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区域出口产业重构是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双向互动演化的结果。作为外部知识引入的重要渠道，进口贸易是影响中国区域出口产业重构的典型“全球—地方”互动要素，探究进口贸易所附加的外部知识与本地出口产业的认知邻近性有助于理解进口溢出效应的“全球—地方”互动机制，厘清区域出口产业演化方向。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库贸易数据，从认知邻近性视角对进口溢出效应进行分类测度，将进口产品分为同产品、相关产品和不相关产品3部分，探究不同类型的外部知识对区域出口产业重构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进口同产品和相关产品所带来的外部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区域产业出口优势扩展和出口优势深化，而不相关产品进口溢出效应则相反；② 外部技术溢出效应的实际效果取决于本地能力，进口溢出效应通过地方相关生产能力的中介作用影响区域产品出口优势扩展和深化；③ 进口溢出效应存在产品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其知识扩散越依赖认知邻近性。东部地区城市主要从同产品进口中获取技术溢出，中西部地区城市更容易从相关产品进口中获取技术溢出。
乡村人居环境是城乡复合人居环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乡村人地关系的综合体现。本文基于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理论框架，结合独立性权重法和回归分析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指标体系，并进行综合测度，深入剖析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离湖区越近弹性形成值越高，离湖区越远弹性形成值越低，呈现“内高外低”的空间分异特征。② 以灵活性、适应性和反应度测算结果为依据，将洞庭湖区的弹性形成水平从空间上划分为3个环带：华容—临湘环带、澧县—平江环带和石门—赫山环带。③ 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受到外源性因素和内源性因素的综合影响，通过突变、延续、转型等，产生正负作用，从而形成或不能形成乡村人居环境弹性。结合洞庭湖区不同环带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等差异，遵循因地制宜原则，提出相应的策略，在乡村人居环境优化发展过程中，增强乡村人居环境地域系统的监测、预测和抗扰动能力，不断提升弹性，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其经济差异研究不能仅局限于上中下游，而应对多尺度下可能存在的不同差异进行分析，各省区省际边界县与非边界县之间的差异是需要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基于此，从核心—边缘理论出发，使用夜间灯光数据表征经济发展水平，通过空间自相关进行差异特征识别，进而构建经济发展差异指数刻画1992—2019年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的核心—边缘结构演变过程，利用回归模型探讨自然和区位条件、交通、产业结构、政府能力等对核心—边缘结构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上中下游差异是黄河流域经济基本特征。但随尺度降低，省会与非省会、省际边界区与非边界区间的经济差异显现，核心—边缘结构凸出；② 县域经济核心—边缘结构呈弱化趋势，下游山东省际边界县域与核心区发展相对均衡，河南、山西和宁夏核心—边缘结构比较稳定，而陕西、内蒙古、甘肃和青海4省省际边界县域与核心区发展失衡，呈核心—边缘极化结构；③ 自然和区位条件是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但交通、产业结构和政府能力的改善对缩小经济差距、延缓核心—边缘结构极化具有积极作用。加强交通基础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政府能力有助于缩小流域经济差异。
基于长居、定居以及落户意愿内涵差异及相关指标的甄别分类，以中国25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流动人口长居、定居和落户意愿在居留过程中的发生次序及城市差异，通过多水平Logit回归，比较了不同意愿决定机制的异同及形成条件。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次序性，总体上定居意愿在长居意愿的基础上产生，落户意愿在定居意愿的基础上产生，层层递进。但一线城市定居意愿和落户意愿的递进关系不确定。② 除受人力资本影响之外，流动人口的长居意愿的产生主要受社会关系和社会融合的影响，定居意愿受到经济收入和家属随迁的显著影响；落户意愿则主要是受身份认同和城市因素的影响，流入地身份认同度越高，落户意愿越高。③ 城市等级和区位有重要影响，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长居意愿和落户意愿随着城市等级的提升而提升，定居意愿呈倒“U”型趋势，省会城市最高，北京等一线城市最低。东北地区长居和落户意愿显著降低，定居意愿差异较小。在市民化过程中，定居意愿的形成是关键一环，要因城施策，助力提高流动人口经济实力、推进家庭化迁移，弱化落户的指标性意义。
当前，中国进入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阶段，人才日益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国家与区域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高校毕业生作为人才的后备军，已然成为城市“抢人大战”的主要争夺目标。基于2019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运用空间统计分析及空间计量交互模型，剖析“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①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呈现“东密西疏”的不均衡分布格局，且“一流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更加集聚。② 经济因素仍是影响“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核心因素，但地方品质因素对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相对而言，地方品质因素对“一流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更强。此外，政策因素对两类毕业生就业流动也具有显著的影响。③ 毕业生就业迁移流之间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效应，基于就学地、就业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显著为正，基于就学地—就业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显著为负，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不均衡的分布格局产生一定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区域人才政策的制定需要实现从单一区域视角向多区域协调视角的转变，对进一步优化区域人才治理具有参考意义。
以中国887个省际边界县域为研究区，从5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度量其2000—2019年城镇化水平，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表征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识别主要影响因素及交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划分驱动类型区并提出差别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 ① 2000—2019年中国省际边界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呈现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② 中国省际边界县域城镇化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H-H型的县域空间分布呈“T”型格局，L-L类型集聚分布在西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省际边界区。③ 经济发展类因子和交通因子是省际边界区城镇化空间格局的主导影响因素。④ 省际边界区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变是在经济发展和交通水平主要驱动和直接作用下，医疗水平、社会投资和自然条件次要驱动和直接作用以及政府行为与教育服务间接作用后的结果。⑤ 按主导因素将省际边界区划分为地形要素制约型、区位交通主导型、经济发展拉动型、社会投资拉动型、公共服务滞后型和政府主导型6类驱动类型区。⑥ 省际边界区城镇化发展具有空间近邻效应，距离发达地区城市群近的县域城镇化水平高。省际边界区县域城镇化空间的边缘性特征突出，省际边界县域接壤边界数量越多，城镇化水平越低。
本文基于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方法，以2004—2019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的差异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中欧班列开通显著促进了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增长，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越完善，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带动作用越强。出口同时受途经国家数量、目的国物流运输能力的正向调节。② 异质性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对货源地枢纽节点城市的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铁路枢纽城市影响不显著，对港口城市出口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城市规模来看，贸易的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发生在中小城市。基于不同地理区位班列通道的分析发现，对西部通道沿线城市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明显。③ 中欧班列的组织运营服从“轴—辐”模式，对周边区域出口辐射空间范围大致在150 km之内。中介机制检验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市场化水平促进出口贸易增长，外围区域的城市受到市场化水平的正向中介效应更显著。运输时间成本节约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当前较传统海运所需时间的节约并不是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
高铁枢纽是引导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本文以长江经济带37个高铁设站城市为例，构建高铁枢纽驱动城市重心转移指数模型，分析高铁枢纽驱动下城市空间扩展效应，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高铁枢纽驱动城市空间扩展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① 高铁枢纽驱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扩展效应分为3个等级，一是驱动城市重心大幅度向高铁枢纽方向扩展，呈现出“有的放矢”现象；二是驱动城市重心中幅度向高铁枢纽方向转移，呈现出“扩展萌芽”状态；三是驱动城市重心向高铁枢纽方向扩展不显著，没有呈现明显的“粘连”关系。② 高铁枢纽驱动城市空间扩展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城市能级、高铁枢纽发育程度、站—城关系和政府政策等4个维度11个因子，其中，城市能级发挥“推动力”作用，城市等级和城市外部可达性变化率两个因子作用明显；高铁枢纽发育程度发挥“牵引力”作用，枢纽等级因子作用明显；站—城关系发挥“催化剂”作用，枢纽可达性因子作用明显；政府政策发挥“指导力”作用。
随着人们需求从物质向精神层次的提升，城市安全感的营造对社会的健全发展日益重要。同时，作为环境感知的一种，安全感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及其环境影响因素有助于在城市规划中尊重并满足不同群体的感知需求。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居住社区的安全感问题，针对居住区以外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同时缺乏环境影响的群体差异视角。因此，本文基于在广州市采集的1149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获取被调查者对中心城区最担心被偷及被抢（缺乏安全感）的地区，分别按高、中、低3个收入群体汇聚形成安全感地图，并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建成环境、社会与经济环境、环境失序3个维度讨论环境因素对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地图格局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① 火车站、客运站等对外交通设施所在地，广佛城市交界地带以及老城区商圈在3个群体的感知中均为高风险区；② 3个收入群体对中心城区的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低收入群体的感知空间与中、高收入群体的差异较显著；③ 对3个群体的安全感均有显著影响的环境因素为重要交通设施分布、蓝色空间、土地利用多样性与道路交叉口密度；④ 环境密度要素如娱乐设施、商务楼宇的密度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安全感更有影响，环境设计要素如天空开敞度、绿色空间占比对中、高收入群体的安全感更有影响，社会经济水平以及警务设施、活动人流不稳定性等环境失序要素的影响效果则存在较高的群体差异性。本文可为城市安全环境营造、安全意象建立、城市人本化和精细化规划管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生活圈规划是城市公共资源均等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特定城市15 min生活圈服务设施规划实践中，针对某一类公共服务，如何确定其设施数量、空间位置和服务公平性，具有诸多挑战。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次改进经典的设施区位问题（CFLP）为服务半径和覆盖率双重约束下的部分覆盖问题（μ CFLP），使其适用于生活圈服务设施布局规划。构造μ CFLP线性规划模型，设计数学启发求解算法。按照中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选择6个典型城市案例区域，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进行服务设施布局规划实验。结果表明：改进模型适用于城市生活圈服务设施布局规划，能够平衡服务供给成本、可及性和公平性；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模型对服务半径和覆盖率参数设置敏感，服务质量与效率难以兼顾，而在人口密度高的大都市，相对容易满足15 min生活圈建设标准。本文模型在面向15 min生活圈的城市服务设施规划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无须事先确定设施数量，二是能够按覆盖半径与覆盖率探索最优设施布局。
人口发展与格局决定客运交通需求的时空特征，是交通设施布局与运行的重要前提，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出现了新趋势，对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推进“交通强国”等国家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亟需开展面向人口服务的陆路客运交通区划研究。依据地理学区划理论与方法，基于人口空间集聚、流动、生产生活需求和现状交通设施供给特征，采用包含时空大数据的多源数据，应用要素加权叠置法和空间聚类法等，首次提出面向人口服务的中国陆路客运交通区划，将全国划分为5区4类两级客运交通分区。5区为5大客运交通一级区，包括东中部交通区Ⅰ、东北交通区Ⅱ、西中南交通区Ⅲ、西北交通区Ⅳ、青藏交通区Ⅴ。5个一级区的交通网络与服务策略各有侧重，东中部交通区为融合提质区，东北交通区为优化集约区，西中南交通区为加快发展区，西北交通区为稳固增强区，青藏交通区为夯基保障区。交通一级区又可以分为散点型、轴带型、放射型、网络型4类交通二级区。研究结果将丰富交通地理学理论，拓展地理学在中国国家交通战略中的应用，为国家和区域综合交通规划提供地理科学依据。
交通优势度是评价区域交通优劣的常用指标，亦是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性单项指标之一，自提出以来便得到广泛应用，但既有文献较少探讨其内涵，并融合区域特性进行评价维度的发展。本文回归交通优势度最初强调的交通对区域发展的“支撑、引导、保障”能力，阐述其与“量、质、势”的对应关系，从承载力、可达性、连通性角度进行指标阐述与拓展，并将可靠性、公平性等概念引入保障维度，从而丰富了交通优势度3个能力维度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西藏自治区为例，针对其区域特点引入线路连接度、雨雪季节波动性等拓展了保障能力维度指标，以及采用更精细、多模式的可达性，发展了原有的“区位优势度”，作为“引导能力”。结果表明：① 西藏交通优势度的县际差异明显，总体以拉萨、林芝、日喀则等地为核心，沿河谷地带呈潜在的点—轴分布特征，各地市则形成围绕行政驻地的中心—外围结构。② 改进后的交通优势度更清晰地呈现西藏交通3个维度的能力及其间关系，揭示阿里、藏东南边境等区域在保障等维度的缺陷及形成的大范围的交通劣势地区。③ 本文对3个能力维度的再探讨为交通优势度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潜力的概念框架，有利于新时期交通优势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在多功能转型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正成为利益主体直接对话和冲突的场所，土地利用方式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本文构建了乡村旅游地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认知“冲突—协调”理论研究框架和内在关联机制，以黄山风景区山岔村为案例地，通过密度制图和冲突倾向模型识别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潜在认知冲突点，采用扎根理论和DEMATEL法分析多功能诉求的协调发展状态。结果表明：① 农业、人居保障功能集中于居民点附近，经济、旅游休闲功能集中于景区，生态功能遍布村域，呈现山区耕作半径制约性、交通区位导向性、环景区产业布局、“三生”空间认知叠合等特征。② 总体态度差异指数（OPD）高值区分布上，农业功能分布取决于农业生产条件和居民点人口密度，经济功能呈现出景区发展程度对周边经济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分异特征，人居保障功能分布受居民点交通区位条件影响，生态功能在空间上毗邻黄山风景区，旅游休闲功能分布受旅游资源禀赋影响。③ 在冲突点方面，由于利益主体对山区农业的生产布局、设施保障、产出效益认知差异，农业功能冲突集中在耕地和园地；山区产业用地管控、建设用地紧缺、旅游收益分红认知差异，造成了经济功能集中在旅游和非旅游商服用地；人居保障功能集中在农村宅基地、服务设施和水域，由基础设施配置、人居生活品质和乡村空间商品化程度认知差异造成；因环境规制、生态保护和生态效益认知差异，生态功能集中于水域、林地和部分农业用地；旅游休闲功能集中在景区景点、旅游道路，由旅游的开发方式、交通可达性、收益认知差异造成。④ 在协调发展状态方面，人居保障功能整体协调状态较好，居民农业产销、居民利益与企业分红诉求、企业环境质量诉求是影响农业、经济、生态功能协调发展的主导因素，政府和企业对旅游市场、居民对旅游效益诉求是影响旅游休闲功能的主导因素。以满足利益主体诉求为出发点，构建了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认知冲突协调机制和路径。
旅居养老是养老需求升级的产物，有效契合了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战略。在把握旅居养老内涵的基础上，借助推拉理论构建发展分析框架，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乡村旅居养老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和剖析了典型发展模式。研究发现：① 旅居养老是老年群体出于深度体验与生活居住的双重目的，前往旅居地持续性居住的养老方式，对其内涵的把握需厘清行动主体、行为动机、时间界限、移动距离等关键性问题。② 在时间维度上，中国乡村旅居养老经历了萌芽期、缓慢发展期、快速发展期3个阶段，表现为类型结构优化、社会资本参与度提升、市场发展细分化的趋势。③ 在空间维度上，旅居养老的发展与“胡焕庸线”呈强关联性。2005—2020年间高密度核心区由长三角“单级核心”向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足鼎立”格局演化。④ 在“推力—拉力—中间障碍”的分析框架下，现阶段中国旅居养老的发展以拉力为主导性驱动力，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旅游度假区数量等影响因素。⑤ 基于对地域发展因素的综合研判，将乡村旅居养老归纳为自然依托型、文旅依托型、康养依托型与多元混合型4种典型发展模式，并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发展路径。
探索新兴资源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新表现对于制定和优化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地理本性视角下资源集聚与演化的理论基础框架，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和因素探测方法，对中国商业健身资源集聚的格局演化及其形成机理开展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商业健身资源的空间集聚格局呈现出两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以京广铁路和长江黄金水道为骨干的“十”字型廊道的空间形态与演化趋势，区域中心城市在此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京广沿线城市经济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则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二是中国城市群地区是商业健身资源空间集聚的主体区域，其中沿海地区城市群起着主导作用，尤其在山东半岛和长三角城市群表现出空间连片发展的态势。② 中国商业健身资源冷热点格局呈显著的阶梯状分布特征，自东向西由热点区、次热点区逐步演替为次冷点区、冷点区，其中空间热点区域经历了由环渤海、长三角地区向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扩张演化的过程，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次热点区具有跨越“胡焕庸线”并向西发展的态势，次冷点和冷点区域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局部变化主要表现为广西东部和广东西部地区由冷点区演变为次冷点区。③ 中国商业健身资源的集聚演化是三大地理本性要素交互耦合作用下的结果。不同因子在商业健身资源集聚演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以传统自然、经济社会要素为代表的第一和第二地理本性分别对商业健身资源集聚演化起着基础控制和物质支撑作用，以新经济要素为代表的第三地理本性对商业健身资源集聚演化的影响最为显著，发挥着激发与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