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等值融合是城乡之间基本实现人口互流互动、用地同价同权、产业同链同群、基础设施统配统建、公共服务同标同惠、生态环境共保共治、信息化同网共享的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追求的最终目标。城乡等值融合的核心实质在于城乡生活质量等值和生活幸福等值，可用不同类型的等值线表示，在城镇化发展和城市增长变大的不同阶段，城乡等值线的变化幅度与城乡融合程度各不相同，理论上经历了由平缓—变陡—再变平缓的演变过程。城乡等值融合量化指标包括城乡生活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城乡信息化5个等值融合维度31个指标。实证分析表明，1980—2023年中国城乡等值融合水平总体处在30%~60%的中等等值融合阶段，部分指标达到60%~90%的较高等值融合阶段，并朝等值融合水平高的方向发展。其中：城乡生活水平、城乡信息化总体处在较高等值融合阶段，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总体处在中等等值融合阶段，城乡生态环境总体处在30%以下的完全不等值融合阶段。总体来看，中国城乡等值融合之路还较漫长，城乡等值融合任务繁重，但等值融合前景看好。本文为推动中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
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制度安排、要素流动、设施联通、产业协同、生态环境、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是制度协同引导、要素市场化配置、空间融合支撑、产业协同联动、生态价值转化、市场需求保障等共同驱动的结果。当前，跨区域城乡融合面临行政壁垒、制度差异、资源禀赋非均衡及公共服务碎片化等多重挑战，本文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案例，系统探讨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与实践路径，并将其实践路径归纳为城乡融合规划治理体系协同化、城乡要素资源配置市场化、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共享化、城乡政策制定与实施统一化“四位一体”的实践路径，包括：从属地化“各地分管”到标准化“区域共治”，推动跨区域城乡融合规划与标准协同化；从“行政壁垒”到“市场驱动”，强化跨区域城乡要素资源配置市场化；从“属地供给”到“跨域共享”，实现跨区域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共享化；从“各自为政”到“共同施策”，实现跨区域城乡政策制定与实施统一化。这些实践路径推动区域城乡治理从“协同”走向“共生”，为破解跨区域制度障碍、推进高质量城乡融合提供了“中国方案”，对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交通系统是联结城市与乡村地域的重要载体，兼具物理通达与服务功能属性，在促进要素流动、空间整合与公共服务可达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本文在辨析城乡交通融合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涵盖“设施融合—功能协同”的两维三层级指标体，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基于公里格网—县（区）嵌套框架，测度城乡交通融合水平及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都市圈城乡交通融合水平总体偏低，呈现“核心—边缘”圈层递减的空间格局；② 受益于中心城市的功能溢出与道路密度优势，中心城市周边县（区）融合水平较高，而交通廊道沿线与城乡结合部则表现出“设施强—功能弱”状态，山区县（区）的交通设施与服务功能均相对薄弱；③ 地级市内部县（区）交通设施与公共服务的空间错配，是导致城乡交通融合水平空间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本文从“设施—功能”协同视角构建城乡交通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克服了以往侧重交通设施建设水平、忽视交通服务功能的局限，强调城乡交通融合在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促进城乡机会公平中的作用机制，为交通资源与公共服务协同配置提供了量化依据，也为理解城乡交通融合的空间机制与治理策略提供实证支撑。
随着全球变暖持续加剧，城市地区面临日益严峻的热环境胁迫，而应对这一挑战不仅需要城市自身的适应措施，更亟需统筹城乡系统，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一体化协同治理。然而，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城乡景观系统往往被割裂对待。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内部的降温策略，忽视了城乡梯度上景观格局与热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针对上述挑战，本文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2000—2020年多期30 m土地覆被数据和逐年MODIS地表温度数据，构建多级城乡梯度体系，综合运用景观指数、趋势检验方法、倾向得分匹配（PSM）以及机器学习方法，系统探讨城乡梯度景观结构的动态重构及热环境演化趋势，揭示乡村景观对城市内部热效应的调节机制。结果表明：① 热环境演化沿城乡梯度呈显著分异，城市扩展区与边缘区增温趋势最为显著，快速的不透水面扩张与耕地流失叠加景观破碎化使其热环境响应更加敏感，城市核心区温度则趋于平台化；② PSM识别出由社会经济活动、人为热排放等引发的梯度“净”热效应差异，其强度在各城市群均沿由城至乡的梯度递减，城市内部各梯度热效应在长三角最强，京津冀最低；③ 乡村地区景观组分与格局的优化对城市内各梯度热岛效应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林地和耕地比例是核心调节因子，存在不同非线性影响模式与阈值区间，高连通性景观格局有助于稳定弱化城市热积累。本文拓展了从“城乡融合”视角理解城市热岛效应的路径，为城乡融合背景下的热环境治理和国土空间优化提供了理论参考。
多元用水需求增长与可供水资源刚性约束的双重压力带来城乡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中国城乡用水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已有研究为理解水资源短缺与用水变化提供了坚实基础，但较少从城镇和农村地域系统视角探讨用水竞争格局。本文基于1965—2023年中国341个研究单元（以地级行政单元为主）的长时间序列数据，量化了各地用水缺口，通过绘制各研究单元首次出现用水竞争的年份与发生用水竞争的频次揭示城乡用水竞争的演变过程，并分析水资源约束下城镇和农村用水对缺口形成的相对贡献。结果显示，与用水变化趋势保持一致，中国城乡用水缺口呈现先上升后略回落的趋势，2014年达到峰值，占用水总量的35.3%，出现城乡用水竞争的研究单元在空间上逐渐扩展。全国范围内城乡用水双缺口型研究单元占主导，其次为农村用水缺口型，城镇用水缺口型数量最少。多数地区的城乡用水竞争源于城乡用水需求的同步增长。相关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城乡用水关系演变过程的认识，为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和实现城乡用水协同保障提供科学支撑。
科学认知全球城乡聚落的系统演变规律及其复杂动力机制，对于优化全球人居环境格局、推动城乡融合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为突破以往全球研究“重城轻乡”的局限，本文基于全球百米分辨率城乡聚落数据集（GURS），研发了聚落演变轨迹捕捉算法，精细刻画了2000—2020年全球城乡聚落的差异化演化模式；进而，耦合XGBoost与SHAP机器学习方法，系统解析了12个影响因素对城乡聚落演变的差异化主导作用、非线性影响及其交互效应。研究发现，21世纪前20年全球城乡聚落扩张呈现速率分异，城市扩张趋缓而乡村扩张在发展中地区驱动下有所加速，同时伴随着大规模的乡城空间转化。演变轨迹上，城市聚落（87.6%）与乡村聚落（71.5%）均以“持续增加”为主导，但乡村聚落表现出更高的波动性与收缩特征。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人口规模是城乡演变共同的首要因素，但城市演变与产业结构、人均GDP等经济社会因素紧密耦合，乡村演变则独特地受到土地利用强度与人口外迁的强烈影响。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各因素的作用呈现复杂的非线性特征，可归纳为“边际效应变化”与“影响拐点”两种模式。此外，因素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人口规模在影响网络中扮演了核心节点角色，其与产业结构、城镇化率等的交互作用，共同塑造了聚落演变的复杂路径。本文深化了对全球城乡聚落系统动态演变的科学认知，可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制定城乡差异化的聚落治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城乡公共服务融合水平关系到城乡居民福祉提升与空间公平实现，是推进城乡融合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基础。本文基于“人—设施—流”的交互框架，构建了顾及空间流动关系、动态化地理邻近性设定的二阶可及性模型，并以西安都市圈医疗服务为案例，从可获得性、空间公平视角系统测算了基于人口流动性的都市圈城乡公共服务融合水平。研究表明：① 人口流动性是都市圈城乡公共服务融合的重要变量，人口的动态分布与高流动性不仅可重塑公共服务可及性的空间格局，也会影响公共服务供需关系与配置效率的再调整。② 人口流动性对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水平整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时间阈值和空间差异，对短时间阈值与城市近郊区影响最大。③ 人口流动性并非单向提升城乡公共服务融合水平，在局部中小尺度上仍可能带来公平性风险。本文结合都市圈高流动性特征，将城乡公共服务评估由静态供给范式拓展为面向“人—设施—流”耦合的动态认知框架，证实了人口流动性对于都市圈城乡公共服务融合的关键作用，有助于支持以“在流动中走向均衡”为路径的城乡融合新思路，为人本导向的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东南亚与中国地缘相近，华人移民众多。新全球化时代，总结两地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与最新实践，有助于推进跨国移民文化传播及其人地关系建构的研究议题。本文采用多案例的质性分析方法，聚焦英歌、凉茶和送王船3个“出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案例，融合传播学的控制论传播过程模式与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扩散模型构建分析框架，对中国非遗在东南亚的转文化传播过程与演化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出海”非遗经历了“文化传统的跨境随迁—主体交互的在地演化—反馈循环的文明互鉴”的转文化传播过程，并在空间上呈现“迁移扩散—扩展扩散—回流扩散”的跨地域扩散特征。转文化传播体现了文化与主体互动之间创新演化的过程，非遗的跨地域传播则反映了文化在空间上“延迟溢出”“本地化根植”和“时空环流”的动态机制。传播学与文化地理学的交融碰撞为总结文化传播实践在空间中的流动规律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地理学研究移民与跨地方、文化传播与跨地方的双向建构提供了抓手。而独特的中国文化全球传播模式也启发着新全球化的文化景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进程。
从“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角度系统审视“全球南方”价值，是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增加全世界人民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本文以案例分析法聚焦陕西袁家村这一“全球南方”的典型案例，以发展语境这一概念工具剖析袁家村文旅实践的内部整合与外部适应，析出袁家村文旅实践所凝结的“全球南方”价值。研究认为，袁家村文旅实践的发展语境涵盖了价值、制度、创新、亲缘四重意涵，以生产网络组织、合法性确证、适应性注入和要素集成等方式促进了袁家村的文旅实践与现代化发展。袁家村的成功经验应和了“全球南方”价值所强调的自主性、变革性、集体性和延展性要求，并可通过文旅实践价值识别、价值转译循环优化、本土价值生产体系组建3个环节为“南方国家”乡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不同程度的价值示范。通过探究基于袁家村文旅发展语境的“全球南方”价值现代化意涵，构建该意涵在“南方国家”乡村地区现代化发展中的转换框架，本文尝试为高水平实施联合国世界扶贫计划，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边界是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对边界—去边界过程和机制的分析，有助于深化理解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本文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边界景观，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深圳湾跨境湿地的边界化和去边界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深圳福田和香港米埔两个自然保护区虽生态联通但具有不同的治理优先事项，故产生了边界并造成了两地保护区治理过程中的冲突；② 边界—去边界是动态变化的，边界两侧的治理优先事项呈现混合性趋势从而逐步推动去边界化过程；③ 除法律和规训以外，安全装置作为主要的去边界化机制，其允许新的异质性元素在其中流通，并顺势对已有关系进行调整而向特定方向发展，因此“势”是转化的关键力量。本文在理论上拓展和深化了安全装置的社会情境和运作，在实践层面则有助于理解和解释粤港澳全面合作进程。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深圳湾湿地的区域合作过程和机制不仅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生态合作基础，也会为如何进行更广泛的区域合作提供政策支持。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南方国家”来华留学生群体的快速增长已成为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的显著特征，其背后蕴含的地缘政治逻辑引发地理学界持续关注。现有研究多囿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特别是基于后殖民理论的分析框架，部分西方学者将中国的教育合作解读为新殖民主义或新型文化霸权。这种西方话语不仅存在问题意识上的空间错置，还忽视了“南方国家”留学生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加剧了地缘政治知识生产的南北不平等。为突破这一理论困境，本文提出“流动愿景—地方协商”的分析框架，强调日常生活和人地互动实践作为地缘政治话语、知识和认知（再）生产的关键场域。通过对“南方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动态跟踪调查，研究揭示了留学生流动愿景与地缘认知的演变机制，以及在具体人地协商情境中的调试、适应与重构的过程。研究发现留学生通过跨国流动实践与地方性协商，在个人发展愿景与地缘政治结构之间建立动态平衡，形成与东道国的“战略性耦合”关系。这一互动模式具像化了“南南”全球化的地缘认知，展现了一种去中心化而并非新型殖民化的知识生产逻辑。本文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教育合作提供了一个创新的分析框架，有助于理解“南南教育流动”模式及其地缘政治意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推动合作共赢的重要实践，深刻重塑着边境地区的互动逻辑。本文以中老边境的GS寨为案例，综合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茶叶生化成分测定等跨学科方法，以普洱茶为线索，揭示倡议实施对边疆居民生计转型与文化调适的双重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GS寨村民在政策框架内保持跨境流动，其日常实践促进跨境文化共同体构建；② 倡议推动了中老茶叶贸易深化，老挝古树茶进入中国市场后丰富了消费选择，促使村民升级产业发展策略；③ 面对市场格局变化，村民通过转化茶文化资源，构建了基于微域风土与工艺传承的差异化叙事；④ 虽然中老茶叶生化成分趋同，但村民借文化符号创新强化产品特质认知，展演了边疆群体在文明互鉴中的主体性智慧。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加强了跨境经济联结，更激发了边境居民通过文化创新赋能自身发展。本文为理解边疆社会重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贡献了跨境农业案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加深，区域间的发展差异逐渐成为制约社会和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动态演化进行客观的模式识别，是进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制定与实施的关键问题。因此，本文基于“灯光—人口”要素匹配视角，分析了2000—2022年中国八大人文地理分区和栅格尺度的均衡发展水平、模式和城乡差异。结果表明： ① 中国灯光基尼系数呈“东低西高，网络状分布”的空间特征，2000—2022年中国灯光基尼系数由0.923下降至0.737，八大分区的均衡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区间差异和区内结构差异。在区间差异上，东部沿海地区经历“缓降—速降”过程，均衡水平始终优于全国，中西部同步下降但起点更高，东北和青藏地区下降缓慢；在区内结构差异上，八大分区可划分为单中心收缩型（东北）、多中心形成型（西北、西南）、多中心向单中心融合型（华北、华东）、多中心圈层式扩散型（华中、华南）、均衡发展动力不足型（青藏）5类。② 均衡发展模式以积极模式为主，占比72.3%，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南地区，2011年左右为集中突变点。华北、华中、华南、华东地区具有较强的均衡发展潜力，西南、东北、西北、青藏的均衡发展潜力较弱。③ 八大分区的城乡均衡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核心区明显优于边缘区，强潜力组的城乡差异明显小于弱潜力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与城乡差异呈反向关联。研究发现中国的均衡发展具有明显的区间差异和区内结构差异，结合影响区域均衡发展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从宏微观尺度嵌套的角度，提出基于“区域潜力—空间结构”双维度的协同优化策略。
直播电商经济作为数字经济、在线经济的一个关键领域，为经济地理学提供了一个探索数字经济时代下经济活动空间动态变化与影响机理的新主题。本文基于数字平台经济视角，利用抖音直播电商等多源大数据，运用面板熵值法、空间探索性分析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中国直播电商经济的时空演变特征、影响机理及区域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 ① 空间分布与演变特征方面，直播场次和粉丝量较小的主播的空间分布较广，且集聚趋势较弱；其他子指标则呈现多层级核心区集聚趋势。从综合评价指标看，中国直播电商经济呈现出“小集聚”与“大扩散”共存的双重时空演变特征。② 因子与交互作用探测方面，新型电商发展环境和数字新经济创新水平是直播电商经济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子，而传统经济基础因素作用相对较弱。③ 区域发展模式方面，杭州作为东部地区的代表模式，展现出数字平台创新驱动的传统电商转型模式；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地区的代表模式，呈现出“人+物”网络驱动的复合型模式；昆明作为大西南地区的代表模式，表现为要素联动与资源整合的多要素协同发展模式。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中国直播电商经济的空间格局与演变规律及其影响机理提供重要思路，并为直播电商经济区域化、特色化、持续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政策建议。
畅通区域海洋经济流要素网络，是实现双循环互促和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引入网络的嵌入性和外部性理论，分析涉海企业资金流嵌入区域海洋经济流空间的网络特征，通过组团划分和空间杜宾模型，识别其组织模式及外部性。结果表明：① 2022年资金流嵌入强化了区域海洋经济流空间的马太效应，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联系总量占比由69.93%上升至71.18%。② 从嵌入特性看，资金流与信息流、人流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其他流要素紧密。技术流的路径依赖显著，对节点网络嵌入水平提升的驱动力有待增强。③ 资金流嵌入后形成6个组团，大部分组团边界与城市群一致，上—广—津组团、深—北组团能突破距离约束，形成紧密的跨城市群联系。根据组团内核心节点的数量划分出单核心、多核心两类组织。④ 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能为节点海洋经济增长带来正外部性，结构性嵌入产生的正外部性更强。从组织模式看，单核心组织依赖关系性嵌入获取正外部性，要素规模较大的多核心组织则依靠结构性嵌入提升外部性。上述发现能为区域海洋资源要素的配置优化，完善要素的组织布局提供决策参考。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中国光伏制造业在全球市场面临多重挑战，完善的价值链是其长期保持优势的关键，持续优化其价值链组织结构是突破现有困境和实现价值链升级的必然路径。因此，本文基于2002—2022年光伏制造上市企业年报、全球光伏专利、产品进出口和各国贸易壁垒数据，刻画了中国光伏制造业在制造、研发、商贸、发电环节的时空演化特征，并结合PVAR模型分析其组织演化机制与升级路径。研究发现：① 2002—2012年中国光伏制造业处于低附加值制造规模化扩张阶段；2012年后，龙头企业以垂直一体化战略向研发、商贸和发电等高附加值环节布局。② 中国光伏制造的价值链空间组织呈现双重外部性驱动下的“核心引领—边缘嵌入—桥梁协调”的发展特征：通过核心城市纵向整合、边缘城市专业化升级、桥梁城市跨域协同，实现了从集群规模化扩张到组织网络协同的质变。③ 中国光伏制造业历经了与GPN“被动依附耦合”向“动态解耦—再耦合”转型，通过在成熟市场技术协同创新与主导标准制定和新兴市场本土化布局与产能备份，实现战略突围。④ 中国光伏制造业形成了“集群形成—价值衍生—功能整合—组团协同—价值升级反哺”的价值链升级路径，实现了从低附加值环节锁定到高附加值环节主导，从全球规则接受者向标准制定者的地位跃升。本文探讨中国光伏制造业的价值链组织演化与地位升级的逻辑关系，为国内价值链完善和全球价值链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地理学的育人价值，作为其教育价值的核心，源于个体发展的视角，依托学科独特的知识、方法、思想，旨在建立学科与个体成长的本质联系。在当前学术界提出将中学“地理”课程改为“地球科学”的背景下，对地理学育人价值的系统凝练，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基于地理学的学科本体属性，从地理学树德、增智、强体、育美、尚劳的五重向度出发，初步构建地理学综合育人价值体系，揭示其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中的独特价值，不仅有助于新时代育人目标的整体达成，也从一个新的视角回应中学地理课程是否应该更名的讨论。
地理学研究生培养机构是地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关键场所，是提升地理学服务经济社会能力的重要平台。基于多源数据，探讨了1978—2024年中国地理学研究生培养机构的增长过程和分布演变，揭示其发展成就、影响因素及面临挑战。研究表明，中国地理学研究生培养机构增长过程和分布演变具有阶段性，同时存在学科型与专业型、硕士型与硕博型、不同隶属机构类型及专业间的非同步发展特征。中国地理学研究生培养机构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完整自主人才培养结构的体系，以及有助于规避地理学狭义科学化倾向的“专业带学科”发展经验。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地理学跨学科特征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地理教育事业、研究生培养制度、招生与学位点建设政策等因素互动的结果。中国地理学研究生培养机构发展也面临挑战，主要包括地理有关交叉学科培养机构在动态调整过程中易被撤销，“专业带学科”发展经验仍存在学科融合问题，历史地理学培养机构的归属歧论与地理学内涵淡化，地理教学方面博士点可持续性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