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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75 >Issue 10: 2047 - 2060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02

地缘环境与“一带一路”

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地缘环境分析——兼论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

  • 胡志丁 , 1, 2 ,
  • 杜德斌 1, 2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 2.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胡志丁(1986-), 男, 江西人,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全球化与地缘环境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19-07-26

  要求修回日期: 2020-07-03

  网络出版日期: 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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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5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6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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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起

An investigation of Japanese geo-sett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okugawa Bakufu: A tentative examination of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geo-setting research

  • HU Zhiding , 1, 2 ,
  • DU Debin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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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2.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7-26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0-07-03

  Online published: 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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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871152)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6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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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地缘政治”一词创立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学已经历了120年的发展,期间诞生了众多理论流派,然而其影响却在日渐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发展思路以及由此导致对现实研究不足所致。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起步较晚,长期以借鉴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为主,直到2010年掀起以“地缘环境”研究为主题的复兴议程。地缘环境研究将地理知识和政治融入地缘政治分析过程中,这一研究方向与思路不仅有助于地缘政治研究的变革与创新,还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前期对有关地缘环境概念、构成、结构、模拟等内容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国别地缘环境研究思路、跨学科融合路径和分析框架,并以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为例,展现了跨学科融合研究视角下日本受国内外多要素、长时间、多尺度综合作用所导致的地缘环境演变,对其中涉及到的日本对内、对外的政策制定与变化也从其面临的地缘环境视角进行了解读。最后为深化对当前国别地缘环境研究提出了三条建议。

关键词： 古典地缘政治; 批判地缘政治; 地缘环境; 日本; 德川幕府; 一带一路

本文引用格式

胡志丁 , 杜德斌 . 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地缘环境分析——兼论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J]. 地理学报, 2020 , 75(10) : 2047 -2060 . DOI: 10.11821/dlxb202010002

Abstract

Although many theoretical school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thrived in the field of "geopolitics" in Western academia over the past 120 years, the influence of geopolitical research has been declining partly due to the lack of concern for realistic issues, which is embedded in its traditional research agenda. In China, geopolitical studies have mostly followed the Western approach until 2010 when a new "geo-setting" research agenda was launched. This geo-setting research agenda incorporates geographic knowledge and politics into the process of geopolitical analysis, which has demonstrated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ecause it not only brings reform and innovation to geopolitical studies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paper proposes a research approach an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nationa-state based and integrated interdisciplinary geo-setting studies, according to previous academic findings on geo-setting, including conceptualization, leading elements, structure, and simulation. This framework is illustrated by a case study of Japanese geo-sett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okugawa Bakufu. From an integrate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is paper unveils how the Japanese geo-setting had evolved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at multiple scales. It also sheds light on Japan's domestic and external policy formulation and chang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okugawa Bakufu. Finally, thre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the current nation-state based geo-setting research: (1) to continue to apply 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2) to highlight an integrated approach featured by multi-factor, multi-scale and long-term analysis; and (3) to pay consistent attention to long-term dynamic simulation.

Key words： classical geopolitics; critical geopolitics; geo-setting; Japan; Tokugawa Bakufu;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1 引言

自1899年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创造“地缘政治”一词以来,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120年的历程[1]。在此期间,西方地缘政治学诞生了古典地缘政治学、批判地缘政治学、流行地缘政治学、女性主义地缘政治学、新古典地缘政治学等众多理论流派[2,3,4,5,6],同时也实现了由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地缘经济到地缘文化,以及地缘文化到地缘（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7,8,9]。但是整体而言,西方地缘政治学所获得的赞誉与它所遭受的批评一样多。批判地缘政治学（又称激进地缘政治学）对古典地缘政治学的地理决定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以及为大国侵略提供借口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10]。而新古典地缘政治学则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批判地缘政治学用激进左派的“乌托邦”式的一厢情愿取代了帝国主义对古典地缘政治的一厢情愿,甚至认为批判地缘政治的反现实主义使得一国国防部、国务院、军事战略部门、国会、总统内阁的政府官员不太可能阅读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著作[6]。同时批判地缘政治大量借鉴社会理论,通过“反霸权话语”试图揭露、改变或“干预”现有的权力结构,但是也抛弃了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中所隐含的权力政治的空间维度、权力根植于世界本身的物质本质、识别的广泛的地理格局以及隐藏的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的历史。由此导致西方地缘政治学的整体影响力日渐减弱,而这恰恰也为开启新地缘政治研究的探索提供了思想。
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曾一度中断,时至今日也落后于人文地理学的其他分支,但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转折。这一方面是由于伴随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国家面临异常严峻的国际形势所导致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则因为地缘政治此次在中国的复兴有明确的主题和研究目标——地缘环境研究,所汇聚的合力[11],更是得益于以陆大道院士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的倡导和支持[12,13,14,15]。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地缘环境研究在概念、内涵、构成、分异、格局、评估、系统模拟、可视化等一系列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16,17,18,19,20]。地缘环境研究在理论层面不仅能完全使用地缘政治学各流派的理论,同时还能借鉴和利用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和已有研究成果,特别是与当今流行的3S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具有天然的衔接[21]。这就避免了古典地缘政治和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不足,也避免了因学科分化或研究传统固化所导致的脱离科学发展前沿的问题。地缘环境研究是当今地缘政治研究的新变革。
然而由于地缘环境研究整体处于起步阶段,有关地缘环境解析的理论与方法明显不足,为了促进其发展,国内已经召开了有关地缘环境专题研究的多次会议,并组织出版了“地缘环境解析的理论与方法”的专刊[22]。但是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地缘环境研究究竟应该分析什么（研究内容的类型划分）以及如何分析（研究方法的创新）,同时如何实现跨学科的融合,将不同学科知识、方法或已有的结论进行串联和应用,成为摆在地缘环境研究学者面前的难题。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特别是为推进地缘环境分析的规范化和实施分类指导,本文以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为例,尝试提出一国地缘环境分析的框架,作为前期对地缘环境概念解析、地缘结构分析框架、地缘环境定量评价等系列研究的又一补充。当前国内外对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其原因主要在于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同时德川幕府后期孕育了日本重大的政治变革明治维新,从此日本走向现代国家[23]。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关德川幕府的体制形成、财政、对外政策、对外贸易、锁国原因、武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农民暴动、商品经济发展、禁教、海洋政策、外来冲击的影响及其应对等[24,25,26,27]。这些前期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撑,然而这些研究都是单一要素的分析,鲜有将不同时期不同尺度的多要素进行综合探索。本文正是对此进行的一次有益综合探索,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促进国内外国别地缘环境研究,进而助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2 研究思路与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

2.1 研究思路与跨学科融合路径

此部分重点是阐释清楚国别地缘环境研究思路以及如何促进各跨学科知识融入地缘环境分析中。后期同类研究能以此为基础进行驳斥、完善和补充本文研究方法。到目前为止,国内对“地缘环境”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22],特别是对于如何进一步细化地缘环境各组成部分,以及如何依据对特定时期一国地缘环境的分析或者预测其发展和对外关系则更是不甚明了。而这恰恰是古典地缘政治理论所追求的目标,即通过全球视角分析一国特定时期所处的国内外地缘环境状况进而提出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建议[28,29,30]。因此,国别地缘环境分析应具有明确问题导向和政策导向,能够预判一国发展趋势和其国内外地缘政策。
任何一国的地缘环境由国内与国际部分组成[31]。因此对任何一国地缘环境的分析出发点就是国别概况、国别地理（包括国别自然地理和国别社会经济文化地理）、国别史、国际关系史和全球史,其中还包括各种专题史（图1）。通过阅读一国国别概况、国别地理、国别史大致掌握一国自然地理、军事、人口、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重大历史事件、政治体制、政党等[32,33,34]。国际关系史和全球史的分析能够将一国发展融入在全球和地区尺度中,以全球视野看待一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互动,为分析一国国际环境服务（图2）。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到地理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
图1 国别地缘环境研究的基础材料

Fig. 1 Basic materials for national geo-setting studies

图2 国别地缘环境研究涉及相关历史

Fig. 2 The history related to national geo-setting studies

基于对一国概况、国别地理等最基本情况的认知,以国别史和国别专题史为材料,探索一国社会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变化,以期探索国家发展潜在的动力来源问题。这就涉及到3个相互关联的问题：① 特定时期不同阶层或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连接,即一国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经济结构状况;② 一国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对不同阶层或利益集团的影响;③ 从经济要素、上层建筑要素和社会心理要素3个层面分析国内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此部分分析思路可以借鉴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或动力机制的理论部分[35]。为深化和充实此部分分析,必须加强对国别各专题研究和专题调研报告的吸收,这部分主要涉及到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相关各学科,如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的专题研究和专题报告等。
在此分析基础上转向对一国国际环境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纵观历史,任何一国的发展都离不开国际环境和国家之间的复杂社会网络关系,要将一国融入全球和地区尺度中,探索国际环境和国家之间的复杂社会网络关系对一国特定阶层、利益集团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图3）。国际环境部分涉及到国际、地区的局势或地缘格局、国际政治、军事、技术、产业结构等的国别差异。国家之间的复杂社会网络关系涉及到国家间的政治、军事、经济、领土等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关系。将国际环境与国家之间的复杂社会网络关系与国内环境相结合,探讨国际、国内环境对一国内部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合的影响,从而预判国家的发展走向和对外政策。此部分主要涉及到地理学、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贸易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图3 不同尺度复杂社会网络关系

Fig. 3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complex social network at different scales

由此可知,对国别地缘环境研究同时涉及到多个学科,这要求研究者需具备有关国别的广博的知识和必要的跨学科理论,以防止因基础理论知识的匮乏而导致理解的偏差。但是,地缘环境研究者一定要切忌谨慎跨入另一学科开展具体的科学研究,地缘环境学科交叉研究的精髓在于借鉴与应用。以上即为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思路和跨学科融合路径。

2.2 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

虽然地缘环境缺乏统一概念,但是学界基本接受了其构成中至少包含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36]。而国别地缘环境的国内部分主要指地缘环境中的国家地理环境,包括其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人口、交通、社会文化环境等;国别地缘环境的国际部分则主要是指一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地缘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地区和全球地缘格局,地缘格局由物质结构、空间结构和理念结构构成[22]。
总体而言,大部分人能够接受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包括一国过去历史、政权的性质、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经济因素,包括技术因素;以及政府和军事机构[37]。科恩甚至指出：“地缘政治作为地理推理的一种形式,探究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缘环境（Geographical Setting）之间的关系,它必然包含地理的所有分支”[38]。但如何将如此多的因素融合以便形成一国地缘战略和对外政策却成为一个暗箱,由此导致一些学者,特别是批判地缘政治学者,批评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地理决定论[39]。从地缘政治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脉络以及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针对中国的演讲来看,不难看出地缘政治研究趋势比以往更加宽泛和多元[40]。因此,解开地缘政治分析的暗箱以及串联不同影响要素的核心就是理解地缘政治的两种作用机制,即因果作用机制和建构作用机制。根据温特的解释,建构作用机制首先改变地缘体的属性,包括地缘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影响地缘体的行为,而因果作用机制往往直接改变的是地缘体的行为[41]。但是在本文中将一进步扩大建构作用机制的概念,一切通过话语或者人为建立起来的,使其具有因果关系的构建都可以理解为建构作用机制。金本位以及美元与石油挂钩等就是典型的人为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而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实体制裁名单亦是如此。
因此,地缘政治的两种作用机制能够将所有影响要素进行串联,解决了因只借助因果关系解释的不足,这也化解了批判地缘政治学对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地理决定论的批判。而这背后是两种权力或者称为三种权力在起作用,即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42]。批判地缘政治学,特别是流行地缘政治学和女性主义地缘政治学,通过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有力地提升了软实力或巧实力。但是软实力和巧实力的基础仍是硬实力,缺乏硬实力保障的软实力和巧实力是无效的。
在两种作用机制下,探索地理要素与地缘关系、地缘结构的互动。当前的地缘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因果作用机制,而忽视了建构作用机制,而地缘结构研究中也是集中在物质结构和空间结构,忽视了理念结构[41]。在此基础上,转向对两个尺度社会分析,即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两个尺度社会分析的重点是探讨社会发展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进而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问题,其中一条核心的主线为科技创新—产业链—军事实力。马克思在理解社会发展动力来源问题上强调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互动,而当今社会生产力最直接体现是科技创新,生产关系表现为所处的产业链不同环节,军事实力则是保障。由此形成一国地缘环境演变,并可以预测一国发展趋势和对外政策。以上即为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图4）,下文将结合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做案例解析。
图4 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

Fig. 4 The framework of national geo-setting analysis

3 案例解析——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

之所以选择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为例,有3点原因：① 作为日本走向现代社会的关键时期,对此时期的各类研究异常丰富;② 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对内对外政策比较清晰明了;③ 此时日本已经能够从全球、地区和国家3个尺度进行分析,但是相对而言全球尺度和地区尺度下的各种关系比较简单。为了对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进行国别地缘环境分析,首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阅读日本史、东亚史和全球史,将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置于3种尺度之下[43,44,45]。通过阅读日本史,大致掌握德川幕府之前和之后的历史及其联系。
“关原之战”确立了德川家康对全日本的统治地位,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为江户幕府,亦称德川幕府,至1867年大政奉还,历时246年。德川幕府结束,日本从前近代社会转向明治维新,之后进入对外侵略与扩张[46,47,48]。赫伯特·诺曼指出：“日本为什么能够轻易冲破封建经济的束缚,原因在于封建社会的内部危机和西方国家的施压”[48]。康拉德·托特曼也指出：“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瓦解了德川政治秩序,剥夺了它原来运作的那种稳定、不存在威胁的地理—政治环境”[49]。因此,这就必须同时转向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国内地理环境与国际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而专题史、东亚史和全球史恰恰可以弥补国内史的不足。

3.1 日本地理环境

日本位于亚洲大陆东缘,太平洋西北部,东濒临太平洋,西、北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与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4国相望。日本群岛由于地处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地带,火山、地震、海啸活动频繁,而资源贫乏。这一独特地理位置和地质特征使得日本长期以来独立发展,仅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直到黑船来袭才改变这一局面。由于受海洋的阻隔,早期的日本海洋地缘政治表现出典型的自然演进模式,受环境决定[50]。日本是亚洲一个狭小的岛国,既没有广阔平原,也没有沙漠地带,耕地面积仅占全国面积的16.4%,可称为多山之国[51]。因此,只要生产力进步,耕地稀少就容易导致农村人口过剩,而国内市场购买力薄弱决定了其发展必须依靠外部市场。国土面积狭小,国内资源缺乏和国内市场规模小一直是左右其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虽然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等国家打开了日本国门,但始终没有将争夺的重点放在日本。从表1可以看出,日本在1700年前后其人口和稻田面积基本处于稳定。自1600年到1870年每单位耕地面积的实际石数在逐年增加,但是人均实际石数却在1600—1700年处于下降之中[52]。1700年后日本国内人均实际石数虽在逐年增加,但是伴随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上至将军、大名,下至一般武士均追求奢侈,结果开支增大,农民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表1 日本的人口与稻田面积(1600—1870年)[52]

Tab. 1 The population and rice field in Japan (1600-1870)

时期 石数(万石) 实收石数(万石) 人口(万人) 耕地(万町)
1600年前后 1851 1937 1500 207
1650年前后 2313 2313 1750 -
1700年前后 2580 3063 3128 -
1750年前后 2970 - 3101 297
1830年前后 3043 3976 3248 -
1870年前后 3220 4681 3481 323
德川幕府采用“幕藩体制”,即中央政权是幕府,地方半独立政权是藩,通过封地大小获取财政（图5）。这种体制集中表现在对各大名的控制、对朝廷的压制和对农民的剥削上[53]。德川家族直接管辖的地域几乎占日本国土的1/4,因此其财政收入也大致占据全国总收获量的1/4。但是其支出却完全是中央政府的,包括全国性的赈灾、军费、基础设施建设等,因此其财政收支具有先天性不足[54]。德川幕府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4个等级,士为统治阶级,即武士以上人员;农为农民,工为手工业者,商为商人,工、商两个阶层人员统称为町人（图6）。武士、大名、将军、家臣等共计占日本总人口1/10,町人所占比例则略少于1/10,剩余全部为农民[46]。
图5 幕藩体制机构[46]

Fig. 5 The Tokugawa Regime

图6 日本国内阶层及等级

Fig. 6 Class and hierarchy in Japan

在此架构之下,农民和武士最容易受到冲击。随着武士与农民的分离,武士大部分依靠大名的俸禄为生,而前三代将军借口大名无继承人而没收其领地的做法就使得许多武士失去君主,而变成“浪人”,在三代将军之后其规模就达40万人。此时已经开始形成浪人发动推翻幕府的起义,而第五代将军纲吉万年的恶政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更是造成武士的贫困和农民的分化。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财政和社会稳定,幕府虽然实施了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天保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以稳定农村,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巩固幕藩体制,但是无法阻止幕府的衰退。在此还需提及幕府的“参觐交代”制度,虽然参觐交代削弱了大名的经济实力,推动了江户文化的传播和各地居民民族认同意识的出现,更是推动了商品经济的急速发展,但是冲击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幕府体制岌岌可危。
伴随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分化进一步明显,一些条件较好的生产者通过积累财富,开始收购破产农民的土地,逐渐变成地主;另一部分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工场主也利用积累的资金承包垦荒,成为大量土地的所有者。通过这两种方式,到1867前已经占有或控制日本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46]。但是在幕藩体制下,土地禁止买卖,新兴地主的土地得不到承认,发展受到压制,容易使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支持者。另外,幕府又通过各种名目增加大名的负担,导致大名家族的库房经常空虚,削弱了大名的实力。大名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压榨武士,甚至开始向商人借贷。无法生存的武士不得不寻求商人的帮助,最后甚至降低身份成为商人的养子。大名和武士对商人阶层日益依赖,导致商人阶层的崛起。但是因为商人阶层过度地参与到了封建制度中,使其难以有意识的推翻幕府体制,而幕府的各种限制措施也得不到商人阶层的支持[48]。浪人与下级武士通过学习世界范围内的先进知识,又对德川幕府的压迫有深切体会,进而成为推翻幕府统治的坚定领导者。
此外,由财政问题导致的地区性发展分异也变得更加明显。各藩大名由于财政紧张,试图通过挤压商业经济、垄断、特许和对其他各种生产形式的征税来获得收入,特别是希望将更多的产品销售外藩,而减少购买外藩货物的数量。这种“重商主义”政策进一步激化了各处领地之间的争斗,甚至是与幕府的冲突。各藩有权自行印刷纸币,更是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转变。虽然幕府提出“公武合体”政策,欲借此加强幕府权力,巩固岌岌可危的武家政权,但是萨摩藩和长州藩的下级武士、浪人,特别是得到长州藩、攘夷派的公卿和大阪、京都富商的支持,成为倒幕运动的坚定执行者[55]。

3.2 国际地缘关系

日本的统一具有典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因为正当战国大名为争夺地盘混战时,葡萄牙人1543年乘坐的中国走私船漂流到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带来了火绳枪。岛主购买了两支火绳枪并加以仿造,火枪随即传到日本各地。由此导致日本的统一具备了武力条件,否则很难形成能够统一日本全国的大名或藩。也正是从那时起开启了日本对外关系。德川幕府建立初期,曾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努力扩大对外贸易[56]。通过制定朱印船贸易制度实施对外贸易[57],一方面可以打破葡萄牙商人垄断对明间接贸易的局面而获得巨大利益;另一方面如果得到明朝的承认,可以证明幕府政权的正当统治地位[58]。这表明地缘政治关系,尤其是地缘经济关系对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59]。
西方最早来日贸易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1609年和1613年,荷兰、英国才分别在九州平户设立商馆,但英国与荷兰竞争失败,1623年放弃了在日本的贸易[60]。1609年日本与朝鲜恢复邦交,但是与明朝却以失败告终,最终只得转向东南亚和西方国家,而这成为影响日本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地缘关系的开始。首先,与荷兰建立通交关系,彻底打破葡萄牙的垄断,能保持幕府的对外贸易、削弱大名、确保小农经济还能施行切断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61]。其次,荷兰、英国的到来为改变日本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起到了助推作用。英、荷两国商馆利用一切机会煽动幕府对教会的不满,甚至将一些科学测量活动说成对日本的领地野心[56]。第三,随着朱印船的不断增加,日本在东南亚各地开始与西方殖民势力发生贸易竞争,尤以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为多,由此导致矛盾升级、关系紧张,甚至发生冲突[57]。由此,导致德川幕府由开放走向锁国,仅保留了与荷兰、中国和朝鲜的贸易。但是除幕府之外,至少还有3个藩（对马、萨摩、松前）参与了日本的对外贸易与外交[52]。
到1641年,日本形成了“锁国体制”,这是典型的由国际国内地缘环境因素共同影响形成的结果。至19世纪初,日本对外的地缘关系变得极为简单,仅保持与琉球王国、朝鲜、中国与荷兰的往来。但是18世纪末,情况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俄国南下势力扩展到库页岛、威胁到虾夷岛。俄国坚持试图打开日本,至少是部分开放。拉什曼（1792年）、列扎诺夫、克鲁辛斯特恩（1804年）以及戈洛夫宁舰长先后出航日本,虽然一无所获,但是这些航行让日本人开始密切注意北方邻居的意图[62]。而此时英、美等国也不断派使节到日本,要求开港通商,但均遭到拒绝,日本甚至还颁布《驱逐夷国船只令》,命令各藩击退靠近日本沿海的外国船只（图7）。
图7 日本德川幕府时期位置与关系示意图注：来源《世界历史地图集》。

Fig. 7 The location and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period of Tokugawa Shogunate period

1842年清朝的战败也没能促使德川幕府开国通商,这种状况持续到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叩关。随后美日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和《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英国、俄国、荷兰也签订了类似条约[46]。通过这些条约迫使日本打开了国门,成为西方国家商品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这反过来又极大的影响了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加速了日本国内改革步伐。米价上涨、黄金外流、阶级矛盾恶化,进一步恶化了幕府的统治。面对幕府的难以为继,英国带头倒戈开始支持反幕势力。

3.3 地缘结构

在历史上,东亚地区曾经存在着一个独特的国际关系结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东亚世界,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区域,不仅内部联系密切,而且与外部世界也有着普遍、经常的联系[63]。1592年后,丰臣秀吉向朝鲜派兵,并与明朝交战后,日明国交中断。而德川幕府政权建立后虽想与明建交,但是却有意脱离明朝的册封体制。加上与朝鲜恢复邦交,而与明朝的贸易也能通过其他途径保持,由此使得日本既避免了孤立于东亚国际体系结构,又建立了以日本为中心,与中国平等的新的国际秩序[52]。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兰学”的影响,日本抛弃儒学,转向学习西方,理念的变化促使日本欲脱离东亚的国际秩序。
实际上,东亚国际秩序在新航路开辟后,就受到了持续性的冲击,到19世纪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整个东南亚地区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这使得原本的东亚经济圈形成的内部稳定的贸易急剧萎缩,贸易航道也被西方垄断。日本应该庆幸的是,英法两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物资更为丰饶的中国,自从1840年以后,英法两国几十年都在忙于“镇扶”中国,这就由中日两国地理环境本底要素（人口、市场、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西方国家对东亚的殖民入侵进一步加剧了以中国朝贡体系为主的国际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形成。
而东亚秩序的演变也受到全球国际秩序变化的影响,特别是英俄全球争霸[64]。自1553年英国探险发现俄罗斯,到1697年沙皇彼得一世访问欧洲,才真正开启英俄博弈。但是直到1800年,俄罗斯同瑞典、丹麦、普鲁士签订武装中立条约,共同反对英国海上霸权,俄英关系才第一次出现实质性的危机[65]。随后两国在欧洲、黑海、巴尔干半岛、中亚、中国西藏等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竞争。为了转移战略重点方向,俄国采用声东击西策略开始在印度、以及亚洲地区给英国制造麻烦。同时为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反英联盟,英国放松了对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争霸。英俄两国的摩擦因为阿富汗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加之俄国卷入克里米亚战争,注意力被转移,不得不放弃在远东地区许多野心勃勃的殖民和商贸计划。正是因为英俄在欧洲、中亚、巴尔干半岛等地区的角逐拖住了俄国的向东扩张,缓解了日俄的对抗与冲突[66]。由此,日本通过抛弃儒学转向兰学,以及强化自身军事、经济实力和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实质性相互联系从而实现了从理念、物质和空间3个方面改变日本所处的地缘结构[67]。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日本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的长时间、多要素、多尺度的系统分析,已经基本能够勾勒出日本地缘环境演变过程。德川幕府时期的地缘环境演变深受其地理环境的影响,因国土面积狭小导致耕地极其有限,生产力微小的进步都极易导致农村剩余人口出现,进而促进城市人口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参觐交代”制度更是在削弱大名实力的同时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从而腐蚀了德川政权的封建根基。耕地面积的稳定、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再加上德川幕府对大名、武士、农民的剥削,极大的改变了德川幕府时期国内阶层变化。
在德川幕府建立之初,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获得外部政权的支持,幕府积极开展海外贸易与对外交往,同时以“朱印船贸易制度”垄断对外贸易,进一步打压了国内各藩力量。海外贸易的激增,不仅导致大量金银外流,而且带来了国内宗教的变化,并且恶化了日本与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德川幕府为达到稳固政权统治的目标开始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特别是对外贸易,进而走向“锁国”。
在原有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基础上,德川政权既想保持与明朝的正当往来关系,而又想打破原有的东亚国际秩序,建立以日本、中国平等的东亚秩序。这种主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的想法直接改变了中日、日韩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而这种转变又适逢以英国、荷兰、葡萄牙、法国等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殖民掠夺。中国构建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土崩瓦解,虽然俄国、英国一直想进一步殖民掠夺日本,但是苦于两国在全球各地的争霸无暇顾及日本。加上印度、中国物产丰富,而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还距离欧亚大陆主要航线较远,避免了被殖民掠夺。德川幕府建立之初对国内主要各藩的空间分布,虽然起到了稳固政权,确保外样大名无法有效攻击德川政权,但是却使这些外样大名更容易建立与海外联系,通过发展海外贸易增进实力,成为推翻幕府政权的坚定执行者（图8）。
图8 德川幕府时期全球主要国家关联示意图

Fig. 8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world's major countr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okugawa Shogunate

本文从国别地缘环境研究思路与跨学科融合路径入手,提出了国别地缘环境分析的框架,并以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为例进行详细案例解析。整体而言,本文的案例分析很好的体现了本文提出的研究思路、跨学科融合路径和分析框架。当然,这得益于所选择的案例已经成为历史,针对地缘环境的各部分内容各相关学科已经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别地缘环境研究的可行性,为下一步开展当前的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提供了极好的思路。
首先国别地缘环境研究必须坚持走跨学科融合的路径。日本地缘环境的案例解析就是得益于地理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学科在有关日本国内体制、经济、人口、国土面积、粮食产出、参觐交代制度、朱印船贸易制度、日荷、日明、日英等国家间关系的详细记录与研究。这是研究一国地缘环境的基础材料,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专著和专题研究的价值。本文很难做到如此细化,只有基于最原始、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才能充分展现地缘环境演变背后的各种逻辑关系。
其次国别地缘环境研究必须强化多要素、多尺度、长时间的综合研究。日本的案例已经清晰的展现了任何要素或政策的出台都是国内外地缘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一些看似没有必然联系和因果关系的要素或政策往往最后成为影响国别地缘环境发展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或政策的变化不仅在国家尺度上产生影响,而且能够影响地区和全球尺度。但是这些要素的变化往往不是短期形成的,而是长期演变的结果。
第三国别地缘环境研究必须坚持长时间动态模拟研究。本文案例选取为历史案例,但是国别地缘环境研究的价值在于对当今各国的地缘环境探索,而很多要素或者政策变化的未来影响暂时无法确定。因此,这要求研究者依据历史的长时间考察,设定不同的多要素融合情景,动态模拟演变趋势及其影响。整体而言,通过融合各其他相关学科最新研究成果,本文对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的多要素、多尺度、长时间的综合研究很好地表明了开展一国地缘环境研究的可行性和有效。但是必须注意的是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地缘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因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对当今的国别地缘环境演变研究必须考虑新要素的影响,如高速运输工具、互联网、非政府组织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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