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行政等级决定了城市的资源动员能力和人口流动方向，行政城市也是政策执行主体。鉴于以往文献较少从城市行政等级角度开展人口流动格局分析，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究了人口跨城市行政等级迁移的格局与迁入地城市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按照城市行政等级从低到高排序，人口向上迁移占绝对主导地位；在空间上，以向东部地区的跨地区迁移为突出特征。对多次迁移人口而言，后续迁移以同级迁移和地区内部流动为主，向下迁移占比提升，超过向上迁移比例；首次迁移中被优先选择的一般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占比在后续迁移中有所下降，而县级市（县）、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的占比上升，显示出首次迁移试错之后的重新定位。经济原因构成了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户籍地影响了迁入地城市选择，反映出人口流动受择业竞争力、就业偏好、生命周期和户籍地路径依赖的影响；迁入地城市选择也与迁移范围有关，省内迁移更加偏好省会城市，而跨省迁移选择直辖市的可能性最大。本文为人口迁移理论提供了城市行政等级起作用的证据，显示出与Ravenstein经典的阶梯流动理论不同的格局，也深化了人口推拉理论的内涵。研究结论对于落实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具有启示价值。
人口老龄化是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中国“未富先老”国情，全面提升居家养老服务水平是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养老需求的必由之路。根据养老服务设施的公共或准公共特征，本文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构建了兼顾公平和效率、以可达性为核心、基于老年人需求异质性的研究框架。综合考虑日常用餐、文体活动、医疗卫生、日间照料等居家养老服务，依据2021—2023年对北京市545位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访谈与问卷调研，结合1 km人口格网、常住人口及各年龄段人口比例、养老服务设施POI等数据，利用SPSS统计分析、两步移动搜索法、Dagum基尼系数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老年人的异质性需求，评价不同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可达性，探讨综合可达性的空间公平与效率。研究发现：① 个体属性决定老年人的需求异质性，退休情况、户籍、文化程度、（退休前）职业和年龄是影响到访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重要因素。② 相比不考虑需求异质性，考虑需求异质性的可达性更有利于揭示设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及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且与满意度调研结果正相关。③ 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综合可达性呈现从城市中心到边缘逐渐降低的区域差异，存在空间不公平性，但大部分区域设施配置兼顾了利用效率。
金融集聚与经济韧性是当前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命题，研究金融集聚对于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地级市尺度上金融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金融集聚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近年来中西部部分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有所提升。金融集聚呈现由点状集聚向块状集聚转变。② 城市经济韧性高值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且高值地区大致呈现由北向南、由西部向中部转移的趋势，东北地区经济韧性水平显著下降。③ 全样本回归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④ 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将出现向第二产业的偏离，且产业结构变迁成为金融集聚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中介变量。⑤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经济韧性存在负向溢出效应，西部与东北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较弱。城市类型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促进作用显著存在，资源型城市与老工业城市>一般城市>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
城市体系是由多个单层关系网络相互依赖、相互耦合形成的多层网络系统。本文采用“颜色边多层图”模型和城际企业网络、知识网络和航空网络数据建立起中国多层城市网络，从多层中心性、层间关联、多层腹地和多层Clique社群4个维度，系统研究了2005—2020年中国多层城市网络的结构及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多层中心性呈现序贯增长特征，空间依赖性和收敛性不断增强，自组织特征映射（SOFM）方法识别出9种不同的演化路径；② 单层网络之间存在正向依存关系，连边依存度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为顶点的菱形格局，节点依存度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层级分化和空间独立性；③ 中国城市多层腹地关系数量从255个增长到1814个，多层腹地权力的去中心化趋势显现，多层腹地格局表现出交互嵌入和交织重叠的特征；④ 中国多层Clique社群（k = 5、m = 2时）的城市数量从14个增长到168个，社群的重叠性和镶嵌性日益显现，推动着中国多层城市网络表现出核心—外围结构的演化特征。中国政府应高度关注多元流动空间中城市网络地位的多维度差距，并充分发挥超越地理邻近性的功能性城市组织特别是多元要素流动通道和多层社群的作用，以推动多元要素在国家尺度上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
虽然建立外部合作连接是城市推动和实现技术多样化的重要途径，但外部合作连接能否发挥“活水之源”的作用还取决于外部技术能否与本地技术发生“化学反应”。然而，既有研究大多将城市外部合作视作“均质化”的连接，忽略了不同合作连接中所承载技术的异质性，以及其对城市技术多样化的差异性作用。针对这一研究局限，本文利用2001—2020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研究了长三角城市外部合作技术异质性对城市技术多样化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在技术多样化演进路径方面，长三角核心城市呈现出从相关多样化到非相关多样化的趋势，而边缘城市的技术演化趋势则相反，这种演进节奏上的差异和起伏与城市群中不同城市、区域板块的技术积累基础、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② 在外部合作技术异质性方面，长三角核心城市的外部技术与本地技术关联度较高且集中于前沿复杂领域，而外围城市的外部技术与本地技术关联较低但集中于传统低端领域，反映出不同城市建立合作连接的技术异质性。③ 回归结果显示，外部合作连接数量的多寡、空间范围的大小并不能决定城市是否能够实现技术多样化，而外部合作连接的技术异质性，即外部合作连接所带来的技术与本地技术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才更为关键。当外部合作连接中所承载的技术与城市本地技术关联性较高时，外部合作连接更能推动城市技术的相关多样化；反之，更能推动城市技术的非相关多样化。
揭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关系是建设文化强国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议题，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2012—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解析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适配机理，构建两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核密度估计、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刻画其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综合适配模型、重心迁移模型、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等方法探讨两系统的时空适配关系及交互特征。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指数动态上升，东部与西部的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数的城际差异趋于收敛而民生福祉指数的差异持续扩大。②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重心移动间距先增大后减小，长三角城市群总体适配水平在波动中增长，表现出“低水平耦合—磨合调整期—高水平适配”的演化过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社会福祉、健康福祉尚未形成良性适配关系。③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生福祉的空间关联格局呈现一定的转移惰性，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与空间锁定特征，区域协同效应不明显。研究结果可为公共文化服务增进民生福祉提供地理学解释，为“十五五”时期制定差异化的文化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面向健康中国建设，兼顾环境正义的体育设施配置对提升城市生活质量、健康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嵌入环境正义视角引导体育设施配置与空间治理成为关键。本文构建“效益格局—生成机理—治理响应”的研究框架，兼顾环境分配正义分析城市体育设施空间效益格局；基于环境“分配—承认—能力—参与”正义，探讨空间效益格局生成机理及其空间治理的可行性，以湖南长沙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 兼顾环境正义的体育设施空间效益提升涉及物质（对应分配正义）、制度（对应承认正义与能力正义）与组织（对应参与正义）多维内容。② 长沙市体育设施社会公平、功能福祉与环境健康效益均处于中低值水平，效益间的关联处于弱协调和非协调发展阶段。③ 长沙体育设施空间效益结构分异是物质基础、制度条件、市场力量以及社区自治共同作用的结果。④ 基于社会—福祉—环境协调的空间效益提升需求，长沙可按低效益型、社会公平效益型、功能福祉效益型、环境健康效益型、社会公平—功能福祉效益型、功能福祉—环境健康效益型、环境健康—社会公平效益型、协调效益型8类形成兼顾环境“分配—承认—能力—参与”正义的分区分类治理策略。本文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兼顾环境正义视角构建城市体育设施空间效益分析框架的尝试，以长沙为实证提出的指标设计、评价思路、机理分析与分类施策实践可对其他城市同类设施配置格局优化与空间治理提供参考。
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本文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未来产业企业进入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探究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对未来产业企业进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2011—2022年中国未来产业企业进入数呈增长态势，且未来信息和未来制造占据主导地位；空间维度上未来产业企业进入由2011年的“东西高、中部塌陷”逐步演化为2022年的“东、中—西”两级梯队格局。②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能显著促进未来产业企业进入。③ 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东部地区、高等级城市和高政策强度城市，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对中西部地区、一般等级城市和低政策强度城市未来产业企业进入的促进效应更明显。④ 机制检验表明，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主要通过促进突破式技术集聚、吸引风险投资流入和推动人才集聚来促进未来产业企业进入。⑤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吸引未来产业企业进入的辐射范围大致在100 km；相较于中西部试验区、一般等级城市试验区和低政策强度试验区，东部试验区、高等级城市试验区和高政策强度试验区的辐射范围更大。本文研究结果既能为优化未来产业布局、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经验支撑，也能丰富经济地理学关于企业选址的研究视角。
全球价值链是塑造国际分工格局的关键力量，也是理解全球经济动态的重要视角。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分析技术，构建长时序尺度全球价值链网络数据集，综合集成核心—边缘轮廓、视差滤波、模拟攻击等网络分析前沿算法，刻画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宏观结构及时空演化过程，解析全球价值链网络拓扑结构特征，多维度测算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韧性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全球主要经济体价值流动规模形成等级结构，价值分布具有高度空间非均衡特征。全球价值链网络持续扩张、日渐稠密，伴随东亚价值流动规模的提升，由欧洲和北美“双中心”结构向欧洲、北美和东亚“三极”结构演进。② 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显著，节点的网络位置由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规模和价值联系多元化程度共同决定。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等欧美国家稳居核心地位，中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等亚洲国家逐渐崛起。③ 全球价值链网络的骨干结构从以美国为单一辐合核心向中国、美国双核驱动转变，欧洲和日本则对网络结构发挥稳定的支撑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骨干结构呈现重心东移、全球化特征日益突出的演化趋势。④ 全球价值链网络韧性水平整体有限，以国际冲击性事件为转折点呈现4阶段演化特征，而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印度等主要经济体则对网络韧性具有关键影响力。本文讨论了全球价值链网络的节点和结构特征，并提出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韧性和地位攀升的潜在措施，以期为理解新时期经济全球化发展动态、优化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和战略布局提供参考借鉴。
交通场站作为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贩运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打击全球范围内野生动物犯罪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中国裁判文书数据，运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2005—2019年涉交通场站的野生动物贩运模式特征及其分异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涉交通场站的野生动物贩运案件年际变化呈“M”型态势，月际变化以1月和4月最为高发，月内变化以月初为最。② 涉交通场站的野生动物贩运空间分布呈“沿海沿边集聚、中部小分散、西北稀少”的自东向西递减态势，其运输方式也呈现省域尺度上的集聚差异：航空运输集中在北京、广东和上海，公路运输则集聚于云南、广西和广东。③ 涉交通场站贩运的目标物种达51个科类，以象、穿山甲、犀、熊科为主，航空机场和海关口岸呈现大型动物拆解加工化运输趋势，而执法检查点、服务区、收费站呈中小型动物活体化运输特点。④ 不同类型交通场站的野生动物贩运模式各异：航空机场和海关口岸内以行李、伪装和行邮藏匿为主；公路执法检查点、收费站、服务区、客运火车站和汽车站以行李和汽车藏匿为主。其分异机制映射了犯罪人在贩运过程中的理性应变：基于起讫地点及物种类别选择交通方式，同时考虑地区执法监管力度确定贩运路线，进而根据沿途各交通场站特点，“灵活”实施针对性的藏匿手法。最后，本文结合情境犯罪预防理论从5个维度构建了中国涉交通场站的野生动物贩运预防策略体系。
随着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日益频繁，传统将城市化界定为乡村向城市单向演进过程的理论，已难以有效解释当前县域内部日益复杂的城乡互动关系。本文构建“城市性vs.乡村性×发展性”双棱锥体分析框架，将行政村与社区纳入统一评价体系，系统刻画城乡融合进程中村社之间的多维互动特征。本文以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的村社为基本评价单元，基于多源数据采用综合评价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构建个体与网络指数评估方法体系，并开展“分级—分类—分区”多层次空间结构分析。研究发现：① 山亭区在村社个体尺度上，城市性呈多点极化分布，乡村性在平原区呈高值连片分布，发展性受多重因素影响，整体均衡而局部分散。② 考虑村社之间的网络联系后，三维综合指数空间格局特征更为显著，城市性表现为多极联动，乡村性呈自西向东延展，发展性呈多元扩散。③ 在分级上，“发中城中”型村社占比最高；在分类上，融合发展类为主导；在分区上，城乡融合先行区占比最大，初步构建起以要素联动、功能集聚为核心的城乡融合空间体系。本文提出因地制宜策略，为县域城乡关系重构与空间治理优化提供理论支撑与路径参考，尤其在村社一体化评估及城乡互动关系识别方面具有创新意义。
绅士化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城乡治理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前沿议题。积极响应并参与到国际和国内学界的广泛争鸣中，提出“中国式绅士化”的学术话语，并对其历史沿革、概念边界、研究方向、理论价值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和反思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比较东西方语境的异同，从“全球东方”视角重新定位中国式绅士化，对国家—社会关系下中国“士绅”阶层的历史沿革和现当代身份展开分析。中国的绅士化研究要掌握“动态性”“尺度性”和“过程性”3个基本方向，即动态理解“城市权利”的时空变化、多元认知城乡治理的尺度关系、系统考察本土经验的历史沿革。扎根于“全球东方”和中国独特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中国式绅士化的内在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将超越西方绅士化研究的典型范式，为国际学界做出特殊贡献。当前中国的绅士化已经引致了比“全球北方”更加深远的社会空间效应。深刻考察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城乡社区的有效治理。新时期，探讨“全球东方”和中国语境下城乡治理与居民福祉的实现途径，并开展与西方话语的充分比较与对话，已经成为国际上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话题。鉴于此，研究者应当以开放而严谨、批判而科学的方式重新思考中国式绅士化，力争为绅士化这一历久弥新的研究领域做出基于本土经验而不囿于本土语境的积极贡献。
全球60多年的绅士化地理学研究，揭示出绅士化是一个具有多样形态和地域差异的“星球化”现象。绅士化研究需要朝向全球共性规律揭示和包容性概念发展，也需开展区域国别探讨与本土理论建构。中国绅士化研究基本完成了从概念引入到现象阐释及中西比较，亟需转向中国式绅士化的规律总结、理论构建与话语共识。针对目前关于中国绅士化问题讨论的未及或未详之处，从概念认知、现象界定、类型辨识、驱动机制、效应评估和引导策略等层面，展开中国式绅士化现象的研究回顾与理性思辨。提出绅士化是一定空间内的阶层向上置换与社会空间更新现象；应从时空动态视角辨识绅士化现象；以作为绅士化“吸引物”的空间资源属性为依据划归绅士化类型；揭示优质稀缺空间资源的潜在“租差”是绅士化的核心驱力；扬弃欧美批判语调为主的绅士化效应认知，立足中国实际与中国式现代化，以“三不”原则引导绅士化过程，实现共赢式置换，将绅士化培育成为促进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的有效途径。希望通过学术思辨完善本土绅士化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构建，更期待通过积极引导，扩展中国式绅士化的社会认同与地方实践。
绅士化是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一定空间内的聚集现象和社会空间高端化重构过程，国内既有研究更多关注于绅士化特征与过程描述，以及由此延展的机制与效应分析，较少以计量手段展开城市范围精细尺度的绅士化空间识别与类型划分研究。本文以北京五环路围合的中心城区为例，基于百度地图慧眼时空大数据（百度慧眼）提供的100 m网格居民社会经济属性数据库，选取收入水平、教育层次和职业特征等相关指标，采用半监督聚类和集成学习方法，量化识别具有典型绅士化特征的城市空间，并利用遗传增长算法开展绅士化类型分析并比较类型间差异。研究发现：① 北京五环内绅士化空间约占总面积的16.8%，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于西北二环至五环之间；② 通过对典型绅士化空间9个维度64项指标的空间聚类，将北京绅士化空间划分为14个类型区；③ 北京绅士化存在核心区位导向、快速交通导向、景观环境导向、体制单位导向、工作就业导向和优质教育导向等6种类型；④ 绅士化空间存在不均衡分布乃至极化趋势，从侧面反映出北京居住空间分异态势。以期丰富绅士化空间识别与类型划分的技术路径与模型方法，推进中国式绅士化的计量化、规范化与科学化转型。
绅士化的运作方式和影响在国家/地区间有很大不同。当全球学者不断呼吁绅士化研究的治理转向时，重审个中差异的紧迫性便更为凸显。目前尽管已有西方理论被广泛引介，但中国绅士化的本土性却尚未得到充分辨析。本文聚焦半城市化地区的社区绅士化现象，试图链接城乡理论谱系的两端，基于治理视角构建更具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并以广州市小洲村为例展开实证。结论指出：① 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左右着绅士化，当社区现状不符合其预期时，将采取治理行动影响绅士化地理的发展走向。② 政府对非正规行为的管治松懈和可能影响社区生计的制度规范为绅士化形成提供基础条件，对应的，依托法规、规划文件等的行政救济从根本上抑制了绅士化。③ 士绅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对人文或自然景观的偏好及其构建的排他性阶层氛围是加剧绅士化的核心动力，而对地方文化的尊重、制度规范的遵守以及协商治理的参与则缓和了绅士化效应。④ 村民等社会主体容易在享受经济红利时成为推进绅士化的积极代理，但同时，家园依恋所驱动的地方营造行动具备逆转绅士化趋势的作用。当前，中国社区的制度环境已为实现可接受的绅士化提供契机，学者亟需重视涌现出的积极构建社区共同体的实践，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地理研究贡献经验。
国内绅士化研究长期未能重视媒体在其中的角色，对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如何介入城市社会空间高级化重构的解释亦存在不足。本文以南京市新街口商圈南台巷为例，实证探究社交媒体小红书如何催化并推动老旧街巷的商业绅士化。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以生产地方形象和消费者品味的方式，制造地方可见性和房屋租差，促进投资和消费者回流，最终加速了空间商品化。社交媒体用户在老旧街巷的线下具身体验同线上内容生产及社交互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年轻中产消费群体的空间消费形成对地方的领域化，进一步驱使草根商家更迭与升级以及本地老年居民被挤出。因此，社交媒体用户通过数字产消劳动嵌入地方社会空间重构，既是空间的消费者，同时也是重构空间的生产者。社交媒体推动绅士化的产消合一机制挑战了既有研究惯用“生产—消费”二元分析框架。研究亟需关注社交媒体给资本和政府缺席的边缘化地区带来复兴机遇，同时需要警惕其可能加深社会空间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