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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78 >Issue 1: 198 - 213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301013

地缘环境与空间治理

地缘环境研究的理念及议程与路径

  • 胡志丁 , 1, 2 ,
  • 张喆 2 ,
  • 赵路平 , 3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 2.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 3.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赵路平(1978-), 女, 山东青岛人,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政治传播。E-mail:

胡志丁(1986-), 男, 江西余干人, 博士,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E-mail:

收稿日期: 2022-04-12

  修回日期: 2022-06-30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1-16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138)

收起

Geo-setting research: Idea, agenda and approaches

  • HU Zhiding , 1, 2 ,
  • ZHANG Zhe 2 ,
  • ZHAO Luping , 3
Expand
  • 1. Center for World Geography and Geostrategic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2. 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3.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4-12

  Revised date: 2022-06-30

  Online published: 2023-01-16

Supported by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0&ZD138)

Fold

摘要

地缘环境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方向，汇聚了国内地缘政治研究力量，推动了国内地缘政治学科的复兴。本文在总结分析国内外地缘政治、地缘环境相关研究最新发展和趋势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地缘环境研究的理念、议程与路径。地缘环境研究理念是以多元地缘体间互动实践为中心，将地缘环境理解为多元地缘体互动实践的“信息”或称决策信息集，也是多元地缘体互动的结果。因此，地缘体行动决策既有在完备信息下的决策，也有在不完备信息下的决策，甚至还有在不能甄别信息真假情况下的决策。在此新理念下，地缘环境研究大致包括地缘环境要素解析（本底、关联、结构3类要素）、地缘环境时空过程与机制表达和地缘环境支撑体系设计三大研究议程。为了整合不同领域、不同尺度和多元行为体，论文以缅北冲突为例展现了地缘环境研究的三大路径，即跨领域互动、跨尺度耦合和多元地缘体博弈。在当今百年变局的复杂形势下，明晰地缘环境研究的理念、议程与路径，对准确、科学分析当前复杂局势和提出中国应对策略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地缘环境; 跨尺度耦合; 跨领域互动; 多元地缘体博弈; 世界体系; 地缘政治

本文引用格式

胡志丁 , 张喆 , 赵路平 . 地缘环境研究的理念及议程与路径[J]. 地理学报, 2023 , 78(1) : 198 -213 . DOI: 10.11821/dlxb202301013

Abstract

In the past 12 years, geo-setting research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become one of the key points in the current domestic geopolitical research, gathering many domestic geopolitical research groups and promoting the revival of China's geopolitical studies.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of geopolitics and geo-setting research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dea, agenda and approaches of geo-setting research. Centered on the interactive practices of multiple geo-actors, its idea regards the geo-setting as the "information" or decision-making dataset for their interactive practices, which also results from their interactions. Thus, geo-actors' decisions for actions can be made under complete information, incomplete information, or even when true or false information cannot be distinguished. Under this new thought, the geo-setting research agenda generally includes three items: (1) the analysis of geo-setting elements (including fundamental, relational and structural elements); (2) the spatio-temporal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geo-setting; (3) the design of geo-setting technical system. In order to integrate different fields, various scales and multiple actor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flict in northern Myanmar as an example to present three approaches of geo-setting research, namely, cross-field interaction, cross-scale coupling and multiple geo-actors' game playing. Under current complex situation of once-in-a-century changes and COVID-19 pandemic, clarifying the idea, agenda and approaches of geo-setting studie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ccurately and scientifically analyzing the current complex situation and proposing China's response strategies.

Key words： geo-setting; cross-scale coupling; cross-field interaction; geo-actor game playing; world system; geopolitics

1 引言

2010年中国地理学界开启“地缘环境（Geo-setting）”①(① “Geo-setting”一词的翻译主要借鉴了西方地缘政治学中出现的“Geo-power”和“Geo-body”的构词法，同时也是对西方出现的“geographical setting”一词的扩展和延伸，具体可以参考《Critical Geopolitics》中对“Geo-power”构词法的阐述。)研究以来，此领域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在不同尺度地缘环境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案例解析方面[1⇓-3]。地缘环境理论、方法与案例的研究过程，推动了地缘环境研究一些基本共识的形成，如地缘环境概念内涵与构成、地缘环境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国家不是唯一的地缘体等[4]。但是，这些都是一些最为基础或者称之为浅层的共识，而对于隐藏在地缘环境理论与方法研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共识（或者称之为地缘环境研究的理念）却挖掘不够，然而这些共识或理念却经常或隐或现地出现在理论探讨与案例研究中。当然，这也是地缘环境研究中的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更加宏大的视野和跨学科的理论知识储备。这是因为提出一个新的理念意味着对原有研究理念的否定、修正或提升。
任何一门学科或者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都存在一个或者多个特有的研究理念，正是这些理念指导着具体的研究。例如古典地缘政治就有这样一个研究传统，即将世界看作整体，继而引入世界体系论构建其理论[5]。研究理念的转变则往往预示着研究议程、研究路径的重大转变。古典地缘政治一般将“地理”看成是“有形的实体”，重点探讨地理环境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而批判地缘政治通过解构文本中的“地理”叙述，将对地理的理解从有形的实体转变为不同行为体通过话语、文本建构的虚拟的地理想象，进而发展出新的研究议程和研究路径，如流行地缘政治研究和文本分析方法[6⇓-8]。或者更直白地说，批判地缘政治恰恰是反地理实体的。
因此，对地缘环境研究理念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科意义。这不仅有助于界定地缘环境研究与西方地缘政治研究的区别，为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流派的形成和做出具有原创的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知识贡献服务，还能形成具体的完整研究议程和研究路径，推动国内地缘政治研究复兴。本文将在跨学科的新进研究进展的对比分析中确定地缘环境研究理念并提出其研究议程，进而探索适用于地缘环境研究的具体路径或方法。

2 地缘环境研究理念

作为与国际关系相并行的研究领域，古典地缘政治除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之外，还基于这样一个核心的理念建立，即空间在理解国际关系的构成方面很重要，客观的地理空间形态和地域界限特征为理解世界政治提供了一个透明的理论基础[9]。正是在此理念下，帕克提出地缘政治三阶段分析法，即首先对基本空间客体自身特征的考察；其次要探索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空间模式；最后是将地缘政治空间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析，从而确立对其全部特征的判断[10]。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豪斯浩弗的“泛区理论”等都是基于此理念的论证。
在强调空间重要性的理念指导下，古典地缘政治学不仅强调特定空间范围内要素及要素的优化组合等对国家实力的影响，还强调国家所处的空间相对区位及国家间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体系的作用[11]。显然，古典地缘政治学对“空间”的描述或“地理”的理解偏重物质或者说偏向客观实在的地理环境和国家间关系，将这些描述或客观分析当成事实[12]。然而在仔细推敲地缘政治文本时，我们会发现除一些自然和人文资源的空间分布、区位、大小等描述与事实一致之外，地理文本的撰写总是有选择性和人为性。地理不是一个不变的或者独立的变量，而是一种权力/知识的形式，一种总是与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密切相关的历史和社会的话语[9]。地理不可避免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地理铭写（Geo-graphing），是关于世界意义的文化和政治写作[13]。正是在这一理念之下，地缘政治转向批判地缘政治研究，并发展出流行地缘政治学分支，地缘政治也被界定为是关于地理意义和国家间政治的书写。
批判地缘政治学从根本上重新对“地缘政治”概念化，将其定义为一套复杂和有问题的话语表达和话语实践，通过各种案例不断解构地缘政治文本或话语，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14⇓-16]。这一研究理念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地缘政治学学科发展。但是，也正是由于批判地缘政治学过于由文本主义主导，其对话语的概念仍相对缺乏理论化，其理论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探索[17]。更为重要的是，其过于关注对话语和文本的解读，但是却很少以变革性和具体化的方式去了解和观察。因此，批判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性的和政治性的，而不是经验性的，也不是地区性和地理上的。批判地缘政治欲获得新的发展需立足于区域研究，通过补充区域专门知识和实地调研来深化批判性实践[18]。这已经在为下一阶段的地缘政治研究的新理念做铺垫。
虽然已经发现批判地缘政治话语或文本研究的不足，并已经在开展转型性的研究，却没有形成统一性的新认识或提出明确的研究新理念。批判地缘政治摧毁了地缘政治文本中的看似客观性的伪装，却也抛弃了唯物主义和国家行为体间真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的互动实践[19]。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流派认为，无政府状态下权力政治的3种不同逻辑不是行为体间臆想的结果，而是长期互动实践的产物，最终建构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20] ②( ② 温特归纳了3种不同的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霍布斯文化指的是国家互存敌意、互为敌人的无政府文化；在洛克文化中，国家承认相互的生存权利和财产权利，国家之间的主要关系是竞争关系；在康德文化中，国家互为朋友关系，国家不会使用暴力解决国家利益冲突[21]。)。受此启发，尽管国家精英、学者、大众、媒体等确实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撰写“地缘政治的脚本”，但是只有通过国家行为体间的互动并经受得住国家间“高级政治”的互动实践才能建构出真实的地缘政治世界。因此，要走出批判地缘政治的迷思，必须超越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反思主义阵营，不能仅仅重批判、重解构，而应将重心放在国家行为体间的互动实践下的“建构”上。国家行为体间的互动实践不仅受到客观的地缘环境条件的制约，也受到超越国家行为体认知的人为书写的非现实的地缘环境条件的制约。
作为当今和未来地缘政治研究核心和重大转向，地缘环境研究可以成为调和古典地缘政治和批判地缘政治间隔阂、深化“地理铭写”并重振地缘政治研究中政治属性的重要支撑。通过借鉴历史学（全球史、国际关系史、战争史等）、经济学（国际贸易、全球产业分工等）、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等相关学科有关国家间关联和互动实践的重要理论与方法，地缘环境研究在跨学科交融中已然形成综合而又包容的研究理念。地缘环境的研究理念是以多元地缘体间互动实践为中心，将“地缘环境”视为多元地缘体互动实践的“信息”或称决策信息集，也是多元地缘体互动的结果。其中地缘体是指能够独立参与国际相关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行为体，既有传统的国家行为体，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政党、利益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而多元则是指在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中同时有超过一个国家行为体或者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参与。地缘体行动决策既有在完备的地缘环境信息下的互动，也有在不完备的地缘环境信息下的互动，更有甚者是在难以甄别地缘环境信息真假的情况下的决策。完备信息在此借用经济领域和博弈论中的定义，即对所有参与的地缘体来说能够了解到其他参与的地缘体的一切信息，也即所有参与的地缘体拥有对于某种地缘环境状态的全部信息。但是，由于不同地缘体的角色、职务和获取信息、分析信息的能力等众多差异，往往导致不同地缘体是在不完备信息下的决策。同时，由于媒体、精英话语、网络传播等导致的信息失真，造成地缘体的行动是在难辨真假的情况下的决策。地缘环境既是地缘体决策的依据，是制约其行动的深层结构，也是地缘体互动的结果。因此，物质性的制约（真实的）和“观念”的作用（虚构的或行为体的理念）同时存在于地缘环境信息集中。如果地缘体接受地缘环境文本中的内容并据此采取行动，那么无论地缘环境文本中的内容真实与否都将产生地缘政治影响。克服唯意志论（观念或书写）或避免各种决定论（地理环境、经济）的关键就是地缘体的互动实践。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就是在坚持观念（文化）的首要作用的同时并没有抛弃物质的作用，被称为弱式物质主义[21]。但是温特所强调的仅仅是深层次的文化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进而产生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而忽视行为体决策的复杂性。地缘环境概念包含文化内容（理念结构），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物质要素的历史上制约的呈现，能够帮助地缘体界定自我与他者、身份与利益等。

3 地缘环境研究议程

根据地缘环境研究理念，并结合已有跨学科研究成果，地缘环境研究议程如图1。由图1可知，地缘环境研究可以归纳为三大研究议程：即地缘环境要素解析（包括本底、关联、结构3类要素）、地缘环境时空过程与机制表达和地缘环境支撑体系设计。地缘环境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其理论主要来源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地缘政治学不仅为地缘环境研究提供了本底要素对国际政治的作用方式与影响大小，还为其提供了空间分析范式，有利于整合多要素跨领域的共同作用[11]。国际关系学对行为体基于权力与安全的行为决策研究和有关无政府状态下的3种文化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为探讨地缘体与地缘环境互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21]。社会学有关社会发展演变的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结构化的理论研究则为不同尺度地缘环境演变、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与参考[1]。地缘环境研究方法除借用传统的一些分析方法外，还可以吸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方法。
图1 地缘环境研究议程

Fig. 1 The agenda of geo-setting research

根据地缘环境的定义，其至少包含本底要素中的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社会经济要素、关联要素中的各种地缘政治、军事、经济关系等和结构要素中的空间、物质和理念结构[22]。因此，地缘环境研究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对此三大要素进行解析。这是地缘环境研究议程中的首要任务，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对地缘环境本底要素的研究就是要对本底要素进行科学、完整的分类、收集与整理。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是由于学科分化和研究领域的细化，研究者往往关注自身所研究区域和领域所需的数据，而忽视其他地区和领域的数据。例如研究日本经济领域的书和论文较多[23]，而研究日本政党政治和公务员制度的成果相对较少[24-25]。虽然不能武断得出本底要素在影响国别地缘环境变化或者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局势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其却可以成为推动国别地缘环境演变、国家决策和互动实践的重要依据和工具。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国内社会变化的矛盾起因就在于1700年前后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已经趋于饱和稳定，但上层统治阶层习惯性的奢靡之风持续扩大，为维持高消费不断剥削和压榨武士和农民阶层，最终诱发国内暴动[1]。而作为大国地缘战略交汇区的乌克兰，由于其内部民族、语言、宗教、党派等天然的东西分离，为大国介入和博弈提供了极佳的条件，而这些内部要素则成为大国博弈的抓手和工具，极大地影响了乌克兰的地缘环境稳定[26]。批判地缘政治学过去十年的发展也正在朝着扎根于区域研究来深化其批判性实践[17]。随着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程度加深，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国内相关学科如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地理学等加大了区域与国别研究[27-28]，这与地缘环境研究议程中的本底要素研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地缘环境本底要素的研究可以借鉴和吸收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相关成果，丰富和完善对本底要素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由于地缘环境本底要素涉及面极其广泛，在跨领域相互联系和作用之下，难以真正地甄别事件发生原因。因此，要对国别和区域中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形、地貌、气候、河流等和人文社会经济环境中的政体、政党、经济、民族、宗教、人口等进行全面地分析。
在此基础之上可以开展地缘环境的关联要素的研究，如果说本底要素的研究主要在国家和地区尺度，那么关联要素的研究则同时涵盖跨国界的非国家地缘体间、国家间、地区和全球尺度。这是当前国内地缘环境研究热点，也是重点[29]。但是对于地缘环境研究中的关联要素需要包含哪些内容，以及不同的关联领域如何刻画并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因此，整体而言并没有形成系统，而只是零散研究集合。地缘关系可以简要将其划分为地缘政治关系、地缘军事关系、地缘经济关系、地缘文化关系和地缘资源环境关系等[30]，刻画方法主要是库伦引力模型、事件分析法[31]、社会网络分析法等[32]。借助GDELT数据将合作与冲突数据依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层面进行归类，为刻画不同阶段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提供了较好的数据支撑[33]。当前学术界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领域[34]，地缘文化和地缘军事关系的探索较少，地缘经济关系的刻画主要通过国家间的商品贸易流、投资流、产业分工和产业价值链等[35]。因此，地缘环境关联要素的刻画要做到系统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同时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资源环境等领域的国家间、地区和全球尺度相互联系，同时加强尺度的下推使其涵盖跨界的非国家行为体间关联刻画。除此之外，要对地缘关系加强前向和后向的研究，前向研究是指探讨地缘关系形成的原因[36]，后向研究则是指分析地缘关系的影响，特别是不平等相互依赖关系导致的影响[37]。对于当前关联要素的研究而言，由于缺乏跨学科知识储备和跨领域相互作用的全面理论基础，探讨地缘关系间的跨领域互动和地缘关系的影响仍然较为艰难。
地缘环境的本底要素和关联要素促成地缘环境结构要素的形成。有关结构要素的研究在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中都是重中之重，古典地缘政治学中的“心脏地带论”“边缘地带论”核心—边缘论等都是空间结构探索的经典理论[5]。国际关系学中华尔兹[38]的结构现实主义和温特[38]的建构主义则分别探讨了无政府社会中的物质结构和文化结构。因此，对于地缘环境中结构要素的研究既要探究作为构成物的空间结构、物质结构和文化结构，也要探讨作为过程的结构和结构系统[39]。但是，当前对于结构要素的研究中,作为构成物的结构与作为过程的结构研究之间存在脱节，往往忽视了作为过程的结构，而过于强调了作为构成物的结构。由此导致地缘政治学中对特定空间或地方的强调被批判为地理空间决定论[40]，而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推理中因为忽视观念或文化（理念结构）而不能很好的处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而被诟病。如果细读麦金德、斯皮克曼等的著作，就会发现理论背后阐述更多的是有关国家间关联，正是基于全球视角下有关国家间的关联分析才得出不同的空间结构。对国际关系学中的物质结构和文化结构批判而言依然是有关国家间关联，两极格局下的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以及作为同样的美日“贸易战”和中美“贸易战”之间依然表现出差异性，其原因就在于前者存在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的差异而后者则存在国家间的军事实力差异。这些更细论证在《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和证明[41]。因此，对于地缘环境中结构要素的研究要强化作为过程性的结构的研究，要在结构系统演变和结构的两种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探索结构性要素的特征。
地缘环境研究的第二项议程是地缘环境时空过程与机制表达，包括不同尺度地缘环境演变、空间分异、驱动机制和地缘体、地缘环境与国际政治互动两部分。这是地缘环境研究热点和重点，当前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地区尺度，全球尺度尚未涉及[1,32]。加强对不同尺度地缘环境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深入综合掌握国别、地区和全球地缘态势，而且有助于识别不同尺度的地缘风险和制定有效的应对战略。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中的“心脏地带论”、海权论和国家有机体论，从地缘环境视角而言，背后阐述的分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国别地缘环境[42]。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皮克曼在对美国面临新的地缘环境分析基础上提出了边缘地带论。在地区尺度上，科恩通过重新定义环境，选择“Setting”一词取代“Environment”，并将其定义为由地理特征、模式和这两者形成的多层次地区组成，进而对全球不同地区的地缘环境进行了详细地分析[43]。在全球尺度上，弗林特等借助世界体系论，通过分析世界历史系统和世界经济系统，同时借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将国际政治活动放入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背景中构建起全球的时空信息矩阵，再引入权力和地理尺度，实际上展现了不同时期的帝国面临的全球地缘环境[5]。以上研究为开展不同尺度的地缘环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但是仍存在3点不足。① 缺乏对不同尺度地缘环境动态分析。美国从海权论转向边缘地带论就是得益于对其地缘环境变化的分析。然而，当今地缘环境研究往往集中于对特定阶段的地缘环境分析，缺乏对长时段的地缘环境演变及其空间分异的探讨[1,3]。② 过于偏重对大国博弈的地缘环境分析，而缺少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无论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还是马汉的海权论，以及基辛格的“大外交”、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等都是服务于大国竞争。热衷于对冲突地区和重要国家的研究必然导致对作为整体的全球尺度的割裂，同时也由于缺少对国家间和地区间互动下的地缘环境研究而无法较好地理解地区和全球尺度的地缘环境演变。③ 对不同尺度地缘环境分析方法与驱动机制探讨不足。国内已有部分研究成果探讨了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和地缘战略交汇区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思路[44]，但是对于地区尺度和全球尺度的地缘环境分析方法及其演变驱动机制探讨仍没有出现。地区尺度地缘环境要立足于区内外国别地缘环境和国家间互动的分析，而全球尺度的地缘环境演变则需根植于地区间的互动。卡赞斯坦的《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为理解全球尺度地缘环境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45]。
为了探讨地缘环境的时空过程和机制表达，还需加强地缘环境、地缘行为体与国际政治的三者互动研究。古典地缘政治由于隐藏了地缘体，较少有直接探讨地缘体与地缘环境之间的互动。但是通过阅读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并将其置于全球大国博弈之下，我们不难发现麦金德其实分析的是英国面临的全球地缘环境及其对外行为[46]。批判地缘政治学、流行地缘政治学、女性主义地缘政治学等虽然转向对政治精英、研究学者、媒体、女性等行为体的研究，但是却仅仅探讨行为体的话语、文本的建构作用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47]。国际关系学主流理论一直强调对行为体的研究，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以及新近发展的现实建构主义等，均探讨的是行为体行动原因及其国际政治后果[48]。这源于国际关系学理论构建过于依赖对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忽视了真实的现实世界[20]。因此，地缘环境研究不仅显性化了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中不同尺度的地缘环境研究，而且特别强调对不同地缘行为体（国家和非国家）所面临的地缘环境分析。对地缘环境、地缘体与国际政治三者互动研究将打破单一学科局限，促进对复杂现实世界的国际形势演变的理解（图2）。
图2 地缘环境与地缘行为体互动

Fig. 2 The interaction of geo-setting and geo-actors

地缘环境研究的第三项议程是地缘环境支撑体系设计，包括地缘环境数据库、评价模型构建和系统平台建设。由于地缘环境同时涉及本底要素、关联要素、结构性要素、不同地缘体以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尺度，整体来看全球的地缘环境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分析力图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如何运作，包括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政治框架、文化环境等，并把所有这些方面当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看待[49]。这既为复杂巨系统的地缘环境研究提供了现实背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阐述），也为开展地缘环境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技术层面上，陈军等以“数字周边”为切入点，探讨了数字化建模、定量化分析、可视化表达等基本技术内涵，继而从境外信息获取、周边信息分析、信息集成分析等三方面提出了“数字周边”的总体技术架构，然后指出周边信息分类与建模、地理空间信息整合提取、地缘环境信息建模、动态信息服务等亟待研究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50]。Ge等探讨了地缘环境系统的模拟，得出地缘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具有层次性、地缘性、综合性等特征，可以采取分层次、合理概化、数值逼近等方法进行系统模型，特别是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通过异构数据挖掘、机器学习、高性能计算等方法，渴望发现纷繁复杂的地缘环境系统中蕴含的要素关联关系，预测与干涉系统演化过程[51]。以上研究为开展地缘环境数据库、智能分析平台和评价模型构建研究提供重要的可行性论证和理论、技术支撑，若结合已有地缘环境理论与案例研究，能够很好地推进此研究议程的开展[52]。

4 地缘环境研究路径

结合已有的地缘环境理论与案例研究[1⇓⇓-4]，地缘环境研究路径可以概括为跨领域互动、跨尺度耦合和多元地缘体博弈（图3）。为详细阐述地缘环境研究路径的思想，本文将结合缅甸北部民族武装冲突进行案例解析。选择缅北冲突作为案例，原因在于该冲突持续时间长、涉及行为体多以及在多个尺度具有影响，满足地缘环境3条研究路径的特征，具有很好的案例代表性和典型性。缅甸北部涉及范围主要是缅甸北部的克钦邦和掸邦地区，冲突不仅仅指缅甸政府军与少数民族武装之间，还包括不同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缅甸北部武装冲突问题不仅涉及到边境安全、毒品经济、地区自治与国家统一、跨境替代种植、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民族与国家认同等不同领域，同时还牵涉到包括各少数民族武装、跨境民族、两地民众、缅甸军政府、缅甸民盟、中国中央政府、中国地方政府、东盟、美国等在内的众多国家和非国家地缘体。因此，缅甸北部武装冲突问题已经远远不是缅甸国内的地区性问题，而是同时牵涉到缅甸北部、缅甸全国、中国云南省及边境地区、中印孟缅、中南半岛、中国和美国等不同尺度的全球性问题[53]。因此，只有超越单一要素、单一尺度和单一行为体[54]，全面分析缅甸北部在跨领域互动、跨尺度耦合和多元地缘体博弈下的地缘环境，进而展现缅北地区的地缘环境和不同地缘体在地缘环境制约下决策，才能真正理解缅北冲突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图3 地缘环境研究路径

Fig. 3 The approaches of geo-setting research

4.1 跨领域互动

地缘环境研究通常以地理环境为基础，离不开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乃至自然等领域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下的跨领域互动[4]。缅甸国土北高南低，东、北、西部均为高山和高原，中央为大平原，地形差异显著。缅北地区地处克钦山脉南部和掸邦高原北部，再加上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的天然阻隔，造成其北部地理环境先天较为闭塞，外部连通性不高[55]。因此在历史上，缅甸经济长期存在明显的二元分立的局面，平原开放发展，山区保守落后，彼此几近隔绝、少有联系和贸易[56]。特别是殖民时期，英国在平原地区实行直接管辖，在北部少数民族地区依靠各民族头领实行间接统治，保留了当地的传统制度和少数民族上层的特权地位，导致缅甸中央与北部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分权情形[56-57]。与此同时，英国传教士深入到缅甸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基督教，造成很多少数民族放弃原有宗教信仰而改信基督教，使得少数民族同缅族的关系越来越疏远[58]。因此，缅族聚居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差距与文化隔阂不断扩大，这为缅甸独立后的联邦制建立与民族武装冲突埋下了伏笔。
因此，《彬龙协议》的签订从一开始就难以真正得到有效贯彻，地方武装割据加上民族、宗教、经济、文化之间的隔阂导致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矛盾重重，武装冲突不断[59]。自1945年至奈温政权结束，缅北冲突历经5个周期。这些冲突不仅没有打击、消灭少数民族武装，还让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发展了一种自给自足和自卫的文化，军队和领土都得到了扩大，并通过跨境黑市交易获益丰厚[60]。除此之外，缅北地区长期的冲突为鸦片种植与毒品贸易提供了“温床”。为保障少数民族武装的财力支持，缅北地区经济发展畸形，以大量鸦片种植或贸易维持生计。自20世纪50年代初引入鸦片种植和贸易后，缅北地区鸦片产量从最初的600 t左右增至80年代的2000 t左右，贩卖网络遍布东南亚、远至欧美，使缅北地区出现了少有的畸形繁荣，成为少数民族武装的重要给养[61]。20世纪90年代后，长期冲突导致多方都陷入战争疲劳，基层压力陡增，缅甸政府改变这种以武力为手段的强硬方式，陆续与少数民族武装签订停火协议，并通过停火资本加强了在缅北地区的管控[62]。“停火资本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改变政—商关系，扩大了缅军政府对土地和资源的控制，但是也推动了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对跨境贸易通道、口岸和原材料地的争夺。缅北地区赖以生存的农林边贸收益被中央政府不断占取，导致毒品种植的再度复燃以及2010年以来以贸易通道和口岸争夺为目标的新一轮武装冲突[60,63]。
通过以上长时段分析可知，缅北冲突的原因早期主要表现为缅甸军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之间有关国家统一还是高度自治的政治斗争。而这又与缅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英国殖民时期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导致的民族、宗教、文化的二元对立有关。缅北地区的停火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化解冲突，还让冲突的经济原因增强。针对贸易通道、口岸、原材料地的争夺成为新时期冲突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对缅北冲突的分析需同时分析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等领域，特别是跨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4.2 跨尺度耦合

缅北冲突从冲突地来看，主要在缅北地区，缅北少数民族也总是遭受损失最大的。这容易使研究局限于缅北地区尺度，但是长期的冲突导致缅甸整体经济发展受阻，加上1987年经济改革失败，民众大量财富流失，缅甸被联合国定为世界上10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64]。且为了应对冲突，缅甸政府每年1/3的财政用于军事，严重剥夺了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源，人民生活难以为继[65]。这就使得缅北冲突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问题。军人集团只有借助打压少数民族武装建功立业，才能为后续升迁积累政治资本，却使其慢慢失去民心。这可以从其全国性选举结果看出，除2010年因民盟没有参与大选缅甸联邦巩发党而获胜之外，其余选举都均告失败[66]。经济危机、社会矛盾激化、民族武装叛乱加剧直接导致奈温政权被迫下台。奈温政权结束之后的停火协议的签订关键因素之一就是防止少数民族力量与民主力量结合，进一步推动缅北冲突问题的全国化[62]。
由于缅北地区位于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三岔口交汇处，缅北冲突问题也呈现着地区化的态势，威胁着周边国家的边境安全态势。奈温政府时期，少数民族武装为支撑自身财力在缅泰边境大量走私毒品，造成边境地区武装冲突、毒品泛滥、黑帮盛行等问题复杂交织[54]。20世纪90年代实行“停火资本主义”以来，缅泰政府共同合作打击边境毒品犯罪，一定程度上消减缅北冲突频发的温床；同时，缅新军人政府通过“停火资本主义”引入中国跨境商企，使得缅甸政府、缅北少数民族武装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跨境贸易联系[67]。此时，中国参与缅北地区的替代种植、跨境贸易主要是为了减少鸦片种植与毒品贸易带来的非传统边境安全，促进中缅边境两侧的共同发展，巩固中缅之间的友谊。新一届缅甸军政府吸取了奈温政府失败的教训，在2000之后在人权、禁毒与反恐三大问题上迎合美国，以便缓和与美国之间的对立关系，换取美国放弃对缅甸的经济制裁[61]。由此使得缅北冲突问题走向国际化[68]。
从全球尺度上看，缅甸地处亚欧大陆边缘地区，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斯皮克曼在《和平地理学》一书中曾指出，边缘地带区一直是海上力量与陆上力量斗争的关键地带；海上力量需要将边缘区作为控制大陆力量的重要据点，以防止欧亚大陆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69]。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缅甸成为争夺的焦点。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抬升了缅甸的全球战略区位价值。对中国而言，缅甸作为规避美国“第一岛链”遏制和马六甲海峡航道局限的重要通道，成为“走出去”“一带一路”等倡议的重要组成地区，导致中美在此博弈加剧[55]。特别是2011年缅甸民选政府上台后，美国逐步解除对缅制裁政策，开始扩大对缅援助，鼓励美企对缅投资。另外，巩发党也采取关系平衡战略，进一步强化与中国经贸合作。但是中缅能源通道、贸易通道等都必须经过缅北地区，必然加剧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对缅北地区贸易通道和口岸的争夺[70]。而缅北冲突也将成为美国同时牵制缅甸政府和中国的重要工具，美国既可以通过人权、民主等借口谴责缅甸军政府以否定其政权的合法性，还可以通过资助克钦民族武装助推缅北冲突，阻碍中缅经济走廊建设。除此之外，日本的“南下”战略和印度的“东向”战略都不约而同指向中南半岛，缅北冲突的全球化影响得到加强。
因此，对于当前爆发的缅北冲突的理解必须跨越领域陷阱，不仅要从缅北地区和全国尺度进行解读，还要从地区尺度和全球尺度进行探索。特别是要建立跨尺度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实现对缅北冲突分析的跨尺度耦合。

4.3 多元地缘体博弈

在跨尺度耦合的作用下，缅北冲突不仅涉及缅军政府、各少数民族武装、缅甸民众、缅甸各政党，还牵涉到中国政府、云南地方政府、美国、东盟、非政府组织、跨境商人等多种类型的国家与非国家地缘体。这些多元地缘体间相互斗争博弈，造成缅北冲突的持续性与复杂性。由于缅北地区与中国云南省接壤，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边境安全和稳定，有时会牵涉到缅北冲突问题。如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残军曾一度在缅北地区制造冲突矛盾，并通过毒品贸易和美国援助维持战力[70]。50年代末，在中缅两国的共同打击下，国民党残军被剿灭，中缅边界正式划定。20世纪60—80年代，面对奈温军政府强硬的少数民族政策，缅北数十支少数民族武装共同反抗中央政府，其中尤以缅甸共产党实力最强，曾一度控制缅北达10万km2左右的土地，武装人数达到2万余人[71]。但随着自身的严重腐化以及中国政府的中立态度，缅共武装最终衰退并肢解。
缅甸新军人政府上台以来，改变奈温时期的以军事围剿为主的政策，反而采取和谈为主、打击为辅的方针，与少数民族武装取得了短暂的和谐。同时，缅甸与中国通过共同推动“替代种植”计划、口岸通道合作、中缅基础设施建设等维护中缅边境安全[72]。但21世纪以来，缅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在缅北木材玉石、口岸通商、投资项目建设等方面争议扩大，导致2009年以来新一轮的武装冲突。此外，美国及代表其利益的部分非政府组织也试图挑起缅北争端，阻碍中缅之间的经济走廊建设。例如经过中缅两国签署协议与前期立项（包含全面环评与科学论证），密松水电站于2009年底正式开工[56]。但是由于项目选址在克钦地区，克钦独立军武装及背后的美国势力以生态保护为由一直抵制该项目并诱发2011年的武装冲突，使该项目最终搁浅至今[56]。因此，缅北冲突在早期主要表现为缅甸军政府与各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博弈，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有泰国和中国介入，但是自90年代以后，缅北冲突的参与者已经完全超越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跨境商人、民众、利益群体等不断融入，推进了缅北冲突的多元地缘体博弈格局的形成。

4.4 地缘环境研究路径与缅北冲突解释

通过对缅北冲突的跨领域互动、跨尺度耦合和多元地缘体博弈分析，能够全面展现缅北冲突涉及到的不同尺度的地缘环境，如不同时期缅甸和缅北地区的地缘环境，还能分析缅北冲突不同地缘体面临的差异化的地缘环境制约。正是不同尺度的地缘环境与不同地缘体面临的地缘环境差异共同决定了缅北冲突的发展与走向。在早期由于学科的划分和学科之间的隔阂，已有研究成果往往只能聚焦于某一尺度、某一要素或者某一地缘体，难以真正的将长时段的跨领域互动、跨尺度耦合与多元地缘体博弈汇聚在一个分析框架和主题之下。但是最近的研究通过围绕单一的问题已经进行了较好的理论与方法积累，如地缘政治对地缘战略区位变化的动态研究[73]，国际关系学借用双层博弈模型对国内博弈与国际博弈双层博弈下的国际问题的研究[74]，以及边界研究最近得出动态边界和边界的多尺度性质的结论[75]等都不同程度的展现了跨领域互动、跨尺度耦合和多元地缘体博弈。
因此，只有通过以上3条路径的同时进行才能突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过程，展现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尺度本质。地缘环境研究就是致力于实现3条研究路径的整合，展现对国际问题的综合探索，避免陷入单一领域、单一尺度和单一行为体解释的不足。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本案例仅以缅北冲突为例展现了地缘环境研究的3条路径，而不是不同尺度的地缘环境和不同行为体面临的地缘环境制约。缅北冲突的地缘环境解析是另外一个问题，限于篇幅无法在此阐述，需要单独进行。

5 结论与讨论

地缘环境研究开展已经10年有余，期间积极借鉴地理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在概念构成、要素解析、时空分异特征、定量评估预测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这些研究主要以广泛的各学科知识为基础，或偏重客观的视角，或偏重主观的解读，但大多仅停留在一些浅层的分析和共识，缺乏对地缘环境研究理念和研究路径的挖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回顾，提出进行地缘环境研究的核心理念、主要议程和研究路径，以期深化未来的地缘环境研究。
本文首先认为，地缘环境研究的理念是地缘环境可以看成是多元地缘体互动实践的“信息”或称决策信息集。地缘环境既是地缘体决策的依据，是制约其行动的深层结构，也是地缘体互动的结果。根据地缘体行动决策的需求以及地缘环境信息本身的完备性，地缘体可以在有完备的地缘环境信息下、不完备的地缘环境信息下，甚是在难以甄别的地缘环境信息真假的情况下进行互动决策。这样的理解有利于同时考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体的物质信息间的互动作用，更深入、切实地研究地缘环境的状态及演变驱动机制。
根据地缘环境研究理念，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地缘环境研究议程主要分为3项。其中，第一项均为地缘环境的本体要素研究，分别为本底要素、关联要素、结构要素3部分，侧重于深入理解各要素本身的特质和形成机制。跨领域互动、跨尺度耦合和多元地缘体互动将为地缘环境关联要素和结构要素的分析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后二项则为地缘环境时空过程与机制表达和地缘环境支撑体系设计。这3项研究不仅试图从理论视角探究尺度、地缘体、地缘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动态机制探析，而且旨在结合大数据技术突破地缘环境的数字化与科学预测研究，理解地缘环境的现实复杂性。
为推动地缘环境研究各项议程的有效推进，结合已有理论分析提出地缘环境研究的3种路径，并结合缅北冲突进行案例解析。其中，跨领域互动主要从客观物质性的视角分析某一国家或地区内的领域分异和互动对其地缘环境的影响，比如缅甸内部平原和山地分割影响下的政治分权、经济分配和民族矛盾等领域相互作用塑造缅北地缘环境。与之相对，多元地缘体博弈则主要从主观认知的视角分析国家、区域或地方组织、社群等多元化主体间的相互利用或斗争对一国或地区地缘环境的作用，比如缅北冲突中缅中央政府、少数民族武装、中国、美国、东盟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争夺影响缅北地缘环境。另外，跨尺度耦合强调的是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等多个尺度的相互耦合联结下对地缘环境的影响。因此，不能仅从缅北地区的地方性尺度研究缅北冲突，而应同时考虑缅甸国家、中国—缅甸、东南亚和全球等尺度。对缅北冲突的案例研究很好的展现了地缘环境研究的3条路径，但是此案例的选择依然存在部分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缅北冲突的案例中地缘体缺乏经济利益集团的参与，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经济利益集团的影响已经非常显著和广泛，而本案例中虽然涉及到停火资本时期资本集团的作用，但是依然是国家行为体在背后起作用；二是缅甸作为大国地缘战略交汇区的事实，对于处于单一大国影响下的国家或者处于中立的国家借鉴作用有限。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例选取的普适性，但是从展现地缘环境的3条研究路径而言其依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地缘环境研究恰逢其时，成为中国不断认识世界的重要学术窗口。如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加速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变化，大国博弈使全球各国和地区地缘环境动荡不安。此时再次总结深化地缘环境研究，提出地缘环境研究的核心理念、主要议程和重要途径，有助于明晰地缘环境解析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重点，为揭示预判未来不同尺度的地缘环境动荡变化和不同地缘体面临的地缘环境制约提供学术支持，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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