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1986—2023年人文地理学科代码下申请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的基金项目，从研究的方向和主题、项目依托单位的空间分布、优秀学者人才结构等角度分析了中国人文地理学近40年来的学科发展态势。研究发现：① 研究期内，尽管获批的人文地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和金额快速增长，但相较于地理科学其他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在影响力和项目资助体量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② 城市地理和乡村地理（D0109）和经济地理（D0108）申请代码下获批的项目数量和金额相对较多，但是近年来增长有限；旅游地理是人文地理方向（D0110）申请代码下的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地理、行为地理和政治地理成为新兴的研究方向。③ 基金项目出现了时空行为与生活质量、社会空间和流动性、创新网络、城市网络、乡村振兴、地缘政治、碳排放等新兴议题。④ 不同单位获批的人文地理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大体服从帕累托分布，且在空间上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以东。⑤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优秀学者数量不多、女性人才偏少，下属分支方向人才不够均衡。本文围绕提升学科的对外影响力和学科内部的共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指出了未来学科发展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乡村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绘就世界现代化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地域系统内人地关系、空间结构及功能属性向现代性转型的过程，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尺度关联性、系统综合性、功能现代性和演进阶段性特征。以综合性、区域性和复杂性为基本特征的地理学，可以为乡村现代化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在构筑乡村现代化研究的学科话语体系中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基于地理学视角的乡村现代化研究，可以“现代化水平—文明时序—空间形式”三维坐标为基准，以“要素耦合—时间演化—空间级联—系统调控”为主线，开展涵盖乡村现代化概念内涵、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地域模式、形成机理、情景模拟、监测预警、治理调控的综合性研究。未来应关注的重点议题包括：基于时空边界拓展与多元范式的乡村现代化理论创新研究、基于地理技术和大数据科学的乡村现代化研究方法与数据创新研究、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近中远程耦合的乡村现代化演化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功能协调与尺度转换的乡村现代化地域类型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基于要素流变与空间治理需求的乡村现代化地域模式及调控政策研究、基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乡村现代化体制创新与工程体系布局研究。推进乡村现代化的地理学综合研究，可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学理认知与观点启示。
当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约占全球1/3，其建设规模和速度重塑了国土空间和传统的时空感知，为理解中国人地关系演变提供了关键视角。与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国地理学对于基础设施研究的系统化和本土化进展相对滞后。作为人文地理学新兴分支，基础设施地理学为解析人地关系转型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本文通过国内外研究比较发现，国际学界通过社会文化转向实现了对基础设施多要素、多尺度、多机制的综合研究。而国内仍以功能主义范式主导，虽初步关注社会文化要素，却尚未完成理论范式的转型。基于中国超大规模基础设施的现实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特征，本文提出本土化研究的三大维度：“尺度—类型—场景”的多样性、“国家—社会—人民”的主体性和“普惠—公平—福祉”的中心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强调了结合中国国情挖掘基础设施社会文化性的必要性与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性，旨在以地方性知识生产，突破西方理论霸权，响应国际地理学“向东看”的创新潮流，为基础设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本土化提供有益的探索。展望未来，研究应通过多学科多分支协同，推动基础设施地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以助力中国地理学与国际学界的深度对话，并在全球范围内彰显中国基础设施及其地理学研究的独特价值。
民宿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产业抓手，创业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关注民宿创业与乡村区域协同演化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在严格区分民宿企业与民宿创业的概念基础上提出乡村民宿创业生态系统过程分析框架，以莫干山为例剖析了民宿创业生态系统资源结构特征，刻画了创业资源流动与生产过程，并阐释了系统与区域协同演化的核心机制。研究发现：① 民宿通过创业资源流动弥补区域缺陷，在乡村实现了创业生态系统构建。乡村生活方式吸引了创业者，商业机会价值引发创业资源流动与创造，生态系统输出了业态升级迭代、创业中间服务和品牌联盟扩散3类创业活动。② 乡村环境促发民宿生活方式创业的创新与增长转向，创业者动态识别和创造机会价值驱动了创业生态系统过程。③ 创业生态系统与乡村区域协同演化，乡村衍生了旅游综合度假、民宿创业孵化和绿色创新创业的区域路径。中间服务、政府调节和多元网络对于区域民宿公共品牌的共同治理是协同演化的关键原因。本文在实践层面为推动乡村民宿政策创新，以民宿创业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在理论层面联系了创业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演化研究，为探析民宿等新兴旅游要素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机制提供了分析路径。
新时代的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紧密结合，成为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维度及抓手。已有研究侧重人口回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少考察人口回流推动形成的多样化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及其演进特征。为此，本文以中部人口回流的典型区域湖北天沔地区为例，运用2018年4月—2022年11月的田野调查数据，深度刻画了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服装制造业人口回流创业就业推进形成的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及其演进特征。研究发现：① 湖北天沔地区以一般制造业为主要领域的回流创业就业推动县域城镇化向依托本地工业化的“内生型城镇化”模式转变，主要形成了以开发区为载体的“集聚式县城城镇化”、以镇级工业园为载体的“集聚式镇区城镇化”、以学校周边住区为载体的“扩散式县城城镇化”等3种类型。② 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下的县域经济包容性减弱是推动回流创业从集聚到扩散、正规化到非正规化演变的关键因素，回流创业空间呈现从以开发区、镇级工业园为代表的增量扩张向以学校周边住区为代表的存量再利用转型。本文提出实现以人口回流推动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面临三大共性问题，需要以促进劳动力与资本要素在回流地的重新组合为核心制定相应对策。
“三生”空间的精准识别是城市功能区优化、宜居城市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当前“三生”空间功能识别的研究中，对融合空间和交互空间的辨识及其定量刻画不足，且缺乏对不同城市化程度城乡地域系统的区别化认知，亟需在区分城乡地域系统的基础上融合多源地理大数据，构建体系完整、量化精准的空间功能识别方案。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的路网小区为基本判读单元，基于POI、土地覆盖、手机通讯等数据构建了空间功能强度指数（SFS）、空间功能覆盖指数（SFC）和空间功能交互指数（SFI），并使用决策树设定功能判别优先级，结合景观格局指数揭示了城乡“三生”空间的多尺度（全局、类别和斑块）分异特征。通过多源地理大数据的融合，充分利用不同数据的优势实现数据支撑内容的互补，从而实现对各基本判读单元功能属性的精准识别。研究发现：① 研究区全局尺度上存在城乡梯度差异。随城市化程度的升高呈现出空间类型多样性增加、同类空间聚集度降低、形状复杂度增加、地块密度增大等空间规律。② 类别尺度上空间功能结构差异显著。单一的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分别在乡村地域系统和城市地域系统中集中分布，单一生产空间在不同地域系统下的形态特征因主导产业不同而存在差异，融合空间的类型和形态特征存在典型城乡差异，交互空间具有“职—住”分离特征且广泛分布在城乡过渡带。③ 斑块尺度的景观指数，在更精细的角度辨析了“三生”空间各类别斑块的形态和功能组合特征，有效识别出具有最高空间多样性和最小空间聚集性的特殊城市功能区。本文通过创新数据融合方式，有效发挥了多源地理大数据的优势，实现了对复杂地域系统的“三生”空间功能判读，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化研究提供了科学支持。
居民数字胜任力作为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其地理分布与动态演变深刻影响区域发展格局，并日益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本文构建了中国居民数字胜任力与共同富裕的测量体系，通过理论框架深入探讨了数字胜任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并采用时空分析、空间变差函数、Dagum基尼系数分解及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系统剖析了中国居民数字胜任力的时空特征及其对共同富裕的多维影响。研究发现：① 2016—2022年中国居民数字胜任力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全国平均水平偏低。分维度时空演变趋势各异，数字内容创作能力和数字安全能力的下降需引起重视。② 居民数字胜任力的全国空间差异逐年缩小，但东西方向的空间分异依旧显著；沿海省份内部发展相对均衡，超变密度基尼系数对全国差距的贡献率最大且呈上升趋势。③ 在村居尺度上，数字胜任力的提升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内陆省份和乡村地区受益更为明显；这种促进作用通过人力、物质、金融、社会、心理等生计资本的中介机制实现，并在地区间表现出异质性。研究深化了对区域数字化发展及其鸿沟动态演变的理论认知，对促进居民数字胜任力均衡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面向人才红利新阶段，科学认识人才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深入解构人才流动机理，是引领地方人才建设新思路、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创新性地以“机会”为焦点挖掘空间新的内涵，以高校毕业生为对象，提出了一个量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空间的概念框架与动态方法，构建了首个城市尺度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地图，识别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时空分布与演化特征。研究发现：2005—2021年间中国城市机会指数均值增长了73.4%，但机会指数的普遍提升并没有带来机会空间的极化效应，城市间差距持续收缩；整体机会水平东西分化格局长期显著，空间分布主导模式由“沿海—内陆”分异向“中心—外围”模式转变；6个不同维度的机会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初次就业、环境宜人的增幅最大，且不同维度的机会呈现差异化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不同的机会组合特征，本文识别出了6类机会地域类型，整体上以水平较低的3类机会地域类型为主，且6类就业机会地域类型的时空分布及动态转化较为活跃；“985”和“211”高校和普通本科高校毕业生的机会重要性差异主要体现在落户安家和社会融入两个机会维度，但两类高校毕业生对应城市就业机会空间分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处于结构性调整时期，国际制裁呈现蔓延之势。本文基于全球制裁数据库将不同类型的制裁事件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全面剖析了1950—2022年国际制裁的时空规律及其对目标国（地区）的多维效应。研究发现：① 国际制裁规模由1950年的188项增加至2022年的12246项，尤其在“冷战”后呈现出“井喷式”增长。② 国际制裁的空间分布与“勃兰特线”高度契合，“冷战”期间美国阵营发起了约70%的制裁，“冷战”后“全球北方”国家（地区）发起了约90%的制裁。③ 国际制裁网络被少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北方”国家（地区）所主导，并伴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逐渐掌握了利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反制能力，“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单向的、非对称性的制裁关系，开始嬗变为更加复杂的、多极化的互动关系。④ 不同类型的国际制裁对目标国（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多维影响效应均得到了验证。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制裁、经济制裁仅对“全球南方”国家（地区）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对“全球北方”国家（地区）并不显著。此外，经济制裁与国民总收入存在倒“U”型关系，社会制裁与国际难民数呈现“U”型关系。据此，为中国预防与应对制裁危机提出对策建议。
跨境河流的自然流动性跨越多个国家边界，将不同主权国家纳入统一的生态系统框架。这一地理特性使得水资源权属问题更加复杂，尤其是在全球水资源日益短缺和紧张的背景下，跨境河流管治已成为公共资源困境的典型代表。本文基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为案例，结合多项数据库和社会经济数据，探讨流域国家集体身份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集体身份演变经历了萌芽期（1971—1991年）、形成期（1992—2014年）和发展期（2015—2022年）3个阶段。在此过程中，流域制度结构由初期非广泛性的管治机构逐步过渡到涵盖全流域的制度体系。议题逐渐多样化，合作协议数量稳步增长。合作态度经历了由普遍积极、差异化到趋同回暖的变化。② 经济依存是流域国家集体身份形成的核心因素。相似的外交立场有助于提升合作态度，对集体身份形成起到辅助作用。③ 极端天气和政治全球化对集体身份形成产生双重效应：极端天气增强合作意愿，但迫使流域国家将资源集中于国内恢复，增加了合作协议签署和议题扩展的复杂性。政治全球化推动了流域管治的制度化、合作常态化和议题扩展，但域外国家的介入加剧了流域国家合作态度的分歧。本文可丰富跨境河流研究的理论视角，为协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集体行动提供支持。
现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研究主要聚焦制度特征、宏观经济效应及贸易网络解析，而协定文本蕴含的地理属性及其引发的贸易效应尚未系统探讨。本文以RCEP自贸区为研究对象，分析RCEP实施对中国贸易格局的重塑效应，并运用改进GTAP模型进行验证，以期为深化贸易地理研究及中国引领RCEP实践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① RCEP显著降低区域贸易成本。RCEP完全生效后，成员国间的平均关税将降至协定生效前的40.5%，进口与出口贸易便利化水平将分别提升34.3%和29.6%，但改善程度呈显著区域分异。② RCEP对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具有非对称促进作用，进口扩张效应强于出口，商品结构差异显著。③ RCEP将重塑中国对外贸易空间格局，推动RCEP内部贸易总额增长7.66%，RCEP外部贸易总额下降0.80%。④ RCEP对中国贸易格局的重塑是贸易创造、转移与挤占效应交织作用的结果。未来，中国可以深化区域关税协同与贸易便利化升级、强化产业竞争力并积极拓展多方贸易合作，以优化贸易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