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多基于本土思维,秉持“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理念。在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传统农业社会,这一理念及其指导下的区域地理研究和区域管理实践,对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随着系统开放程度的增加,规模不等、层级不同的地域系统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耦合的地理网络。每个地域都是这个网络上的节点,地域问题的产生与解决与网络上其他节点有密切关联、与地域系统内外因素紧密相关,地域外因素有时甚至起主导作用。虚拟水、生态足迹、贸易隐含碳排放、资源纽带关系及人地关系远程耦合等概念和方法的提出,标志着人地关系研究范式从本土思维向全球网络化思维转型。依照新的理念和研究范式,传统的本土思维范式及建立在此范式上的相关研究主题（如区域承载力）应该受到重新审视。
受城市化、地域功能分化、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交通网络快速扩展等因素影响,区域之间资源要素的流动已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人类与地理环境互动模式的网络化就要求地理学研究采取全程耦合范式,即将区域内部、区域与周边区域、以及非邻接区域之间的人地互动同时纳入考虑。食物系统作为衔接乡村与城市、以及产地与全球消费市场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是开展人地系统近远程耦合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在论证理论研究内在依据及外在条件的基础上,将食物系统的构成要素与远程耦合框架相结合,建立“城市化驱动下食物系统近远程耦合的理论框架”并论述该理论框架的具体内涵。以拓展理论框架中的前沿领域为基本导向并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本文进一步明确了食物系统耦合研究的基本问题和4个亟待突破的优先研究方向。其中,基本问题是食物域的格局特征、时空演化及其动力机制。4个优先方向则包括：耦合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供应链网络人地互动研究;食物系统近远程耦合效应及其调控策略研究;基于食物系统的城乡融合与长效脱贫机制研究;以及面向公共卫生安全的食物系统跨区域、多层次治理研究。本文最后设计了食物系统耦合研究的一般技术路径,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的案例实证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思路参考。
旅游现象与活动中的人地关系是旅游研究中的跨学科议题,但目前微观心理与行为视角下的旅游情境人地关系研究尚有不足。本文检视了旅游情境人地关系研究的特殊性和多元性,探究了微观视角下旅游情境人地关系研究的经验化路径,以旅游者行为意愿为例对人—地二元环境刺激促成人—地交互及行为反应的可能机制进行了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并分析了上述理论与经验探讨对于旅游情境人地关系研究的启示。研究表明：① 旅游情境人地关系研究具有多元对象、层次、范式及方法论,存在4种主要情形和2种典型范式。② 心理—行为范式是拓展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方向,提炼具体问题和聚焦具体变量是微观视角下旅游情境人地关系研究经验化及本体论化的关键环节。③ 认知和情感形象、地方依恋、行为意愿等构成的经验模型是对人—地二元到人—地交互理论逻辑的一种刻画,为旅游者行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人地关系解释。④ 微观视角下旅游者行为意愿的形成经历了地的功能与人的情感两个向度环境刺激、地方依恋人地联结有机体、行为反应之间的传导过程。⑤ 微观视角下旅游情境人地关系研究需把握人地关系主题与旅游现象特性、完善多元尺度和范式、推进理论的经验化、注重方法的问题导向和理论意义。
在探讨“美丽冰冻圈”内涵的基础上,从自然属性与社会经济两个层面、致利与致害两条线,分析了“美丽冰冻圈”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美丽冰冻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福祉构成冰冻圈—人类社会经济复合命运共同体。基于中国冰冻圈要素及其变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选取祁连山—河西地区、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横断山大香格里拉地区,分别代表冰冻圈水资源影响区、冰冻圈灾害影响区、冰冻圈旅游经济区,围绕冰冻圈水资源服务与绿洲经济、雪灾害风险与畜牧业经济、冰雪旅游与区域经济等核心问题,从冰冻圈资源服务与灾害风险视角,详细阐述了冰冻圈融入不同区域发展的途径与模式。在干旱半干旱内陆地区,冰冻圈主要以水源涵养、水量供给与径流调节服务,融入绿洲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冰冻圈水资源支撑型区域发展模式;在青藏高原高寒区,冰冻圈生态环境决定了畜牧业经济的脆弱性,冰冻圈灾害负向影响畜牧业经济,是一种冰冻圈生态支撑+灾害影响型区域发展模式;在冰冻圈旅游经济区,直接依托冰雪资源发展冰雪旅游业,是一种基于冰冻圈资源的旅游经济驱动型区域发展模式。
用地更新潜力分析是践行集约利用空间与城市更新、可持续性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对认识城市土地利用、居住空间转型与治理意义重大,包括面积更新潜力与集约利用潜力。从社区土地面积、空间集约利用和两者关联性3个维度出发,采用企业社区兴趣点、兴趣面数据与建筑基底数据,以及景观格局指数、区位熵、重要性—绩效分析等方法,构建城市企业社区用地更新潜力分析框架,探究用地更新潜力特征,以西安市为案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① 企业社区总更新潜力933.56 hm2,平均面积1.63 hm2。小型企业社区（0.07~1.18 hm2）居多（62.87%）,面积更新潜力较小（19.42%）,相对集聚于内部市区,桃园路、土门、长乐中路等街道。面积大的数量少,分散在外围市区,洪庆、纺织城、鱼化寨等街道;② 绝大多数企业社区（93.01%）在立体空间上有集约利用潜力,整体呈东西两头稍高、内城中间低的略“U”型分异,以及南部向中北部地区近线性增加趋势;③ 集约利用潜力大的企业社区（A型）占20.63%,平均楼层高度3.31层,以土门、桃园路、纺织城、韩森寨等街道为主。集约利用潜力较大的企业社区（B型）占55.94%,平均5.24层,小集聚、大分散,长乐中路、纺织城、电子城、桃园路等街道分布多;④ 面积更新潜力与集约利用潜力大的高—高型企业社区占13.46%（77个）,主要在中心城区外围,纺织城、电子城、枣园、韩森寨等街道;面积更新潜力小集约利用潜力大的低—高型企业社区占30.07%（172个）,土门、纺织城、桃园路、电子城等街道为主;需要重点关注高—高型和低—高型企业社区更新改造与未来发展建设。应用过程与分析框架匹配,结果与现实较吻合,体现方法架构的逻辑性。研究有助于深化内城居住空间演替理论、新城市主义与城市更新理论。
中国的减贫实践证明,地理学在服务国民经济建设和支撑减贫瞄准与扶贫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学科价值。然而,由于基本概念模糊、基础理论滞后、学科体系不健全,“理论贫困”成为制约贫困地理学创新发展的最大短板。本文在解析贫困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剖析了贫困地理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学科性质、基础理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框架,提出了未来贫困地理研究中的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贫困是指与一定标准相比,人们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处于劣势、缺少或不足的状态,具有多维性、区域性和动态性特征。在测量标准上,绝对贫困强调“极小值”,相对贫困强调“平均值”。在瞄准对象上,个体贫困关注个人福利或能力的缺失与不足,区域贫困则是从空间视角关注个体福利背后的“区域福利”。② 贫困地理学是一门研究贫困地区的形成、分布、地理特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和反贫困措施的学科,以贫困地域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贫困—环境”关系为研究核心,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特点。贫困地理学的基础性理论包括空间贫困理论、区域贫困理论和多维贫困理论,其研究内容与框架包括3个维度、2大要素、2类对象、2大标准。③ 贫困地理学需要进一步强化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区域贫困测度、相对贫困瞄准、贫困监测模拟、减贫效应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将贫困视为一个动态现象与过程逐渐成为学术界共识。尽管国内外相关成果丰硕,但迄今鲜有对贫困动态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本文立足于现有文献,开展贫困动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首先,解析了贫困动态的内涵及类型;其次,分别从单维和多维角度归纳了贫困动态测度方法的原理、优缺点及数据来源;第三,从持续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变化、代际传递和时空演变四方面系统梳理了贫困动态研究脉络;第四,基于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视角,分别从经济、发展和空间层面对贫困动态发生机制进行了解析。在对以上内容进行简要评述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若干贫困动态议题,希望能够为贫困动态研究提供有益借鉴,并为巩固扶贫成果、完善扶贫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衡量城市国土空间发展状况的晴雨表,深入揭示资源环境承载力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机理对城市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双评价指南的基础上引入夜光/大气遥感、兴趣点、交通态势、社交媒体等多源时空数据,建立了基于隐性—韧性—显性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特征分析理论框架,提出了空间自相关和分形几何相结合的承载力空间特征挖掘方法。以武汉市为例开展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呈显著空间异质性,隐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分布于城市外围生态环境优越的区域,韧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集中于综合风险应对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区,显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位于各项基础功能均较为健全的城市次中心一带;② 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存在正向空间聚集性,并呈显著半径向心分形特征,隐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韧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呈向心状聚集在城市核心圈层,显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分布于则介于二者之间。本文构建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特征分析与挖掘方法体系,通过引入多源时空数据弥补了传统数据现势性的不足,完善了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和技术范式,可为新时期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
城市居住分异具有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的社会—空间双重属性,已有研究多关注社会经济属性,采用非空间分异指数开展单个城市和较大尺度的实证分析,较难有效反映中国当前城市内部日趋复杂多变、异质破碎的居住分异景观。基于住宅空间视角,采用多群体分异指数、空间分异曲线、指数分解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南京、杭州为案例城市,从街道、街区与网格3个尺度,分析宁杭2009—2018年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空间分异指数因考虑到住宅空间位置和邻域环境,可作为对非空间分异指数的一种改进;南京不同住宅类型空间分异程度高于杭州,主要是由城市空间结构差异造成的;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空间资源非均衡配置的结果,其中“中心位势”和“教育配套”等因素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最为显著;宁杭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共性与特性并存,揭示出城市比较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通过创新性探索,为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和新思维。
收缩城市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类城市,按照城市人口变化格局,开展收缩城市分类研究,是发现城市人口“空洞”及变化特征的重要一环。国际上将收缩城市主要分为穿孔型、圈饼型和边缘型,中国的收缩城市究竟包括哪些类型?尚缺少研究证实。本文以中国实体城市为分析单位,利用百度慧眼2016年11月─2018年11月200 m格网的常住人口数据,发现常住人口减少的实体城市共1506座,占实体城市总量（3022座）的49.8%。选取人口较为密集且在研究时段内出现严重收缩现象的126座收缩城市为研究样本,探讨中国收缩城市分类问题。分析表明：126座收缩城市样本多分布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地区,包括穿孔型、全局型、局部型、圈饼型、边缘型等5种类型。其中,穿孔型收缩城市最多,共47座（37.3%）,为中国收缩城市的主导类型,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全局型收缩城市有33座（26.2%）,主要分布于甘肃、陕西;局部型收缩城市有25座（19.8%）,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圈饼型收缩城市有18座（14.3%）,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边缘型收缩城市有3座。“重速度、轻质量”的前半程城镇化,以“增长”为主导的城市规划执念,资源枯竭或经济转型导致传统工业企业衰落解体,政府主动调整下的产业转移等是产生穿孔型收缩城市的主因。研究为政府精细调整城市发展重心、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城市宜居性、开展收缩语境下的城市规划与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
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和重点。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并分析其影响机理既能丰富相关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梳理和分析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系统构建了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综合测算了中国117个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了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2005—2017年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增长,整体呈现显著的“东部相对较高、西部相对较低”的分布格局。② 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城市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但高质量发展水平局部不平衡性加剧,空间极化现象持续扩大。③ 不同成长阶段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别,其中,再生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而衰退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最低。④ 资源型城市与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距离、区位和海拔、城市的开放时间等均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针对旅游经济绿色产业外部性及其空间溢出的科学认识缺乏,论证中国旅游经济能否促进绿色发展并揭示其空间溢出特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选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作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融合多源数据并利用EBM-GML模型测算并分解中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2005—2016年GTFP;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地市尺度下GTFP时空格局及聚类情况;依托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旅游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城市GTFP年度均值呈现总体上升态势,但“中部塌陷”特征明显;地市尺度中国GTFP格局与经济版图存在空间错位。② 旅游经济具有良好的绿色发展效应,能够同时促进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驱动目的地本地GTFP增长。③ 旅游经济对GTFP存在不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但对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④ 政策上应加强区域内旅游经济联动发展,构建旅游目的地创新溢出机制,推动旅游目的地与邻地产业分工协同发展,打造旅游业深度参与的区域产业生态圈和综合体等,以期强化中国旅游经济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
元胞自动机（CA）作为城市时空动态模拟应用最广泛的模型,可以有效模拟填充式和边缘式城市扩张过程,但是在飞地式扩张模拟方面稍显不足。本文提出一种改进CA模型—APCA,在传统CA基础上利用近邻传播聚类（AP）搜寻城市扩散增长的“种子点”,实现城市增长扩散过程和聚合过程的同步模拟。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使用APCA模拟其在2005—2025年间城市扩张的时空过程。结果显示：① APCA在设置“种子点”数量为1~8个时模拟总体精度均高于Logistics-CA,当“种子点”数量为6时,模拟新增部分精度最高,达到0.5217;② 2015—2025年武汉市飞地型增长面积约为8.67 km2,占新增城市用地总面积比例为6.30%;③ 武汉市1995—2025年间“先扩散后聚合”的城市扩张过程符合城市增长相位理论。APCA在一定程度上了完善了传统二维平面CA框架,将城市扩张模拟维度由面维扩展到点维,为准确展现城市用地空间扩展规律提供参考。
跨境并购是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重要途径,对世界经济地理格局演化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7年全球跨境并购交易记录数据建构网络,借助复杂网络分析、GIS空间技术以及引力模型等方法,对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形成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规模、密度、范围均有小幅度增长,并存有去中心化趋势。② 全球跨境并购方和标的方的空间分布重心出现由西（欧美）向东（亚太）转移的迹象,其首要推动者为中国,但中国跨境并购联系的出入口依赖于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地区。③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社团的空间组织范围总体与世界大区的范围保持吻合,其中全球最大的社团由英美主导但其凝聚范围出现收缩,中国主导的亚太社团凝聚范围得到扩大,德法主导的社团对欧洲进一步整合。④ 研究期内国家（地区）科技发展水平和离岸金融中心等属性要素,以及国家（地区）间地理、语言以及历史的邻近性要素始终是驱动网络形成的重要动力,而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市场规模指标在2009—2017年对跨境并购联系的形成只产生了单向（接收或发出）影响,经济邻近性作用失效。
儿童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相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儿童群体更易陷入严重的多维贫困状态,因此探讨儿童多维贫困的时空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区,使用A-F法从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维度对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儿童多维贫困在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各维度均得到有效改善;② 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各维度贫困存在空间分布差异,呈现“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空间特征;③ 2010—2016年中国城市、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情况均得到改善,空间分布向着“东—中—西”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格局转变,但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始终远高于城市;④ 家庭情况、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抚养能力、经济水平、教育环境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次要因素。综合来看,各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影响远超过单因素,教育环境与抚养能力、城镇化水平与医疗资源、家庭情况与抚养能力为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主导交互因素。
精准扶贫方略作为“一揽子工程”,为贫困乡村带来了强烈的外部冲击,驱动贫困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空间加速重构。在对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内涵、特征及过程与机制进行理论解析的同时,以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的实践加以实证,发现：①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是一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多维、全面、快速重构过程;② 在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过程中,行政势能、精英下沉、市场链接驱动,要素整合、动力激发、规划引导、能力培育、制度保障机制协同,推动贫困乡村由“低水平贫困均衡”走向“良性发展均衡”;③ 精准扶贫以来,十八洞村经历了经济系统从“二元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社会形态由纯粹的熟人社会向熟人逻辑与契约精神混合的半熟人社会转变;空间形态从生产、生活空间高度重合,但与生态空间隔离的两大传统农业区组团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的多元有序组团转变。十八洞村的实践为理解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也是其“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最本质的体现。
玉米市场空间关联是反映玉米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指标,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及改革对玉米市场空间关联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省际玉米市场价格数据,分析了价格支持政策改革背景下玉米市场空间关联及其时变情况,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了玉米市场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最后,通过QAP分析考察了影响玉米市场空间关联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玉米市场总体空间关联程度较高,且近年来整体呈上升趋势,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并未改变其上升趋势,但导致政策实施省份玉米市场与其他地区玉米市场间关联程度下降。② 玉米市场空间关联呈现多线程、复杂的网络结构形态,网络结构较为紧密、整体关联性强且较为稳定;中东部地区玉米消费量较大的省份在玉米市场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在网络中扮演着中心行动者角色,而实施玉米支持政策的区域以及西部地区在玉米市场空间关联网络中影响力较小,处于边缘和弱势地位,扮演着边缘行动者角色。③ 地理位置邻接、市场距离、销区市场势力、信息传递效应以及实施临时收储政策是决定和影响玉米市场空间关联的主要因素,其中,销区市场势力及信息传递效应对玉米市场空间关联的影响不断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