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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 70卷, 第8期
    刊出日期:2015-08-20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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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顾朝林, 王颖, 邵园, 顾江
    2015, 70(8): 1187-120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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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构建了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框架。首先,运用功能区思想,以大城市地区的街道或乡镇为空间单元,采集相关的自然、历史、文化、产业、客流和信息流数据,进行要素功能区的分析,准确获取不同层次相互依赖的功能空间单元,使城市在空间上充分适应和支撑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城市的多样性提供充分的弹性空间依据。其次,在城市基层单元的要素功能区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可以为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基于城市功能区有机的空间组织科学依据。在上述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框架的基础上,以绍兴市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绍兴市域内自然、文化功能区清晰,块状经济特征明显,基层区之间的经济、文化、通勤和信息联系已经突破现在的市县行政区边界,按照综合功能区的思想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总体上说,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城市地区或城市群地区,保证其物质环境和社会空间的快速和谐发展,有效利用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 李郇, 徐现祥
    2015, 70(8): 1202-121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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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

  • 朱鹤, 刘家明, 陶慧, 李玏, 王润
    2015, 70(8): 1215-1228.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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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休闲商务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RBD)作为城市重要的游憩空间,为外来游客和城市居民提供休闲消费的场所,逐渐受到学界和业界重视。目前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概念层面,在分类、空间结构、分布规律、分异成因等方面上还缺乏一定的实证和定量研究。结合前人研究经验,重新定义RBD,并依据城市RBD的特征和属性将其分为大型购物中心、休闲商业街、城市休闲区三类。选取1990年、2000年、2014年三个时间截面对北京各类城市RBD点进行统计,采用基尼系数、空间插值、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结合ArcGIS软件,对北京城市RBD的时空分布特征和成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 时序上看,北京城市RBD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增速变快,不同类型的RBD出现不同幅度的空间扩张;② 北京城市RBD的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加强,不同类型的RBD,存在一定的增幅和增速差异;③ 北京城市RBD的整体空间结构呈“单核聚集—双核发展—网状扩散”的发展模式;④ 城市RBD多选址在交通便利、临近旅游景区、居民和游客密度较高、地价相对较高的地区。⑤ 游客密度对各类型的城市RBD规模均有较大影响;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RBD,各因素对其规模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 柏中强, 王卷乐, 杨雅萍, 孙九林
    2015, 70(8): 1229-124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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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典型的尺度特征,精细尺度的人口分布是当前人口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乡镇(街道)是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开发布的最小行政单元,乡镇级人口密度计算及其分布特征研究能够更客观、精细地刻画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和态势,为促进中国人口的合理优化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本文收集处理了2000年中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乡镇(街道)级行政边界数据,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乡镇(街道)人口统计数据,计算了乡镇级平均人口密度。采用Lorenz曲线、空间分析及样带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研究区乡镇(街道)人口分布的疏密结构、空间集聚性、纬向和经向规律。利用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分省探究了地形起伏度、水网密度、路网密度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利用夜间灯光指数表征)等4个因素对于乡镇级人口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乡镇级平均人口密度能够有效区分出县域内部的人口密度高低差异,整体不均衡性高于基于县级平均人口密度的研究结果;② 乡镇(街道)人口分布总体规律是西北稀疏东南密集,同时,东南密中有疏,西北疏中有密;③ 乡镇(街道)人口分布的经纬向规律变异较大,既受中国三级阶梯地貌大势的影响,也受局部微地形及区域中心城市的影响,并和海岸线、交通枢纽及大江大河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耦合性。④ 乡镇级平均人口密度与地形起伏度、水网密度、路网密度及夜间灯光指数等显著相关,省级平均相关系数分别为-0.56、0.28、0.61、0.69。⑤ 在乡镇尺度上,地形条件及区域发展水平对辽、吉、京、津、沪、冀、豫、陕、晋、鲁、皖、苏、湘、鄂、赣、浙、闽、粤、琼等省份的人口分布具有较强的决定作用。⑥ 对于藏、青、蒙、滇、黔等5省或自治区,需要引入更多的自然环境及社会因素来解释其人口分布的特殊规律。本研究扩充了中国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尺度和维度,并引入了新的定量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所构建的覆盖中国25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乡镇(街道)级人口分布科学数据集丰富了中国人口地理学的2000年本底数据资源。

  • 汪明峰, 程红, 宁越敏
    2015, 70(8): 1243-1255.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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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海市城中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维度,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从外来人口的个体因素和流入地因素两方面考察了对社会融合及其主因子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4个维度构成。从因子得分来看,上海城中村的社会融合程度总体水平并不高;在各个维度上,从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到经济的融合程度依次降低。总体而言,流入地因素对于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个体层面因素。其中,个体层次因素对心理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最大,而流入地因素则对经济融合因子和社会关系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都较大。研究还表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与其居住社会空间紧密相关。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 程佳佳, 王成金
    2015, 70(8): 1256-127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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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体系的发展对区域发展乃至国土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一直是港口地理的研究核心,而区域性集装箱港口体系的演化规律及动力机制是港口体系理论的内涵提升。选取珠江三角洲的31个港口为样本,以1970-2013年为研究时段,采用集装箱港口数量、吞吐量等长时间序列数据,刻画了珠江三角洲集装箱运输的总体发展与集散趋势,分析了集装箱港口体系的演化过程,重点凝练演绎其演化模型,并揭示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珠江三角洲集装箱港口体系的演化过程呈现集中化和分散化两种发展趋势,并经历了特点各异与格局明显不同的5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原始单核结构→孤立双核结构→极核枢纽结构→双核枢纽结构→多核发展结构”的演化模型;珠江三角洲集装箱港口体系是在众多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下实现“港口集装箱化”的演化过程,包括自然条件、经济产业、技术条件、港航市场、政策和制度等,各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该研究有助于完善港口体系的演化模型理论,并能为珠江三角洲的港口建设提供指导。

  • 塔娜, 柴彦威, 关美宝
    2015, 70(8): 1271-128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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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区化及其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成为近年来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时空行为研究认为推动日常生活方式的郊区化是解决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与空间问题的根本措施。从日常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需要利用多维度时空行为指标刻画群体的生活方式类型以分析郊区居民的空间—行为互动机制。本文采用活动空间和出行频率指标构建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并基于2012年在北京上地—清河地区进行的GPS调查数据将郊区居民划分为“空间排斥”、“本地化”、“郊区性”、“两极化”、“城市依赖”五种日常生活方式类型。研究发现不同日常生活方式群体在活动分布、活动频率和交通方式上存在差异;并通过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郊区化对于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发现工作日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受到性别、收入、年龄和工作时长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同时郊区设施配置直接影响着居民对郊区空间的利用程度,土地混合利用、商业设施密度提高更有可能实现日常生活的郊区化。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有助于分析郊区居民日常行为的复杂性,为理解郊区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构建城市研究的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 钱俊希, 杨槿, 朱竑
    2015, 70(8): 1281-1295.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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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体验是后改革时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现代性以工具理性与社会进步作为终极价值取向,强调以理性的方式规划和管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期实现持续的增长、稳定的发展以及财富积累。然而,现代化过程在赋予人类更大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束缚与压抑。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逃离现代性的束缚,在那些似乎存在于现代性过程之外的、“落后”的地方重新寻找原真性的生存体验。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本文以长期留居在西藏拉萨的汉族“藏漂”群体为对象,探讨在中国后改革时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成员如何实现对现代性的“逃离”。“藏漂”群体的身份认同,其本质是对西藏的地方性的建构。这一过程包含两个维度,即对西藏的地方性的想象与表征,以及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对想象的地方性的践行与体验。一方面,“藏漂”通过一系列的表征与话语,将西藏想象为一个与内地在社会文化秩序上截然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体现了“藏漂”群体对想象的地方性的践行与展演,对文化身份同样起到重要的正反馈作用。研究认为:“藏漂”对现代性的体验,反映了现代社会内在的矛盾,而“藏漂”对地方性的建构与体验,对理解“他者”与“我者”之间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 王梅梅, 杨永春, 谭一洺, 刘润
    2015, 70(8): 1296-131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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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以来,中国家庭小型化趋向非常显著,尤以代际分居为核心诱因,代际分居对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稳定、家庭和睦乃至住房市场都构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中国的代际分居现象及其机制和西方社会存在根本的不同,此文讨论了转型期基于代际分居率和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国城市居民分/合居行为的概念模型,随后选择成都市主城区进行了实证,因为该地区不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户籍居民的老龄化趋向明显,而且兼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耦合影响。与西方发达社会基于家庭生命周期先合居、后分居的规律不同,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居住行为呈现出合居—(小)分居—合居—分居—(小)合居—(小)分居—(小)合居的变化过程。采用2012-2013年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提取主要影响因素,后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方法研究了主要因素对居民分/合居行为的显著性和正负影响,并对不同年龄段的城市居民家庭代际分/合居行为的代际分/合居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如下:① 文化程度、配偶健在、家庭人均收入、父母应帮子女成家、父母应帮子女买房、与子女/父母代际分居意愿、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安静/热闹偏好、卫生习惯、居家习惯和私密空间习惯与家庭代际分居率正向显著;② 年龄、家庭居住面积、父母应帮忙抚养孙辈、(子女)应该养老、父母/子女应临近居住、养儿防老、养育习惯等变量与家庭代际分居率负向显著;③ 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代际分/合居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显著度有所差异。

  • 杨新军, 石育中, 王子侨
    2015, 70(8): 1313-1326.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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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生态系统具有不可预期、自组织和多稳态体制等特征。道路建设是区域发展重要的干扰驱动因素,对局域社会—生态系统产生多要素和跨尺度的影响。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框架,以道路建设为切入点,借鉴社会经济连通度概念,以商洛市为例,从区域(local)和社区(community)两个尺度,分析道路建设对欠发达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将社会—生态系统分解为经济增长、生态景观格局和乡村发展3个维度,选取商洛市统计年鉴、商州区遥感影像和典型农户调查3类数据,结合数理模型、遥感与GIS技术和问卷统计分析,对道路建设与经济发展,道路网络与景观破碎度变化以及高速公路(国道)建设对乡村社区恢复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包括:① 道路扩张成为减贫的原因,却并非经济增长的动因,而经济增长却是道路网络扩展的原因;② 道路建设增加了当地生态景观的破碎度,却提高了社会连通度,并且景观破碎度与社会连通度之间呈正相关;③ 在乡村社区尺度上,道路建设与社区恢复力之间呈现复杂关系,乡村社区恢复力可以从集体记忆、生计多样性和适应能力3个准则层选取相应的替代指标,通过对农户调查来分析和解释,运用逐步回归分析,识别了乡村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最后,对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下的欠发达山区乡村恢复力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 谢花林, 王伟, 姚冠荣, 刘志飞
    2015, 70(8): 1327-1338.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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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SBM模型分析了2002-2012年中国6个主要经济区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差异,然后用Malmquist指数揭示工业用地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动态变化,并对其做收敛性分析。结果发现: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区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较高,但TFP却出现衰退趋势;京津冀、成渝、关中—天水和中原经济区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较低,但TFP却出现增长趋势。各经济区都存在工业用地粗放利用、工业劳动力过剩以及工业经济产出不足的情况。工业用地TFP的收敛性分析表明仅有长三角经济区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各经济区都存在条件收敛。影响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为提高工业用地TFP,长三角经济区需要适当减小工业劳动力和工业产值占总体劳动力和经济产值的比重,珠三角经济区需要提高城市化率,京津冀经济区需要适当提高工业产业层次并积极引导转移工业剩余劳动力,成渝经济区需要适当减小工业劳动力比重;所有经济区都需提高工业用地利用强度。

  • 卓莉, 张晓帆, 郑璟, 陶海燕, 郭宇伯
    2015, 70(8): 1339-135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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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被广泛应用于表征人类活动强度及其生态环境影响的诸多研究中,但因OLS传感器设计的局限,在用电强度较高的城市中心,灯光信号存在明显的饱和,这一不足可能影响到一些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研究成果的可靠性。针对这一问题,NOAA-NGDC研发了辐射定标算法,但因缺乏星上定标系统,算法较为复杂,且受较多条件限制等原因,目前只有部分时期的辐射定标数据产品(RCNTL)。近期有学者提出一种基于植被指数NDVI构建的城市灯光指数VANUI,为灯光数据去饱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操作简单且结果良好的方法,但该方法在一些城市效果不佳。基于此,本文综合利用夜间灯光与EVI指数信息,通过对VANUI指数构建方法进行改进,建立了一个新的缓解夜间灯光强度饱和的EANTLI指数。为了评价指数的效果,将EANTLI与VANUI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① 区分、识别饱和区内地物的能力;② 与RCNTL的拟合程度;③ 对用电量估算的效果。结果表明:EANTLI在三个方面均表现出优势,在潜在饱和区内对特征地物具有更高的可区分性,与RCNTL的线性相关程度更高,与用电量的相关性相比于NTL、VANUI亦明显提高。因此可以认为EANTLI在指数的设计上较为合理,不仅易于计算,而且能达到较好的缓解灯光强度饱和、凸现城市内部差异的目的,在用于反演城市发展指标时能获得更为准确的结果,因此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 梁启章, 齐清文, 梁迅
    2015, 70(8): 1351-136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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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地图的编辑出版一直被认为是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在《中国近代地图志》世界地图篇的编写基础上,首先系统地梳理了明清两代近600年间(公元1368-1911年)的25余种代表性世界地图,着重地分析了这些世界地图的历史背景,探讨了明清世界地图特色、贡献和作用。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古代文明与经济水平长期领先于世界,自然成就了先于西方完成世界地图之创举;② 受制于多个皇权实施“闭关锁国”保守政策,中国古代世界地图呈现出集中于5个相对开放繁荣时段轨迹,即“自主传统、中西融合、康乾盛世、自主创新和近代化发展”时段;③ 中国古代世界地图具有5个鲜明的成就与特色,即“先于西方成图、资料积累丰富、传统制图优势、图文并茂模式、中西融合先河”;④ 诠释了中国古代世界地图在传播世界地理知识与推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总之,中国古代世界地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