村落生态资源的科学利用程度，综合环境治理水平则是文旅融合推动传统村落实现生态宜居目标的重要表现。④ 文化传承效益需要综合测度文旅融合影响下的传统村落物质文化空间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统建筑保存完好度、非物质文化传承度及传统格局保存程度均是其核心指标。
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具体流程如下：① 梳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美丽乡村建设指南》等政府文件，分析相关研究成果[37⇓⇓⇓⇓-42]，初步遴选指标。② 通过多次对传统村落的实地调研考察，评估各指标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进行调研以筛选部分不可测量的指标。③ 邀请从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乡村旅游、文旅融合发展等研究领域的12位专家组成焦点小组，根据专家讨论的反馈意见反复筛选指标，最终确定指标体系。
表1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level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要素层及指标内涵解释 权重 来源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A 经济发展效益B1 文旅产值C1 村落文旅产业在一定时期所获取的价值总和(万元) 0.0755 Ⅲ
人均文旅收入C2 村落常住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所得的文旅产业收入(元) 0.1063 Ⅰ[40]
文旅产值占村落总收入比例C3 村落文旅产业产值/总收入的比例(%) 0.0856 Ⅲ
社会进步效益B2 当地居民文旅就业率C4 文旅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0.1608 Ⅰ[41]
乡风文明建设水平C5 以村落所获的文明村镇(或文明单位)荣誉称号等级为表征 0.0907 Ⅰ[37]
生态保育效益B3 生态景观营造水平C6 以专家对村落生态资源的景观风貌营造、空间利用格局优化等水平的赋分为表征 0.1011 Ⅰ[38]
综合环境治理水平C7 以专家对村落废弃物处理、清洁能源使用、村庄绿化工程等项目治理水平的赋分为表征 0.1195 Ⅲ
文化传承效益B4 传统建筑保存完好度C8 评价村落现存传统建筑及其细节的保存情况 0.0897 Ⅱ
非物质文化传承度C9 以村落非遗活动的传承规模为表征(人) 0.0868 Ⅰ[42]
传统格局保存程度C10 评价村落传统格局、街巷体系、传统公共设施的保存及利用情况 0.0839 Ⅰ[42]

注：Ⅰ：文献；Ⅱ：《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建村[2012]125号）；Ⅲ：焦点小组。

2.3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复杂过程，因此需要以单变量建构组态视角，从影响因素组合角度更为系统且全面地分析其影响路径，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升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依据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未来展望，综合相关研究成果[43⇓⇓⇓⇓-48]，本文从5个方面分析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① 资源基础。资源丰富度、资源稀缺性和资源游憩价值是旅游目的地得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43-44]。作为典型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传统村落的资源基础同样是其文旅融合发展的关键条件。② 设施水平。乡村旅游地的高质量发展无法脱离保障条件的支持[45]，公共基础设施和配套产业要素均是保障传统村落文旅融合有序开展的重要因素。传统村落设施环境需要兼顾游客文旅消费和村民生产生活的双重需求，以此来提升游客满意度和村民生活幸福感。③ 政府支持。相关政策与资金是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最直接的支持。良好的政策供给环境能够科学引导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向、速度及效益，同时政府财政支持对于刺激旅游地经济发展、专业知识引进、协调利益相关者信任关系等具有显著作用[46]。④ 管理投入。有效的旅游经营管理机制能够大幅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和游客体验质量[45]，运营管理人才发挥的积极作用也能够促进乡村共建共享，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坚强软实力。⑤ 市场营销。通过强有力的市场营销，能够促进传统村落文旅消费市场的拓展与延伸。其中，举办民俗节庆活动[47]和构建多种媒体宣传渠道[48]是提升市场营销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基于此，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涵盖资源基础、设施水平、政府支持、管理投入以及市场营销5个变量11个二级指标的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影响因素模型（图2）。其中，资源基础包括资源丰度、资源稀缺性、资源价值（XA1~XA3）；设施水平包括基础设施水平和文旅配套设施水平（XB1~XB2）；政府支持包括政府对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扶持政策及资金支持力度（XC1~XC2）；管理投入包括经营管理机制水平及参与村落文旅工作的管理人才资本（XD1~XD2）；市场营销包括举办节庆活动次数及发布媒体种类（XE1~XE2）。通过分析各前因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及其对发展水平的共同影响，进一步剖析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多元组态路径。
图2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模型

注：A、B、C、D、E分别表示资源基础、设施水平、政府支持、管理投入及市场营销对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F代表5个维度共同作用下对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其中，结果变量数据为测算出的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

Fig. 2 Influencing factor model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2.4 案例地概况

截至2022年，北京市共有45个国家级和市级传统村落，这些村落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彰显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并拥有前景广阔且潜力巨大的文旅消费市场。通过携程网、马蜂窝、大众点评等旅游资讯类网站，本文搜集了解了北京市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情况，在充分考虑入选传统村落名录级别、地理分布广泛性、主体文化类型、产业发展、文旅融合情况差异基础上（表2），从中遴选出16个已开发旅游的典型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图3）。
表2 案例村落基本信息

Tab. 2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case villages

行政地理 名称 名录级别 主体文化 主要产业
门头沟区 爨底下村 国家级 传统民居文化/古道商贸文化 文旅产业
黄岭西村 国家级 红色文化/传统民居文化 农林种植业/文旅产业
灵水村 国家级 举人文化/传统民居文化 文旅产业/林果种植业
马栏村 国家级 红色文化/传统民居文化 文旅产业/农林种植业
沿河城村 国家级 长城文化 农林种植业/文旅产业
昌平区 康陵村 北京市级 美食文化/守陵文化 文旅产业
德陵村 北京市级 守陵文化 林果种植业/文旅产业
万娘坟村 北京市级 守陵文化 农林种植业/文旅产业
长峪城村 国家级 长城文化/美食文化 文旅产业
延庆区 岔道村 国家级 长城文化 文旅产业
柳沟村 北京市级 美食文化/传统民俗文化 文旅产业
房山区 南窖村 国家级 传统民居文化 农林种植业/文旅产业
水峪村 国家级 传统民俗文化 林果种植业/文旅产业
顺义区 焦庄户村 国家级 红色文化 文旅产业/林果种植业/农副零售业
平谷区 西牛峪村 北京市级 农耕文化 林果种植业/文旅产业
密云区 古北口村 国家级 长城文化/传统民居文化 文旅产业
图3 研究对象地理位置

Fig. 3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as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Beijing

2.5 分析方法

2.5.1 指标权重确定

本文评价指标赋权采取主观赋权法中的层次分析法。在构建层次模型后，通过专家判断矩阵获取权重[49]，具体步骤为：① 构建准则层和要素层指标间的两两比较判断矩阵；② 分别邀请来自文旅融合发展（7位）、传统村落（10位）、乡村旅游（9位）领域的26位专家对各判断矩阵进行比较评分；③ 使用Yaahp 12.3软件进行一致性检验，经检验各判别矩阵 C R < 0.1后，通过专家群决策计算出各指标的最终权重结果Wj。

2.5.2 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

TOPSIS模型适用于多层次的评价[50]。采用改进的加权TOPSIS法来反映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值。计算步骤如下：
（1）采用归一化方法对村落指标数据 ( x i j ) m × n进行处理，得到无量纲化矩阵：
Y i j = ( y i j ) m × n , y i j = x i j ∑ i = 1 m x i j
在此基础上计算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即将标准化矩阵 Y i j与前文所求的权重向量 W j相乘：
P = ( p i j ) m × n
（2）确定矩阵的正理想解 p j +和负理想解 p j -：
p j + = m a x p 1 j , p 2 j , … , p m j p j - = m i n p 1 j , p 2 j , … , p m j
（3）计算各评价对象指标向量与正理想解的距离 d i +和负理想解的距离 d i -：
d i + = ∑ j = 1 n p i j - p j + 2 , d i - = ∑ j = 1 n p i j - p j - 2 , ( 0 ≤ d i + , d i - ≤ 1 )
（4）计算各个被评价对象与最优值的贴近度 C i：
C i = d i - d i + + d i - , ( 0 ≤ C i ≤ 1 )

2.5.3 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路径分析

为探究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由美国社会学家Ragin首次提出，是针对于中小样本案例研究的分析方法[51]。该方法利用集合论与布尔代数的思路，结合了定性和定量的优点，通过对少量案例进行研究对照，分析多种前因条件组合下的因果逻辑关系[52-53]。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是定性比较分析的一种类型，采用“模糊集得分”的方式赋予因果变量0~1之间的取值。本文选择该方法是基于如下考虑：①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并非单一因素作用，fs/QCA能够从整体性和系统性角度进行多因素的组态路径探讨。② 本文所选案例的变量赋值，诸如资源基础、政府支持等，不需要进行0或1二元赋值的完全界定，采取fs/QCA对赋值定级细分，可以使解释途径更具合理性[52]。③ 本文属于小样本因果关系探索性研究，fs/QCA适用于本文研究需要。因此，选取fs/QCA方法来研究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具有较强可行性和合理性。

2.6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指标数据获取来源为（表3）：① 综合评估数据。研究人员首先于2020年10—11月期间实地探访了各研究对象村委，获得相关统计报表与文件，同时结合查阅各村所在区政府统计资料、勘探实地和访谈村民等方式，保证所获指标数据的准确性。② 乡村参与式评估（PRA）数据。正式调查采取实地调研和网络调查两种方式，获取每村30个及以上的村民及游客样本。现场问卷发放时间如上所述，回收调研有效问卷214份。网络问卷调查时间分别为2020年11月和2022年3—5月，回收调研有效问卷277份。其中，村民线上问卷发放渠道为通过电话访谈、微信联络等方式进行定向发送；游客线上问卷发放方式则采取滚雪球方法，将问卷定向投放给1~2年内具有案例村落旅游经历的游客。最终共回收243份村民有效问卷，248份游客有效问卷。③ 专家评估数据。邀请具有案例村落旅游体验的10位乡村旅游等相关领域专家，向其充分展示各村资料，请专家按照相应指标进行评估。具体指标数据的赋分标准见表3。
表3 指标数据获取及赋分方法

Tab. 3 Data acquisition and assignment method of each index

研究内容 数据获取方法 具体指标与赋值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综合评估 走访/村委会 C1：10=1000万元以上；8=501万~1000万元；6=101万~500万元；4=50万~100万元；2=50万元以下
C2：10=25000元以上；8=20001~25000元；6=15001~20000元；4=10000~15000元；2=10000元以下
C3：10=50%以上；8=41%~50%；6=26%~40%；4=10%~25%；2=10%以下
C4：10=75%以上；8=51%~75%；6=26%~50%；4=5%~25%；2=5%以下
C5：10=国家级；8=省级；6=地市级；4=县级；2=无
C9：10=50人以上；8=11~50人；6=5~10人；4=2~4人；2=2人以下
PRA 村民/游客PRA C8：10=很高；8=较高；6=一般；4=较低；2=很低
C10：10=很高；8=较高；6=一般；4=较低；2=很低
专家评估 专家打分 C6：按照10~1分(最高至最低)赋值
C7：按照10~1分(最高至最低)赋值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影响因素模型 综合评估 走访/村委会 XA1：10=20种以上；8=16~20种；6=11~15种；4=6~10种；2=6种以下
XA2：10=国家级；8=省级；6=地市级；4=县级；2=无
XC1：10=很好；8=较好；6=一般；4=较差；2=很差
XC2：10=很好；8=较好；6=一般；4=较差；2=很差
XE1：每种活动计1分，满分10分，无活动计0.5分
XE2：每种宣传媒体种类计1分，满分10分，无宣传媒体计0.5分
PRA 村民/游客PRA XB1：10=很高；8=较高；6=一般；4=较低；2=很低
XB2：10=很高；8=较高；6=一般；4=较低；2=很低
专家评估 专家打分 XA3：按照10~1分(最高至最低)赋值
XD1：按照10~1分(最高至最低)赋值
XD2：按照10~1分(最高至最低)赋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案例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

根据上述方法进行评价，测算得出案例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贴近度，并对贴近度进行5档划分（0 ≤ Ci ≤ 0.2，0.2<Ci ≤ 0.4，0.4<Ci ≤ 0.6，0.6<Ci ≤ 0.8，0.8<Ci ≤ 1），分别对应很低、较低、一般、较高、很高5个等级。各案例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及相应准则层的评价结果如图4、图5所示。
图4 案例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Fig. 4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level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case villages

图5 案例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分值分级图

注：1、2、3、4、5分别代表很低、较低、一般、较高和很高等级。

Fig. 5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scores of the level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case villages

3.1.1 综合水平评价

从综合水平评价结果来看，案例村落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贴近度介于0.0616~0.8322之间，整体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呈现梯级分化、非均衡性的状态（图4）。具体而言，爨底下村（0.8322）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最高，该村旅游发展时间相对较早，重视文旅综合效益的协调提升，归为很高等级。马栏村（0.6847）、古北口村（0.6833）、柳沟村（0.6789）、岔道村（0.6698）和康陵村（0.6355）归为较高等级。长峪城村（0.5946）和灵水村（0.5937）两个村落归为一般等级。南窖村（0.3626）、焦庄户村（0.3526）、水峪村（0.3101）、黄岭西村（0.3041）和德陵村（0.2554）归为较低等级，其文旅融合发展所带来的综合效益存在明显短板。西牛峪村（0.1961）、沿河城村（0.1070）和万娘坟村（0.0616）在4个维度上的文旅效益水平均欠佳，亟需进行提升，归为很低等级。

3.1.2 各维度水平评价

（1）经济发展效益维度。村落通过将实体资源、文化记忆、人本空间与文化可参观性生产方式相结合，实现了文旅产品的进一步商业化与产业链延伸，强力扭转了农业经济作为村落单一收入来源的局限性与脆弱性。如古北口村依托庙宇建筑、革命遗址以及数千年的长城建造历史，建立了特色鲜明的文旅产品体系，形成了完整的文旅产业链条，2020年文旅产值收入达3000万元，经济效益水平等级很高。同时，各村经济发展效益之间的差异可进一步归结于文旅产业与村落结合程度的强弱。如西牛峪村虽然已形成了小规模的中高端精品民宿产业，但该村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和建设用地指标不足，限制了其成为一定规模的产业的可能性，因此文旅融合所表现出的经济发展效益相对滞后，处于很低等级；而马栏村将文旅产业作为村落重点发展方向，开发了与该村红色文化相关的记忆书屋、精品民宿、主题教育线路等系列业态，与文旅产业已然成为紧密相连的共同体，经济发展效益水平处于较高等级（图5）。
（2）社会进步效益维度。以经营性商业活动为主导的文旅产业促进了兼业村民数量的增长，并进一步对村落职业结构与性质产生影响。以爨底下村为例，1995年发展旅游以来，许多村民摒弃固有生产观念，将自家院落开发为经营食宿接待的农家乐，从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复合型生产方式，达到了较高的当地居民文旅就业率。柳沟村虽然2020年文旅就业人口达300余人，但由于该村常住人口基数较大，导致当地居民文旅就业比例相对偏小，社会进步效益得分相较一般。此外，经济收入的增长能够提升兼业村民对村落文旅资源的重视程度，对社区凝聚力有一定促进作用。通过打造以举人文化为主题的文旅产品，灵水村实现了每年约300万元的文旅产值，几乎九成受访村民对本村文化表示较高的认同感，并表现出热情好客的文明乡风，维系了较为和谐的社会网络；而万娘坟村囿于经济发展效益水平不高，村民对于文旅融合发展、地方文化认同、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视程度较低，引致表征出的社会进步效益水平处于很低等级（图5）。
（3）生态保育效益维度。游客需求是村落生态景观营造的重要驱动力。为满足城市居民渴望慢生活的文旅消费需求，焦庄户村依托区政府“舞彩浅山”的开发战略，充分发挥自身生态资源价值，打造红色文化与康体养生相结合的主题游览步道，创造了很高的生态保育效益；然而，许多村落由于普遍重视历史建筑和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而忽视了生态资源的产业化实现，致使生态景观营造指标得分较低，如岔道村、南窖村等。同时，综合环境治理水平的差异映射了村落生态人居建设水平的高低。以康陵村为例，该村开发文旅产业以来，致力于改善旅游接待环境，生活垃圾、污水等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率和清洁能源普及率均达到良好水平，生态保育效益处于很高等级；而沿河城村、水峪村和西牛峪村在综合环境治理方面表现欠佳，未形成与村落文旅融合发展同步提升的节奏，如水峪村村民家庭污水排放大多采取自排方式，街巷整洁度亟待提升。
（4）文化传承效益维度。传统村落旅游的转型发展使得文化传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作为能够被游客直接接触和感知的实体空间，村落传统建筑和传统格局成为承载文旅活动的主要场所，其保存程度是文化传承效益水平的直接体现。以文化传承效益得分处于很高等级的爨底下村为例，该村村委定期拨款对村落明清古建筑群进行修缮，完整留存的传统格局风貌赢得了大批游客青睐；然而部分村落在文旅经济利益驱动下，出现了村民私自翻建、随意改造传统民居等自主性破坏的局面，文化传承效益水平表现较差，如沿河城村、焦庄户村及西牛峪村等。此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手段相结合，能够促进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传统技艺等非遗文化的展示、传播与扩散。如长峪城村将“长峪城社戏”实现旅游化的定期展演，有效提升了该村戏班“老—中—青”三代传承梯队的稳定性；而古北口村在文旅融合时忽视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暂时遗失了制作宫灯、鲁班枕等传统技艺，致使文化传承效益水平表现欠佳。

3.2 文旅融合发展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

3.2.1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fs/QCA研究要求对结果变量和前因变量进行校准，转化为0~1之间的隶属值。参照已有研究[54]，在汇总前文5个条件变量的二级指标数据并对其进行均值处理之后，本文分别选取变量数据的95%、50%和5%分位作为完全隶属点、交叉隶属点和完全不隶属点。后续步骤均基于校准后的数据进行。
在进一步进行条件变量组合路径分析前，需要采用一致性和覆盖率数值进行单变量的必要性检验[55]。通常认为，当单个变量一致性水平> 0.9且具有一定覆盖率时，说明该变量可以作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56]。通过计算单个变量的一致性和覆盖率可以看出，单变量均不能单独构成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表4），即单个条件变量不能充分解释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因此需要对条件变量进行组合路径分析。
表4 单项因素的一致性和覆盖率

Tab. 4 The consistency and coverage of individual factors

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资源基础 0.790119 0.783559
~资源基础 0.400778 0.456364
设施水平 0.771489 0.887066
~设施水平 0.398302 0.391698
政府支持 0.848131 0.810387
~政府支持 0.362811 0.431920
管理投入 0.893998 0.866019
~管理投入 0.320481 0.375155
市场营销 0.758637 0.858554
~市场营销 0.445584 0.444275

注：“~”表示“非”；一致性是衡量每个（或整个）解是结果集合的子集的程度；覆盖度表示每个（或整个）解在多大程度上覆盖（或解释）结果。

3.2.2 多元组态路径分析

在单变量必要性分析的基础上，为减少可能出现的矛盾组态，本文将最小案例阈值设置为1，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0[53]，对个案数据分析输出简化解、中间解和复杂解3种类型。在实际分析中，通常将简化解和中间解共有的条件组合称为核心条件。据此，得到这些前因变量及其组合对于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路径，共归纳出3条路径组合（表5）。由表5可以看出，3条路径组合的总体解一致性为0.878598，表示5个前因条件变量对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度。同时，总体解的覆盖率为0.777385，说明3条组态路径能够解释77.74%的案例。对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多元组态路径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5 基于fs/QCA分析的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影响路径

Tab. 5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fs/QCA analysis

序号 路径 原始覆盖率 唯一覆盖率 一致性
1 设施水平*政府支持*管理投入 0.684235 0.108596 0.903472
2 资源基础*设施水平*管理投入*市场营销 0.638132 0.062492 0.985613
3 资源基础*~设施水平*政府支持*~管理投入*市场营销 0.245018 0.030657 0.866556
总体解的覆盖率：0.777385
总体解的一致性：0.878598

注：“~”表示“非”；“*”表示“和”。

（1）成熟发展路径。路径1的一致性为0.903472，能够解释68.42%的案例，古北口村、爨底下村、柳沟村、马栏村和岔道村是该组态路径的典型代表。该组态的核心要素为“设施水平”“政府支持”以及“管理投入”，缺失了“资源基础”这一核心变量与“市场营销”这一辅助变量。该组态在3个组态路径中覆盖的案例最多，常见于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传统村落。由于旅游发展时间相对较早，这类案例村落大多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文旅资源利用模式，如爨底下村将“爨”文化与“农家乐+精品民宿+民俗体验”相结合，发挥了以点带村的产业规模集聚效应。同时，这类传统村落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也积累了较高的旅游知名度，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优先条件。然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类案例的资源基础竞争力和市场营销影响力在自身维度上无法实现大幅提升，因此二者未能构成驱动该路径的核心条件。在当今社会框架下，村民日常生计诉求与游客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对传统村落“硬”设施水平和“软”管理效能的优化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转型中，地方政府提供的优先政策补给与惯性资金支持对此条文旅融合发展路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快速发展路径。路径2的一致性为0.985613，解释了63.81%的案例，典型案例有康陵村和长峪城村。该组态的核心条件为“资源基础”“设施水平”以及“管理投入”，辅助条件为“市场营销”，缺失了核心条件变量“政府支持”。该组态的案例村落实际上是大部分处于文旅快速融合发展时期传统村落的写照。与其他文旅融合发展较为成熟的传统村落相比，这类村落是在文旅融合相关的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持相对缺失情况下的自我探索。由于发展速度过快，这类村落的文旅产品体系相对较为单一，因此其文旅融合发展仍需以深层次的资源要素整合为关键驱动力。同时，这类村落会大力建设相对完善的文旅配套设施，以适应快速扩张的旅游接待规模。此外，由于缺乏地方政府的大力介入，这类村落多形成了由当地村民自营为主导的经营管理局面，村民参与文旅融合发展的话语权较强。但总体而言，长期以经济效益为主导的开发模式会使传统村落忽视部分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同时地方政府介入和支持力度不够也可能会引发村落出现经营收入严重分层、社会不公平、部分村民生活面临边缘化等问题。
（3）渐进发展路径。路径3的一致性为0.866556，能够解释24.50%的案例，涵盖了灵水村和水峪村2个典型案例。该组态的核心条件为“资源基础”和“政府支持”，边缘条件为“市场营销”，“设施水平”和“管理投入”二者在此路径中对文旅融合发展的驱动作用表现并不明显。这类传统村落一般为点状的小规模旅游开发空间与传统生活空间相结合的形态，常见于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欠佳的传统村落。在配套设施完善度和管理投入有效力并不占优势时，资源禀赋要素和政府强力支持成为推动该条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的关键。一方面，此条发展路径的传统村落通过低强度的渐进式旅游开发，有效激活了本村旅游经济活力，如水峪村依托传统风水格局、古贸易商道和庙宇建筑等传统文化景观，保证了每年约5万人次的游客到访量。但由于缺乏文化深度挖掘，这类村落的开发模式仍以传统观光游为主，文旅产品附加价值和文旅产业规模集聚效应较差。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主导下，该类传统村落物质文化空间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修复，对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2018年门头沟区政府为灵水村开发保护修缮项目提供了1.4亿元的专项建设资金，并进行了详尽的文化遗产和旅游发展规划。
此外，一致性阈值的设定将南窖村、黄岭西村、德陵村、沿河城村、万娘坟村和西牛峪村排除在外，与传统村落非文旅融合发展组态分析的覆盖结果相吻合。这些案例传统村落大多处于文旅融合起步阶段，其发展受到多方面障碍因素的共同作用，亟需进行各维度相应的优化提升。同时，为加强QCA研究结果稳定性，本文参考朱亚丽等[57]的研究，采用“调整一致性门槛值”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将前文中一致性阈值设定中普遍被接受的0.80这一标准更改为0.85。对比发现，调整结果后得到的3条组态结果仍然保持不变，说明本文得到的3条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路径结果稳定。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北京市16个典型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在探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评价与分析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解析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由于传统村落表征出强烈的文化遗产属性，本文将其地域系统理解为由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和文化子系统共同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是一个沿着“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文旅产品体系培育—文旅产业功能提升”逻辑，持续向传统村落地域系统释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育和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综合效益，进而推动传统村落全面振兴的动态过程。
（2）案例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贴近度介于0.0616~0.8322之间，不同效益维度呈现梯级分化的典型特征，各村自身在4个效益维度上的水平具有非均衡性。
（3）单因素必要性分析中，资源基础、设施水平、政策支持、管理投入与市场营销等5个单变量因素均无法单独成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充要条件。因此，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影响因素必须以路径组合的形式发挥作用。
（4）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共存在3种条件组态，分别为成熟发展路径、快速发展路径以及渐进发展路径，反映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动态变化。研究表明，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不存在唯一的影响要素组合，而是存在不同的条件路径来驱动发展，因此各传统村落需要根据自身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特征选择最为适宜的影响因素组合方案。

4.2 讨论

传统村落是中国乡村历史文化的“活化石”[58]，其有效保护[3]与永续活化[2]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节。作为该环节的重要实现方式，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应回归理性，不应因循守旧或亦步亦趋，需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育和文化传承等多方面效益的综合提升为导向，选择适宜的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及路径，并在动态变化中寻求综合效益的外在显化与内在平衡。通过深度挖掘乡村文化记忆、系统升级村落设施功能、积极制定扶持政策、创新乡村文旅管理机制、培育乡村市场营销模式等措施，加强传统村落文化价值的生动延续与旅游要素的交互建构，促进传统村落从传统观光旅游到文旅深度融合的更新蝶变，实现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进而加快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
本文首先基于地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对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进行了理论思考，构建了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和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初步证明了评价体系与影响因素模型的可行性与适用性，与已有研究成果[43,45,59 -60]具有一定可比性，丰富了现有传统村落指标体系评价研究成果，解析了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多元影响因素及其组态路径。其次，本文以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跳出了以往对文旅产业融合评价研究的中宏观尺度局限，丰富了微观尺度的文旅产业融合研究。第三，本文将以往针对于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定性研究[19⇓⇓-22]拓展至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研究，科学直观地理解其发展状态与影响路径，为乡村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研究补充了新的视角与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方向指引与理论启示。
此外，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① 由于本文尚属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和影响因素模型构建的探究性研究，因此，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理论内涵、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指标赋分标准修正、影响因素撷取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的普适性检验，这也是后续研究中需要不断深化和完善的方向。② 本文选择的研究案例为北京市典型传统村落，在样本代表性上具有一定局限性，未来有必要补充不同的省市地区、旅游发展类型及文化内涵特征的案例样本，提高研究的科学性。③ 囿于传统村落的历史数据难以获取，本文未涉及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及影响路径的动态演化过程和时空分异分析，因此同样需要在未来研究中继续跟进与补充。④ 传统村落只是乡村地区中典型聚落形式之一，随着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双碳战略等重大战略的不断推进，如何从微观视角测度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水平、促进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与绿色消费、揭示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互动机制、探究城乡共同富裕模式及路径等重要议题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关联数据信息:本文关联实体数据集已在《全球变化数据仓储电子杂志（中英文）》出版，获取地址： https://doi.org/10.3974/geodb.2023.03.10.V1.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为本文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方法选择、结果与分析等方面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使本文获益匪浅；感谢26位参与层次分析法的专家在百忙之中完成数次冗长问卷，并对指标遴选提出的良多意见，感谢各案例村落的村委会、受访村民及游客等在研究前期数据收集方面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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