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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77 >Issue 6: 1430 - 1445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206009

区域发展

跨国主义视角下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与地方嵌入

  • 马凌 , 1, 2, 3 ,
  • 谢圆圆 1 ,
  • 张博 , 1, 2, 3
展开
  • 1.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广州 510006
  • 2.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广州 510006
  • 3.广东省移民与城市研究中心,广州 510006
张博(1985-), 男, 甘肃天水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人口迁移、老龄化与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E-mail:

马凌(1977-), 女, 湖南隆回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是社会文化地理与旅游地理、知识人才流动与城市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1-03-19

  修回日期: 2022-02-15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8-1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17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30635)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0A1515010481)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9A1515011385)

收起

Place embeddedness of Chinese academic returne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nationalism

  • MA Ling , 1, 2, 3 ,
  • XIE Yuanyuan 1 ,
  • ZHANG Bo , 1, 2,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China,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3. 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Urban and Migratio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3-19

  Revised date: 2022-02-15

  Online published: 2022-08-19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183)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01170)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30635)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General Program(2020A1515010481)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General Program(2019A1515011385)

Fold

摘要

知识经济时代,地理学与世界移民研究越来越重视知识移民及其流动。本文以广州市高校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移民为例,采用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从多维视角探讨其回流和嵌入母国和回流地的动态过程及结果。研究发现：① 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工作机会和跨国比较发展优势,以及家庭关系和文化归属等;② 回流后高校知识移民面临着工作、生活、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再嵌入;再嵌入的过程和结果受到工作及工作环境等结构因素和日常生活等非制度情感因素的共同作用;③ 由于拥有较高的跨境智力资本和较强的跨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其地方嵌入过程体现出较强的能动性。跨国流动背景下,他们的身份认同表现为混合文化身份的跨地方主体性,其“家”的意义建构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特征。研究指出,多地方的社会嵌入通过跨地方的社会关系使得海归知识移民产生归属感,而并不完全依附于有边界的地理空间,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地理位置所定义的“地方”,而将关注点放置于基础的工作、社会关系网络与日常的生活实践。从微观和主体视角细致探究海归人才回流嵌入的过程与结果,可以进一步完善转型期知识移民的理论和研究框架,也可以为中国人才政策和发展战略提出指导建议。

关键词： 跨国主义; 回流; 地方嵌入; 高校海归知识移民; 广州

本文引用格式

马凌 , 谢圆圆 , 张博 . 跨国主义视角下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与地方嵌入[J]. 地理学报, 2022 , 77(6) : 1430 -1445 . DOI: 10.11821/dlxb202206009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ra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ge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ar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intellectual migrants and their decisions.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of these returnees in the literature. Taking Chinese academic returnees in Guangzhou as a case study, we apply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to explore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ir return and local embeddedness in their home country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The main streams of the inflow of Chinese academic returnees relate to job opportunities and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 family relations and cultural belonging. (2) After their returns, they have to face the problem of how to re-embed into work, personal life and social networks, and so on.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re-embeddedness is influenced by institutional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work and work environments, and non-institutional factors such as daily practices. (3) Academic returnees have a relatively strong sense of subjective agency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ir local embeddedness due to their relatively high cross-border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social network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the identification of academic returnees manifests as the character of trans-local subjectivity, and their construction of 'home' changes over time and varies by scale. We assert that a multi-place social embeddedness through trans-local social networks endows academic returnees with a sense of belonging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attach to geographical space with a fixed physical boundary. To some extent, this indicates the downplay of 'place' as defined by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we may focus more on social networks and everyday life practices of academic returnee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turnees' behaviors. A detailed exploration of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academic returnees' local embeddedness from the microscopic and subjective perspectives can further help us understand and enrich the migr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framework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and also provide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for China's talent policy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transnationalism; return; embeddedness; Chinese academic returnees; Guangzhou

1 引言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民的流动实现了人力资本的跨地区、跨国界转换,其流动的背后是不同区域综合实力的变化[1]。发展中国家如金砖四国的经济崛起,以及世界新的政治发展形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移民流动的格局,包括知识移民的回流迁移。知识移民是指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相应知识技能,在不同地域之间流动以提升与利用其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口,主要包括攻读学位的学生与至少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技术移民等[2]。他们往往有相对较高的综合素质和教育背景,是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也是促进人口质量提升和满足高素质人才需要的重要途径[3]。人才需求转型是区域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知识移民的回流能够带来国外新的理念和技术,对加快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政府尤为注重高端人力资本的核心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台一系列海外人才引进政策,1994—2009年的15年间招募了近4000名优秀海外学者回国[4]。以广州市为例,自1999年出台《广州市鼓励留学人员来穗工作规定》到2017年发布《鼓励海外人才来穗创业“红棉计划”的意见》,期间累计出台了近20项海外人才吸引与激励政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数据显示,2018年海外留学回国就业的人员（简称海归）学历分布中硕士研究生占比81.1%、博士研究生占比12.5%、本科及专科占比6.4%,高学历留学生已经占据了海归主流①（①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91021/5101741.shtml (2021-05-27).）。
由于国家发展与地方转型机遇的契机,中国正经历着海外人才回归潮,这类新兴移民群体背后复杂动态的地方嵌入过程得以呈现并越发重要。在此背景下,如何系统理解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迁移动力和机制、回流移民作为流动主体如何嵌入母国社会等对促进地方创新发展和回应当前世界移民研究的学术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开始兴起。在此理论范式之下,移民的主体性和流动性开始凸显[5-6],移民被认为是依赖于跨越文化、政治和地理边界的社会场域及其所连结的远距离分隔的地方社会网络,拥有着活跃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网络以及混杂的文化身份[7-8]。因此,本文在跨国主义视角和流动性背景下,以广州市高校海归知识移民为例,探讨其回流动力机制以及地方嵌入的过程与结果,以期丰富微观和主体视角下的移民研究,并为探索适合中国移民回流的本土化研究范式提供启示。同时,从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和嵌入的角度对移民与地方互动的效果进行综合分析,可以为国家人才和地方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启示。

2 相关研究回顾

2.1 跨国主义视角下的知识移民流动与回流现象研究

在全球—地方频繁互动的地理背景下,跨国与跨地方逐渐成为当代社会文化地理学领域理解迁移和流动性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回流迁移作为国际流动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多种视角的解释。第一种是古典理论视角,古典迁移理论强调迁入迁出地的工资差和对接收地更高收入的期待在个体迁移中的重要性,比如流入地比流出地具有更多的经济机会,提供更高的边际收益,人才就有可能流入这些地方[9]。因此当移民在流入地的实际报酬低于预期时,就会选择回流。第二种是结构视角,回流迁移主要被解释为社会经济以及家庭等结构化因素作用的流动过程。这一视角强调制度和地方语境的重要性,即：接收国的政策和政治经济过程、企业环境、移民的家庭需要等。第三种是个人发展与文化动机,如学术环境和个人发展前景被认为是海归教师选择回国的重要原因[10]。第四种是跨地方和社会网络,跨地方视角是主体通过（社会）网络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对地方的构建[11],对于知识移民而言,常规和持续的跨境社会交往不仅是必然而且是必要的,社会交往理论也提出知识移民会持续运用其跨界/境的社会资源来准备和安顿其回流。他们通过以往国外的生活经历、已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家庭的社会资本等来强化他们回流之后的适应和竞争能力。回流知识移民可以看作是与输出国和接收国都有着很强社会联系的可见和不可见的资源和载体。正是由于这些社会联系构建的跨地方网络影响着知识移民本身的迁移决定,同时也重塑了迁入迁出地的地理空间及社会经济发展。
跨国或跨境迁移是一种特殊的跨地方流动,迁移者通常被称为跨国（境）主义者。20世纪90年代初期,Schiller等将“跨国”概念引入移民研究领域[12],这一概念强调移民跨国界的社会场（Social Fields）,其核心是跨国社会空间和身份意识的重构。跨国主义认为回流是移民个体在跨国空间下进行个体身份和认同的重构,从而实现在场和离场、彼岸和此岸的统一[1]。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Portes等对跨国主义的概念提出不同见解,强调移民是通过“经常性的”“非制度化的”“个人和家庭的”等方式来实现跨国实践[12]。2000年Faist进一步补充跨国主义理论,提出跨国社会空间（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概念[13]。跨国社会空间具有超越领土的社会意义,是移民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的社会经历和关系,也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共同参与的政治、经济、文化过程[14]。跨国社会空间为回流移民提供了丰富的跨国资本与网络资源,使其回流决策成为资本增值的主动决策[1]。
从跨国主义视角看,回流被认为是流动循环中的必要组成部分[15]。移民与多个国家通过身份认同、归属感、社会群体关系进行社会与经济关系上的链接[16],其中包括回流之后的再流动。当知识移民返回家乡后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也是实现跨国主义的一种方式。回流迁移因此可以在各种跨境活动中得以体现,回流移民应该被视为更大跨境联系的一种形式。因此,本文立足于移民地理研究的“跨国与跨地方”“日常生活实践和微观化”的视角,探讨海归知识移民如何在跨国（跨地方）流动中重新建构“自我主体”的过程,及其在输出国和回流国等多地方情景下如何通过工作与日常生活维系多层的社会网络,适应不同地方的社会文化经济压力,获得与地方的协商和整合发展,这将有助于理解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和地方嵌入的过程、模式及结果。

2.2 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与适应研究

学者们在关注知识移民跨国和跨地方流动的同时,也越加关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人地互动和其动态复杂的嵌入过程。与以往地理学中采用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研究空间的建构过程相似[17],嵌入可用于分析跨地方流动背景下移民的自我建构过程（表1）。嵌入（Embeddedness）最初由Polanyi提出,主要是指关系、制度与文化等要素重塑社会—经济系统的方式[18-19]。至20世纪80年代,Granovetter运用嵌入的概念来解释个体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到诸如社会网络之类的背景因素中,并用移民的例子来解释嵌入性[20]。嵌入被广泛应用于一系列学科来解释迁移现象,社会嵌入特征是影响移民定居、迁移和返回的最重要因素之一[21]。对于移民而言,其社会嵌入与社会融入有较大区别。社会融入的概念往往基于芝加哥学派的经典融入理论,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将移民在目的地的社会进程看作是一个相对线性且被动适应和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同时也包含了此过程中代际的连续性,即第二代直至第三代移民会被完全同化成为主流社会的一部分。移民在社会融入过程中能动性有限,目的地的社会结构会主导其社会融入进程。相比较而言,社会嵌入则是非线性的、跳跃的,涉及（多）地方的社会整合,这种社会整合往往强调移民的能动性与制度、文化等结构化要素在日常生活中的镶嵌和互动。而对于目的地城市而言,嵌入过程也伴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结构性要素的重构。
表1 “嵌入”与“领域化”的概念类比

Tab. 1 The conceptual analogy between "embeddedness" and "territorization"

研究视角 研究主体 建构过程
领域化 空间 去领域化 再领域化
嵌入 人 脱嵌 再嵌入
自20世纪末,地理学开始将“嵌入”引入其相关研究之中,提出“混合嵌入”（Mixed Embeddedness）[22]等概念。21世纪初,嵌入这一概念不断被地理学者空间化,包括地理/空间嵌入[23]、多维/多地方嵌入（Multidimensional/Multi-local Embeddedness）[24]、多地点嵌入（Multi-sited Embeddedness）[25]等。嵌入的空间视角有助于理解移民嵌入地方的动态过程。移民可获得的资源和机会部分取决于他们生活和工作环境及目的地社会经济、文化和物质的特殊性[26]。不同的“地方效应”呈现出不同的机会结构[27]。一方面,移民都“嵌入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背景中”,其迁移行为可看作是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另一方面,移民迁移行为实质上是一个从迁出地“脱嵌”到迁入地“嵌入”的过程。地方嵌入具有情境性的特点,深刻地嵌套在不断融入和建构的人地关系之中。移民可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与空间策略,或与地方系统实现融合,或对地方系统产生抵抗,亦或与地方系统形成动态平衡的关系。
嵌入这一概念为研究移民回流后的适应情况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其本质在于探讨回流者对母国和地方社会的适应与协商。嵌入指的是一个人与地方或国家结构有意义的联系程度,主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与制度层面[28]。它强调地方内部和移民之间的联系与依恋（包括物质和情感）[28],尤其关注世俗的、基础的与日常的实践和关系[29],而跨国移民的迁移过程被认为具有多种嵌入与脱嵌、停泊与离开各个地方的过程[30]。对嵌入性的不同维度的识别有助于理解移民适应地方的复杂现实。移民可能较好地嵌入一个维度而对另一个维度的嵌入程度较低[31]。多维嵌入是指个体认同并参与一个或多个归属空间的持续过程[24]。其中,多维嵌入的多地方性（移民对原籍地、目的地与潜在的其它嵌入空间的归属）将对跨国主义的理解融合为一个分析框架[32];而嵌入的多维层面（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则有助于对个体日常生活的整体理解。需要强调的是,回流者的结构性力量、愿望和能力可以在嵌入的每个维度上发挥作用。因而移民的嵌入行为,可以看做是一种“个体化诉求自我发展空间”的自主行为,这一过程更多的是多尺度、多维度的社会文化和空间政治及互动过程,并受到多元社会关系的影响[33]。
随着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移民研究逐渐聚焦不同类型移民通过工作和日常生活等多重场景的跨地方实践嵌入流入地的过程及结果。已有知识移民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语境和经验,随着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基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移民回流研究相对缺乏。同时,以往国内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较偏向对其空间流动现象与规律的定量描述和宏观分析。而从跨地方流动主体的流动动机和主体身份建构、跨地方适应与体验、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等微观尺度的研究则相对不足。契合当下社会文化地理的“流动转向”以及日常生活地理学对地理流动中主体性的重视,移民如何在跨国空间重新建构“自我主体”的过程,及其与地方系统的适应、冲突和协商,需要更多案例的微观解释,以更细致地揭示移民嵌入的过程与结果,这对以往移民研究可以形成很好的实证和理论补充。

3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3.1 案例地选择与研究对象

截至2019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数有423多万人,占累计出国留学人员比例的64%左右,且回国人员比例占出国留学人员人数比例也呈上升趋势（图1）。其中,据广州市人社局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广州市留学回国人员已接近8万人②（②http://kjj.gz.gov.cn/xwlb/yw/content/post_2683528.html (2021-05-25).）。近年来,随着广州各项人才政策的出台,知识移民（包括海归知识移民）日趋成为广州人口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广州是华南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集中地,对这一地区的知识移民—地方关系的探讨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示范效应和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因而扎根广州市,重点探讨高校海归知识移民归国后嵌入本土的过程与结果。
图1 2000—2019年中国留学人员出国和回国情况

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0/indexch.htm)。

Fig. 1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and returning home (2000-2019)

出于研究需要,研究者将海归知识移民（Return Intellectual Migrants）界定为符合各城市引进人才标准的、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知识人才移民③（③根据《广州市鼓励留学人员来穗工作规定》(1999),海归留学人员的定义是“(一) 公派或自费出国学习,并取得国外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员;(二) 在国内取得研究生以上学历或者硕士以上学位后,到国外进修、做访问学者1年以上,或者从事博士后研究,取得一定科研成果的人员”。）。本文选取的高校海归知识移民,主要是指在国外或境外获得博士及以上学位,或者在国外或境外进修、做访问学者、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一年以上的高校教师或科研人员。

3.2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研究组通过深度访谈、滚雪球方法及目的性抽样获取第一手资料,同时结合受访者的履历等二手资料,对数据进行收集、分析、编码和比较[34]。研究组于2019年3月到12月在广州市开展实地访谈,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方法,对高校海归知识移民进行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为80~120 min。受访者共计32人,均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且回国时间都在一年以上。其中男性19名;女性13名,年龄从30~50岁不等（表2）。通过信息查询和熟人介绍等方式,注重涵盖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不同类型高校和不同专业领域（文科、理科和工科）以及不同留学国家和地区,以更好地达到访谈样本信息饱和。访谈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 海归知识移民的归国决策过程及动因;② 本土嵌入的过程（包括工作和日常生活嵌入的多维度层面）和结果（包括主体性认知、家的建构和地方意义与认同等）。
表2 受访者社会人口属性信息表 (N=32)

Tab. 2 The social demographic attributes of the respondents (N=32)

属性名称 属性信息 人数(人)
平均年龄(岁) 39 32
性别 男 19
女 13
籍贯 广东省 4
非广东省 28
婚姻状况 已婚 28
未婚 4
专业类别 理科 15
工科 8
文科 9
留学地区 北美洲 (加拿大、美国) 6
欧洲 (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奥地利) 13
大洋洲 (澳大利亚、新西兰) 5
亚洲 (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 8
职称 教授 9
副教授 11
讲师 12
访谈结束后,研究组编辑整理访谈内容,共得到约16万字的文字资料。本文采用扎根理论逐级编码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图2）,在已有的访谈资料上建构理论。
图2 基于扎根理论的逐级编码方法

Fig. 2 The step by step coding method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4 研究发现

4.1 高校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动力机制分析

4.1.1 工作机会：跨国政治经济发展比较下的理性选择和优势

海归知识移民大多可通过回流改善生活状况,突破社会的空间结构束缚来实现自身的社会定位和空间政治[35]。随着国外就业市场的逐渐饱和,不少回流移民难免会面临个人发展上的“玻璃天花板”现象,很多学历较高的海外移民的就业领域也受到限制。如在采访中有访谈者谈到,“从前景来考虑,欧洲最近几年的经济感觉不大景气,就业形势说实话没有我们国内好,我们国内机会比较多,国家和学校的各类科研经费相比较于国外也多,所以我觉得回国就业的话对我的前景发展比较好”（访谈对象17）。与此相对应,中央和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海外人才的政策。国内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对海外人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相应地就业机会也增多。“我觉得经济上其实也不单是工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整个产业的发展、城市的发展,现代化的情况……,这种发展我觉得体现在很多地方,就不单是说北上广深,包括其他二线、三线城市都能够明显地感受出来”（访谈对象7）。海归知识移民回国后,在母国社会具有一定的社会精英的优势,即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36]或人力资本的兑现与更大的就业自由。同时,高学历或高技术的海归知识移民大多具有专业的知识结构和多元的国际视野,这些使得他们回国有可能获得好的工作机遇,更加增强了他们的回国动机。
在回流嵌入的过程中,海归知识移民充分利用自身人力资本和能动性,在母国与旅居国之间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他们可以灵活地利用这种跨国的优势,来打破母国或旅居国单个社会所赋予的限制。回流后的海归知识移民灵活利用对母国与旅居国都熟悉这一社会文化资本,获得较好的工作机会和事业的收益,同时灵活地利用国内外跨境关系网络突破边界实现跨地方流动[37]。“原来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一些经验,能够直接以人作为载体的方式带回来,参与到这个地方的建设中”（访谈对象7）;“（回国后）广东省有一个关于海外人才引进的提案,是我主要参与执笔的”（访谈对象24）。在回流的过程中,海归知识移民自身作为嵌入多种不同社会关系的载体,他们充分利用在目的国获得的智力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在回国工作中积极适应并发挥其跨国学习和工作经验的优势。
同时,海归知识移民在跨国流动过程中逐渐建立了多重跨地方社会网络。除了国内的新的工作关系,海归知识移民也保持与旅居国的工作联系和情感联络,包括回访母校、参加工作会议、电子邮件联系等[38]。“我从来没有把我在韩国的东西丢掉,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回去”（访谈对象1）。跨国生活经历使得海归知识移民的社会支持并不仅限于母国社会,也包括在旅居国形成的社会支持体系。这种支持体系可以让回流知识移民更容易地得到其所需的帮助,如工作的信息和机会等[39]。“有重要学术会议的组会,我国外的老师还是让我参加。关于学术的讨论,我们现在基本上每个月都有联系,不光我导师,我跟那边很多老师关系都好”（访谈对象20）。国外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学术网络对于海归知识移民来说是重要的学术资本和社会资源,一些海归回国后仍继续与原来旅居国的老师或同学同事保持学术合作关系,这对于其维持国际学者身份和进入“国际学术共同体”及参与国际前沿课题十分重要。
在海归知识移民回流过程中,经济和工作发展机会仍然是其回流的主要动因。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崛起和高等教育对于科技与国际化的重视与推进,以及国家、各级地方政府及单位的各类海归人才吸引政策,为高校海归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和机会。而海归人才由于其跨国学习和工作经历,也为其在本土劳动力市场获得重要的跨国身份资本[40]和“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基于其旅居国和回流国发展差距中的人才优势和发展机遇。

4.1.2 家庭与归属感：生命周期下的个体角色转型

在发展中国家,家庭作为回流决策单位比个体做出回流决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41]。在家庭形成期,婚姻系统开始对个体形成约束,对于一些相对年轻的海归知识移民而言,配偶是否也在国外是影响其回流决策的重要因素。若配偶没有一起出国或配偶回国意愿强烈,他们选择回流的概率要更大。“主要是家庭原因,我老公非常坚定地要回深圳。当时我也找过美国的一些工作,但是一想到在美国工作的话,两人要分开两三年,就回来了”（访谈对象6）。同时,婚育任务导致部分女性海归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海外移民家庭的经济压力。出于缓解婚育成本的考虑,海归知识移民偏向回国发展。在家庭成长期,海归知识移民家庭经历重组,包括养育下一代和照顾上一代的角色。访谈中发现,有子女的海归知识移民更有可能回流。同时,父母意愿会对子女回国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独生子女一代,“照顾父母”日益成为他们选择归国的重要因素[41]。“我和我太太都是独生子女,都要考虑到家里老人的赡养问题。家庭因素是影响最大的部分。父母赡养的问题,我们俩在国外是解决不了的”（访谈对象18）。随着多数海归知识移民个体生命周期进入子女教育期与家庭成熟期,照顾父母和教育子女等多种家庭原因愈发促使其选择回流。
除了家庭关系,文化思维和深层的归属感也是海归选择回国的重要原因。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基础教育是在中国完成的,这使得其思想深受中国文化思维与习惯影响。旅居国外时,旅居者难免会遭遇文化差异,作为中国人旅居国外,许多受访者在移入迁入地时会面临“社会边缘人”的身份焦虑,即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中进行身份选择,在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文化心理中进行挣扎[42]。他们在旅居国社会中很难被完全接受,因而或多或少地成为边缘人。因此,大部分海归更习惯待在中国传统社会,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更容易产生亲切感,因而更加愿意回到母国[43]。“我觉得任何一个民族,都追求自己的归属感,还是呆在自己的地方最舒服,自己最熟悉的文化圈子肯定还是最适应和最自在的”（访谈对象18）。相比较于工作发展机会的经济理性选择,家庭和文化因素很大程度上是海归知识移民回流的“情感因素”。当然,海归知识移民由于其多元的跨国工作和生活经历,其最终在回流嵌入过程中的日常生活及“家”的建构上也出现了跨地方文化认同的特点,下一节将详述。

4.2 嵌入的模式：脱嵌与再嵌入

回流移民对母国和迁入地的适应过程,经历着“脱嵌”与“再嵌入”过程。海外旅居经历使海归知识移民不同程度脱嵌于母国社会,回流后他们需要重新嵌入母国这个“熟而不悉”的社会。而“再嵌入”是他们回流后基于“脱嵌”重新适应的结果。对母国社会的再嵌入过程中,他们面临着重新学习、经历和调适以便再社会化[44]。当国内曾经熟悉的环境变得与海外积累和内化的行为习惯相冲突时,他们往往需要一个再学习期来消解国内环境的冲击。

4.2.1 工作嵌入中的制度差异与适应

工作是海归知识移民归国嵌入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从国外工作到国内工作的嵌入和从国外学习到国内工作的嵌入。在回国之初,如前所述,多数海归由于在国内获得比较好的工作和发展机会,以及对国家发展机遇的认同而选择回国。但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高校海归知识移民在回国后的工作开始时,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样顺利。嵌入过程中,他们不同程度地脱嵌于工作层面,许多回流学者在起初融入和适应国内学术体系时面临着重重挑战[45],尤其是在归国初期。如一位理科背景的受访者谈到,“学术上有一些方面差异还是挺大的,比如国外的话,大学里面侧重于做纯学术的东西比较多一些,然后横向的项目就没有国内这么明显……,需要有一个思维的转换”（访谈对象15）。横向课题占用老师不少时间,如何平衡理论和应用研究、以及英文论文写作和中文论文写作之间的差异是多数高校海归面临的工作挑战。同时,行政内容占用过多时间、办事程序众多、制度不够规范、管理观念上行政与科研不适应等工作制度;工作与生活界线不明显、微信办公、信息多种方式重复通知等工作方式;办公硬件设施不齐全、办公位置较分散等工作环境等也是高校海归谈论较多的方面。
尽管国内工作单位有其相对稳定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式,但对于刚回国的海归知识人才而言,他们并不熟悉这些办事流程,因而在工作的各个层面需要重新嵌入。他们中大多数也会选择主动嵌入国内已有的工作体系,并重新学习国内的工作规则。比如,调整工作思维定势,主动适应国内高校工作的行政要求与办事手续,使用微信办公并增加浏览手机信息的频率,有效利用碎片化时间,规避没有必要的事务。“我会把碎片化的时间连到一起,做出一些改变。有时候会把几周的时间集中出来,这是我的写作时间,其他的事情我都尽量去规避,也会有一些这种策略,来应对现在处理工作的碎片化问题”（访谈对象19）。除此之外,同事的理解与包容对其更快地嵌入母国工作体系具有积极作用。部分海归知识移民表示,他们并没有试图要彻底推动改变国内现有工作体系包括行政体系,而是选择慢慢调适并适应。也有部分知识移民表示,他们也愿意推动一些渐进性的改变,取长补短,将国外的一些工作文化引入其工作单位,比如与国外合作的学术会议组织以及学术交流方式。
可见,工作嵌入构成了高校海归地方嵌入的最基本的结构性因素和基础。一部分在工作中适应较快的高校海归很快晋升成为单位的新学术骨干和学术精英,因而更倾向于扎根地方发展,同时由于其跨国的学术合作优势,对现有单位的工作环境建设有积极作用;而有一部分青年高校海归则面临着“非升即走”的多项学术考核的压力,回流后国内“学术网络”的缺失使其不仅未能及时转化和利用身份资本上的优势,而且还导致其在与国内学者的合作交流上处于劣势[45]。这部分青年高校海归仍然处于适应工作岗位和晋升压力的调适之中,少部分受访者表示不排除继续流动,“归海”国外或在国内更换城市或换工作。不论哪种情况,跨国或跨地方流动性是高校海归在工作中主动接受的方面,这也说明与劳工移民主体相比,知识移民主体往往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低替代性和社会资本的相对稀缺性,他们具有更强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体现在其嵌入过程不仅是被动的适应地方,而是也会主动寻求去“改造”地方或继续流动来实现其智力资本。

4.2.2 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地方嵌入

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也是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后需要面对的适应和嵌入问题。回国初期,海归知识移民会潜意识地保持在国外已形成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改变,仍以国外的生活方式看待或处理回国后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海归知识移民难免会遇到生活习惯、生活环境、居住空间、语言习惯、购物偏好、饮食结构等的国内外差异所带来的脱嵌,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舒适度。生活习惯上,很多海归知识移民表示不习惯国内环保理念不够强、不守规则等现象。生活环境上,拥挤、噪音大、卫生条件较差等不利于生活层面上的再嵌入。居住空间上,跨国生活经历使海归知识移民形成有别于传统非海归的选择标准。很多海归知识移民并不会优先选择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带,而是否接近原先国外的社区居住环境成为影响他们择居的重要因素。在不影响工作交通时间成本的前提下,他们更偏向“安静”、“舒适”类的社区环境。语言习惯上,许多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由于在国外多语言的环境的生活经历,回国后也因而成为“混合语言”的双语人士。他们对于母语与英语的使用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会根据谈话的对象、话题、场所等因素选择哪种语言或交错使用两种语言。他们也会保留部分语言习惯,比如将手机和电脑等系统设置成英文等。购物偏好上,一些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维持其购物偏好,同时寻求替代品。“到现在还是会保持之前（国外）的一部分购物偏好,但是肯定也是要做一些调整的。有一些如果说没有那么方便能买到的,就要寻找一些替代品”（访谈对象7）。在广州这样相对国际化的城市,不难找到曾经熟悉的品牌,其许多生活习惯也得以保留。饮食结构上,旅居经历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饮食结构,尽管他们更习惯中餐,但也会怀念旅居国的饮食。比如他们中某些人会坚持早餐烤面包抹黄油、果酱加奶酪,同时喝冷牛奶的习惯。嵌入过程中,他们大多选择中西式包容的饮食习惯,并会根据场合及需求变换。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他们适应自身角色的转换。同时,他们会主动将原有生活方式调整后嵌入地方的生活中,不断尝试用“混合”的生活方式“替代”旧的生活方式。随着回国的时间越长,大多数海归知识移民逐渐重新适应母国和回流地的生活。
对于海归知识移民来说,回国后难免要经历关系网络的变化,即在旅居国的社会关系可能被疏远。同时,多年离开母国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之前已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回国后尽管曾经的社会网络还在,但是需要重新构建、嵌入与维持。由于家庭内部的关系网络变化不大,他们需要嵌入的关系网络主要是来自工作和社会。在重视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他们的归国也是对母国以及地方关系网络的重新融入。回国后,他们的社交对象主要是家庭成员、同事、同行、朋友、同学等。而国内的社交方式,比如差异化的交际和相处方式、较多的人际交往、利益化的社交关系是适应的关键,这大多数情况下与旅居国社会交往情景差别较大。随着回国时间越长,海归知识移民愈趋于理性分析,会根据社交对象、社交场合来决定具体的社交方式。“比如我刚来的时候,我跟同事说,周末我们一起去喝啤酒,他说我不喝这个。估计这种喝酒方式他较不适应,可能（再说）这个就很难去沟通了。下一次我说我们一起去吃饭,他就说可以”（访谈对象15）。在这一过程中,同事和亲友等的态度可能会对关系网络的嵌入产生影响,甚至还可能对整体嵌入产生溢出效应。除了国内关系网络的嵌入,海归知识移民也积极维系国外的关系网络,包括邮件联系、参加会议、学术合作、定期回访母校等。在他们看来维持国外的关系网络不仅是一种情感的维系,更是工作关系网络的扩展。机会的识别和把握在于他们社会关系的嵌入,即嵌入到由不同人（强弱关系）和不同地方（地理位置分散）组成的网络。
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地方社会关系的建构等方面看,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旅居国的文化,事实上,国际化的交流与经历使文化认同能够跨越地域和文化的界限而存在。在文化交汇的语境中,旅居国文化与母国文化所代表的我者和他者的关系不仅有对立和冲突,而是能在接触中逐渐协商和调适。对于他们而言,融合或者整合的策略往往是最为有效的调适手段,他们在我者和他者交流以及在跨地方流动的过程中构建了多元文化的主体身份和一种既是母国也是旅居国的混杂的文化认同。

4.3 再嵌入过程中的跨地方主体性及其“家”和地方意义的重构

在地理学长期的实践中,地方在建构人的身份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跨国流动的背景下,跨地方流动对海归知识移民的主体性建构尤其重要。流动选择被包含在自我身份建构中,即通过不同的流动经历与多元的文化体验不断赋予个体身份新的意义[46]。随着地理的流动,自我在与他人、事件或事物的多重关系中不断重构,即自我往往同时作为多元关系建构的过程和结果。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背景下,海归知识移民与地方进行不同程度的互动,创造了某种无国界化和“世界公民”的身份[47]。在跨国流动实践中,海归知识移民的身份认同是与多个嵌入空间的地方性进行“杂糅”（Hybridization）的产物[48],常常表现为混合语言、跨地方关系网络、多元文化认同等。“刚开始会忽然间记不起某个词的中文是怎么表达的,就会讲英文,现在明显减少了。比如（刚回来时）说‘family zone’,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所以只能用family zone”（访谈对象4）。由于跨国社会领域活动中的多地方嵌入的自我感,因此他们的身份认同主要表现为跨地方主体性（Trans-local Subjectivity）的特征。“环境会影响你的一些认同,我们血统上是中国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如果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一点,你又会认同一些它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是一种比较比较混合的（文化价值观）”（访谈对象14）。在国内国外多次的流动中,他们的跨地方主体性表现得更加强烈,即强化的国家身份认同和多元的地方与文化身份认同。
同时,海归知识移民是不断建立和维持跨界的家庭、经济、社会、组织、宗教和政治的多重联系的“跨国移民”,其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主要基于跨国关系网络及跨国关系资本[14]。旅居期间,他们经常参与跨国活动,包括参加学术会议、探亲访友等。回流后,多数海归与旅居国的联系并未减弱,比如学术交流与合作、定期回访旅居国等。海归知识移民回流不仅是“回家”,也是归属地方嵌入[49]。海归知识移民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与情感依恋常常嵌入于不同的空间,根植于不同地方的关系网中,他们的地方感知与地方认同往往介于多个场所的多重关系之上,在地方归属和情感上会呈现出一种“多重地方关系嵌入”的状态[50]。“我以前认为只有家乡才是一个人的归属地,但是现在随着我走的地方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的在意归属……,去哪里都有哪个地方的精彩,有弊端也有好处;到一个城市就尽情地享受这个城市给你带来的好处,就不要考虑那么多弊端;如果换到另外一个城市,那也要去转换自己的心态,去享受另外一个城市的精彩。我觉得人不应该有归属矛盾”（访谈对象5）。随着流动的次数增加,多数高校海归的地方感不仅仅归属母国或旅居国,而是同时嵌入多个地方、社区与社会（出生地、旅居地、现居地及其它潜在的嵌入空间）,其归属感有着明显的跨地方的特征。
对于大多数高校海归知识移民而言,他们对于“家”的归属和依恋主要基于3个地方,分别是出生地（家乡）、旅居地和现居地。尽管出生地作为“家乡的”和“情感的”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必须以“故乡人”的身份回到“故乡”发展,但是他们仍旧与其老家保持联系,比如以作报告或者提供政策建议或资助的形式为家乡做贡献。事实上,多数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祖籍地位于非一线城市,这些城市提供的工作岗位很难与他们在国外学习的专业知识相匹配。因此,他们更愿意在广州生活,对广州这个城市也具有较强的认同。“我觉得广州是我的另一个故乡,第一故乡是我的家乡。我熟悉了大都市的生活节奏,总体来说我觉得在广州待得很舒服”（访谈对象19）。广州是一个有着较多工作机会与生活机遇的国际化城市,作为受过海外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可以将高薪职业与生活舒适的愿望结合起来。在社会关系地方嵌入过程中,他们自身的关系网络（家庭、同事、朋友等）也逐渐植根于广州,广州开始成为其”功能“和”情感“意义上的家。而归国之前的旅居地则更多是作为提供工作前沿信息与潜在机会的地方,在其回国之后仍然保留着其情感意义,是其曾经“功能的家”及另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记忆中的家”。在跨国网络中,部分海归知识移民通过夫妻一方“在家”与另一方“离家”这样的劳动分工来维护家的意义,进而形成一家人分居在两个国家的局面[51]。总之,尽管作为回流移民经历了母国社会的脱嵌与嵌入过程,高校海归人才仍从自身的移民经历中受益。
多地域嵌入意味着移民可以在不同的领土与非领土性的嵌入空间中结合不同维度的优势,在嵌入的多个空间中满足不同的需求。高校海归知识移民一般拥有较高的智力资本,跨国流动使其不完全被地方固定的社会结构所约束,在对社会经济机会、家庭和归属感的渴望与自身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他们可以不断地重新评估自己的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选择。海归知识移民回到母国,其对于“家”的理解也处于不断的重构中,并不囿于传统的血缘、学缘与地缘关系,他们对家的感知和构建既涉及回流地,又涉及来源地,同时还包括了其跨国经历。在流动过程中,“家”并非依赖于特定的地方,而是建立在将特定社会关系地方化的动态过程[52]。对于他们而言,“家”已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空间,还包括不同空间尺度的转换与实践[53],即：他们与不同地方的连接。家的意义也超越了物理空间（如房子）,更多的是个人意义、情感和社会关系植根的地方。在跨国流动过程中,“家”的含义在物理空间和文化意义、功能与情感、地方与跨地方等多个维度之间彼此冲突、协商和妥协[54]。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家”的建构因此呈现出一种跨地流动的特征,并不断形成“流入地即家”这一新的地方意义和地方归属。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以往西方对于知识移民的研究主要关注从全球南方国家向全球北方国家的移动（包括智力移民、高技术移民、高校国际留学生等）,随着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知识移民回流（尤其是北南迁移）开始成为当前世界移民研究新的关注点。顺应当前这一新兴移民话题,本文从跨国和跨地方的视角,以广州市高校海归知识移民为例,深入剖析了当前中国知识移民回流和地方嵌入的过程、影响因素及特点（图3）。研究结论包括：① 在跨国政治经济比较的背景下,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工作机会和跨国比较发展优势,以及家庭原因和文化归属等;② 高校海归知识移民不同程度脱嵌于母国社会,回流后面临着工作、生活、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再嵌入;其过程和结果受到工作及工作环境等结构因素和日常生活等非制度情感因素的共同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面临主体身份与地方意义的多重协商;③ 跨国流动背景下,高校海归的身份认同主要表现为跨地方主体性的特征,即：既是母国也是旅居国（地）的混合的多元文化认同、既属于出生地又属于迁入地的新的多元地方认同。他们的地方意义建构是与多个嵌入空间的地方性进行“杂糅”的产物,其“家”的建构也呈现出一种流动和多元认同的特征。
图3 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与再嵌入过程与结果

Fig. 3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 repatriation and re-embeddedness of Chinese academic returnees

与传统移民研究的迁移过程和特点相比,跨国知识移民由于拥有较高的智力资本和较强的跨境社会关系网络,因此他们的回流并不是线性的（如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移动和定居）,而是其循环流动的一部分。即,当知识移民返回母国之后,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持续流动也是实现跨国主义的一种方式。而相对应地,海归知识移民由于积累了跨地方的文化资本和跨国身份（智力）资本,因而在地方嵌入过程中体现出混合文化认同的跨地方主体性和主体能动性。多地方的社会嵌入（包括经济、文化、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等）通过跨地方的社会联系使得这些海归移民产生跨地方的归属感,而并不完全依附于有边界的地理空间,这一程度上突破了地理位置所定义的地方（Geographically Defined Place）,而将考察的关注点放置于基础的工作、社会关系网络与日常的生活实践中（图4）。一部分高校海归选择扎根国内和现居地,但与此同时也积极保持与国外和境外的学术网络联系和工作及文化交流,建立跨国关系网络;另一部分海归也并不排斥继续流动,可能选择“归海”或转换城市。这也体现了高校海归知识移民再嵌入地方过程中的关系性和空间开放性（Spatially Unbounded）,即高校海归的回流与地方嵌入过程中,虽然受到地方的结构条件（如工作机会、社会文化环境）的约束,但在全球化流动的语境下,一方面其工作不断地与跨国和跨地方发生联系,从而形成跨地方的学术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其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关系也不断突破特定地方或空间,体现出多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特征。当然,高校海归由于其所在的高等院校的事业单位性质,相比较于企业海归,具有更强的地方稳定性。但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其工作中的跨境与跨地方网络是其学术交流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他们回流后在嵌入地方的同时也会不断主动突破地方的领域化限制,在不同尺度上获得学术身份与学术认同。
图4 跨国主义视角下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模式

Fig. 4 The basic model of place embeddedness of Chinese academic returne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nationalism

5.2 讨论

本文论证了多结构因素（包括工作、家庭、文化等）在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因而提供就业机会与就业前景、家属安排等政策保障成为引进海归人才的重要举措。随着实现自我价值在回流决策过程中愈发重要,海归人才战略的实施也需侧重软环境建设。海归知识移民嵌入过程中难免会面临各种脱嵌问题,地方和高校应积极提供相关帮助和支持,比如帮助解决生活问题、改善国内科研环境、建立弹性管理体制等。流动与定居过程中,海归知识移民同时嵌入资本、知识、关系与情感的多重网络中,并不断形成多重主体与多元地方认同。因而在增强海归人才效益方面,以强化海归知识移民的“归属感”和“参与度”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环境建设具有一定意义。高知识移民带来的智力回流及其网络目前被认为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55]。海归知识移民积极参与各种跨国联系,这些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科研与教育的创新发展。同时,他们的回流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回流城市与旅居国城市的交流。由于流动性在回流嵌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尊重并支持知识移民的持续流动对实现回流移民与发展政策的期望具有重要意义。除了促使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并定居之外,国家政策还应支持或持续资助其跨国学术交流,以促进更频繁的知识流动与国际合作。
随着全球资本与人才的流动不断形成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灵活的劳动力布局,需要更多关注来进一步理论化这些跨国精英的经验和从这些过程中产生的新主体。在此过程中,从工作和日常生活地理学以及移民主体视角分析移民回流和嵌入的过程及结果对于理解转型期知识移民与地方的互动有着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首先,嵌入相对于经典的融入理论而言,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解释机制。这是因为在以往的研究中,移民往往被看作是最终将走向同质化的群体。他们的能动性经常被忽略,而倾向于认为他们终将依附和屈从于特定地理空间的结构性因素。事实上,移民的跨地方流动经常会伴随着有着强烈反差的异质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要素。嵌入同时强调了移民群体和地方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它认为主体的能动性与结构化的社会因素是互嵌和互动的,处于不断的协商之中。与此同时,海归知识移民的嵌入反映了他们对环境和地方意义的一种感知,即嵌入感。这种感知不同于以往移民对于地方的归属感,原因是归属感是基于特定地方产生的,而嵌入感是基于跨地方的社会网络和空间联系产生的,两者产生机制不同。最后,海归知识移民的嵌入强调一种关系性,尤其表现为他们的社会嵌入。在此,地方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地理空间而存在,其更重要的意义是承载跨地方的关系和社会网络。从这个角度而言,地方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具有严格边界的地理实体,而应当被抽象为多孔的,可被主体穿越的。海归知识移民的嵌入通过主体的社会空间联系不断重塑社会结构并重构地方。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理学对主体的能动性和地方概念的再认识,对社会嵌入的解读也蕴含着移民对地方的经济及社会文化诉求,这些诉求本身不应被忽略。嵌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后续研究需建立长期跟踪调查,以了解不同时点上的海归知识移民的再嵌入状况。在此基础上,后续研究可进一步细分并对比不同类型海归知识移民（如企业海归）的流动特征及其与地方的嵌入关系和互动,也可以结合问卷等定量研究方法对海归知识移民的归国嵌入机制及结果进行进一步检验和补充,以更好地形成综合理论,为人才和地方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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