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化和非粮化造成大量耕地不再用于农业用途和粮食生产，严重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威胁国家粮食安全。识别非农化和非粮化时空演化特征及不同阶段的驱动因素是科学管控和决策的基础。本文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评估了非农化和非粮化动态演变特征，选择耕地资源本底、社会经济及农户主观因素构建综合指标体系，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量化了不同阶段的驱动因子。分析发现，中国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胡焕庸线”以东非农化程度较高，非粮化现象呈现由东北向西南加剧的空间格局。1980—2020年非农化程度呈现减弱且范围缩小的趋势，而非粮化经历了“增长—平稳”的变化过程。1980—2020年主产区非粮化进程减缓，而2010—2020年主销区非粮化增长速度分别为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的1.49倍和1.33倍。与1980—2000年相比，2010—2020年主产区的非农化速度下降了77%，而产销平衡区非农化的增加速度分别是主销区和主产区的1.63倍和4.65倍。耕地资源禀赋是导致非粮化的基础原因，且土壤质量、地形因子与社会经济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农民的逐利行为是决定耕地非粮化根本原因。农业劳动力为非农化的显著影响因子，城镇化对非农化的解释力2010—2020年有所提升。本文提出分类设定管制规则和补贴机制、分区推进管控政策、加强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加强责任监督与考核的建议。
青藏高原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厘清青藏高原建设用地的适宜空间对于协调生态保护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促进人口与产业的空间优化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模型，通过构建基于模型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格局—过程”耦合分析框架，评价了青藏高原全域的建设用地适宜性，使用实际建设用地适应性指数和垂直梯度指数解析了1990—2020年实际建设用地对适宜性评价结果的适应性过程及其内部限制因素，测算了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潜力。结果表明：① 青藏高原建设用地适宜、较适宜、一般适宜、欠适宜和不适宜等级面积占比分别为0.13%、4.04%、7.00%、9.34%和79.50%，青藏高原建设用地适宜性以不适宜等级为主；② 1990—2020年青藏高原实际建设用地对适宜性评价结果的平均适应性在80%以上，实际建设用地总体适应建设用地适宜空间的分布特点，但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③ 1990—2020年青藏高原对适宜性评价结果低适应的实际建设用地以农村居民点、交通运输用地和特殊用地为主，城镇建设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占比快速升高，青南高原、川西高山峡谷区和祁连山区的建设用地受到高程和坡度的双重限制，而藏北高原、冈底斯山区和喜马拉雅山区的主要限制因素是海拔；④ 青藏高原后备适宜建设用地潜力面积为12.41万km2，占土地总面积的4.81%，人均后备适宜建设用地面积为9928 m2/人，柴达木盆地的后备适宜建设用地资源最为丰富。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青藏高原生态移民搬迁和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决策参考。
粮食生产的根本在耕地，耕地保护是确保国家食物安全的基石。本文基于1987—2020年中国居民食物消费数据，引入虚拟土地概念及进口食物数据测算食物消费所需耕地面积和虚拟进口耕地，并探析该阶段中国全域和分区农业种植结构，在此基础上构建“大食物观”背景下中国耕地保护的分区调控与协同机制。中国居民膳食结构呈现出动物性食物消费量上升并逐渐以肉类为主的特征，由此研究发现关于耕地调控的结论如下：① 1987—2020年中国居民食物所需耕地面积逐渐逼近临界值，虚拟进口耕地增加近20倍，且耕地需求正在向多元化种植需求导向转变。② 中国全域农业种植结构尚未满足居民膳食消费需求，存在结构失衡、供给不足和库存过剩的问题，九大农区农业种植结构存在显著差异。③ 耕地保护转型应以保护现有耕地资源为基底，以种植结构转型、调控农区生产布局为主力，落实区间协同和保障适当的国际进口为辅助，以系统视角出发将耕地资源压力向生命共同体转移为核心，多方位构建中国耕地分区保护机制。文章可为制定食物均衡需求导向的耕地保护方略提供科学参考，为新时代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菜单。
系统揭示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化的多尺度特征演进规律并就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对优化耕地资源利用与管理、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耕地景观细碎化的理论认知为基础，基于中国土地利用数据，集成泰尔指数、尺度方差及分解、马尔可夫链等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方法，按照国家、农业区、省域、市域、县域5级尺度，深入探讨1990—2020年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化的多尺度特征演进规律与尺度嵌套效应，并据此预测其长期演变趋势。结果表明：① 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化的格局特征具备明显的空间尺度差异，细碎化指数在县域以地势三级阶梯分界线成梯状分布，在市域依托“胡焕庸线”形成东低西高的“双核心—环核群—带状区”分异格局，在省域则呈现由东向西、自东北至西南逐级提高的同心圆圈层式结构。研究期内县域、市域、省域、农业区尺度差异对中国耕地细碎化总体差异的平均贡献分别为84.87%、14.64%、0.31%、0.18%，尺度越小越能反映耕地细碎化的空间异质性。② 1990—2020年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化呈增强态势，但随时间推移增速减缓，并在2017年以后呈现出明显的减弱态势。其中，2000—2010年是耕地细碎化发展最为剧烈的时期，在不同尺度下均呈现细碎度增长幅度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涉及维度最多等特点。③ 近30年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化总体表现为“东增西减”，但不同尺度下耕地细碎化时空演变的趋势、强度、范围等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经济发达且农业资源禀赋优越的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中东部、四川盆地等地区是耕地细碎化增强的高值集聚区。④ 耕地景观细碎化的长期演变将遵循由低向高渐次递增的发展过程，低、较低等级细碎度县域将大幅减少，较高、高等级的县域将明显增加，同时，邻域背景对耕地细碎化的发展演化发挥重要作用。
保障“双碳”目标下的粮食安全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构建人类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课题。本文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测算1997—2020年全国及31个省份（数据暂未含港澳台）粮食生产碳排放量，利用基尼系数、标准差椭圆和核密度等方法探析其动态演进特征，从整体、时段、区域分解的角度识别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其时空效应。研究发现：① 考察期内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总量呈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1.30%，物质资料投入和秸秆燃烧的贡献最大，2017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2020年碳排放总量为49478.19万t。② 在三大粮食生产功能区和6个粮食作物种植制度区层面，考察期内粮食主产区、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的省份粮食生产碳排量一直处于前列，粮食主销区的碳排放量呈现缩减趋势。③ 考察期内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量的绝对差异扩大，整体上呈现高水平收敛和区域间差异扩大趋势。④ 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受经济、社会、技术、人口和自然等因素共同作用，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作为关键影响因素表现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地区经济结构、劳动节约型技术和和农业生产结构与其相反；阶段效应以“十一五”时期为节点，驱动因素趋向简单化；区域效应中驱动因素趋向复杂化。本研究为推进“双碳”战略下粮食绿色生产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依据。
中国陆地土壤碳储量和土壤碳汇及管理碳汇对全球碳循环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已有的土壤碳储量和碳汇估算研究主要采用较低分辨率的土地利用数据开展，且生态系统的管理碳汇较少被学者关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基于2000年、2020年中国30 m分辨率土地利用数据、中国气候区、中国温度带等多源数据，汇总国内土壤碳储量、土壤碳汇及土地利用管理碳汇相关的文献成果，采用土壤碳储量、土壤碳储量变化、土地管理碳汇、土地利用转变土壤碳变化核算模型，综合评估了中国2000—2020年农田和草地管理土壤（0~100 cm）碳汇、2000—2020年森林管理碳汇、2000年及2020年中国土壤碳储量（0~100 cm）、2000—2020年土壤碳储量的变化及土地利用转变土壤碳储量的变化。研究发现：① 2000—2020年中国农田管理土壤碳汇达17.918 Tg C a-1，草地管理土壤碳汇约为20.171 Tg C a-1；② 2000—2020年中国森林管理碳汇约为81.622 Tg C a-1。③ 2000年和2020年中国土壤碳储量分别达到86.074 Pg C、86.771 Pg C；④ 2000—2020年土壤碳增加约34.850 Tg C a-1；⑤ 研究时间段内，中国土地利用转变导致土壤碳储量减少约17.621 Tg C a-1。本文研究成果有助于理清中国21世纪土壤碳储量和土壤碳汇及管理碳汇状况，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湿地是人类重要的自然资源，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为遏制全球湿地继续丧失，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保护修复举措。本文梳理了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湿地保护修复举措，全面诠释了中国湿地保护修复管理经验，提出湿地资源未来研究需要从国际前沿与国家战略、社会经济与智慧服务等层面展开。结果显示：① 1997—2023年27个国际湿地日为当年的湿地保护与管理提供新目标和新任务，1980—2022年14届国际《湿地公约》大会重要议题和成果为未来一段时期湿地发展提供新方向和新挑战。2023—2035年应该提升湿地生态功能，推动湿地可持续发展，攻克脆弱湿地生态系统生态修复技术瓶颈。② 1992—2022年是中国全面开启保护湿地修复新阶段，总体形成了“国家战略部署—法律政策建立—工程规划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湿地保护修复经验，强调要从国家法律层面规定和编制对湿地长期保护的规划，创新修复治理技术和应用体系，多部门协同分工，有效解决湿地保护修复的复杂问题。③ 湿地未来趋势研究应该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多个国际公约”促进湿地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实践，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湿地保护修复管理服务，面向“学科发展—全域监管—综合评估—智慧决策”的交叉融合和学术创新发展研究。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改变植物的生理过程，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水循环和能量平衡。植被物候是气候变化最敏感的生物学指示指标，近年来植被物候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主要关注气候平均态，植被物候如何响应极端气候事件研究相对较少，响应机制仍不清楚。本文梳理了植被春季和秋季物候对各类极端气候事件的响应及其机制，发现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季前极端低温与极端降水直接导致植被返青期推迟、枯黄期提前，而极端高温和极端干旱导致植物气孔关闭，抑制光合和蒸腾作用，间接导致枯黄期提前。目前植被物候响应极端气候事件研究缺乏对复合极端气候事件的关注，而且植被物候对极端气候响应的滞后效应以及极端气候事件发生后植被的恢复过程研究较少。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需构建考虑极端气候事件影响的植被物候模型，并与动态植被模型耦合，以提高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模拟精度。
地形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区域气候变化的空间异质性，从而影响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本文以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为研究区，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地形因子通过气温、降水对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的调控作用。研究表明：三江源地区坡度、坡向主要通过调控降水影响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而海拔主要通过调控气温影响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海拔的影响最大，其减缓了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总效应为-0.35；坡度次之，其加剧了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总效应为0.31；坡向的调控作用最小，总效应为0.03；地形因子的总影响为-0.01，即3类地形因子具有抵消效应。三江源地区在坡度5°~15°、阴坡和海拔3000~3500 m的条件下，地形因子对植被的调控作用最大，其效应分别为0.23、0.08和0.39。在坡度5°~15°和海拔4500~5000 m时，坡向通过调控降水使得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最大；在坡度5°~15°、阴坡和海拔小于4000 m时，海拔通过调控气温加剧植被对气候的响应，在海拔大于4000 m时，海拔主要通过调控降水来减缓植被对气候的响应。本文可为山区植被对气候变化响应规律的研究提供基础。
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中国干旱山区洪涝灾害日益频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快速、准确的山洪淹没模拟是减少人员伤亡和降低灾害损失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是山洪预报预警中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本文旨在构建干旱区小流域的暴雨山洪数值模拟方法，基于2D高精度洪涝数值模型FloodMap-HydroInundation2D，以青海省大通县“8·18”暴雨山洪灾害为例，重现山洪灾害动态过程，揭示山洪淹没时空变化特征。模拟和验证结果表明：该模型能较好的模拟整个动态淹没过程，山洪淹没主要发生在8月18日0—1时，青山村、贺家庄和龙卧村淹没最严重，模拟的最大淹没范围与实际淹没水深范围较为一致；进一步探究模型对糙率和水力传导率的敏感性发现，由于干旱山区降水少且下垫面条件复杂，模型对糙率和水力传导率，特别是对水力传导率尤为敏感。本文证实了FloodMap-HydroInundation2D模型对于干旱区小流域暴雨山洪模拟的可靠性和普适性，为干旱区山洪灾害评估与防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支撑和决策依据。
1.5 ka以来，青藏高原东北部风沙活动增强是因气候变化还是人类活动所致，抑或二者共同作用，目前还不得而知。本文根据自然环境和人口分布将青藏高原东北部分为两个区域：I区主要包括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和河湟谷地，区内水热条件较好、人口较多；II区主要包括黄河源区和柴达木盆地，区内气候寒冷干燥、人口较少。本文归纳整理这两个区域的风成沙年龄、风沙活动记录、古气候代用指标和人类活动等相关的代用记录，分析青藏高原东北部1.5 ka以来风沙活动增强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5 ka以来，青藏高原东北部风沙活动增强存在时空差异，I区的风沙活动在相对暖湿的1.5~1.0 ka期间显著增强，而II区的风沙活动直到1.0 ka以来才开始逐渐增强。I区的风沙活动开始增强的时间比II区早了0.5 ka。综合分析发现，人类活动增强对自然植被的破坏是I区的风沙活动增强比II区提前0.5 ka的原因。1.0 ka以来Ⅱ区的风沙活动增强主要是气候变化所致。本文对1.5 ka以来青藏高原东北部风沙活动增强的时空差异的认识，可为未来全球变暖趋势下该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和风沙活动变化预测提供参考。
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将改变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权力结构、国家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博弈的驱动因素，对能源地缘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梳理能源与地缘政治渊源的基础上，阐述能源转型重构地缘政治的内在逻辑，并对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研究进行展望。研究认为：① 不同时代能源的内涵、属性，以及与地缘政治关联的差异，决定了能源地缘政治的表征及激烈程度明显不同，导致能源地缘政治呈现明显的代际转换特征。② 能源转型将改变油气资源的地理依附性，引发关键矿产争夺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博弈，重塑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和能源治理体系。其中，关键矿产争夺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博弈，是能源转型重塑地缘政治的“因”；而地缘格局重构是能源转型重塑地缘政治的“果”，全球能源治理是应对因果变化所需要采取的行动与措施。③ 未来亟待加强能源转型重构地缘政治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的路径与模式，并加强“碳中和”背景下能源安全研究，以更好地推动能源地理学科发展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重大战略需求。
能源作为战略性资源在国家地缘战略中尤为重要，能源结构性权力的角逐业已成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和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内涵。利用联合国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2001—2017年各国的能源结构性权力进行测度，从空间格局、网络组织关系、新增价值分配的视阈来揭示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的演化脉络，并识别出权力转移的关键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体系呈现出两极分化严重、动荡不稳定特征，能源强国对周边地区不断挤压并产生了大量的破碎地带；②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呈现出“东升西降”趋势，并以中美德为主导的“三足鼎立”空间格局。其中能源出口结构性权力不断向中国转移，进口权力则进一步锚固在西欧北美；③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合作社团扩散和收缩并存，亚太和东欧社团范围逐渐扩大，西欧和美国社团范围则有所缩减；④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核心—边缘”等级结构存在“双核→三核→多核”的弱化趋势，权力等级圈层间的迭代过程显著；⑤ 从能源价值流动的核心链条来看，德国、美国为代表的能源结构性权力强国占据链主地位并主导着能源价值的分配，作为跟随和从属的能源小国陷于低端锁定困局。从能源产业链环节的来看，呈现出能源勘探开采和加工销售环节价值较高，运输储存环节价值较低的“微笑曲线”特征；⑥ 国家高水平能源结构性权力的关键驱动因素从早期的能源禀赋和能源贸易维度逐步向市场资本维度所延展。据此为中国能源结构性权力的巩固提出了政策建议。
探究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与地缘经济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有助于为中国企业科学开展海外耕地投资活动提供参考。本文构建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及地缘经济的评价体系，借鉴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二者耦合协调度，并对其空间分异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及中国与各东道国的地缘经济联系呈高度分散化，投资规模较好、地缘经济较密切的地区位于俄罗斯和东南亚。② 投资规模与地缘经济耦合协调度呈显著正相关，局部地区已形成明显的空间分化，高高集聚区分布于东南亚。③ 耦合协调发展受营商便利指数、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淡水资源拥有量、谷物单产、百万人互联网拥有量和法律权利力度指数6个因子的显著影响。④ 以上6个因子对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具有空间差异和增强型交互作用，其中国内生产总值与任意因子作用时产生的增强效应值均较为明显。应从优化海外耕地投资及地缘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探索区域差异化路径、完善规划及关注耦合协调提升的影响因素方面提升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
拉达克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和印度河上游谷地，现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部分，自古是南亚西北部通向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和新疆南部的“咽喉要地”。有关拉达克的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其地方历史和地域文化的考论，缺少从长时间尺度研究该地区的历史变迁及其与中国的多元关系和地缘价值，在国内外网络上也流传一些对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问题的错误认识和不当地理图件，亟需从学理层面对拉达克地区进行全面厘正。本文结合多种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在详细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拉达克在公元1—21世纪的地名沿革、历史演变、地域范围进行论证，并分析其在中国西部地区国土安全中的意义。结果表明：① 作为中国西藏故土，拉达克在公元9世纪以前是吐蕃王朝的一部分，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瓦解后，它成为吐蕃王室后裔建立的阿里地方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世纪拉达克再次统一在中国元朝的疆域内，历经明清两代。19世纪中叶拉达克为位于克什米尔南部的查谟土邦兼并，随后被并入英印殖民地，1947年由独立后的印度派军占据。② 拉达克地区历史演变曲折，地名多次变化，但近代为查谟土邦吞并时，拉达克地域范围仅指位于西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以列城为中心的印度河谷上游地区。③ 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过程的复杂性，使得其成为中印西段边境印度制造摩擦的主要区域，中国应积极应对印度方面持续的相关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