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习和继承前人区划研究工作与成果的基础上, 着重于自然地理区划方法论及其体系的探讨。首先, 深入阐述了自然地理区划的内涵, 认为: 自然地理区划既是区域划分的结 果, 也是区域划分的方法与过程, 同时还是认识地理特征和发现地理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 第二, 假设性认为自然地理区划是客观存在的, 针对不同的区划目的和采用不同的区划原则 所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自然地理区划, 如部门区划与综合区划、区域区划与类型区划等, 则构 成了对区划对象的多角度认识, 并且这些区划间存在内在联系, 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和可转换性。第三, 在分析总结各种自然地理区划方案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包括区划本体、区划原 则、区划等级系统、区划模型和区划信息系统的自然地理区划范式, 其中自然地理区划原则、等级系统和区划模型构成了区划方法的核心, 并且通过区划模型, 实现区划原则、指标体系 和单位等级系统的综合。最后, 论文对自然地理区划信息系统研究所涉及的主要科学问题和 主要功能作了简要的说明和讨论, 并指出: 在地理空间单元理论的指导下, 可以实现在统一 的科学框架下的各种自然地理区划的集成, 并为开展综合区划研究提供可用的技术方法。
分析研究当前区域性耕地资源数量与质量的变化格局和态势, 研究其耕地资源变化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东北地区为例, 利用“3S”技术, 着 重应用GIS 空间分析优势, 首先分层次开展耕地自然质量评价、耕地利用质量评价与耕地综 合质量评价, 分析耕地自然质量、耕地利用质量与粮食单产的关系, 研究区域耕地数量变化 引起的耕地综合质量空间分布变化; 然后从耕地数量、耕地质量、作物种植制度等方面, 探 讨东北地区耕地变化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为本地区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 制定科学合理的粮食生产发展规划提供借鉴, 为其他地区开展类似研究提供参考。
遥感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农情监测, 但作物面积信息的遥测结果常与国家有关部门编制的《农业统计资料》、《统计年鉴》等各类统计资料中记载的作物播种面积数据不一致。文章以湖北省洪湖市为研究对象, 以10 m 分辨率的SPOT 多光谱影像和地面样方调查数据等为主要信息源, 对研究区域内中稻播面的统计值与真实值以及遥测值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该市2006 年中稻播面的遥测结果为58788.09 hm2, 高出统计值52.156%, 而统计值则明显小于真实的播面数据。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市对中稻播面统计时使用的亩制计量单位(习惯亩) 与标准亩之间存在1.507 的换算比率。过去国家实行农业税收政策时地 方有关部门为逃避农业税而少报瞒报水稻种植面积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上述差异。
集装箱航运业中规模经济较为明显。集装箱船舶不断地大型化, 加上巴拿马运河的改造, 在不久的将来环球航线这种充分利用船舶规模经济的航线形式将会重新出现, 最终使世界集装箱航线形成一个全球范围的轴辐网络。以Ashar 提出的赤道环球航线为基础, 通过分析航运成本来作一些修正, 寻找最佳的枢纽港口区位。优化的结果与Ashar 的赤道环球航线略有出入, 例如中国台湾港口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中国港口尤其是黄海、渤海沿岸港口地理位置条件相对较差, 因此急需加强港口建设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根据1957-2005 年中国各省区煤炭调出和调入数据, 运用SPSS 和GIS 方法, 首先对 “一五”~ “十五”各省区的煤炭流动地域类型进行了判别, 然后在省域尺度研究了煤炭资源 区域流动的时空过程, 最后探讨了煤炭资源流动时空演变的驱动力。“一五”~ “十五”中国 省际间煤炭流动演变特征有: 中国省际间煤炭资源流动规模逐年增大, 省际间煤炭调出总量 年均增长5.9%, 煤炭调入总量年均增长5.6%。流动范围逐年扩展, 无流地由1957 年的10 个省区缩小至近年的1 个左右。流场呈集中输流、分散汇流的特征, 调出省区个数< 调入省 区个数, 调出首位度> 调入首位度。煤炭区域流动演变的主要驱动力有: ① 产消不平衡是煤 炭资源区域流动的基本动力。晋陕蒙、西部煤炭产消盈余, 华东、中南、东北煤炭产消亏缺, 决定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煤炭流动格局。② 运煤通道的改善促进了煤炭区域流动。2005 年交通密度指数在20 以上的省区, 煤炭外运条件较好, 交通密度指数20 以下的省区都不同 程度的存在煤炭外运困难。而且, 统筹交通设施布局与煤炭生产布局可极大地推动区域煤炭 流动。③ 煤炭区域价格差异是煤炭流动的信号, 对资源流动的方向和数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清代之前广州长期作为重要的外贸港口, 港市、对外贸易、多元文化及“蕃坊”等对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很大; 清初广州确立“一口通商”, 对外贸易更趋繁荣, 西关及滨江 地带成为巨贾侨商集聚之地, 而城内的满族与汉族在社会地位、居住等方面呈现较大的分异。 从城市总体层面来看, 清代广州呈现“西商—东官” 的社会空间格局, 西关平原及“南关” 滨江地带“因港而商, 因商而富”, 城墙之内的老城区则一直作为官衙区及官僚贵族居住区, “因衙而尊, 因官而贵”, 这成为广州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历史主线。就清末的广州西关而言, 已分化为纺织机房区、新兴高级住宅区及洋商区等社会区类型, 具备殖民性河港贸易城市的 社会空间特征。自然条件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 “一口通商”的港市繁荣, 以及遵循封建 礼制的城建思想等成为影响清代广州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机制。
认知地图是外界环境在人们头脑中的表征, 往往与现实地图不一致, 研究认知地图及 其变形对城市规划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手绘草图是当前挖掘认知地图的一种主要方法。通 过问卷调查, 获得北京居民手绘草图样本, 分析草图中体现的北京城市意象要素。采用二维 回归(BR) 与标准偏差椭圆方法定量测度认知地图整体和局部的变形。对于二维回归计算出 的变形系数(DI) 进一步采用蒙特卡罗模拟计算其变形半径, 得出北京居民的认知地图平均变 形在2-3 km, 整体变形以二环为界, 内小外大, 并呈西南—东北斜向拉伸, 东西收缩的趋 势, 局部变形北部大于南部。个体的变形系数与对地标的熟悉程度负相关, 男性小于女性, 驾车者小于不驾车者, 日常活动范围越广、出行频率越高、居住时间越久、距离锚点越近的 被试认知变形越小。
一个明确而又合理的城市腹地范围, 是保证一定区域内各城市实现合理功能整合的关 键, 也是对城市经济区进行各项研究的基础。通过构建衡量城市综合规模的指标体系, 运用 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中国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规模值。在GIS 软件支持下, 将中国划分为 5 km×5 km 的格网, 利用场强模型, 对2004 年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腹地进行了划分, 比较腹地的范围及相互关系, 并与省域和市域行政范围进行了叠合分析, 实现了城市腹地测 定、分析的可视化。结果表明: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规模值差异较大, 最大和最小城市规模 相差达284 倍。场强值分布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递减的分异特征, 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 一致。中、东部的城市影响力的弱势区域全部分布在省域交界地带, 在场强值大于12 的级别 上, 东、中部城市的场强影响范围连成一片。各城市腹地范围相差亦较大, 最大和最小城市 腹地相差达5488 倍。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不一定位于其腹地的几何中心, 偏移比较大的城市 往往成对分布。城市腹地与省域行政范围吻合度较差, 根据腹地在市域行政范围内的面积比 例, 将城市分为4 类, 并提出相应的空间发展策略。依据腹地的分析结果将全国划分为3 个 一级城市经济区、11 个二级区和38 个三级区。
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居民感知的跨区域、 跨文化的共时性分析是该领域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之一。选择世界遗产地西递和九寨沟为研 究案例, 进行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比较研究。结果显示: ① 两地居民对旅游发展均表 现出积极态度, 但九寨沟居民的响应程度和支持程度更为强烈, 其旅游经济收入上要远高于 西递。② 九寨沟居民在旅游经济收益、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旅游环境影响的上的感知均明显 强于西递, 同时在旅游经济成本感知上也明显强于西递。③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分别从样本 基本特征中识别了西递和九寨沟居民支持旅游发展态度的相关因素和判别指标。分析结果表 明, 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具有不同的旅游社区特征, 在旅游地性质、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经 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产权归属、旅游管理体制、主客文化差异等社区特征上不同的东道主 社区应该有着不同的旅游感知。按照社会交换理论, 无论是从资产的收益权还是从受干扰补 偿方面, 西递古村落居民相对九寨沟风景区居民具有更高的收益期望, 这也导致了其实际获 益远低于期望收益, 故相对九寨沟居民, 西递表现出低估旅游经济收益、社会收益而高估社 会成本的倾向。
采用转移—份额分析法对1999-2005 年上海及长江干流区域内各省区入境旅游者统计 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在长江流域各省区出、入沪旅游流总量增长中, 结 构性转移分量的贡献影响发挥着主导影响; 份额分量的贡献影响发挥着基础性影响作用; 而 竞争性转移分量的贡献影响虽然有表现, 但其作用绩效明显低于其他分量的影响绩效; 总体 上, 结构性转移分量与份额分量高度集聚于上海毗邻的江浙地区, 表现出长三角地区旅游流 的高度内聚性; 但出、入沪旅游流增量中的各分量贡献影响, 在长江流域各省区间出现显著 的不均衡现象, 上海出沪旅游辐射强度在长江流域自东向西呈现出“U”型格局的空间变化。 其中, 距离尺度虽然是影响旅游流空间差异变化的重要因子, 但省区间的资源禀赋、旅游区 位交通的便捷性、旅游产品特色与供给结构变动、区域间旅游一体化程度等因子所构成的区 域性差异, 则是影响大都市与区域间旅游互动程度和空间格局的深层次原因。促进大都市与 不同尺度规模区域之间的旅游互动, 实现大都市与区域间旅游和谐发展, 全面提升中国旅游 的空间效益, 是中国区域旅游深度发展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战略性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