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引入国际著名城市地理学家M.Batty 提出的“城市规模等级钟”、“等级距离钟” 和“半生命周期” 理论； 利用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等级数据， 测算了表征中国城市规模等 级演化特点的“等级钟”、“等级距离钟” 和“半生命周期”， 探讨了演化过程与机制； 利用 历史人口数据， 研究了若干历史城市近2000 年间的“等级钟” 演化特征。等级钟研究表明， 中国特大城市的规模等级钟变化较小， 城市位序稳定； 在区域空间差异上， 东部沿海城市等 级钟变化明显， 位序上升迅速； 东北地区城市等级钟呈现较大变化， 但演化方向与东部沿海 城市相反， 城市位序逐渐下降； 西部和内陆城市等级钟变化缓慢， 位序难以进入顶级序列之 中。等级距离钟表明， 中国高位序城市等级距离变化较小， 低位序和新设立城市的等级距离 变化明显， 整个城市系统的变化较为平缓， 仅在1980-1985 年间和2000-2005 年间出现较大变化， 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21 世纪开始的二次较为迅速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半生命周 期研究表明， 中国城市体系在生命周期现象不明显的总体背景下， 以20 世纪80 年代为时间 界标， 百位城市的前、后半生命周期仍然显现有较为明显的时间尺度差异， 自该时间界标以后， 新兴城市替代传统城市的速度开始加快。中国历史城市“等级钟” 表明， 城市位序等级 的变化是多种动因的叠加， 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位序与其政治地位密切相关； 沿海、沿江 城市的位序则更多地与地理区位条件和经济政策相关联。
西方的城市居民出行需求研究已经由基于出行的分析转向基于活动的分析， 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几乎空白， 特别是基于家庭的分析。基于出行的交通需求理论在交通规划中的不足， 强调活动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和应用优势， 提出了基于家庭的活动—移动行为的理论并进行模 型验证。采用天津市居民时间利用日志调查的第一手数据， 以家庭为研究单元， 建立结构方 程模型， 在解读天津市民工作日的活动—移动模式的基础上， 验证了基于家庭的活动分析法 的理论。结果表明， 出行来源于相应的活动参与， 且活动分析法很好地解决了四阶段法等基 于出行的模型的一些不足。男女家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活动—移动联系， 并且在非工作活动上存在联合参与行为。在考虑活动和家庭成员的间接效应时， 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出行时间的的总体效应和直接效应显著程度不一， 验证了基于家庭的活动分析法在出行行为研究上比传统基于出行的分析更加全面和深入。
基于地铁系统数据统计分析， 对地铁建设的空间时序以及网络发育差异进行归纳， 结 合相关数据推导出地铁规模的匡算模型， 并依据地铁系统的属性指标组和网络指标组对世界 121 个城市地铁系统样本进行聚类分析， 将其划分为3 个类别， 并讨论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 用地规模对地铁规模的影响， 最后对中国53 个城市进行地铁规模匡算和等级划分。结果显 示， 世界城市地铁建设在时空上存在波动性， 地区间地铁系统的网络发育不均衡， 欧洲和北 美洲的地铁网络发育较为成熟， 而亚洲和南美洲的地铁网络则有较大的扩展潜力。第一类别 地铁系统规模大， 网络发育成熟， 但仍有较大的扩展潜力， 地铁规模与城市用地规模的相关 性更强； 第二类别地铁系统网络的发育程度较好， 但是扩展潜力一般， 地铁规模与城市人口 规模和城市用地规模的相关性较弱； 第三类别地铁系统的规模普遍较小， 地铁网络发育处于 较低等级水平， 地铁网络仍然有很大的成环潜力和结合潜力， 地铁规模与城市人口规模的相 关性更强。中国城市地铁的匡算规模介于37.4~129.9 km， 根据模型的匡算结果中国地铁系统 可以划分为4 个等级， 未来中国的地铁建设仍然有很大潜力。
以1993 年和2000 年对中国七个不同乡镇的近百家乡镇企业和近4000 名企业职工两次 实地调研的数据为基础， 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探讨了20 世纪90 年代中国乡镇企业改制过 程中乡镇财政收入、乡镇企业职工工资和福利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变化。结果表明： 乡镇 企业改制对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由于乡镇工业发展缓慢和集体工业的改制， 私营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 其与乡镇政府的直接经济联系有所减弱， 乡镇企业税收对财政的支撑作用有所减弱； 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但增长幅度不大， 乡镇企业职工的福利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十分突出； 私营企业 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加大劳动强度和增加劳动时间来增加企业效益， 这也导致90 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对劳动力吸引能力的减弱。乡镇企业劳动力市场基本还局限在镇区范围， 只有当镇区劳动力资源短缺时， 跨区域的劳动力市场才会发育。
广东省外资分布的地域差异是导致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主要分 析改革开放20 多年来广东省外商投资的总体时空扩散模式， 并探讨不同来源地的外资在不同 时期的分布与扩散情况及各自投资动因的变化。研究表明， 广东省外商投资的时空模式不断 演变， 经历了由外资增长极向外扩散的过程﹔随着省内投资环境日趋成熟， 政策因素对外商 投资的吸引力减弱， 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市场规模是吸引外资最重要的因素； 不同来 源地的外资的时空扩散模式与动因皆有一定的差异。最后， 对广东省改善投资环境与利用外 资工作提出了建议。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 大都市生产者服务业具有强烈的向中心商务区聚集的特征， 同时 随着产业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 也具有向郊区扩散的趋势。利用空间基尼系数、经济计量模 型分析等方法分析北京市的金融服务业、信息咨询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三大类生产者服务 业在城市中尤其是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的空间分布和聚集情况， 发现北京市的生产者服务 业呈现明显的聚集特征， 而向郊区扩散的趋势并不明显， 并且金融业、信息咨询业、计算机 服务业三类生产者服务业的聚集特征有所差别。北京市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区位选择是由市场 规律、政府规划、城市特色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结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发现， 生产者服务业的 空间分布主要由经济活动的联系特征、生产要素特征和区位条件三个要素所决定。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 也是中国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以北京市为案例区， 运用相关分析、投入产出模型、空间自相 关模型、变异系数、地理联系率等， 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进 行实证研究， 旨在为首都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 ① 生产性 服务业投入与制造业效益提升呈现正相关性， 但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较低； ② 制造业对生产性 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不断提升， 不同类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存在明显 差异； ③ 生产性服务业对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趋于下降， 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中 间投入趋于上升， 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④ 制造业 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性， 但集聚与分散的空间格局存在明显差异， 就 业空间分布的一致性较差， 进一步验证了制造业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空间可分性。
文化扩散是文化地理学和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以往关于文化扩散的模型多以时间为主要变量， 少以空间位置作为变量。文化地理学更关注有空间变量的模型。本文以美国肯德基炸鸡连锁店(KFC) 为例， 分析外来连锁消费企业在北京城区的空间扩散。KFC 的扩散属 于扩展扩散， 该类扩散对目的地的要求高于迁移扩散， 而北京为KFC 早期的进入提供了社会基础。以KFC 总部提供的数据建立了刻画扩散过程的数学模型， 以期对以往研究有所补足。 研究发现KFC 不是按商业中心地等级扩散的， 因此以商业中心地等级为基础设计了6 级扩散 环。以环级数、极半径作为空间变量的建模尝试均不理想； 以极角度作为空间变量的模型通过检验。研究结论为： ① 极半径、极角度和扩散环是以往扩散模型中没有使用过的空间变量， 且极角度模型通过了检验。② 所建模型可为中档大众消费连锁式餐饮企业在大都市内部的布局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即中心扩散应强于周边扩散， 但方位上差别不明显。③ KFC 扩散主要受经济规律控制。本文的不足是把扩散环级作为静态的空间基础， 同时也没考虑同一商圈内其他同类快餐连锁店的竞争关系。本研究因数据局限模型变量较少。
采用1978 年以来近30 年中国各地区的能源及经济数据， 对中国能源生产、消费重心 及GDP 重心变化进行了测定，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能源生产、消费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 动态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结果表明： ① 能源生产重心在逐步向西南方向移动， 整个移动轨迹 近似呈直线变化。揭示了中国能源生产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的差距有所减小， 且东西方向差距减小的速度要比南北方向快。② 能源消费重心也在向西南方向移动但波动较大， 其中 1998~2002 年重心位置相对稳定， 年度位置变化很小， 说明各省区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基本相 同。③ GDP 重心在经度和纬度上均有一定的波动性。④ 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重心的演变轨迹既具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 也存在明显的不同。通过与GDP 重心的对比分析，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消费密切相关， 说明中国GDP 增长中能源成本较大。
以1km×1km 栅格为基本单元， 选取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子， 构建了基 于人居环境指数的中国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模型， 运用GIS 技术， 定量评价了中国不同 地区的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 揭示了中国人居环境的自然格局与地域特征。研究表明： 中国 人居环境指数整体呈现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 人居环境指数与人口密度显著相 关， 二者的对数曲线拟合度R2 值高达0.87， 人居环境指数可以综合反映区域人居环境的自然 适宜程度。中国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 中国人居环境适宜地区430.47×104 km2 ， 接近国土面积的45%， 相应人口占全国的96.56%， 其中3/4 以上的人口集聚在约占1/4 人居 环境高度适宜和比较适宜地区； 中国人居环境临界适宜地区225.11×104 km2 ， 占国土面积的 23.45%， 相应人口4112 万， 占全国的3.24%，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8 人， 是中国人居环境 适宜与否的过渡地区； 中国人居环境不适宜地区304.42×104 km2， 人口249 万， 不到全国的 0.2%，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1 人， 大片地区沦为“无人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