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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学报》创刊85周年
  • 《地理学报》创刊85周年
    张国友, 黄剑, 朱竑, 何沛东
    2019, 74(11): 2197-2208.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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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理学会前身是1909年在天津成立的中国地学会。1934年3月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与同年9月《地理学报》的创办,不仅是中国地理学科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教育史乃至科学史上的亮点。这是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赛先生”,即科学观念不断在近代中国传播的重要节点。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清晰地将近代地理学与传统舆地学分离开来,以独立学科的形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地理学报》的创刊,则使中外地理学家们在中国开始享有高水准的专业学术窗口。这是中国地理学界仁人志士对“科学救国”“科技兴国”等思潮的实践。在中国地理学会的组织和推动下,老一代地理学家艰苦奋斗,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地理学报》,中国地理学家在当时的国家顶层设计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虽然,当时对地理科学的重要性认知还主要停留在权力高层与专业学术圈内,但为后来中国地理科学的蓬勃发展播下了火种,也为唤醒普通民众的地理科学意识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回顾历史,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与《地理学报》的创办可谓是中国地理科学的发轫,自此成为中国地理科学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者。值此中国地理学会创立110周年、《地理学报》创刊85周年之际,深入领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回顾中国地理学会与《地理学报》发展,以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地理学家的精神,进一步推动地理科学发展,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学科,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 《地理学报》创刊85周年
    何书金, 刘昌明, 袁振杰
    2019, 74(11): 2209-2229.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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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理学报》创刊85周年之际,采用Citespace可视化为特征的科学文献计量方法,对1934-2018年《地理学报》4129篇载文的主题、引文和关键词等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分析其1934-1949年创办时期、1950-1966年转型时期、1978-1995年成长时期以及1996年以后的创新发展时期4个不同时期出版的学术论文的主题脉络、知识演进、历史热点和机构发展。《地理学报》历年载文所体现的主题脉络持续变化、知识演进的不断前推、历史热点的交换更替以及载文机构的全面发展都充分体现出地理学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自我革新力和蓬勃生命力。研究分析发现,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和生态环境学在《地理学报》发展的不同时期都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虽然4个主要领域的研究热度长盛不衰,但也大致经历了由自然地理向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并举,再向人地环境系统的交叉综合。其过程呈现出四大转变,即:① 研究视角的转变:迈向综合、交叉和融合的地理学研究;② 研究内容的转变:从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到人地综合系统耦合的过程、机制和影响;③ 研究范式的转变:迈向理性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④ 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转变:从田野观测和数字模拟到多源时空监测和耦合模拟。在此基础上,中国地理学者应进一步健全研究理论体系,改进研究范式,不断夯实地理科学的内核,并同时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吸收、引进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增强共识,走融合发展之路。

  • 《地理学报》创刊85周年
    金凤君,陈卓
    2019, 74(11): 2230-224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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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认知中国交通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和发展方向,促进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理论和技术创新,对完善学科建设和促进实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以《地理学报》1934年创刊以来的交通地理论文为依据,厘清中国交通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归纳学科发展的驱动力和趋势,以服务于学科建设。① 中国交通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探索阶段、初创阶段、体系形成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逐渐明确了自然—人文—技术交叉综合的应用学科性质,形成了突出的综合性研究特征,根据研究内容、交通方式和空间尺度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② 国家与区域发展需求是中国交通地理学发展的基本动力,数据与方法创新、学科交叉需求和国际理论引介对学科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③ 中国交通地理学的发展具有人文、生态和技术相结合的前沿方向,未来有必要适时地调整学科体系和发展方向,以保持学科优势和竞争力。

  • 《地理学报》创刊85周年
    杜芳娟,周越,庄淑蓉,叶仕安
    2019, 74(11): 2243-2259.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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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现象一直为国内外地理学者所关注。通过对《地理学报》创刊以来85年间西南地区研究的载文分析,可以管窥其研究脉络,并予未来研究以启示。结果表明:① 232篇论文囊括了地理研究的若干主题,但以地貌、气象气候、综合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发文量最大,而城市、民族、交通、健康则关注较少;② 研究经历了传统区域研究、任务带学科、承上启下和多元化发展4个阶段;③ 论文在数量和内容上的阶段性变化,既受国家时事格局影响,也受地理学科研究范式发展变化影响;④ 《地理学报》有关西南地区的载文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无论是在学术视野还是研究方法手段上,区域的自然、人文、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等诸多研究都站在了学术研究前沿,代表了学界对西南地理的研究情况;⑤ 但西南地理研究论文增长速度远赶不上《地理学报》载文量增长,外来研究机构占比很大,本土力量弱;相较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研究也少而弱。可见,西南地理研究当从新区域地理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地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边界的接触与冲突和区际的联系与竞争,继续成就西南地区重要的地理意义。

  • 山地水土要素时空耦合
  • 山地水土要素时空耦合
    戴尔阜, 马良, 杨微石, 王亚慧, 尹乐, 童苗
    2019, 74(11): 2260-227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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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变化科学是理解人类—自然耦合系统的交叉学科研究方向。多主体模型(ABM)作为过程导向模型,对揭示土地变化驱动力,理解土地变化过程有重要作用。本文从理论、应用与建模框架三方面出发,总结了ABM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阐述了ABM在城市和农业土地系统两方面的应用与发展,进一步介绍了横断山区退耕还林ABM研究案例;在梳理ABM建模协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视角的土地系统ABM建模框架和实施流程。在城市土地利用方面,ABM研究从最初基于景观研究城市扩张,到研究城市内部居住分隔,规划分区,生态功能等多方面;在农业土地利用方面,ABM应用则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包括农民行为、农户决策、种植系统、农业政策等。相比于传统模型,ABM因其依靠本地知识与数据而使得其构建更为复杂,且不易推广;但因其独特的自下而上模型构架,在探究土地变化驱动力、刻画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影响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 山地水土要素时空耦合
    周鹏, 邓伟, 彭立, 张少尧
    2019, 74(11): 2273-2287.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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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山地水土要素耦合性与“三生空间”的功能性密切相关,其耦合的时空过程及规律关乎山区的生态服务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更加科学的水土要素耦合指数对太行山地、横断山地、黔桂喀斯特山地水土要素耦合特征进行大尺度、长时序的分析,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各时期水土耦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三大山地水土要素耦合空间差异十分显著。太行山地以缺水区为主,横断山地以平衡区为主,黔桂喀斯特山地平衡区和充沛区兼有。② 垂直分异上,三大山地水土要素耦合指数分别在1300 m、1800~3400 m、500~1500 m处发生变异。各山地水土要素耦合指数在生态功能亚区表现为,林地生态亚区>林草复合生态亚区>农业生态亚区。③ 三大山地水土要素耦合的空间异质性是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气候要素为主导驱动,地形地貌和土地利用居次,人为作用叠加在自然作用之上,加剧了水土要素耦合的时空复杂性和变异性。本文构建的水土要素耦合指数,加深了山地水土要素相互作用的时空过程研究,可为促进变化环境下的山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 山地水土要素时空耦合
    贾仰文,郝春沣,牛存稳,仇亚琴,杜军凯,徐飞,刘欢
    2019, 74(11): 2288-230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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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地是中国自然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交织、矛盾突出的区域。山地水资源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综合影响发生演变,进一步影响到其与区域气候资源、土地资源以及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匹配,研究这些问题对辨识山地发展关键短板、提供山地问题解决思路具有基础意义。根据自然环境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选择太行山、横断山和黔桂喀斯特三大典型山地开展研究,基于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及土地利用、经济社会数据,采用Mann-Kendall检验等方法分析1956-2015年山地降水和径流时空演变特点;采用匹配距离和不平衡指数对山地的水(降水和径流)、热(积温和辐射)、地(面积和耕地)以及社会经济(人口和GDP)等4类要素匹配性进行综合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典型山地中,太行山水资源禀赋最差,且2000年以来径流显著衰减,而横断山和黔桂喀斯特降水、径流丰富,且无明显变化趋势;从“水—热—人—地”对比来看,太行山以缺水问题为主,横断山多数地区土地与热资源偏少且水热空间差异大,黔桂喀斯特整体来说土地资源偏少;综合来看,水与其他要素的匹配性最差,特别是在太行山区,水的时空分布及其均衡匹配是保障山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 山地水土要素时空耦合
    胡凯衡, 魏丽, 刘双, 李秀珍
    2019, 74(11): 2303-2313.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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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降雨等环境因子决定了泥石流的时空分布特征,理解泥石流与这些因子的关系有助于区域泥石流灾害风险评估与防灾减灾工作。以横断山区为研究区域,选取降水、气候、地貌、地质、土地覆盖、土壤厚度、高差势能以及湿度指数等因子,利用地理探测器和灰度关联分析等方法,探讨了环境因子与泥石流沟空间分布的关系以及降水特征与泥石流灾害的时间关联性。结果表明,湿度指数是决定泥石流沟空间格局的最主要因子,其次是高差势能和土壤厚度,多年平均分布的降水特征对泥石流沟分布的影响较小。泥石流灾害事件与降水特征的时间关联具有较大的区域异质性。泥石流发生地的激发雨量、湿度指数、高差及土壤厚度的统计分布在不同地貌、地质和气候单元中有明显差异。这表明泥石流预警不仅需要考虑雨量等激发因子,还必须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性。

  •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张学珍, 李侠祥, 张丽娟, 席建超, 戴尔阜
    2019, 74(11): 2314-2328.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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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跨部门影响模型比较计划(ISI-MIP)中20种气候模式与作物模型组合的模拟结果,预估了RCP 8.5排放情景下21世纪印度小麦和水稻单产变化。研究发现:① 多模式集合模拟结果基本再现了印度小麦和水稻单产的空间差异;同时,再现了小麦和水稻单产对温度和降水变化的响应特征:与温度呈负相关,与降水呈正相关。② RCP 8.5情景下,水稻和小麦生长季温度和降水均呈增加趋势,小麦生长季的温度、降水增加幅度大于水稻。空间上,温度增加幅度自北向南逐渐减小,降水增幅则逐渐增加,并且小麦种植区升温幅度大于非种植区,降水增幅则少于非种植区,水稻种植区升温幅度小于非种植区,降水增幅则多于非种植区。③ RCP 8.5情景下,小麦和水稻单产均呈下降趋势,21世纪后半叶尤为明显。小麦单产的下降速度明显大于水稻,其中21世纪前半叶小麦和水稻单产下降速度约分别为1.3%/10a (P < 0.001)和0.7%/10a (P < 0.05),后半叶分别增至4.9%/10a (P < 0.001)和4.4%/10a (P < 0.001)。小麦和水稻单产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小麦单产的最大下降幅度出现在德干高原西南部,降幅约60%,水稻单产最大下降幅度出现在印度河平原北部,降幅约50%。这意味着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印度粮食供给将面临较大的挑战。

  •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辛蕊, 段克勤
    2019, 74(11): 2329-234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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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岭是中国气候的分界线,其高海拔地区降水数据的缺乏,限制了对秦岭高山气候及水资源变化的研究。为认知秦岭地区降水的空间分布,利用WRF模式,采用GF、KF和BMJ 3种对流参数化方案,对秦岭及周边地区2017年夏季降水进行了模拟。结果显示,模拟和卫星数据都揭示降水与地形呈剖面一致性,从南到北呈条带状分布的空间格局,在秦岭出现一条降水高值带,秦岭对水汽向北输送有明显的阻滞作用,造成南坡降水量显著大于北坡。模拟值要比卫星降水数据偏大,其中KF方案模拟降水偏多的主要原因为强烈的对流不稳定性导致对流降水的过高估计,GF方案则由于大气偏湿激发网格尺度降水,造成大尺度降水的模拟偏多,而BMJ方案模拟值与观测值最为接近。把模式分辨率提高到2 km,可显著改善模式对秦岭山区的模拟水平,但2 km高分辨率仍不足以完全显式解析积云对流过程,需要恰当的积云参数化的协同作用。

  •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吴子璇, 张强, 宋长青, 张芬, 朱秀迪, 孙鹏, 范科科, 余慧倩, 申泽西
    2019, 74(11): 2342-2357.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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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1967-2015年珠江三角洲21个气象站逐日气温资料,根据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和夜间灯光数据等数据集划分城市和郊区站点类型,在此基础上,对比不同时空尺度城市站和郊区站气温变化,分析了城市化对气温影响的时空差异性。结果表明:① 1967-2015年,珠三角地区年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均显著升高,平均最低气温的增温速率最高,分别是平均气温的1.05~1.16倍和平均最高气温的0.95~1.32倍。其中,年平均气温变化速率的季节差异普遍表现为秋冬季节增温最强,增温速率均高于0.3 ℃/10a,春夏季节增温较弱,增温速率最低为0.16 ℃/10a。② 利用城市和海表温度对比研究城市化效应,受城市化影响,珠三角年平均气温的增温趋势是0.096 ℃/10a。③ 利用城市和郊区对比研究城市化效应,1967-2015年城市化对城区的气温升高具有显著贡献,而且城市化对平均最高气温及最低气温增温的贡献率最大。其中,城市化对年平均气温变化的贡献率的季节差异表现为夏冬季节较强,贡献率高于11.8%,春秋季节较弱,贡献率最低仅为4.46%。④ 站点划分方法,城市化发展不同阶段及研究时间尺度的选择均导致城市化增温效应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不同站点分类方法多指示城市化对最低气温升高的贡献率最强,最高可达到38.6%。

  •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杨家伟, 陈华, 侯雨坤, 赵英, 陈启会, 许崇育, 陈杰
    2019, 74(11): 2358-237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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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长江流域212个气象站点1961-2017年的日降水资料,借助标准化加权平均降水指数(SWAP),结合多门槛游程理论,提出一种识别旱涝急转事件的新方法。方法应用于旱涝急转事件高发的长江流域,分别从典型站点旱涝事件分析、区域典型旱涝急转事件分析、旱涝急转事件时空分布规律分析等角度,探讨了长江流域1961-2017年旱涝急转事件规律。结论显示:①SWAP指数对于旱涝事件具有良好的识别能力。②聚类方法可聚合相似旱涝急转事件,2011年长江中下游旱涝急转事件中干旱事件占主导地位,持续时间远长于洪涝事件。③ 长江流域旱涝急转事件呈现明显的区域规律:上游发生频率较低,中下游偏高;此外,长江流域多数分区近期旱涝急转事件发生频率呈现上升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基于SWAP指数并结合多门槛游程理论的方法能够比较准确地识别旱涝急转事件,可进一步应用于旱涝急转事件的预测及评估中。

  •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炊郁达, 黄春长, 庞奖励, 周亚利, 张玉柱, 郭永强, 王海燕, 赵琪琪
    2019, 74(11): 2371-238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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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的青海民和官亭盆地喇家遗址,保存着全新世环境变化、人类活动、复杂地表过程演变与突发性灾难事件的记录。关于其史前群发性灾难的成因及发生年代问题,争议颇多,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经过多年来深入彻底的调查研究,在上喇家村南侧、喇家遗址北部区域首次发现完整连续的晚更新世晚期以来黄土—土壤地层剖面。在详尽的土壤与沉积学观察和层次关系分析的基础上,系统性采集样品,进行了光释光测年。由此在黄河第二级阶地风成黄土与黑垆土类土壤为主的区域,建立起了喇家遗址土壤沉积物地层序列与年代框架。结果表明,该剖面从12000 a BP堆积发育至今,从下至上的层序为晚更新世马兰黄土顶部(L1-1)、全新世早期过渡性黄土(Lt)、全新世中期古土壤(S0)、近代黄土(L0)与现代土壤层(MS)。其中在全新世中期古土壤黑垆土层(S0)之内,OSL年龄3960-3650 a BP期间,发现有3层红色粘土质泥流沉积层插入,记录了3次大规模山洪泥流溢出沟槽、在平坦的阶地表面扩散沉积、掩埋齐家文化聚落而成灾的事件。综合多种断代方法结果,确定这3期山洪泥流灾难性事件分别发生在3850 a BP、3800 a BP、3600 a BP左右。其中第一场山洪泥流在阶地表面大范围扩散过程当中,覆盖了喇家遗址东部区域。这就充分表明,来自于官亭盆地北部第三系红层丘陵沟壑区的暴雨山洪泥流过程,与同时期发生的若干次大地震,共同毁灭了喇家遗址齐家文化聚落的东部区域。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深入探讨官亭盆地环境变化与人地关系演变规律、准确理解喇家遗址的形成、史前人类活动、突发性灾难及其毁灭过程问题,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凌智永, 靳建辉, 吴铎, 刘向军, 夏敦胜, 陈发虎
    2019, 74(11): 2385-240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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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江流域风成沉积广泛发育,其气候指示意义及年代的界定尚不够清晰。从雅江全流域视角出发,全面分析了不同区域风成沉积的发育机制及模式,同时对风成沉积年代数据归一化处理,并与全球气候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 流域内风成沉积有盛行风场发育模式和局地风场发育模式,不同模式对环境的指示意义不同。② 雅江流域风成沉积多堆积于末次盛冰期(LGM)以后,且主要发育于晚冰期(15 ka BP)以来的不同时段,冰川退缩地表裸露,丰富的冲洪积碎屑物源可能是风成沉积发育的主控因素;更早时段的风成沉积因LGM后气候转暖、冰川消融所致的侵蚀搬运作用而未能保存。③ LGM以来风成沉积过程受区域及全球古气候环境共同控制,波动变化剧烈;其对30°N夏季太阳辐射、印度季风及西风变化信号的指示有所差异,但对YD等全球气候冷事件有较好记录,其沉积过程与高原面上其他区域既存在对全球古气候响应的同步性,又有其区域独特性。④ 流域内风成沉积的强烈堆积过程与全球气候变化并非简单对应关系,呈现出较复杂的响应模式。说明高山河谷环境的风成沉积除受大区域气候影响,还受许多局地环境因素控制,古气候环境的指示意义复杂。

  •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宋爽, 王帅, 傅伯杰, 陈海滨, 刘焱序, 赵文武
    2019, 74(11): 2401-241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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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生态系统(SES)由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及两者的交互作用构成,具有不同于社会系统或生态系统单独具有的结构、功能和复杂特征。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旨在通过适应性的社会权利分配与行为决策机制,使社会—生态系统能够在动态条件下可持续地保障人类福祉。适应性治理理论的形成受到“公共池塘资源管理”“韧性”和“治理”3方面理论的影响,并为“转型治理”与“协作治理”提供了建构基础。该理论具有以下3个主要目的:① 理解和应对社会—生态系统多稳态、非线性、不确定性、整体性以及复杂性;② 建立非对抗性的社会结构、权利分配制度以及行为决策体系,匹配社会子系统与自然子系统;③ 通过综合方法管理生态系统,使其可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因此,面对人类行为主导地表过程的“人类世”,实现适应性治理有助于应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鉴于中国的生态环境正处于迅速变化时期,且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复杂,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3个方面:① 理解耦合系统的多元互动过程,增强适应能力;② 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研究;③ 提高环境变化背景下理解和预测系统动态的能力。

  •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王彦君, 吴保生, 申冠卿
    2019, 74(11): 2411-2427.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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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黄河下游1986-2015年的水沙和沿程实测大断面数据等资料,统计分析了小浪底水库运行前后下游主槽断面形态参数(河宽、水深、河相系数)的调整过程。结果表明:1986-1999年小浪底运行前主槽持续淤积萎缩,主槽河宽和水深均减小,河宽与水深调整强度高村以上段河宽大于水深、断面河相系数明显减小,高村以下段河宽小于水深、河相系数小幅增加;2000-2015年小浪底水库运行后主槽持续冲刷,主槽河宽和水深增加,沿程各段水深调整强度均大于河宽,河相系数减小;各段断面形态调整方式淤积期表现为艾山以上游荡段和过渡段既有横向萎缩又有垂向淤高、艾山以下弯曲段以垂向淤高为主,冲刷期游荡段和过渡段为横向展宽和垂向冲深、弯曲段以垂向冲深为主;河宽淤积期减小速率明显大于冲刷期增加速率,水深淤积期减小速率略小于冲刷期增加速率,经过一轮淤积和冲刷后,断面形态向窄深方向发展;主槽断面形态调整规律与水沙条件密切相关,断面河相系数除游荡段淤积期与流量呈正相关、与含沙量呈负相关外,游荡段冲刷期、过渡段和弯曲段淤积与冲刷不同阶段,河相系数与流量呈负相关,与含沙量呈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