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一环,面对新时代全球尺度的远程联系、时空压缩与社会经济重构,传统的研究框架急需转型和升级。借鉴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远程耦合和星球城市化等理论,从复杂性科学视角出发,首先解析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内涵,进而从空间、时间、表象和组织四个维度,提出了一个解释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机理的分析框架——“耦合魔方（CHNC）”,并论述了其概念、内涵、演化规律和分析框架：魔方中的系统与系统、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间通过各种“耦合线”相互联系与作用,形成一个彼此嵌套、相互联系、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魔方的旋转代表了不同地域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时空非线性耦合作用,系统通过不断能量交换,产生临界相变与整体涌现性,长期处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中间状态;“耦合魔方”包括近远程耦合、近远期耦合、组内间耦合和显隐性耦合,共四个维度,八种类型。重点剖析了远程、远期、组间和隐性耦合的科学内涵、研究方法与典型案例,并形成更具普遍意义的人地关系耦合矩阵。“耦合魔方”为揭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演化和机理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系统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拓展了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分析维度,为面向人类福祉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通过分析和整理从战国中晚期（约300 BC）至清末（约1900 AD）无定河流域历代县级及以上城址的位置、兴废年代数据,结合行政区划沿革、经济社会发展、政权更迭等资料,分析流域城镇格局的时空演变过程。研究表明：① 受气候周期性波动影响,无定河流域城镇的兴起与衰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城镇几何中心的移动轨迹具有明显的“西北—东南”向潮汐性运动特征;② 城址存续年限普遍较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流域内曾存在过4个阶段性中心城镇,中心城镇移动的方向和过程与城镇几何中心的潮汐性移动过程趋势一致;③ 流域城镇空间格局可分为3种类型,即秦汉与隋唐时期的沿河流谷地分布,宋、明两代的沿边境线与长城分布,以及元、清两代集中于流域下游分布。流域城镇未来的发展布局应重视气候变化对城镇分布的长期影响,关注区域环境的脆弱性,合理安排城镇体系发展规模与布局。
借助连锁网络模型和复杂网络理论,基于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地理分布情况,分析城市空间组织关系。研究发现,全国各地城市呈现一种枢纽—网络结构。全国范围来看,北京为全国性枢纽城市,上海、深圳、重庆等城市为地区性枢纽城市,且枢纽城市之间以北京与深圳的城际连接最为密切,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在网络中连接程度相对较低。基于行业的子网络进行比较发现,不同行业在网络规模、枢纽城市和网络密度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证实了城市空间组织的枢纽—网络结构具有多中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运用复杂网络理论进行蓄意攻击实验发现,删除枢纽城市的腹地城市后其网络连通度基本不受影响,但删除其非腹地城市后网络联通度下降非常明显,说明空间距离对枢纽与节点连通的限制越来越弱,这与中心—腹地结构中的情形有着明显的区别。
地缘关系研究作为地理学中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地缘关系的定量研究,是对传统地缘关系研究的重要补充。利用新闻媒体大数据GDELT从全球性的视角将中国及其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综合表达为合作与冲突关系,通过有序聚类方法识别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合作与冲突的阶段划分,并对不同阶段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关系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利用社区探索等工具对合作与冲突网络进一步剖析和解译,最后对不同时段内突出的双边关系进行对应分析,以及以中国为中心的均衡度分析。结果发现：1979-2017年中国及其周边国家间合作与冲突关系在时间上表现出明显的3个阶段,中国逐渐成为网络的中心,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以俄、日、韩为支撑的广泛合作格局;中越、中日、中俄、朝韩等各阶段突出的双边关系表现出各异的发展态势和驱动因素;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越来越均衡,与此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冲突范围不断扩大。
城市新区是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改革开放后，新区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些年则呈现爆发式增长，具有典型的空间生产特征。从空间的生产理论视角切入，聚焦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空间组织形式——新区的时空演化，发现新区的设立与发展是一个快速的三元辩证的空间生产过程：新区的“空间的表征”主要由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力意志主导，“空间的实践”集中体现为类型与格局、距离与面积等空间要素的规模等级差异和区域分异，“表征的空间”则体现为政府权力与城市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与策应机制。新区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具有时空序列下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但政府主导的空间组织模式也面临着行政区管理协调难度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批判地反思新区发展路径是新时代实现区域平衡充分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础和关键。
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恶化,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逐渐得以关注。本文构建了产业、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综合分析框架,该框架首先评价各产业对区域社会经济的重要性,确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进而分析产业、人口与资源环境间相互作用机制,明晰产业经济、人口规模与资源利用、环境污染的关系;然后开展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为实现环境友好、资源有效利用前提下的最大社会经济发展规模提供依据。西藏自治区案例研究结果显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旅游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对当地社会经济系统有着重要作用,成为支柱产业;不同发展情景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确定了资源环境限制下各种产业结构调整所能支撑的最大人口和经济规模,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本文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可为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撑。该框架的建立增强了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在辅助决策方面的可操作性,有助于推进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
乡村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乡村衰败目前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因此,乡村振兴需破解乡村病问题。现有乡村研究主要关注乡村单一系统、乡村转型或乡村特定问题的研究,对乡村系统自身、乡村各子系统之间关系及其驱动乡村发展逻辑的研究则显匮乏。基于黄淮海地区县域数据,选取乡村人—地—业3个子系统,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刻画了乡村内部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对人—地—业驱动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① 黄淮海地区大部分县域乡村人—地—业发展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在空间格局上形成了4条明显的高值轴带,且乡村系统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② 黄淮海地区乡村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较高,但大部分处于勉强协调或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③ 黄淮海地区乡村耦合协同关系可分为低协调水平—土地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和高协调水平—人业发展引领型3种类型,其中产业在黄淮海地区乡村协调发展中至关重要。④ 乡村人—地—业的协调发展可有效激活“四力”,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本研究为理解乡村系统自身、破解乡村问题及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基于全球潮汐和浪涌再分析数据集,利用数字高程模型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支持下,提取了中国大陆沿海11个省市海平面上升可能淹没范围,结合人口、经济、土地利用数据构建海平面上升风险暴露度评估模型,评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风险的人口和经济暴露度。结果表明：① 海平面上升风险可能淹没范围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及苏北沿海、珠三角和环渤海等滨海平原地区,其中可能淹没范围最大的是江苏、上海等长三角地区;土地利用类型中受影响最严重的为耕地,约占受影响总面积的65%,其次为建设用地;② 基于2015年人口、经济统计数据,随着海平面上升水位值重现期的变化（10 a一遇至1000 a一遇）,海平面上升风险影响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逐渐增加;对海平面上升风险暴露度而言,广州是暴露度等级最高的城市,高暴露度等级的区域仍集中于长三角及苏北沿海、珠三角、环渤海地区;③ 基于5种共享社会经济路径预估的人口和经济统计数据,随着海平面上升水位值重现期的变化,2025年和2100年受影响的人口、经济总量在不同路径下均呈增长趋势,常规发展路径下受影响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最大,局部或不一致发展路径和不均衡发展路径下受影响的人口、经济低于其他3种路径;从重现期角度看,10 a一遇至1000 a一遇海平面上升风险的人口、经济暴露度向高暴露度等级转移;对比2025和2100年两时段的人口、经济暴露度,2100年的暴露度等级整体低于2025年。
三峡库区是集农村、山区、移民区为一体的典型生态脆弱区,研究其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变化对于库区的农村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理论分析—实证研究—趋势预测”的研究框架,以草堂溪流域为例,利用2012-2017年的Quick Bird高分遥感影像结合自然资源要素与农户行为从空间尺度上人地关系变化角度出发对三峡库区山区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转型及趋势进行解析。研究发现：① 利用100 m间隔范围的缓冲环将三峡库区的农业生态系统模式分为高低低、高低高、低高低与低低高4种类型,不同模式分别代表三峡库区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揭示了库区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由传统耕作方式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趋势。② 库区的农业生态系统正逐步由传统的耕作区域内粗放利用的纯农生计方式,通过坡耕地撂荒、经果林种植等生态恢复方式,向聚落周边300 m范围内种植结构合理化、物种多样化的集约利用方式转型。③ 以农户与坡耕地等系统要素为代表的三峡库区传统农业生态系统正在发生转型。其中坡耕地多由生产功能主导向生态与经济功能并重转变,农户生计方式趋于多样化,聚落系统生态活力逐渐增强,且农业生态系统转型的变化范围基本由高海拔山地区域向河谷平坝区迁移。此外,尽管在数据时限方面存在不足,但研究结果对于库区乡村土地利用、山区水土流失治理及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均有启示意义。
全球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制度改革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城乡要素流动加快了城郊乡村空间分化,以空间生产和博弈论为理论基础,针对广州市城郊北村的空间分化过程及机制进行解析,以期丰富乡村空间分化和治理的理论。结果表明：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村的发展经历了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和服务业发展等3个阶段,业态结构从单一的农业逐渐转向为多元,兼有农业去中心化向农村社区化发展转变过程。② 伴随村域经济发展转型,北村土地利用类型和结构趋向多元分化,各类用地空间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呈现出商住混合和工商混合的用地新特征,空间上逐渐形成“公共服务设施—传统居住区和现代居住区—商业区—农业区和工业区”的圈层式布局模式。③ 乡村物质空间的多元分化动力主要源于新产业介入和主导产业的更替转变。内生的土地流转方式和外生的城市资本共同推动乡村工业化进程,市场力推动了产业发展向服务业转型。④ 乡村工业化驱动了村社组织对历史建筑功能的置换,改变了乡村以宗族血缘和地缘为主的社会关系,产生了由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组成的业缘关系,乡村社会关系逐渐多元化。⑤ 城郊乡村空间多元分化遵循着资本和土地利益博弈逻辑。本地村民、代耕农民、经济合作社、工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业经营主体等行为主体对空间进行争夺和利益博弈,村社组织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
慢性病是全球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在所有慢性病风险因素中,不健康饮食因素居于首位,也是影响最广泛的风险因素。尽管已有许多关于饮食行为的研究,但在饮食口味与慢性病关联方面尚缺乏定量研究。鉴于此,利用众源网络菜谱数据,提取菜系中多维口味信息,结合不同地区分类的餐饮类兴趣地点（POI）数据,定量分析不同地区人群口味偏好;使用地理探测器方法,从空间分异性角度建立7种口味与出血性卒中、胰腺癌、上呼吸道感染3种慢性病的关联,得到饮食口味对慢性病空间分布的解释能力度量值。结果表明：在7种口味中,过咸是出血性卒中的首要口味风险因子;一定程度的甜是胰腺癌的首要口味风险因子,且甜的程度与胰腺癌风险并非呈简单线性关系;过辛是上呼吸道感染的首要口味风险因子,三者在统计上均表现显著。本文首次提出了基于众源数据挖掘的潜在健康风险因素定量研究方法,可以应用于病因的探索性分析,并有助于公共卫生部门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
使用文本分析和访谈的方法,本文检视了2007-2017年广州报业对广州非裔群体及非裔社区的话语表征。研究发现,受媒体自身对新闻素材的要求以及地方政治实践对媒体的影响,早期的广州报纸构建了指向性明确、有符号意味且被污名化的非裔空间地图。早先的话语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且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非裔群体和地方社会的矛盾。其后,随着宏观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置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非合作论坛等语境时,广州报业媒体对于非裔报道致力于塑造中非发展共同体的地理想象,构建积极的广州非裔和非裔社区的形象,以期重构非裔社区的意义。广州报业的非裔话语是族裔社区空间形象构建过程,进而成为地方政治、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持续投影、纠葛和变化的地理再现。研究从社会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角度丰富了对族裔社区划界、空间生产和地理想象的理解,试图建立报业舆论与地缘政治的地理视角联结。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来讲,本文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媒体话语对跨境文化交融带来的挑战和影响,对于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外多元文化交融与协商、实现良性的国际关系互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主要由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要素和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相关变化要素构成,是社会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综合体现。以大别山区9县（市）为例,基于SEE-PSR模型构建理论研究框架和综合评价体系,探讨贫困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2009-2016年,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由0.52波动降至0.41,其中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指数呈持续下降趋势,社会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呈稳定态势且对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贡献率达到76%,目前区域整体属于较低脆弱并朝着利好方向发展。② 空间差异上,2009-2016年脆弱性综合指数低值县域随时间变化呈波动下降且变异系数较小,脆弱性综合指数高值县域于2013年开始下降逐步演变为较低脆弱等级且变异系数较大;县域间脆弱性空间差异呈现连续波动上升趋势,县域间差异有所增大。③ 阻碍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由旅游收入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乡收入差距、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及耕地面积比率转变为旅游经济密度、游客密度及城镇化率,区域整体由状态主导型脆弱演化为压力主导型脆弱。
随着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关系转向”的兴起,关系地理学（relational geography）应运而生。关系地理学把世界理解为流动的拓扑结构以及相互关联的产物,主张关系思维,强调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与依存的动态关系。通过对关系地理学相关著作和期刊论文的分析发现,关系地理学的产生受到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与非表征理论的深刻影响,其重构了空间、地方、尺度与主体性的内涵,提出关系空间、地方关系、多尺度或尺度终结,以及主体间性的地理学概念,建构了新的关于网络、关系和流的拓扑地理。关系地理学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空间扩散与空间发展、主体发展与社会文化问题、身体与健康旅游/地理等内容。此外,基于“人”与“超越人类”,“物”与“重返物质”4个方面的内容提出关系地理学可能的研究展望,并对“关系”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延伸讨论,以期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褚绍唐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地理教育家,历史地理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褚先生的地理教育思想构建起了中国中小学地理教育教学与研究的基本框架,先生组织发起的地理教育学术组织和创办的学术期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先生编写的中小学地理教学大纲和教材惠及数代人。褚先生对上海历史地理的研究颇有建树,对上海的城市发展过程、成陆过程,水系变化等有独特见解。褚先生对《徐霞客游记》的整理和校点工作具有划时代意义,同时,先生也是徐霞客研究领域的大师。此外,褚先生还在城市地理学、地图学、地理文献翻译等领域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