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及其网络是近20多年来国际上城市研究的重要方向。现有研究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企业主导下的世界城市网络,针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动力影响下的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明显不足。以在全球快速扩展中的中资商业银行为对象,利用改进的链锁网络模型,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扩展的时空变化,及其连接下的世界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变迁。结果显示：中资商业银行的全球扩展,强化了中国主要城市与西欧和北美核心金融中心城市、全球的区域性门户城市、以及亚太地区的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对不同阶段全球的世界城市网络的发展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人员以及政府间的联系,是影响中资商业银行全球扩展与世界城市网络格局的主要原因。
社会脆弱性评估是解析社会脆弱性要素关系、量化社会脆弱性程度、识别脆弱空间单元或社会群体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社会脆弱性精准治理的重要依据。本文从外部扰动、内在结构、构成维度、尺度层级4个方面阐释了社会脆弱性概念内涵,并建立起社会脆弱性评估框架（SVAF）,明确了社会脆弱性评价流程、评价目标、评价要素和数据方法,提出从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以西安城市边缘区为例,视快速空间扩张为城市边缘区社会系统的主要扰动因子,开展多尺度社会脆弱性评价,得出街道、社区和农户3个尺度上的社会脆弱性空间（类型）分异结果。街道尺度上,低社会脆弱性街道占主体（48%）,且多邻近市中心;社区尺度上,居住开发型社区社会脆弱性最高,教育功能型最低;农户尺度上,社会脆弱性以中等为主（52.7%）,高社会脆弱性农户（17.5%）少于低社会脆弱性农户（29.9%）。随着街道—社区—农户尺度的下降,社会脆弱性指数的低值化集中趋势愈发显著,在农户—社区尺度之间,社会脆弱性指数等级对应关系相对明显,而其他两个尺度间并不显著。本研究可在社会脆弱性评价流程、评价指标体系、数据方法组织以及多尺度评价等方面为社会脆弱性评估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提供有益的探索。
以中国西部综合型大城市、老工业基地西安市为例,基于大规模调研数据,采用相对贫困概念和FGT指数研究城市内部微观单元贫困特征的空间分异与形成机理。结果表明,西安市整体的贫困状况较为缓和,贫困覆盖面广,但深度和强度较弱;随着城市圈层扩展,贫困属性呈现出“U”型演化曲线,表现出“高贫困、破碎、混杂—低贫困或非贫困、弱连续、较弱混杂—较低贫困、连续、内部分化、相对均一—较高贫困、相对连续、较强混杂”的演化规律,成熟建成区和新兴扩展区内侧分化区的贫困状况最弱;城市内部已基本发育成熟了旧城衰退型、发展剥夺型、传统工业衰退型、“城中村”型和新增长中心邻近型等5种表征不同贫困主体及户籍、住房等特征的贫困极核。西安城市贫困空间的结构特征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的集中体现,是在城市宏观社会经济和整体地域结构背景下,各收入阶层在生活成本、就业机会、公共资源、政策导向和社会心理亚文化圈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接替、过滤、自主集聚、排斥隔离和强化等机制重塑城市社会空间的综合表现。
城市空地早已“隐藏”在增长与收缩这一对立而又统一的城市化进程中。然而,学术界对其研究尤为不足,国内研究更为滞后。通过文献溯源分析建立城市空地概念,在地块、样带、地区和国家尺度比较分析城市空地的类型、成因及价值,对当今世界城市化热潮做出冷思考。结果表明：① 城市空地在土地覆被、土地用途、土地权属3个维度发生类型分化;② 城市空地格局特征在地块、样带、地区和国家尺度分异明显;③ 城市空地直接成因包括地块分割过于破碎、地块形状不规则、居住人口减少及“去工业化”、土地投机、投资不足、环境问题;④ 城市空地已沦为城市社会、经济和生态空间的“灰色”区域,是增强城市可持续性的潜在资源。此外,有必要遵循“类型划分—格局与过程研究—成因解析—转换机制—影响及价值评估—利用监管”的逻辑框架,从“社会—体制—经济—生态”互动视角,通过不同城市化阶段或地区比较,在微观（地块）、中观（城市样带/地区）、宏观（国家）多尺度开展城市空地研究,以服务于城市更新和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工业化的快速进程在空间上表现为一系列工业基地的形成和演化。本文采用1985年、2001年和2010年数据,对中国工业基地进行识别、筛选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空间格局演进过程与特征,探讨不同规模与不同类型工业基地成长的路径,总结其形成与演化的一般模式。研究发现：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基地在空间上整体经历了1978年改革开放前分散化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21世纪均衡多元化发展3个阶段。至2010年,中国共有251个工业基地,奠定了其工业化的空间总图。随着工业基地产业规模扩大,其产业结构先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再由多元化向优势产业组合调整;多数工业基地的主导产业沿着轻工业、基础原材料工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轨迹不断演进,其发展与演化的关键因素由自然资源、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向资本、信息等新因素过渡,但大、中、小型工业基地成长的路径和影响因素具有显著差异。小型工业基地主要依靠自然资源保持单行业主导的发展路径;中型工业基地产业组合逐步综合化;大型工业基地向基础原材料工业和设备制造业组合发展的方向演进。
通过构建省际边界区经济发展差异指数,结合空间自相关模型对省际边界区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格局进行分析,并利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对省际边界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省际边界区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边界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地区集中在蒙甘边界,蒙宁边界和陕蒙边界地区。政府宏观调控因子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呈负相关趋势,教育发展水平对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呈现出贫困与发达地区二元分异,边界的紧凑度、地形起伏度、交通优势度与产业结构因子对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指数呈现出正相关趋势。本文具体分析了在不同省际边界县域内,各影响因素对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程度差异和作用方向差异,为合理调控不同地区发展要素、缩小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制定不同省际边界县域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城镇用地扩展格局及驱动力研究对城市群发展规划与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基于城镇用地扩展强度指数、城镇用地扩展差异指数、分形维数、土地城镇化率和重心转移模型,多维解析了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格局特征,并耦合重心转移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构建重心-GTWR模型,在对空间格局进行长时间序列多维度指标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该模型依序对其特征进行驱动力解读,进而总结凝练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主导模式与城市核心驱动力。主要结论为：① 199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强度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高峰时期在2005-2010年,在2005年之前高速发展城市集中在北京、天津、保定和廊坊,2005年之后集中在邢台和邯郸;② 城市群城镇用地重心虽呈现出发散态势,但城市之间的局部相互作用力逐渐增强,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表现出空间溢出特征;③ 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发展模式由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的双核发展模式向多核发展模式转变,并出现北部资源运输核心、中部经济发展核心和南部投资发展核心三大功能核心组团,城市群趋向于多核功能协同发展模式;④ 重心-GTWR模型结合了时空非平稳性和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将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作为一个时空变化系统进行分析,经验证,该模型在城镇用地扩展格局驱动力分析研究中具有可行性。
地形起伏是约束山区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尤其在山地平原过渡带其约束作用更为显著。以位于秦岭—黄淮平原过渡带的豫西山区为例,基于200 m分辨率DEM数据,采用均值变点法确定地形起伏度的最佳统计单元,并提取地形起伏度;以1∶10万土地利用、乡镇人口和县域各产业数据为基础,建立人口和经济空间化模型,同时生成200 m分辨率的栅格人口和经济密度图;在系统分析地形起伏度、人口和经济密度空间分布规律的基础上,借助统计分析方法基于栅格单元定量揭示了地形起伏度对人口和经济的影响,并与其他地形因子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豫西山区地形起伏度以低值为主,58.6%的区域地形起伏度小于等于0.5个基准山体的高度（相对高差≤ 250 m）;空间上呈西高东低、中间高南北低的格局,与海拔、坡度均呈较强的正相关,且与坡度的相关性更大。② 被选作验证的人口和经济数据与对应模拟值的线性拟合度分别为0.943和0.909,表明空间化结果能反映人口和经济分布的实际状况。③ 地形起伏度对人口和经济的影响强于其他地形因子的影响,与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呈较好的对数拟合关系,拟合度分别为0.911和0.874;豫西山区88.65%的人口居住在地形起伏度不超过0.5的地区,88.03%的生产总值分布在地形起伏度不超过0.3的地区。相对人口分布,研究区的经济发展向地形起伏度低值区的集聚态势更加明显。
人口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由于连续年份城市建设用地数据难以获取等原因,目前仍无法明确人口集聚是否促进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采用消除连续年份时空异质性的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方法所提取的建设用地等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密度影响地均收入水平的理论模型,分析2005-2013年间人口集聚对中国35个大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在解释机制上,人口集聚主要通过知识和人力资本促进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而知识密集行业占比和高校师生比的空间分布及两者对城市收入的影响是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是解释人口集聚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适应性是全球变化和环境与发展研究的热点和重要领域,并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和有效分析工具。以适应性为切入点,基于敏感性、稳定性、响应3要素构建评估框架,应用熵权TOPSIS法和协整检验分析环渤海地区人海经济系统环境适应性的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环渤海地区人海经济系统环境适应性的发展受到内源力和外向力的双重扰动作用;② 不同适应性要素以及适应性系统时空分异特征显著;人海环境系统敏感性较弱且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哑铃形”分布状态;人海环境系统稳定性较差且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人海经济系统响应较弱且呈明显“极差化”分异特征;人海经济系统适应性与人海环境系统适应性大致保持线性相关关系;③ 2000-2014年环渤海地区人海经济系统环境适应性呈缓慢上升趋势,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适应性分为4类,高适应性城市（0.536）为大连;较高适应性城市（0.442~0.482）有天津、烟台、青岛、日照、东营和威海;中适应性城市（0.346~0.380）有秦皇岛、潍坊、营口和丹东;低适应性城市（0.303~0.326）有唐山、葫芦岛、滨州、盘锦、沧州和锦州;④ 人海经济系统环境适应性的影响因素呈现海洋环境管理力度>海洋经济对外交流能力>港口建设水平>人才支持力的正向驱动作用。
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对沿线集装箱港口及挂靠航线进行了统计,构建了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以随机攻击和蓄意攻击两种方式分别对网络的平均度、孤立节点比例、聚类系数、平均路径长度、网络效率和最大连通子图相对大小等反映网络连通性特征值的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丝路”海运网络在受到随机攻击时较为“强壮”,在受到蓄意攻击时相对脆弱。经进一步挖掘,揭示了蓄意攻击下网络开始崩溃和完全崩溃的临界点,并据此指出了需重点保护的枢纽干线港;结合地理特征,分析了“丝路”中主要海上通道通航受阻时网络连通性的变化,发现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曼德海峡及苏伊士运河对网络的脆弱性影响最为显著。为进行风险评价,分析了“丝路”网络脆弱性形成因素和抗毁性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抗毁性评价方法,经计算得出南亚为“丝路”网络中抗毁性最薄弱的区域。最后,结合地缘风险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研究对于认清“丝路”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及风险控制方法,保障其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中国城市群正面临着土地利用效率偏低的问题,而高速交通建设是驱动土地利用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探究高速交通建设与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关系将是一个重要议题。以山东半岛城市群42个陆域县级单元为例,采用高速公路相对密度、与高铁站点及机场的空间距离等指标,构建高速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并以土地、资本、劳动力及经济、环境效益作为土地投入产出要素,采用DEA模型测算土地利用效率。通过分析高速交通优势度和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关系,结果发现：① 两者之间的协调性存在空间差异性,以济南、青岛两大枢纽为中心,枢纽圈层（另含青州、威海次级枢纽）呈现显著的空间协调性,而随着与枢纽城市距离的增大,空间协调性呈现衰减态势,其中潍坊、海阳等远离枢纽城市的交通干线沿线地区土地利用效率滞后于高速交通优势度,而利津、垦利和五莲等远离枢纽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欠发达地区呈现低水平的空间协调性;② 缘于要素集聚与内生增长机制,高速交通类型多样性与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③ 高速交通可通过枢纽效应促进优势要素与技术以空间外溢的形式在核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传递,进而重构区域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格局;④ 高速公路的均衡建设促使山东半岛城市群破除了高速交通建设的短板效应制约,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格局整体呈现均衡态势,加之高铁站点、机场节点式布局明显,导致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宏观上高效集约、微观上团—轴凸显的空间格局。
交通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宏观与微观尺度下,从理论上分析了交通对空间流动性的影响,借鉴物理学中动能与势能转化理论,构建了单一城市的流动性测度方法,并基于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方法,使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电子地图数据和统计数据,以全国285个设区市和典型市域——赣州市为研究区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交通流是空间流动性最显性的表现,与时间、空间及距离相互作用,形成特殊的空间组织形式—流动空间。② 不同尺度下交通对空间流动性的影响表现不一：宏观尺度下,交通的改变使区际流动空间得以生成,相互依赖程度也随着流动性的增强而增强,微观尺度下,交通的变化改变了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③ 全国主要设区市陆路交通网密度呈阶梯状分布,中心城市和交通变化量最大的城市流动性最大,交通的变化对设区市的流动有明显的正向带动作用,对市域内人流的迁移与扩散、功能区的范围扩展与方向迁移、精英空间的变化具有较为显著的引导作用。
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尤其是健康行为,往往会延续至成年时期,同时,相比于成年人,青少年的药物滥用对其大脑的危害更大,更易导致成瘾。中学生是青少年的主要群体,研究其药物滥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机制,有助于实施干预措施,减少其健康风险。以往文献对中学生药物滥用行为的研究较为全面,但对学校周边的建成环境以及地域差异引起个体健康行为差异背后的原因关注不足。以随机抽取的广东省124所初级中学为研究对象,并基于2010年各区县的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划分抽样学校所在区县的社会区类型,分析位于不同社会区的中学生药物滥用情况,而后运用多元逐步回归模型,探究中学生药物滥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地域差异。结果表明,不同社会区的中学生药物滥用行为发生率存在差异,年轻化的外来人口集聚地区中学生药物滥用发生率最高,其次为人口老龄化地区,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本地商业从业人员集聚地区最低。在年轻化的外来人口聚集地区中,课外到网吧、游戏厅、台球室活动学生的高比例与学校1000 m范围内的网吧、游艺室的高密度等外部环境容易导致学校中学生药物滥用的高发;在人口老龄化地区中,道路交叉口的高密度等建成环境表征了良好的社会监督,有助于降低学生滥用药物的风险;在本地商业从业人员聚集地区中,融洽的家庭关系有利于制约中学生滥用药物,同时零花钱越高,中学生购买药物的机会越大,因而越容易发生药物滥用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