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统计口径独特且多次变化，既困扰人口迁移研究，又削弱了国际可比性。通过对比分析联合国推荐的迁移口径，界定出内涵更为复杂的中国人口普查口径下的5类流动人口，由此建构中国人口流动分析新范式，指出流入与流出并不是直接的反流关系，而是各有自己的反流即流入—返出、流出—返入。借助普查间人口迁移队列，以留存率为基础构建辨识省际人口迁移流动分量模型，2010—2020年中国省际流动人口的年均留存率为88.7%，按此逐步模拟计算出中国分省份人口增长的全要素平衡表，分层分析人口增长的要素组合类型及其区域分布特征。人口总增长分为5种类型，其中流入主增型主要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生育主增型和生育超增型主要是西部省份和中部农业大省，流出超减型和流出主减型分布在晋蒙甘和东北三省；人口机械增长分为快增、平衡、迁出超减和迁流双减等4种类型，以平衡型条带为对称轴全国自西北向东南形成“W”型剖面；人口流动分为流入、流出和平衡3种类型，流入和流出都存在高相关性的反向流，且流入率与流出率显著负相关。人口流动分析范式和模型可进一步推广至包括国际迁移在内的“求籍迁移”及包括升学、就业、结婚等身份变化在内的身份迁移的研究，以实现中外人口迁移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
摸清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和社会融合状况对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亦是当前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空间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现有居住空间分异研究主要关注不同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异格局和指标测算，很少进一步探讨社会融合问题。本文以杭州为案例，利用首次落户地信息筛选移民，利用绑定了首次落户地信息的手机信令数据揭示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全貌，结合小样本社会调查，自下而上探讨空间分异下的社会融合状况。研究发现：① 杭州常住人口中移民已占多数，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本地居民主要聚居在老城区，移民的分布更加离散，相较于美国典型“移民城市”，杭州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程度较小；② 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格局呈现“多核心+扇形+同心圆”的组合模式，与美国主流群体离心扩散趋势不同，杭州本地群体趋于向心集聚，而外来群体则呈现离心扩散与边缘集聚；③ 居住空间分异很大程度上是城市扩张之下移民和本地居民对空间资源博弈的结果，但“本地居民聚居老城”现象的背后，移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部分智力型移民反而主动选择在外围高品质地区聚居；④ 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较好，只是在面对通婚问题时更加慎重，社会融合未受到居住空间分异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移民已占多数、居民日常交往不再关注身份标签，族群内的文化差异较小、移民和本地居民日益同化，在就业与第三场所的自由交往弥合了居住空间分异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社会制度也为社会融合创造了良好条件。
伴随全球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范围内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收缩型城市，给传统基于增长情景模拟的城市—区域规划范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也赋予了新时期中国地理学者和城乡规划工作实践者新的使命要求和责任担当。东北三省是中国人口流失最为严重、收缩城市最为集中的典型代表区，当前已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区域性城市收缩现象，如何理性认知与妥善处理这种区域性城市收缩现象（或问题），成为新时期全面落实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全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与全方位东北振兴中拟重点关注的核心科学问题。本文据此对其展开了逻辑思辨与实践探讨，首先，基于城镇化语境对区域性城市收缩本义内涵进行逻辑思辨，同时以国家整体战略目标为导向综合评判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合理性；其次，从区域空间关联“拉力”作用、区内城市收缩“挤出”作用和交通、通讯技术发展源于降低要素流动成本的“催化剂”作用3个层面探讨了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生成逻辑；最后，立足市场主导的精明收缩论和政府主导的活力再生论治理逻辑，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效率与公平、全面安全观”治理目标的导向下，对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治理模式及其治理策略从尺度异质性、发展语境关联性、要素差异化与多学科交融的视角展开了系统梳理。研究表明，区域性城市收缩是对传统城市收缩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其治理模式与治理策略的选择更多聚焦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落实；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不能再单纯地将其看成是一个人口外迁的市场经济规律，背后夹带的“市场失灵”已经严重影响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提出的“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研究结果可为东北落实高质量发展、推进东北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促进城镇化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是高质量城镇化的基本要求。选取多维度核心指标，基于城镇化动态演变理念，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构建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资源和城镇化—环境协调度指数，以县域为单元探究了青藏高原城镇化多维协调时空演变过程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青藏高原城镇化—资源协调水平最高，但呈总体下降趋势；城镇化—经济和城镇化—社会协调水平较低，呈上升趋势；城镇化—环境协调水平居中且基本稳定。青海和甘南总协调度下降，城镇化发展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并对资源环境形成压力。西藏、川西和滇西总协调度上升，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不断夯实的同时，城镇化略显滞后。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化—经济协调度主要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工业化是改善城镇化—经济协调度的关键因素；城镇化—社会协调度主要受政府财政能力的影响，财政支出规模越大，协调度越高；城镇化—资源和环境协调度受到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共同负向影响，即工业比重越高，政府财政支出能力越强，城镇化—资源和环境协调度越低，显示青藏高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但是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越多，中心城镇集聚规模越大，则城镇化—资源环境协调度越高，为青藏高原选择适宜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模式提供了启示。
城市住房价格与其影响因子间的回归关系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平稳性和复杂的非线性特征。针对传统欧式距离难以有效描述房价建模的空间邻近性、经典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难以拟合复杂非线性特征等问题，本文采用出行时间（TD）作为空间距离度量方法，并引入空间加权神经网络建立了一种基于出行时间的地理神经网络加权回归（TD-GNNWR）方法，进而构建了基于TD-GNNWR的城市房价估算模型。在武汉市2019年二手房数据的建模中，TD-GNNWR模型相比GWR模型拟合精度提升16%，且更精确地捕获了局部空间非平稳特征，可以更好地解释影响因子对武汉市房价的作用机制及城市区划导致的空间差异。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大尺度遥感影像数据和经济统计方法无法从精细尺度刻画城市经济发展动态。街景影像可以反映城市建成环境物质空间特征，基于此可以在更精细尺度上对经济发展指标预测。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Deeplabv3_MEP街景影像语义分割模型，提取街景要素占比，采用图神经网络与卷积神经网络分别以街景要素指标和街景影像作为输入，预测经济指标；并利用XGBoost模型分析经济指标驱动因素，计算碳汇并构建Lasso回归模型评估行政区绿色经济发展有效性。结果发现：① 在市级区划尺度上，济南市经济指标呈现向市中心高度集中、向外围逐渐降低趋势；② 在区级区划尺度上，历下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东部零星地区发展水平极高，其余地区较低；③ 在街道级区划尺度上，越靠近区或县中心街道，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越高，越靠近市中心街道，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更高；④ 驱动因素方面，围墙、天空、道路、建筑与汽车等要素对经济发展指标贡献较大，电线杆、摩托车等要素对经济发展贡献较小，公交车要素最低；⑤ 济南市存在绿色经济发展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现象。本文的研究方法不仅为精细尺度城市经济发展预测提供了研究框架的借鉴，也为理解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效能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
演化经济地理学提出了区域产业演化的关联法则，基于关联性的强弱将区域产业演化划分为关联性产业分化与非关联性产业创生，但当前研究忽视了关联性产业分化中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问题。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本文将关联性产业分化划分为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和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又分为正向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和负向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研究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与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的数量特征、产业特征及其与地区经济复杂度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以关联性产业分化为主，在关联性产业分化中又以正向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为主、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次之。1998—2012年中国关联性新产业占新产业总数的60%~70%左右。正向非对称关联性新产业数量占关联性新产业总数的60%左右，对称关联性新产业占关联性新产业总数的35%左右。② 高技术产业的关联性分化表现出更强的对称性，而低技术产业的关联性分化表现出更强的正向非对称性。③ 经济复杂度越高的地区往往具有更多的非关联性产业创生，其关联性产业分化表现出更强的对称性。经济复杂度较低的地区拥有更多的关联性产业分化，并且该关联性产业分化表现出更强的正向非对称性。本文进一步拓展了区域产业演化的关联法则，并可对区域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政策建议。
区域协同政策促进“弱者受益”是协同能够维系的动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自实施以来，其实际效果一直备受质疑，一些消极的声音认为该政策只惠及了北京和天津，并未有效带动河北这一“弱者”的发展。针对这种质疑，本文以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合成控制法和2010—2020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实证评估了该政策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空气质量改善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并未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产生明显带动作用，但促进了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和空气质量改善，呈现出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趋势；②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河北省内各地级市的政策效应会因其距离京津远近不同而差异化，呈现出以京津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扩散规律；③ 邻京地级市获得了明显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邻津地级市获得了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环京津地级市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明显优于河北南部地级市。未来需要以高质量发展的理念重新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效果，科学推进城市群内的产业转移与承接，同时夯实河北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京津冀协同过程中的空间公平与因地制宜。
开发区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制度创新平台，其转型发展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为研究对象，运用转型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测度其转型水平，运用障碍度模型挖掘与分析影响泰达转型的障碍因子。结果显示：① 泰达转型发展突破了现有关于出口加工区单一形态的生命周期理论，通过由出口加工区向综合型开发区、工业新城区以及综合新城区转型升级历程，以新的形态与模式延长其生命周期。② 泰达转型发展综合水平总体较低，其中2005—2013年转型发展综合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2014—2019年转型发展综合水平总体上处于平稳停滞状态。③ 就不同阶段而言，2005—2013年转型发展的要素驱动力、效益驱动力、环境驱动力和产业驱动力较为薄弱，其主要障碍因子是利用内资力度较弱、人均GDP较低、自然环境质量欠佳和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少；2014—2019年转型发展的要素驱动力、环境驱动力和创新驱动力不足，主要障碍因子是利用外资强度低、基础设施投资额和科技发展资金投入不足。据此，本文提出积极吸引外资、发挥内资主导作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等促进开发区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本文对泰达以及其他开发区的转型发展与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挖掘1790—2022年美国专利与商标局（USPTO）专利的地理空间属性数据，引入复杂性科学、生命周期以及地理本性等理论，利用城市标度律、规模修正指标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建立美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效能指数，并探析其时空演化格局与驱动机理。主要结论为：① 美国各城市尺度的创新标度律均发展为显著的超线性模式，即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创新产出越高，科技创新的规模递增效应显著；② 基于规模修正的效能指数实现了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跨规模比较，刻画了科技创新中心从酝酿、扩张、衰退到复苏的完整生命周期历程。研究期内，旧金山逐步超越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都会区，成为美国主要科技创新中心；③ 美国科技创新中心效能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北优南劣”的分异格局，城市化水平、国际化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等第二地理本性因素及城市多中心性对效能指数产生正向影响，而人口密度和气候、地形等第一地理本性因素与效能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在路径锁定和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作用之下，美国科技创新中心效能呈“马太效应”，南北差距加剧。制定国家创新空间战略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有益之举，启示中国可依托大城市和城市群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并提升国家和城市科技力量的多中心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网络购物（网购）在带来巨大经济潜力的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居民的购物习惯与购物行为。网购与实体购物之间的关系仍是学术界争议的热点，而中国的相关研究依然薄弱，且多基于个别社区或城市的调研数据进行研究，缺乏全国视角下大规模、长时间的系统研究，更缺乏不同区域之间异质性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各省份2017年和2021年大规模的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对居民网购行为和实体购物行为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居民网购对实体购物行为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中国居民网购、实体购物行为特征空间差异显著，网购和实体购物行为标准差椭圆呈明显的“东北—西南”向分布，重心在研究期内存在向北移动的趋势。② 2017年中国居民网购对实体购物起到明显的互补效应，2021年则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同时存在，证实在研究期内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共存。③ 网购对城乡、不同区域居民实体购物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亦存在着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共存的状况。本文厘清了中国居民网购与实体购物间的关系，同时也为促进实体商业的空间转型以及深入理解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的变迁提供参考。
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朝多极化发展，国家地缘战略行为逐渐摆脱传统“制衡—追随”二元模式，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转而采取灵活和多元的对冲战略。本文援引国际关系学对冲理论，从地缘政治视角界定地缘体对冲运行方式，以驱动要素、中介要素、战略选择构建对冲战略分析框架，测算南海周边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指数，借助双变量可视化方法呈现对冲强度演变，运用象限图法划分对冲形态，最后以南海周边国家的现实战略选择进行理论验证。研究发现：① 21世纪以来，南海周边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企稳却难安”态势，国家间异质性显著；国家相对权力呈现波动趋势，其演变过程与美国干预紧密相关。② 南海周边国家对冲强度是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相对权力互动的结果，分别形成越南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3种模式。③ 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对冲战略选择的内在逻辑是南海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认知和国家战略定位建构的战略认知，形成差异化的对冲形态，并以合作性或竞争性战略工具为主导施展各自的对冲战略。厘清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对冲强度和对冲战略特征，可为中国良性参与南海地区区域治理提供科技支撑。
人居地理学既传承了国内外地理学的学科优势，是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又是面向人民群众对美好人居环境向往、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指向标。目前人居地理学相较于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其理论框架、实践应用、融合发展等学科脉络主线尚未进行系统性探究。建构人居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基于学理基础、理论框架、地理尺度、研究范式、主题脉络5大视角阐释人居地理学的理论；厘定以人居关系为核心的学科布局，从“三维”“三元”两大维度发掘人居地理学的实践；结合“三态”相互关系这一独特优势，提出人居地理学的开放式学科融合；未来立足新的科学议题、新的数据与方法、新的发展设想三大方向，启迪人居地理学由“小学科”的交叉融合向“大地理”“大学科”的发展格局迈进。人居地理学的理论、实践、融合与发展以期推动人居地理学与相关领域的学科交叉与范式革新，服务居民对人居环境多样化的现实需要与国家发展战略的科学决策，提升中国在全球人居环境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决策权。
“环境—犯罪”间的非线性关系与空间异质性关系是导致理论争议和实证分歧的关键，但有关分析仍显碎片化，且面临依赖线性模型、共线性问题、遗漏变量等局限。本文利用机器学习中的GBDT算法和SHAP解释器，系统揭示48种建成环境及社会环境因素与北京暴力犯罪的非线性和空间异质性关系。研究表明，案例区环境因素与暴力犯罪存在7类非线性关系，各类环境因素的影响方向和边际效应呈不同变化趋势。环境因素与暴力犯罪的关联还具有不同程度的空间异质性，经K-means聚类分析，可将全域划分成6类拥有差异化犯罪引致因素的区域。犯罪模式理论的设施划分、街道眼与防卫空间理论何者成立、社会解组理论所提因素的影响都取决于环境变量取值区间和空间单元所在区位。犯罪防控应由普适性施策转向因类因地施策，公共资源投入需聚焦特定区间和重点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