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取得了骄人的进展，表现在科研方向的突破、对国家建设的贡献、研究手段的革新、对科学和教育的贡献、对社会的贡献等方面。但当前中国也存在基础研究薄弱、学科整合不足、学术走向迷茫、竞争能力堪忧、全球视野欠缺、地理教育错位等问题。国际地理学对科学界所确定的关键研究问题表示出更大的关注，科学界也将更加了解地理学及其视角能对科学知识做出的贡献。地理学所关切的科学问题直指今天决策者的紧迫需求。地理学家以多种方式对解决实际问题做出贡献。国际地理学的发展聚焦在：揭示复杂系统中的不平衡和动态，认识全球化 (包括环境、经济、人口、政府和文化等)的潮流及其影响，建立从地方到全球的空间连续系列研究，利用包括时间系列数据在内的纵向数据进行过程比较研究，加强地理学理论、技术和研究成果对决策的影响，加强地理教育，包括努力提高公众的地理学能力，改进高等院校地理学家的训练，提高地理理解力，加强地理组织机构。
中国未来的产业优化与升级、农业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国际贸易、城市化、人口健康、资源综合利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源结构优化、环境改善、国家安全都需要地理学做出贡献。为此，中国地理学要以国家需求为导向，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重大地理学问题；要加强基础研究，在若干主攻方向上占领国际学术前沿阵地；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地理优势，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理科学；要整合和提升已有基础，造就优秀地理学家群体；要建立地理研究的高新技术体系，建成世界一流的地理研究和实验基地；产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地理科学成果。未来中国地理学的战略重点是：以综合的观点和学科交叉的方式研究地球表层系统的演变及其动态机制，创新理论体系；在方法上发扬地理学综合方法和区域研究方法，开拓格局与过程耦合的技术路线，发展地球信息科学与“数字地球”，发展地理实验；组织科技攻关：加强第一手数据的获取；要在国土整治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研究、地理信息应用研究等应用方向与技术上取得突破。为了发展中国地理科学，需要在政策与社会、投入、教育、组织等方面提供保障。
研究过去的气候变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是认识变暖对农业影响的有效途径，但如何定量区分出气候变化和技术发展对粮食作物的影响程度是目前研究的难点。本文提出的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传统算法缺陷，用此方法估算过去20年气候变暖对黑龙江省水稻单产增加的贡献率，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70年代水稻单产增加了30.6%，其中由气候变暖带来的增产量占实际增产量的12.8%~16.1%，相当于使70年代的单产增加3.9%~4.9%。20世纪90年代水稻单产较80年代增产42.7%，其中，气候变暖对单产增加的贡献率约为23.2%~28.8%，相当于在20世纪80年代的单产水平上增产9.9%~12.3%。
基于18个黄土/古土壤序列 (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 与27个湖泊沉积序列 (青藏高原、新疆、云南与赤道非洲及其以北的非洲季风区) 对比分析了东亚季风区、印度季风区与非洲季风区40 ka以来的区域环境演变特征。结果显示：上述区域在对应岁差周期的高太阳辐射阶段，也就是40~24 kaBP与14~4 kaBP分别经历了一次环境湿润期，而在末次冰期最盛期，除中国云南、青藏高原及新疆部分地区外，其他地区则较为干燥。青藏高原及其北侧的新疆区，40~24 kaBP比14~4 kaBP气候更为湿润，湖泊呈现40 ka以来的最高最大湖面，高原进入一次泛湖期。而非洲区及黄土高原，则与此相反；14~4 kaBP气候比40~24 kaBP更为湿润、适宜，湖面更高，成壤作用更强。40~24 kaBP，印度季风强盛，加强了对高原的水汽与潜热输送，同时，由于北方冰盖的存在，西风气流则相对南移，增加了对高原的影响，两种气流交互作用引起的强降水，可能是造成湖泊显著扩张的主要原因。
对青海东部史前文化的分布进行比较研究，表明史前文化在空间上不断扩大，较为显著的扩大曾发生过两次；同时以黄河谷地和湟水谷地为通道，史前文化从东向西不断扩展。青海东部史前文化分布与温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尤其是与日平均气温 ≥10 oC期间的积温关系最密切；且史前文化变迁与气候变化在时相上具有一致性。初步证明了史前文化的发展、扩张与气候变化呈显著的相关性，而气候变化是引起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因此气候成为青海史前文化变迁的重要激发因子，它对文明的分布、传播、扩展、演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根据西北地区77个气象台站气候资料，并利用改进的Penman公式，计算了该地区1958年~2001年的44年平均潜在蒸散量的时空分布，并分析了与降水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得到4种类型潜在蒸散量与降水量年际变化的组合分布型。其中年平均潜在蒸散量减小而年降水量增大的组合占研究区站点总数的40%以上。分析潜在蒸散量及观测蒸发量与各气候因子的相关性，发现干旱区的蒸发与太阳辐射和风速有关。定义干燥指数为潜在蒸散量与降水量的比值，用来描述西北干旱区的干湿状况。对干旱区四个季节 (春、夏、秋、冬) 干燥指数近50年的线性变化趋势分析结果显示，干旱区春季大部分区域干燥指数呈增加趋势，即趋于变干；夏季大部分地区趋于变湿，但仅在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较为明显；秋季新疆大部、甘肃西部和青海北部等地区趋于变湿，而干旱区东部区域则趋于变干。冬季干旱区大部分区域趋于变湿，只有新疆西南部和西北部及东部部分地区、甘肃西部和内蒙西部等地有变干趋势。
根据航空相片、地形图、遥感影像数据分析了玉龙喀什河源区的冰川变化，结果表明，1970~2001年本区冰川总体上以稳定冰川的数量占多数，但由于部分冰川的退缩使得整个研究区的冰川表现为萎缩的趋势。1970~1989年冰川规模有扩大的趋势，冰川面积、储量分别增加了1.4 km2、0.4781 km3，约占1970年研究区相应总量的0.12%、0.19%；而1989~2001年的冰川面积、储量分别比1970年减少了0.5%、0.4%，是西北干旱区冰川面积变化幅度最小的区域。分析认为该区域1970~1989年冰川扩大可能与该地区的冰川对20世纪60年代末温度降低、降水量增加有10~20年滞后响应有关；1989~2001年冰川退缩，主要受温度快速上升影响，而丰富的降水对冰川退缩起到缓冲的作用。
利用新疆伊犁地区雪岭云杉的6个树轮宽度年表 ，通过相关分析的方法，分析不同地形条件下雪岭云杉树轮宽度对于气候要素的响应。统计分析表明，雪岭云杉对气候变化比较敏感，在北天山南坡的森林下限，雪岭云杉生长与生长季7~8月降水关系显著；在南天山北坡的森林下限，雪岭云杉生长对生长季前11—次年1月最低温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地形对雪岭云杉与气候要素之间的关系影响较大，在南天山北坡，由于森林上下限树木抗寒性的差异，森林下限树木生长对温度的响应强于上限树木；南北坡引起的降水量水平的差异，使得天山不同坡向的树木生长响应不同的气候要素。
通过研究我国高山林线的分布高度沿纬度、经度的变化格局，和对高山林线处的温度和基带降水等气候指标的分析，对我国高山林线分布高度与气候因子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 我国高山林线高度表现出明显的纬向和经向变化，总体趋势是：在北纬30o以北，高山林线高度随纬度升高而下降，下降速率为112 m/度左右；在30oN以南，则表现出较大的东西部差异：在东部，高山林线高度变化不明显，西部则随纬度增加呈上升趋势。在相似的纬度上，高山林线高度呈现出从东向西升高的趋势。高山林线在藏东南的洛隆、丁青、工布江达一带 (约29o~32oN，94o~96oE) 达到4 600 m，为世界最高林线高度，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降低。(2) 影响高山林线高度的主导气候因子为生长季温度条件。我国高山林线高度的温度指标为年生物温度3.5 oC，温暖指数14.2 oC·月，生长季平均温度8.2 oC。该指标相应海拔高度的地理差异，导致了我国高山林线高度的纬向、经向变化，和从沿海到内陆林线高度的差异。(3) 降水对高山林线高度有显著影响。在中高纬度地区，相同纬度上干旱区域的高山林线高于较湿润区域，降水量是通过温度间接作用于林线高度的。
通过野外植被调查和室内试验，从1 220份土样中，挑选土壤中的种子，进行分类统计，研究秦岭太白山南坡土壤种子库储量与物种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研究结果如下：(1) 太白山南坡土壤种子库中的植物种为172种；从总体上看，土壤种子库中的物种丰富度 (S) 随着海拔的上升呈下降趋势。土壤种子库生物多样性特征表现为在2个海拔段发生较明显的变化：一是从低海拔到中等海拔 (1 500~2 500 m)，二是从中等海拔到高海拔 (2 500~3 500 m)。在?琢多样性方面，生态优势度在海拔2 500 m处最大；在海拔2 400 m以下 (包含2 400 m) 的样地中，种子库生态优势度大于海拔2 500 m以上 (含2 500 m) 的样地种子库的生态优势度。 H′(Shannon-Wiener指数)与生态优势度的变化趋势相反。(2) 太白山南坡土壤种子库储量最大值出现在海拔2 600 m的样地，为2.24×104 Ind./m2；种子库储量最小值出现在海拔3 500 m的样地，为4.43×102 Ind./m2。储量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趋势表现为：在海拔2 600 m以下，种子库储量沿海拔的上升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在海拔2 600 m以上，种子库储量沿海拔的上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3) 土壤种子库的种子储量与种子密度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而用单位面积土壤中的种子储量来表示种子库的大小特征比用种子密度来表示更为实用和方便，而且采集具有不同性质的土壤研究种子库，考虑到了土壤性质等因素的影响，更能客观反映土壤种子库的特点。
为探讨区域尺度物种丰富度与地形的关系，利用湖南省地方植物志资料和地形图，借助GIS软件等手段，在定量分析湖南省地形的海拔分异特征的基础上，研究了湖南省种子植物的物种丰富度和物种密度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趋势，以及他们与地形复杂度的关系，得到如下结果：(1) 随着海拔的升高，科、属、种丰富度和物种密度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也即物种丰富度和物种密度均在中海拔地区达到最高；(2) 随地形复杂度的增加，物种丰富度和物种密度呈现先增大后减少的趋势，即中等复杂程度的地形，具有较高的丰富度和物种密度。
沿87o37'09"~88o24'04"E纵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对44o14'04"~45o41'52"N的范围进行11个样地的地貌景观调查、植被分布参数采集和土壤取样。研究区统计到的植物种数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文献资料中植物种数的1/3，出现的植物群落构建了该沙漠大面积成片分布的荒漠植被景观。调查发现，随着宏观生境的空间变化，植物群落作相应的演替。在此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 (PCA)和相关分析 (CA) 查明了沙漠风沙土理化属性，如土壤养分、盐分、水分、碱性 (pH) 等微生境的异质性仅对沙漠植被草本层片的多样性 (PIE草) 产生显著影响。同时，这些微生境因相互拮抗使沙漠环境处于暂时的脆弱平衡之中。
研究表明，塔里木河下游地区共有植物18种，分别隶属于9科、15属。其中藜科 (Chenopodiaceae)、柽柳科 (Tamaricaceae)、豆科 (Leguminosae) 3个科有10种，约占所有种数的56%，反映了干旱区旱生耐盐种类占优势的特点。样地排序结果表明，沿样地CA第一排序轴，所有18个调查样地可划分为3种类型，分别对应3种不同地下水位，即浅地下水位区 (<3 m)、中地下水位区 (3~5 m) 和深地下水位区 (>5 m)，不同的植被类型组合亦分别对应不同类型的地下水位。CCA排序表明，影响该地区植物群落分布格局的环境因子主要是地下水位、土壤含水量、土壤pH值。CCA排序分析可将18种植物分为4个组，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环境因子变化梯度。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在塔里木河流域下游地区进行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过程中，要重点考虑到上述提及的主要环境因子，尤其是重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采用适宜的灌溉方式，防止地下水位下降和土壤盐渍化的发生。
将广东沿海划分成粤东、珠江口和粤西3个区域，采用每个区域主要城市有关经济指标与广东沿海1980~2002年赤潮发生频率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2年间广东沿海出现了2次赤潮高峰期，分别为1987~1992年和1998~2000年；珠江口海域为珠江水系入海口集中区域，广东陆源污染物集中于此出海，是赤潮发生的敏感区域。随城市的发展，陆源污染物进入海洋的数量加大，临近城市化发展较快的珠江口海域赤潮出现的频率高于其他城市化相对较慢的海域，同时沿海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赤潮出现的高峰期。
依据长江河口潮滩自然环境特征和受人文活动影响的差异性，沿长江河口南岸潮滩选取了12个典型的监测站位，并分别于洪水季节 (7月份) 和枯水季节 (2月份) 在各监测站位进行了表层 (0~2 cm) 沉积物样品的采集。对表层沉积物有机质中稳定碳、氮同位素进行分析与测试发现，7月份稳定碳同位素值普遍低于2月份的稳定碳同位素值，其变化范围分别为 -29.8‰ ~ -23.7‰和-27.3‰ ~ -25.6‰；7月份和2月份稳定氮同位素分别为1.0‰ ~ 5.5‰和1.7‰~ 7.8‰。研究区域内，稳定碳、氮同位素的地区分布和季节变化特征揭示，有机质中的稳定碳、氮同位素组成不仅受陆源和海源有机质输入量之间消长变化的影响，同时一系列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人为有机质的输入和沉积物粒度与叶绿素对碳、氮同位素组成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改造作用。此外，利用稳定碳同位素质量平衡混合模型，还对陆源有机质输入量的贡献率进行了初步定量估算。
长江口滨岸湿地环境信息系统 (Yangtze Estuary Tidal Wetl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YETWEIS)是一个适用于长江口滨岸湿地环境管理与决策的软件系统。该系统基于MapObjects组件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和数学建模方法，以Visual Basic为开发平台，功能包括对长江口滨岸湿地环境信息的显示、编辑、查询检索、信息统计、空间分析、专题地图编制和环境质量评价等。本文首先介绍了YETWEIS的体系结构、实现技术和主要功能，然后重点对专题地图编制模块和环境质量评价模块的实现思想进行了阐述，同时对水体、沉积物、大气环境质量评价方法、污染因子权重确定方法、基于熵值法的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利用YETWEIS分析了长江口滨岸湿地2002年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对长江口滨岸湿地2003年环境质量进行了系统评价。
沿长江南岸幕府山、燕子矶岸段的石灰岩崖壁上，保留着数道受江水浸淹形成的色深且具有溶蚀孔隙的水平印痕，沿江一线分布。在采石矶岸段的岩壁上也存在着高程大致相当的水位痕迹，反映出是保存在长江南岸岩壁上的区域性洪水位遗迹。经查阅现代水文记录与历史文献，分析对比区域地貌与沉积地层，初步论定：高出长江江面5~6 m，高程分别为8.5 m和9.5 m的第一道和第二道水位遗迹是与现代长江洪水位相当的古洪水位遗迹，目前虽然已脱离长江江面，但现代长江洪水仍可达到此高度，其重现期为10~50年；高程为10.5 m的第三道水位遗迹较南京有文字记载的百年一遇特大洪水位仍高出0.3 m，相当于南京地区100~200年一遇的大洪水水位，由此印证长江南京段防洪堤高度合适；而最高的一道古水位遗迹高程为12.8 m，可能相当于全新世高海面时的洪水位。
利用遥感原理对乌梁素海1986年以来湿地环境的演变进行分析，指出近17年来乌梁素海总水域面积呈增加趋势；明水区面积1987年以前趋势增加，到1996年趋势减少，至2002年又趋势增加；密集水草区面积与明水区面积变化特征基本相反；芦苇区面积1987年以前趋势减少，而后趋势增加；浅水区和沼泽区面积的总趋势尽管微弱增加，但变化基本平稳；1988年开始种植人工芦苇，其面积呈逐年上升趋势。文章还分析了这些变化的原因，阐述了不同类型区面积与水文气象因子和水环境因子的对应关系，最后探讨了乌梁素海水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永续利用的技术途径。
借助历史资料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清末以来开封市水域景观格局的演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100余年来，开封市水域景观面积和景观优势度经历了一个由小变大，然后又由大变小的过程。其中，2002年的水域面积为169.6 hm2，为1966年的35%，1898年的89%；景观优势度由1898年的14.6%增加到1966年的36.9%，到了2002年变为13.1%。(2) 从1898年到2002年开封市区水域斑块的数量在增加，最大斑块面积有减小的趋势，最小斑块面积也有减小的趋势，平均斑块面积趋于减小，但斑块密度却在增加，这充分反映了开封市水域景观破碎度的增加。(3) 从1898年到2002年开封市水域斑块的连通性指数是在不断减少的，只是近年来，才有增加的趋势；分维数也有增加的趋势。引起开封市水域景观格局变化的原因既有自然的因素，又有人为的因素。建国以前以黄河的影响为主，建国后人类活动的影响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分析了我国半干旱区草原典型地区的水量平衡的特点。由于地处东亚季风区和西风带的过渡带，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且多短时间对流性降水，其中绝大部分消耗于蒸发，地表径流很少，土壤比较干燥。冬季积雪, 春季融雪集中，能产生较强的径流，这与夏季降水形成的径流构成双峰型特征，在我国半干旱区较为典型。由于这些特点，在地表水量平衡的计算和模拟中，蒸发的估算十分重要，为此在植被-大气相互作用模式 (AVIM) 中对水文过程作了改进，模式中包含了大气—植被—土壤间的能量和水分传输过程，特别是半干旱区地表蒸发和植被的蒸腾过程作了比较细致的处理，考虑了蓄满和超渗两种产流机制，同时采用了一个简化的雪盖模型。以此模型模拟了内蒙古半干旱草原上锡林河流域的地表水文过程。计算结果显示，半干旱区地表水平衡，蒸发大而径流小及产流的春夏双峰型特征都能很好地模拟。这些过程的参数化方案也适用于非干旱区。
以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代表性支流无定河为例，研究了降水量变化的背景下水土保持措施对无定河流域侵蚀产沙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年输沙量和年径流量都表现出随时间而减小的趋势，梯田、造林、种草和淤地坝拦沙造地4项水土保持措施面积随时间增大的趋势极其显著。全流域面平均年降水量和汛期 (6~9月) 降水量则略有减少的趋势，但其减少趋势的显著性远低于水土保持措施随时间变化的显著性。产沙模数与梯田、坝地、造林和种草面积的关系，均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对基准期 (1956~1969年) 和措施期 (1970~1996) 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以后，产沙模数、径流系数和汛期径流能够被降水所解释的百分比，分别由69%、80%和77%，下降为26%、31%和54%。说明在后一时期中，水土保持措施起了很大作用，因而降水变化对于产沙模数、径流系数、汛期径流量变化的贡献率大大减小了。以1956~1996年间41年的资料为基础，建立了全沙产沙模数与径流系数、汛期降雨量、最大一日雨量、最大30日累积雨量、梯田林草面积和坝地面积之间的多元回归方程，该方程表明，全沙产沙模数随汛期降雨量、最大一日雨量、最大30日累积雨量的增大而增大，随梯田林草面积和坝地面积的增大而减小， 随径流系数的增大而增大。为了区分人为因素与气候变化对侵蚀产沙变化的影响，采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来确定相对贡献率。结果表明，降水变化和水土保持措施变化对无定河全沙产沙模数变化的贡献率大致相等，前者占50.3%，后者占49.7%。文中还建立了粗泥沙产沙模数与上述影响因子之间的多元回归方程。
水资源稀缺是我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水资源稀缺评价是水资源管理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在界定水资源管理阶段、引入社会适应性能力概念的基础上，将水资源稀缺评价问题拓展到了社会经济领域，强调社会资源在水资源稀缺评价中的作用。同时根据计算的社会化水资源稀缺评价指数，对2002年我国各省 (市) 水文水资源稀缺指数和社会化水资源稀缺指数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和广西省由于相对高的社会适应性能力，其社会化水资源稀缺程度指数的相对排序得到了改善；河北、河南、贵州、云南省因相对低的社会适应性能力使其社会化水资源稀缺指数排序有所降低。同时探讨了社会适应性能力对水资源稀缺程度的影响，并指出运用社会资源来适应水资源的稀缺也是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一种途径。
基于区变量理论，通过地统计学的半变异函数定量研究吉林省中部德惠市土壤有机质、全氮、速效钾和速效磷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表明土壤有机质的理论模型属于球状模型、全氮和速效钾的理论模型为指数模型、速效磷则属于有基台值的线状模型。空间结构上，有机质具有很强的空间相关性，全氮和速效钾的空间相关性属于中等程度，而速效磷则具有弱相关性。四种土壤养分的空间自相关范围具有明显的差异，有机质和全氮的有效变程最大，速效钾次之，速效磷的有效变程最小。受研究区形状、地形及土壤母质区域性差异的影响，速效磷各向同性显著，其他养分各向带状性比较明显。根据空间分异的分析结果，在GIS支持下，采用Kriging和IDW两种插值方法，分析研究区土壤养分的空间格局，表明土壤有机质、全氮、速效钾均自东北向西南有规律地分布；速效磷分布的随机性较强，较前三者结构性特征不明显。
在野外土壤调查和室内土壤理化分析的基础上，开展了伏牛山南坡土壤组成和性质垂直分异、土壤类型划分以及亚热带北界问题的讨论。研究表明：(1) 调查断面上土壤表层HA/FA随高度增加而增大，且均小于1，海拔900 m左右土壤胡敏酸的芳构化程度最低；随高度增加土壤pH和盐基饱和度先下降后上升；海拔900 m以下的土壤中均有明显的黏化层，向上土壤黏粒淋溶淀积逐渐减弱；海拔900 m以下的土壤土体风化程度高，大部分氧化物的平均迁移系数和土体淋溶率小于1，土体Saf小于5.06，淀积层游离铁含量大于20 g·kg-1，铁游离度大于40%，具有弱富铁铝作用，剖面中出现明显的铁锰新生体，而向上土体风化程度减弱，不发生富铁铝作用，剖面中不出现铁锰新生体。(2) 伏牛山南坡海拔550 m以下出现黏磐黄褐土 (饱和黏磐湿润淋溶土)，550~950 m出现普通黄棕壤 (普通铁质湿润淋溶土)，950~1900 m出现棕壤 (普通简育湿润淋溶土或暗沃简育湿润雏形土)，1900 m以上出现暗棕壤性土或草甸暗棕壤 (暗沃冷凉湿润雏形土)。(3) 伏牛山南坡亚热带北界约在海拔950 m。
对贡嘎山东坡自然垂直带土壤有机质和氮素的分布特征的研究表明，贡嘎山东坡表层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随海拔升高有上升趋势，但在针阔混交林以上出现波动，在群落过渡带处出现显著峰值，气候和植被类型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有机质和氮素的空间分布。土壤有机质和氮素在土壤剖面中的垂直分布趋势一致，凋落物层和土壤A层高于B、C层，这与动植物残体在土壤中的垂直分布格局类似。群落过渡带在腐殖质A层出现氮素累积峰。土壤碳氮比介于7~25之间，相对较低，利于土壤腐殖质化和有机氮矿化。碳氮比随海拔升高而升高，在土壤剖面中的分布随植被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土壤中的氮素主要以有机氮的形式存在于土壤有机质中，土壤碳氮比与有机质含量显著相关。
集装箱港口体系的空间结构演化与竞争格局变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互为因果。作者对近10年中国沿海集装箱港口体系的空间结构演化与竞争格局变动进行定量测度。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 (Hirshmann-Herfindahl index) 计算表明：集中化在整个港口体系空间结构演化中已经显现；但集中化过程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港群内差异明显，且在不同时段上呈现出一定的波动。偏移－分享分析 (shift-share analysis) 显示：整个港口体系内的箱源偏移增长量一直很大，这既反映在3大港群之间，更反映在各港群内各港口之间；珠三角港群始终正偏移增长，环渤海港群一直负偏移增长，长三角港群先正偏移增长后负偏移增长；上海港在1995~1998年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正偏移增长，但在其他两个时段则为负偏移增长；深圳、宁波2港始终正偏移增长，且偏移增长量相当可观。
作者回顾了中国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将商业地理研究分为启蒙期、形成期、消沉期、酝酿期和活跃期5个阶段。评述了从酝酿期 (即1984年) 以来商业地理学研究的5个主要方向，最后总结了中国商业地理学发展特征和存在问题，并对以后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及研究热点作了展望。
CLUE-S模型是一个基于经验统计原理的模拟多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变化的动态模拟模型，它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尺度农业、森林为主的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中得到应用。作者对CLUE-S模型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模型 (CLUE-SII) 引入了动态计算的邻域分析因子，可以对土地利用变化中的自发过程、自组织过程和土地利用类型间的竞争进行模拟，还可以根据研究区域特点构建不同的模拟方案，在这些模拟方案中，局地因子和邻域因子在土地利用变化中的作用方式不同。应用CLUE-SII对北京市海淀区1991~2001年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多方案模拟，结果表明邻域因子对城镇用地变化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将邻域因子看作自发过程放大因子的模拟方案获得了较好的模拟结果，整图符合比达到77%，其中城镇用地符合比达到82%，Kappa值达到0.754。CLUE-SII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应用实例表明，该模型可以对高分辨率和多土地利用类型下的城市扩展进行有效模拟，扩展了CLUE-S的应用领域；通过构建多模拟方案，不但可以探索最佳的模拟结果，还可以研究和分析不同土地利用驱动因子在土地利用变化中的作用模式。
基于ESDA-GIS的空间分析框架，利用江苏省1346个小城镇的统计数据，对其城镇群体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首先对统计数据进行了概括性因子分析，抽取的规模与经济因子值的频率分布都是偏态的，且两因子之间不存在规模－效益的正相关性。随后，对小城镇群体的空间结构进行了探索性分析，由密度图显示：小城镇空间分布不均衡，其密度由东南部的沿长江、环太湖地区向西和向北递减。通过空间自相关测度分析得出：小城镇的经济因子的空间分布具有正相关性，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规模因子的空间相关特征不明显。最后，将小城镇的局域空间自相关系数按县 (市、区) 行政单元进行聚类，利用方差图的结论修正聚类结果，得出江苏省小城镇经济发展类型分区：三区、一环 (带)、一片，即苏北中部地区、苏中及宁镇区、苏锡常地区、苏北边缘环带、睢宁片区，对应的经济发展类型分别为：弥漫发展型、极核发展型、集群发展型、过渡发展型、持续贫困型。
以上海市外环以内的中心城区为区域背景，基于SPOT全色波段遥感影像数据和GIS技术，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城市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 城市景观格局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显著的尺度依赖性。Moran指数I与Geary系数c对粒度变化的敏感点相同，均为50 m。(2) 城市景观形态具有分形特征，各类景观斑块的分维数对粒度变化的响应不同，它们随着粒度的变化呈非线性变化趋势；在粒度较小时，各类景观斑块之间的分维数差异较大，而随着粒度的增大，其分维数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3) 城市景观多样性格局，与空间区位及人类活动的空间格局息息相关。在城市中心，主导型景观是经济效益较高的商业文化景观，并且景观斑块聚集度、破碎度大；经济效益较低的农业景观分布在城市边缘区，而且景观类型单一，斑块面积较大，破碎度较小；在由城市中心向边缘过渡的中间地带，景观类型多样，空间格局复杂。(4) 景观多样性具有尺度依赖性。随着幅度的增加，景观多样性指数逐渐增大，多样性的空间格局也显著变化。在0.5 km幅度下，多样性指数的最大值出现在市中心，从市中心向外呈现高低起伏的环状模式扩展，随着幅度增加，多样性指数的高值区向景观类型变化最剧烈的城乡过渡地带转移。(5) 景观多样性的空间变异也具有明显的尺度依赖性。在较小幅度下，总体空间变异主要来自空间自相关的贡献，随机因素贡献较小；而较大幅度掩盖了更小尺度上的变异，导致块金效应增强，总体空间变异中自相关部分的贡献明显下降。
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始于1996年，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转型是其基本特征。集聚和扩散是流的两种基本运动形态，属于城市化动力的核心表现形态。作者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决策模型，解释了政府主导条件下、改革开放以来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速度的差异，认为城市化快速发展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对传统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数量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主要由第三产业推动的观点。根据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差额，粗略估计了封闭条件下中国的工业产值，并计算了国际贸易对城市化水平的贡献程度。研究表明，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将有助于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在参考现代经济增长模型、Logistic模式基础上，建立了资源和投资环境约束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动力模式，有关模拟研究表明：(1) 影响新兴城市 (区域) 劳动力规模的主要因子是区域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和劳动力的实际增长率，前者决定了区域 (城市) 劳动力的规模，后者则决定了城市 (区域) 增长的速度。而且承载力对平衡态区域劳动力规模的影响以及实际劳动力增长率对区域增长速度的影响都是线性的；(2) 改善新兴城市的投资环境，使其比临近区域 (城市) 的投资环境更优越，该新兴城市 (区域) 的经济规模就将迅速发展。反之，如果该新兴城市 (区域) 的投资环境比临近区域 (城市) 的投资环境差，则该城市的经济规模将受极大的限制而无法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