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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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城市地理

基于分县尺度的中国人口分布适宜度研究

封志明, 杨艳昭, 游珍, 张景华

2014, 69(6): 723-737.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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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口空间分布及其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性评价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方法；以分县为基本单元，定量评价了2010 年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协调程度；根据人口分布适宜度高低和限制性差别，划分了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等级和限制类型，定量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和地域特征。研究表明：① 2010 年中国有3/5 以上的县（市、区）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基本适宜，中国分县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保持了高度一致性；② 2010 年中国有1/2 以上的县（市、区）人口发展基本不受水土资源约束，分县人口分布与水土资源适宜性处于中等水平；③ 2010 年中国有超3/5 的县（市、区）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协调，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性良好；④ 2010 年中国近3/5 的县（市、区）人口分布适宜度在60 以上，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处于基本协调或相对协调状态；⑤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协调程度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⑥ 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度可划分为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基本协调、相对协调、有待协调和亟待协调4个适宜等级与10 个限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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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城市地理

环嵩山地区9000-3000aBP聚落分布与区域构造的关系

鲁鹏, 田燕, 陈盼盼, 闫丽洁, 宋立生

2014, 69(6): 738-746.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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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GIS叠置分析与统计分析，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四个时期对环嵩山地区9000-3000 aBP 聚落分布特征与区域构造及地貌的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早期聚落分布与区域构造存在密切的关系，构造活动深刻影响着区域地形的高低起伏与地势的陡峭和缓，而早期聚落选址对于平坦地形的偏好使得聚落分布时空特征形成过程中与区域构造密切相关。由于主要受正断层控制，环嵩山地区东部华北坳陷与嵩箕台隆地带呈整体抬升与下降特征，区域发育有大量断块山地丘陵、断陷盆地、平原等地势平坦的地貌单元，大量早期聚落分布于这一区域，甚至一些海拔较高、顶部平坦的山地、丘陵顶部也有早期聚落分布。而边缘地带的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等区域，由于多为褶皱控制的褶皱构造山地，区域平坦地形较少，早期聚落则分布较少。环嵩山地区9000-3000 aBP聚落分布与区域构造关系研究表明，早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环境起到基础性作用，其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不同自然条件的多种舞台。而人类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其通常依据自身的文化特征，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自然环境栖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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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城市地理

上海都市区就业—人口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孙斌栋, 魏旭红

2014, 69(6): 747-758.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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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非参数模型计量为基础，从集聚—分散维度和单中心—多中心维度刻画了上海都市区就业、人口空间演化特征，并与北京都市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区的就业和人口不断向外扩散，同时近、远郊均出现了稳定的再集中，就业和人口的空间多中心性都在增强。而北京只存在人口的分散化和多中心化，就业却呈现集中化和单中心化的态势。因而，上海都市区的就业—人口空间匹配程度高于北京。产业结构差异是造成北京、上海两地就业空间演化特征分异的原因之一，上海制造业比重高于北京，郊区的制造业集聚强化了近、远郊吸纳就业能力，促进了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北京和上海中心城区的就业、人口规模仍在扩张，导致近邻地区被包络在内，原有的次中心逐渐消失，因而，科学确定中心城区的增长边界，有效防止邻近蔓延，应当成为特大城市未来发展的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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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城市地理

中国城市体系等级结构及其空间格局——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

吴健生, 刘浩, 彭建, 马琳

2014, 69(6): 759-77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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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城市体系可以不断优化各个城市的时空资源并强化区域城市的集聚效应，切实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城市综合效益最大化。受惠于城市因素流与城市作用潜力的显著相关关系，节点体系研究可以准确测度城市体系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又避免了功能体系研究所需矢量数据的难以获取与测算庞杂，而DMSP/OLS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可以综合地定量测度城市地区人类活动的广度与强度。基于夜间灯光指数的引力模型定量测度中国341个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通过二阶段聚类法综合分析其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空间格局。中国节点城市被划分为7 大国家节点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哈尔滨与沈阳）、26 个区域节点城市与107 个省域节点城市，而中国城市体系则被划分为2 个国家城市体系（北方城市体系与南方城市体系）、8 个区域城市体系（华北城市体系、东北城市体系、西北城市体系、黄河中游城市体系与华东城市体系、华南城市体系、西南城市体系、长江中游城市体系）与31 个省域城市体系。城市体系的地域范围是相对的、局部的，没有明确的识别界线，不过通过对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空间格局与顾朝林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综合比对评估，总体而言，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对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与空间格局进行实证研究是可信的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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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与区域发展

北京市居民汽车使用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王丰龙, 王冬根

2014, 69(6): 771-78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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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城市私人汽车的拥有量高速增长，小汽车不仅日益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更深刻影响着城市的空间结构和道路的拥堵状况。然而，目前国内对汽车使用的研究仍十分匮乏。为此，本文试图基于2011 年11 月到2012 年7 月在北京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家庭汽车使用行为的特征、强度及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和（定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汽车使用目的、建成环境和各种家庭/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对大城市居民的汽车使用强度和依赖度有重要影响。其中，通勤是居民日常使用汽车的主要目的；公共交通条件较差和停车条件便利是促使居民大量使用汽车的重要原因；婚姻状态、工作状态、家庭规模和家庭内持有驾照的成员数等对居民的日常汽车使用也有重要影响；周末与工作日的汽车使用频次或时长没有显著差异。这些发现对道路交通规划和交通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参考意义。不过，要想更有效地控制汽车使用行为，未来的研究仍有必要增强对因果关系、出行的限制条件和影响交通行为的心理机制等问题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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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与区域发展

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测算及时空演变分析——基于2005、2008和2011年县级数据的实证

冷志明, 唐珊

2014, 69(6): 782-796.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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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特困区的贫困是特殊的区域性贫困，减贫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了解连片特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现状、制约因素和时空演变规律就显得十分重要。本研究基于中观的视角，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理解为产业能力、市场能力、空间能力和软实力四个维度耦合的复杂系统，通过构建多指标综合测算方法，测算了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武陵山片区2005、2008 和2011 年各县市的自我发展能力，并对其时空演变特征与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整体偏低且发展不平衡；② 空间能力和软实力是制约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两块短板；③ 2005-2011 年间，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各维度间的一致性逐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内部结构更为合理；④ 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空间上呈“东南部相对下降，北部整体上升”的趋势，并且产业能力、市场能力、空间能力和软实力均有自身明显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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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与区域发展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

李平星, 陈雯, 孙伟

2014, 69(6): 797-807.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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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格局变化，乡村地域功能和发展定位的多元化和空间差异特征日益明显。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化价值评价方法，研究县域尺度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各县市区主导功能类型，揭示不同类型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乡村地域多功能特征明显，工业发展功能占据主导；4 类乡村地域功能空间集聚程度均较低，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集中于沿湖、沿海或苏南山丘地区，农业生产功能集中于苏北和苏中，工业发展功能以苏南最强，社会保障功能则集中于市辖区及其临近市县；乡村地域功能组合类型多样，共可分为9 种；4 类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自然地理、空间区位、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在强度和影响方向上明显不同。研究可为针对性地定位乡村功能和发展导向、增强县域乡村功能特色和竞争力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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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产业地理

技术扩散和资本流动作用下中国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基于Agent的模拟

顾高翔, 王铮

2014, 69(6): 808-82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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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是区域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空间交互过程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在不同的道路交通系统作用下，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化过程。这对于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探索使区域平衡发展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本文从自上而下建模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基于Agent 的动态区域经济模型。在模型中，中国的每个地级市都被定义为企业Agent，拥有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者Agent 为企业提供劳动力，并在Wilson 空间吸引力模型的作用下在区域之间迁移。技术作用于劳动力之上，随劳动者的迁移而扩散。资本由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转移。模型中的道路交通线具有不同的权值，这意味着道路交通网是异质的。通过情景模拟，得到以下结论：在分级道路交通网的作用下，传统的中心—腹地扩散模式已不再适用。技术服从枢纽—网络结构从中心城市向外扩散。资本的流动也具有与技术扩散相似的过程和空间结构。交通条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的发展，同时自然条件仍然起着空间锁定的作用。优惠的税率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空间锁定，有利于吸引劳动者迁移，提高当地的生产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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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产业地理

长三角一体化下的金融流动格局变动及驱动机理——基于上市企业金融交易数据的分析

季菲菲, 陈雯, 魏也华, 袁丰

2014, 69(6): 823-837.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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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是区域进行生产活动并进一步带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结合新经济地理学与金融地理学的理论，将金融资源流动纳入市场化、全球化、分权化和一体化的研究框架之下，用网络分析的方法，构建区域金融流动的格局及机理的分析框架。基于长三角16 市金融发展状况和上市公司2002 年、2005 年、2008 年和2011 年的交易数据，构建了金融资源流动和联系的网络，并进一步测量了网络密度和中心度。结果显示，长三角金融发展与金融资源分布形成了差异显著但有缩小趋势的发展格局，除上海金融中心作用凸显之外，南京、杭州和宁波也成为金融流动网络中的重要空间节点；金融流动网络密度不断增强，跨省金融流动增多。分别选取表征市场化、全球化、分权化和一体化的指标，使用QAP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了长三角金融流动的动力机制。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进出口总额、FDI、文化差异、外资金融法人数量和行政边界均对金融流动有显著的影响，相反金融业比重和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则并无显著作用。本文探讨了从地理学空间差异和空间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解释金融差异与金融流动的方法，对于深入研究金融一体化问题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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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产业地理

1991年来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驱动机制

陈嘉, 韦素琼, 陈松林

2014, 69(6): 838-849.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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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1991-2011 年台商大陆投资资料，分析在较长时间尺度上、随台海局势不断变化，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行为的转变，并从大陆整体层面及各经济区两个空间尺度进行驱动机制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自1991 年起，台商在大陆地区投资规模（尤其是投资金额）显著上升，累计金额呈“T”字型分布；TDI 在大陆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及明显的“核心—外围—边缘”梯度结构，投资热点及次热点均向北推移，热点最终停留于长三角地区。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由前期（1991-2000）的地区电信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电力供应水平、高素质劳动力、政策环境、对外开放度，以及交通运输水平，转变为后期（2001-2011）的前期台资累积量、对外开放水平、地区市场规模、高素质劳动力、劳动力成本、区域政策环境、电力供应水平，以及产业集聚水平。具体至各经济区，其不同要素的发展水平对TDI的吸引程度不同，文化距离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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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产业地理

中国汽车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

赵浚竹, 孙铁山, 李国平

2014, 69(6): 850-86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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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2001-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汽车制造业企业有关数据，对近10 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和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后，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对汽车制造业具有决定性和先导性影响。针对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特点，构建了基于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单元的新建企业区位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① 中国不存在类似欧美日等国家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邻近的空间集中集聚现象；② 零部件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显著，不利于产业生产率和专业化水平提高；③ 在不考虑集聚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地方保护对新建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非常显著。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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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系统研究

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的凝聚力模式

史培军, 汪明, 胡小兵, 叶涛

2014, 69(6): 863-876.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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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风险防范“凝聚力”概念的基础上，从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的“凝聚力”基本原理、凝聚力形成中的协同效能、凝聚力实现手段、凝聚力优化对提高系统抗打击能力的作用等方面系统研究了“凝聚力”的科学内涵，并初步建立了“凝聚力”的模式，以期完善现有综合风险防范理论体系。结果表明：协同宽容、协同约束、协同放大和协同分散四个基本原理阐述了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凝聚力在协同运作上的四种表现，同时也是凝聚力在“凝心”和“聚力”具体问题上的4 种优化目标的阐释；凝聚力模式将四个协同原理及其优化目标转化为社会认知普及化、成本分摊合理化、组合优化智能化、费用效益最大化等一系列手段，实现了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产生的共识最高化、成本最低化、福利最大化以及风险最小化；运用复杂系统建模和仿真的方法，通过设计社会—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表达，验证了随着系统凝聚力的提高，系统抵抗局部和全局打击的能力均得以增强，而且，可通过优化社会—生态系统中节点的结构和功能，以达到提升系统凝聚力的目的；凝聚力模式补充了灾害系统中脆弱性、恢复性、适应性等概念在阐释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问题上存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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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报道

《中国乡村发展—交通可达性及其影响研究》评述

刘开智

2014, 69(6): 877-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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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了过去30 年中国乡村交通的发展情况，以广东乡镇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以及历史数据分析，系统探讨乡村地区发展的时空差异、乡村交通与经济发展、乡村可达性评价与空间格局、乡村可达性与土地利用、乡村居民点类型与整治等问题，致力寻求可持续且充满活力的乡村地区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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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报道

《郑州历史地理研究》述评

吴志浩

2014, 69(6): 87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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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探讨了郑州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郑州古代的交通、郑州与中国早期商业文明的关系、郑州古代水系湖泊分布、郑州地区古城与古国、郑州行政区划变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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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报道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评介

林献忠

2014, 69(6): 88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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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科“是从地理学缩小到政治地理学，又从政治地理学缩小为历史政治地理，再从历史政治地理缩小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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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报道

“中国土地利用政策”专辑在Land Use Policy 出版

龙花楼

2014, 69(6): 88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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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Use Policy》是一爱思唯尔（Elsevier）旗下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研究领域的跨学科国际期刊，刊载的论文涉及城市与乡村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自然和规划管理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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