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转型，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一个涉及多学科、多维度的复杂研究领域。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分析与系统综述方法，从发展脉络、理论框架、模型方法、效应机制及调控路径等维度系统梳理中国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01年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被引入中国以来，该领域在项目资助、论著发表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得到蓬勃发展，通过热点分析发现研究从技术驱动转向政策与经济驱动，最终聚焦多功能协同与可持续发展；② 理论研究可分为描述—解释、过程刻画与诊断、互馈机制与调控3个层面，并形成了“显性—隐性”形态耦合的研究范式，转型测度方法呈现3S技术集成、数学模型模拟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特征；③ 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效应表现为农户生计、要素流动和产业升级的级联响应，生态环境效应则呈现负向效应与正向协同效应的双向性特征；④ 从“要素—结构—系统”解析了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并从工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干预和多元协同治理多个维度探讨了其调控体系；⑤ 未来研究需通过理论与方法论创新，重点攻关转型测度的模型方法、互馈机制及优化调控等难题。本文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理论体系提供知识支撑，也为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决策支持。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的重大命题。当前围绕新质生产力时空演化、空间分异的研究已成为地理科学的前沿热点议题。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中的生产力布局理论，将地理学中的空间视角引入新质生产力研究，从政策端与要素端两个维度，系统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区位条件和空间布局，构建“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的三维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2009—2022年地方政府注意力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动态联系和空间特征。研究发现：① 从政策端来看，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已逐渐出现跟风扎堆、重复竞争势头；② 从要素端来看，各地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且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不平衡现象比区域发展不平衡更为严重；③ 从动态分析来看，政府注意力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存在“U”型的门槛特征，且两者间存在正向耦合关系，因此需注重地区新质生产力政策端与要素端的匹配衔接。本文研究结论填补了地理学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为优化生产力布局，实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社会文化的急速复杂演化对文化地理学研究发展提出挑战。当下旅游已成为重要的文化事实，但长期受到学界忽视。基于现实和理论之间的张力，本文旨在探索文化地理学为何需要旅游研究以及需要怎样的旅游研究的问题，并通过跨领域交流对文化地理学发展予以启发。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文化地理学视域下旅游相关研究的现状及趋势，然后基于文化的空间研究和空间的文化研究这两种进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上探讨旅游文化之“新”：① 旅游已成为普遍的文化事实，有助于为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不断涌现的鲜活现实支撑；② 旅游作为特殊事实，开拓了推动理论情景化应用和视角转向的前沿话题；③ 旅游作为交叉“界面”链接多学科思考，贡献跨学科融合的平台和经验；④ 旅游作为“隐喻”指向了超越当下文化地理研究的新文化观，呈现出统合的、发展的和反结构的动态性。本文呼吁文化地理学界重新认识并重视旅游文化，从而促进跨学科间的平等交流和学术创新。
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快速发展与社会变革对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了空间行为的虚拟转向、生活空间重构以及虚拟空间中的社会文化现象，并为智慧空间规划与治理提供了新方案，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与空间互动的特征和内在机制方面产生了复杂变化。因此，有必要从日常生活地理的研究视域出发，重新审视ICT影响下的日常生活人地关系这一前沿话题，并提出应对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本文在梳理ICT对日常生活地理影响进展及人地关系研究薄弱环节的基础上，从理论内涵解读、理论与方法内容创新、实证议题拓展等方面构建ICT影响下日常生活与空间互动的理论和研究框架，发展以技术—社会—空间三元互动、数字空间生产以及虚实空间交互为理论基础的生活—空间互动解释框架，从生活—空间互动的特征、机制、演化、效应和响应等内容形式上丰富日常生活地理领域的内容体系，从生活—空间互动的侧面为未来人地关系理论创新提供新的视角。最后，通过反思西方地理学的智慧生活研究，为中国地理学与日常生活地理研究方向创新提供启示，推动数字生活实践和人文地理学科的进步。
国家空间是城市治理中的重要理论。长期以来，国家空间与中国传统城市治理研究交集甚少。中国城市治理变革形成于国家空间的巨大调整，在国家空间不断地建构中城市治理也不断改革调整。本文从国家空间理论形成的背景出发，阐释了其理论核心，即以国家资源空间配置为切入点，将增进整体治理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的治理研究联系起来。国家空间理论在早期国家研究、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先后交流融合中，形成了“资源配置—社会关系—治理效益”三元互动的城市治理研究框架。在中国城市治理研究中，要从本土特色模式出发，关注治理效益、社会关系、资源配置及其互动关系。上述视角与当前中国城市治理发展趋势相吻合，建议未来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趋势转变是：从主体关系研究转向资源配置、从城市作为组织结构到城市作为国家治理投影、从以经济效益为主转向兼顾多元效益。
推动社会绿色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和关键任务，现阶段专门针对社会绿色转型的定量表征及时空规律研究相对薄弱。为此，本文引入社会心理学理论构建社会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区域，按照“格局—过程—效应”研究逻辑，集成熵权TOPSIS、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等方法，依次揭示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的时空演化格局、时空转移过程及其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最终尝试提出面向区域的全面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研究发现：① 2011—2019年中国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引领社会绿色转型，长江中游、天山北坡、兰西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相对滞后。② 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和空间溢出效应，社会绿色转型存在路径依赖和空间依赖，跨等级和跨区域跃迁概率较低。③ 社会绿色转型是城市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且其驱动效应逐年强化，社会绿色转型对纵深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作用日益深化。本文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既有区域绿色转型评价领域的研究议题，为该领域更好衔接和响应当前全面绿色转型战略背景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
民生福祉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肩偕行的重要议题，也是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与最终归宿。本文利用2012—2021年“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冷热点分析、空间Kernel密度估计与多层线性模型等方法，探索中国城乡居民福祉水平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呈现出波动式上升态势，城市居民福祉水平、乡村居民福祉水平均有所增长；② 中国城乡居民福祉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西北地区与东北地区整体优于其他地区；③ 中国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存在着明显的集聚特征，2012—2021年呈“热缩冷缩—热胀冷缩”的发展态势，2018—2021年中国城乡居民高福祉水平区集聚态势渐趋增强，低福祉水平区集聚态势趋于减弱；④ 个体层面，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以及户口类型均对城乡居民福祉存在影响；区域层面，人均GDP、人口密度、城市级别与地理位置变量对城乡居民福祉均存在非线性影响；⑤ 与东部地区相比，在中部与东北地区，没有工作对城市居民福祉水平的负向影响会相对较强；在中部与西部地区，没有工作对乡村居民福祉水平的负向影响会相对较强。与东部地区相比，在中部与西部地区，人均GDP对城市居民福祉水平的正向影响会相对较弱，在东北地区，人均GDP对城市居民福祉水平的正向影响会相对较强。研究结果旨在为福祉地理学研究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引擎被重新重视。然而，其对周边城市的影响并不确定，正向辐射带动和负向虹吸效应均得到了不同案例的验证，从动态视角理解中心城市的异质性效应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突破口。本文以2000—2020年间发育并快速发展的中原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郑州市对城市群内其他中小城市（228个市、县和县级市）的动态影响，以期形成对中心城市作用的系统理解。本文实证检验确认了中心城市的作用会发生动态变化，且该案例不支持理论预期的“先虹吸后溢出”。具体说来，2005年之前，无法找到郑州市影响中原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证据；2005—2015年间证据指向不尽一致，很可能处于两种状态的过渡阶段；2015年之后，郑州市对围绕在其一定地理距离内的城市发展主要起正向溢出作用。以郑州市为代表的中心城市虹吸主要资源争夺焦点在于省外而非省内，在产业发展策略上十分重视并着力发展制造业可能是上述发现的原因。本文的发现为区域关系理论提供了新认知，也为支持中心城市发展提供了积极信号。
本文旨在分析长株潭城市群的农业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揭示其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并提出优化路径，以提升农业产业效率并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重点包括农业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特征分析、城乡融合的耦合关系以及该网络结构的优化路径，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修正引力模型，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农业资源配置的空间网络特征，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评估网络结构与城乡融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长沙县、湘潭县、宁乡市在资源协调性和流动性方面表现突出，具备发展成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潜力；而韶山市和石峰区在资源利用效率和要素配置优化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基于此，本文提出优化农业空间网络、推动城乡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政策建议。一是以长沙县、湘潭县和宁乡市为核心打造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资源流动效率；二是在韶山市和石峰区加强核心与边缘区域的资源互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改善资源配置；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全面提升区域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城乡融合质量。
探究风险视域下的东道国地缘环境及变化对投资国对其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对于明晰东道国地缘环境和地缘风险、辅助投资国制定地缘战略决策和精准投资、支撑地缘环境体系设计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多源异构数据，从政治、经济、社会3个维度搭建东道国地缘环境影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框架，并援引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和修正空间杜宾模型，测度和实证非洲27国地缘环境风险及其变化对中国对其投资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2010—2021年非洲27国不同维度及综合地缘环境风险均略微上升，呈更迭变化、国别差异显著、风险形态扁平化、政治维是风险主要来源。② 东道国地缘环境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和空间错配，中国对非洲27国的直接投资并未因其地缘环境风险较高而改流量/向及减少总量，时空惯性较强，投资流量和存量空间展布的聚集与离散交替，国别差异化多边化。③ 东道国地缘环境风险上升会显著降低中国对其本国直接投资存/流量，并且能有效推动和促进中国对其周边及“地缘关联”国别的直接投资。东道国不同维度及不同要素的地缘环境风险对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存/流量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差别。④ 控制变量均具有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东道国与投资国双边地理空间距离的缩短、政治外交关系的紧密、一方对另一方地缘战略的响应、投资依存度的提升，有利于吸引中国对其本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文末从研究作出的定量化地缘环境有益尝试和研究展望及对策建议作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