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经典问题,也是中国人文—经济地理学在国际地理学研究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命题。人地关系在动态演变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时代内涵,如何科学表征中国现代人地关系的状态,是精准认知现代人地关系进而寻求协调人地矛盾路径的基础。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在梳理中国现代人地关系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人地关系综合评价的理论框架,从人类活动的施压强度、核心资源要素的承压能力、生态环境系统的约束力度以及人—地系统的开放程度4个层面选取表征指标,秉承分级评价、逐级修正的思想,以县级单元为基础对全国层面的人地关系状态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发现:中国的人类活动强度具有明显的东西分异性及依托核心城市群布局的特征,而核心资源要素的综合支撑能力空间布局较为分散,且土地、水、核心能矿资源以及人类活动强度四者之间的空间错配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紧张状态。生态环境系统的约束紧密区多集中在胡焕庸线两侧及青藏高原西南部,全国层面上人—地系统的开放程度不高,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全国大约85.56%的区域人地关系状态以宽松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人地矛盾突出,西部地区人地关系相对宽松,但人地系统演进的等级也相对较低。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是当前研究热点,而其动态模拟将是未来的重要方向。基于系统科学与跨尺度耦合理论揭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本质,即一个非线性的、具有高低阶多重反馈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通过综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动态模拟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的研究进展,可知:① 动态模拟成为趋势,相关理论与机理解析不断完善;② 动态模拟技术趋向多元化、精细化、智能化和集成化;③ 应用研究基于多类型案例区、多要素以及近远程与跨区域3个方面。当前研究不足包括:① 理论发展与整合不足;② 方法集成与数据共享力度滞后;③ 耦合关系链条和主控要素的动态特征未被完整揭示,远程耦合模拟缺乏定量表达、系统性整合以及与区域联动层面的应用衔接。今后,应以理论为根基,推动多科学交叉融合;以方法为支撑,推动动态模拟技术整合与数据共享;以应用为导向,揭示城市群等重点地区的近远程关系链条与主控要素的动态演化模式,为区域可持续城镇化提供决策支持。
区域产业不断演化与升级推动区域的持续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内生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的作用,却忽视了外生因素以及制度因素等所带来的路径突破和创造的机会。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研究中国城市出口产品的演化路径。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城市出口产品演化发展受到原有产品结构的影响,表现为路径依赖。然而,这种路径依赖发展模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具体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出口产品演化受到产品关联的影响最大,更多的是扩展与本地具有技术关联的产品;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对技术关联的依赖相对较弱。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外联系、技术关联集聚经济和制度环境均有利于削弱对城市现有产品结构的依赖,有助于创造新路径。
风险投资企业与“标的”产业、金融行业存在紧密关联,表现为“技术—资本”的耦合性联系。该特征如何映射在空间上,尤其是经济密度较高的城市内部空间,对于理解区位的重要性及其空间尺度一致性具有启示。以上海市街区为基本研究单元,选取2005年和2015年两个时间截面,运用核密度估计、时序稳定性“热点”和空间Tobit模型分析方法,从中外资比较视角探讨风险投资企业的空间分布与“技术—资本”地理邻近性。研究表明:① 中外资企业分别呈现单中心和多中心集聚格局,以及“面域扩散”和“点域扩散”趋势,并均表现出邻近“技术”与“资本”的分布特征;② 风险投资企业的“资本”地理邻近性超越“技术”地理邻近性,并在“技术”地理邻近性中,风险投资企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地理邻近关系超越新创企业。同时,中外资企业的“技术—资本”地理邻近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中资企业的“资本”地理邻近性强于外资企业,外资企业的“技术”地理邻近性偏重于“技术”中的创业层面,而中资企业则偏重于“技术”中的高科技产业层面。③ 随时间的变化,中外资企业具有不同的区位模式偏好及时间演变特征,但“资本”地理邻近型、“技术”地理邻近型、“技术—资本”地理邻近型和自身集聚型这四类典型区位模式始终稳定存在。研究认为促进区位内部企业间的多维邻近性和互动联系,对基于“知识和风险资本”的创新集群和创新空间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空间马尔科夫链和面板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对1992-2013年全国283个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① 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强度总体均值下降,差异在逐步缩小。② 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表明城市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且空间集聚性在逐渐增强,但空间集聚水平的变化逐年缩小。③ 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城市碳排放强度存在马太效应,低强度与高强度的城市在相邻年份转移过程中呈现维持初始状态的特征。第二,城市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不同区域背景下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即若与碳排放强度低的城市为邻,该城市的碳强度能够增加向上转移的概率,反之亦然。④ 面板分位数结果显示:在碳排放强度低的城市,经济增长、技术进步、适当的人口密度起到减排作用;外商投资强度与交通排放是使碳强度增大的主要因素。在碳排放强度高的城市,人口密度是重要的减排因素,技术进步暂时没起减排作用;工业排放、粗放式的资本投资以及城市土地蔓延则是碳强度上升的主要因素。
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是近年来制约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哪些又是影响企业融资成本高的因素呢?基于京津冀地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和工业企业的大数据挖掘,定量分析了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的相关性,解释了地理因素对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总体上看,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越近、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越多,工业企业的融资成本越低。② 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对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对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影响显著性更高。③ 北京和天津的工业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无关,与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负相关;河北省的工业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正相关,与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负相关。④ 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对重工业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更显著,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差异性不大。
城市格局对产业布局有深刻影响,山地城市尤甚。餐饮业是城市商业的重要“引流业态”,其布局与城市居住、交通、公共服务等空间功能密切相关,山地城市格局对餐饮业布局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尤为明显和特殊。以典型山地城市重庆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兴趣点(POI)数据,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空间分析工具,探究山地城市格局对餐饮业区位选择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重庆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布局形态呈凝聚多中心特征,形成“一主两副四次级”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是重庆主城区“多中心,组团式”城市格局的缩影。② 餐饮业发育成熟度与山地城市扩展时序密切相关,且空间分布方向与城市扩展方向一致。③ 同一类城市空间因子对不同城市组团的餐饮业分布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影响力,相较圈层式单中心城市空间因子作用模式的空间异质性更为显著,其本质原因在于山水自然分割和城市扩展的特殊性导致的中心组团和外围组团资源要素配置不均。④ 不同城市空间因子对餐饮业布局的作用力也具有空间异质性,城市居住、商业、交通、公共服务、休闲空间等5类因子在不同区域对餐饮业区位选择均有不同程度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城市商业空间因子对餐饮业区位选择影响最大。
中国公共医疗资源在层级间和地区间配置不合理的问题较为突出。分级诊疗改革对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实现供需均衡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别从全国地级市域和四川县域两个尺度分析了2015年两层级医疗资源的空间配置特征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基层和上层医疗资源均呈显著空间聚集特征,而层级间空间配置格局具有差异性。不同尺度和区域两层级医疗资源配置的决定力及其影响强度不同,上层医疗资源对外部影响因素响应强度大于基层。对上层级医疗资源配置而言,城镇化率、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是全局性因素,老龄化、地形条件和发病率为地方性因素;对基层医疗资源配置而言,人口密度是较为显著的全局性影响因素,城镇化率是重要的地方性影响因素,地形、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和发病率在部分尺度和区域有局部影响。为实现分级诊疗改革的目标,各级决策部门需以“全局性和地域性因素相结合,统一性和地方性政策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决策机制相结合”为思路,统筹不同区域和层级医疗资源配置,以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整体功能,促进其均衡、协同发展。
青藏高原地区是地球上最独特的地理—生态—人口—交通单元,区域内交通网络的发展特征及规律是人地关系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青藏高原地区交通网络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分析1976-2016年青藏高原地区交通网络演化特征,并以省会、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城为节点,采用网络分析的时间距离计算模型探讨其通达性演变过程。研究表明:① 青藏高原地区交通网络复杂性、区域连通性增强,初步形成格状交通网络;② 青藏高原地区中心城市、县城之间的平均最短通达时间已极大缩短至11.89 h、18.84 h,呈自东向西逐渐增大的空间格局,时空收敛效应显著,通达性变化程度与其初始值有关;③ 中心城市为该地区的发展极,其与周围城市通达状况有极大提高,可达时间平均值下降到16.49 h;④ 中心城市和县城交通圈演变过程一致,青藏高原地区各地到最近城市、县城的通达时间不断缩小,沿重要交通干线已形成中心城市4 h、县城2 h短时交通圈连片分布格局,湟水河谷地、一江两河地区逐渐形成交通廊道,乡镇对外交通联系得到改善。
“一带一路”倡议促使国家进入全面开放、陆海统筹、门户引领的发展新阶段。相对以往侧重海洋方向上的城市流通网络研究,内陆方向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待拓展。构建“流通成本—通达能力与生产外向型程度—市场竞争与政策保护—流通结构与组织模式”分析框架,利用空间分析技术,基于西通道对国家西向流通网络结构特征与货流组织模式进行研究。研究表明:高等级流通节点在最小时间与运费成本路径上,表现出整体上的近似性;流通节点货流生产能力差异显著;构建西向多层级轴—辐物流网络,市场竞争条件下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节点具有显著的货流规模优势,而地方补贴政策下内陆节点可辐射沿海地区并展开货源竞争;根据节点、线路、流量等方面特征,可提炼出国家西向流通的“三角洲结构”。在筛选出西向流通核心节点群体基础上,提出西向货流组织的四种模式:以顶点城市为主导的统一编组集结模式、以内陆省会城市为主导的货源集结模式、以发达外贸型城市为主导的货源产区发车模式、以重要港口城市为主导的货源集散型模式。西向流通经历了独创、扩散、分散阶段,并将走向整合阶段,西向流通的主导权将最终回归位于优势空间的核心节点城市。
依托“冰上丝绸之路”大背景,综合分析陆河联运路线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纵向联通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两条经济带的路线,即大连到北冰洋季克西港陆河联运路线(简称陆河联运路线)。陆河联运沿线的主要城市包括:大连—哈尔滨—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涅留恩格里—雅库茨克—季克西港。陆河联运路线的陆运段主要是中国大连市到俄罗斯雅库茨克市的铁路,河运段是俄罗斯雅库茨克市到季克西港的勒拿河下游水运航道。陆河联运路线的陆运段各城市节点拥有相对成熟的交通体系、设备完善的交通站点和较好的经济发展前景;河运段每年至少可以通航3个月(7-9月),且在勒拿河中下游河段可通航3000 t以上的船舶。中俄东北亚陆河联运路线在7-9月具备运输距离和时间短等特点。
山区乡村长期处于地形地貌制约、自然灾害频发的风险胁迫之下,乡村交通系统网络化水平低、抗灾能力弱,交通环境脆弱性问题突出。以秦巴山区洛南县为例,基于人地关系脆弱性的暴露、敏感、应对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涵盖风险事件、地理特征、关键出行路径、路网结构、交通工具、家庭资本等要素的乡村交通环境脆弱性基本构成框架,并针对性建立了评估指标体系。依托ArcGIS和GeoDa软件解析了洛南县交通环境脆弱性的空间结构和空间自相关特征,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寻了自然、人口、社会、经济因素对交通风险应对能力的影响及空间差异。结果显示:交通环境脆弱性以县城及城郊为中心向外递增形成圈层结构,且垂直差异显著;暴露度、敏感性均与应对能力呈现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脆弱性局部“热点”区域广泛分布于北部中山地带,且陷入了高暴露、高敏感、低应对能力的窘境。“冷点”区域多为城郊或邻近镇区的村庄,敏感性低,应对能力高;地形条件、产业分布、人口结构与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对交通风险应对能力有显著影响,影响性质及强度存在空间差异。
流动性的增强使迁移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强度,“家”的流动日渐成为重要的流动形式,“家”的流动亦成为流动性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家庭式迁移的发展浪潮,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在流动过程中,移民的流动性实践往往赋予了“家”不断转换和流动的意义和内涵。基于流动性理论视角,延循“家”的地理学脉络,选取两个典型的流动家庭案例,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对比其在流动过程中的空间实践及其对“家”的情感建构与重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时间性、空间性和地方性是研究“家的流动性”的重要变量和维度。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流动轨迹的多位移空间性和流动过程的多阶段时间性使得“家”的地方性处于一个动态关联的状态。“家”的情感归属、“家”的观念和意义通过“家”的流动和营造实践在解构中被延续与重建。
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是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群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城市群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维持传统人文活动、传承地域历史文化、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战略空间。关注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过程、格局和机制对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旅游地理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城市群空间、旅游发展影响、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基本属性等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发现已有研究对城市群内部及周边的边缘地带关注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索和诠释新的功能地域空间;对旅游显著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空间的事实关注不够,有待进一步强化旅游助推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典型“空间性”研究;对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利用方式关注较少,有待进一步开展城乡空间利用和城乡关系演变研究。研究认为,以旅游作为新的产业路径、新的利用方式科学引导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地,推动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转型升级,发挥旅游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探索国土整治与国土空间优化中国特色道路的重要举措。在构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三阶段”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指出未来应该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遵循“过程—格局—机制—效应”的研究路线,探讨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实践路径,提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政策保障体系研究的技术路径,探索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在不同尺度空间上的一般特征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