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人类依赖创新驱动和科技进步改造利用自然、善待保护自然的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从地理学视角理解的新质生产力就是在人类活动占主导的人类世时代协调新型人地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是将绿水青山转为金山银山的保护性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与布局的先进性生产力，也是全面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美丽生产力。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其在揭示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地理条件、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异机制与空间布局规律、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地关系协调优化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伴随历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出现，经历了由低质生产力向中质生产力、中高质生产力、再向高质生产力演进的波动式过程，呈现出高度耦合性、深度融合性、超级关联性、快速迭代性和空间分异性等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驱动地理学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包括：重配城乡生产要素，建立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数据要素联动配置的新机制；重组城乡产业体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符的现代产业体系；重塑城乡空间格局，形成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交融的城乡空间新格局；重建城乡生态环境，依托新质生产力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把城乡生态环境变现为绿色生产力；重调城乡人地关系，构建新型城乡人地和谐共生关系，建设美丽中国；重振地理科学，完善更新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构建现代地理学学科体系。开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健康城市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成为健康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应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空间承载区，开展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的发展评估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以覆盖中国19个城市群地区的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健康城市内涵和相关评价模型，建立了多源数据融合的健康城市评估框架，运用CRITIC赋权、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分析了2010年和2020年健康城市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建设水平提升明显，健康综合指数向正偏态分布发展，整体由“腹地低—沿海沿边高”演变为以沿海和西南地区中心城市为引领的“多极化”健康格局。② 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环境改善明显，差异缩小；健康服务仍趋极化，均等化水平不高；健康协同显著提升，城际健康网络加密；健康人群指数略有下降，并向中间收敛。③ 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初步形成以长三角、成渝为代表的高指数—高增长和北部城市群的低指数—低增长聚类的类型特征，且区域健康差异缩小，各城市群内部日益协调。④ 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建设进程及人力资本积累是影响健康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程度的解释力日益增加，健康城市发展有待向区域健康一体化转型。
本文旨在剖析城市经济效能空间联系网络的特性与模式，以期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新的政策洞见。从标度律视角构建理论框架探讨城市间的经济效能空间联系，建立了反映网络外部性的分析范式。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案例区，运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城市经济效能，分析城市间的联系强度，并建立空间联系矩阵。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群的高经济效能区域由东部高等级城市向西北部低等级城市逐步转移；② 高等级城市在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与周边城市形成紧密联系和“小群体”结构；③ 城市组群联系模式中，沪苏、杭甬和合肥组群呈现双中心辐射型与虹吸型共存，而南京组群则为单中心辐射型。这4个组群中城市间的联系路径相对固定，联系模式演变缓慢。这些结果为理解城市群内部的联系动态提供了新视角，并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协调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城市收缩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现象，房屋空置是城市收缩的重要伴生效应，收缩城市的房屋空置是亟须重点研究的关键问题。本文以中国收缩城市集中地区——东北地区为研究区域，利用多类遥感影像数据和地理数据，基于实体地域城市视角识别收缩城市，估算房屋空置率，分析收缩城市房屋空置的时空分异特征，探讨不同类型收缩城市房屋空置的影响要素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为：① 2013—2021年东北地区城市收缩现象显著，房屋空置率呈上升趋势，且重度收缩城市空置率普遍较高。② 房产设施配置与周边环境特征是房屋空置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交通条件和自然资源条件对房屋空置的影响逐渐增强。③ 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居民收入，有助于缓解轻度收缩城市空置压力，重度收缩城市需调节房产设施水平与优化交通设施布局以降低空置率。
探讨长三角地区2460个小城镇人口“镇化”发展与交通优势度的空间格局特征及两者的空间关系，并结合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交通对人口“镇化”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① 2017年长三角地区人口“镇化”发展总体处于初、中期阶段，五成以上小城镇人口“镇化”水平不足30%；小城镇交通优势度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形成以上海为一级中心、以苏锡常、杭州、宁波和合肥为二级中心、以欠发达城市远郊与安徽省际交界地带为外围圈层的“中心—外围”结构；② 人口“镇化”水平与交通优势度总体协调度较高，但以两者同步偏低为主，协调性随着与中心城区距离的增大而降低；上海、苏锡常等发达地区也存在交通发达但人口“灯下黑”的小城镇，苏北、安徽等欠发达地区存在交通落后但人口集聚度较高的小城镇；③ 交通对人口“镇化”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 区位子要素对人口“镇化”发展整体呈正向促进作用，但也存在负向影响的特殊情况，越发达的地区这种正向效应与负向效应均越显著；交通可达性主要通过站点枢纽效应促进各类要素与技术以空间外溢的形式在核心城市与一般城镇之间传递，重塑小城镇经济优势从而促进人口集聚；路网密度主要是通过影响出行成本以及要素流通速度与规模影响人口向镇区的集聚。
身份污名化与领土污名化研究由来已久，但对于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却相对不足。本文在回溯和梳理污名化由来的基础上，试图从地理学视角探讨人—地污名化的关系，并提出空间污名化的概念，系统诠释了空间污名化的地理过程与形成机制。研究认为：① 空间污名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认知水平下，施污者通过贬低地方的感知价值与身份构建，对空间及其依附的人和物进行不全面、不准确、不客观的认知过程，从而形成符号化的污名指向。② 在地理空间格局的异质性背景下，空间污名化具有意象构建、主体分离、群体互动、空间定位以及符号化的过程，并在不同方向、距离与尺度上，形成本地或异地的直接污名化和间接污名化类型。③ 空间不平等、权利剥削与斗争、恐惧与逃避以及恋地与社会秩序是空间污名化的基础，人—地间通过感知、识别、定位与标记的复杂互动，推动污名化的空间集中与内化，这就形成了产生、传播、反应与再生产不断循环的空间污名化机制。面对普遍的空间污名化现状，解决的关键在于重建新的叙事体系，正确认识人地关系，最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倡导下实现“去空间污名化”。
2010年以来，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呈现逐渐下滑的现象成为中国空间发展不均衡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和产业地理学理论，构建空间不均衡发展与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经济增速下滑现象成因的理论和经验统一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① 空间不均衡发展是资本在空间中运动的结果，生产网络的空间变迁与东北地区经济增速下滑密切相关。② 2002—2007年东北地区迅速参与到“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的产业链垂直分工中，东北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协同均衡发展。③ 2007—2010年东北地区“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参与度均受到外需严重冲击，“区内循环”由于政府刺激计划而有所提升，经济维持高速增长。④ 2010—2017年外需冲击的产业链关联效应和区域市场的贸易替代效应逐步显现，东北地区制造业“三循环”参与度竞争性下降，导致东北地区经济增速逐渐下滑出现。本文旨在为研究中国空间不均衡发展问题的成因和经验研究策略提供一个新思路，并为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重振提供政策建议。
山地丘陵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快速扩张与无序生长造成的自然山水环境破坏、山水人文特色渐失与人地矛盾加剧，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既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需要，也是城市空间重构与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在这种背景下，城市空间生长与山水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综合探讨要求采取融贯的综合研究范式，即将城市物质空间形态、自然山水生态网络与山水人文空间秩序的组织关系及作用机理进行系统探讨。“山—水—城”空间格局是指城市人工环境与自然山水环境交互适应所形成的空间组织关系，强调城市空间、自然与人文要素的综合作用。基于此，本文试图探明“山—水—城”空间格局研究的理论脉络与现实需求，从空间、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综合视角，解析“山—水—城”空间格局的概念内涵，阐明“山—水—城”空间格局的构成因素、层级尺度与形成机制，进而探索“山—水—城”空间格局的分析框架并进行研究展望。“山—水—城”空间格局研究，应重点分析“山—水—城”空间格局的时空过程、主控要素与演化规律，阐释“山—水—城”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化的驱动机制、组织模式及综合效应，探索“山—水—城”空间格局的治理方式与调控路径，以期促进“山—水—城”空间格局的共生发展。
技术转移是缩小区域差距、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协同创新的重要途径。既有文献多从技术势差、技术需求、技术吸收、邻近性等理论探究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本文从网络共生演化视角，提出来自内生结构和微观机制的新发现。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的转让数据，构建2007—2018年6个时间节点的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空间关联网络，分析其空间格局与网络结构的演化特征，并建立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探讨网络演化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大湾区技术转移网络由松散均质向双核驱动再向多中心发展。深圳、广州是区域的技术交易中心，与第二梯队的东莞、佛山、中山、惠州，形成了多维邻近的“深惠莞广佛中”组团。在大湾区城市群尺度下，受制度差异和地域分工影响，香港、澳门在区域多为单向技术输出且较为边缘化。② 大湾区技术转移网络规模和结构有显著提升，技术转移路径稳中有变，不断优化。网络关系的互惠性提升明显，等级结构趋向收敛，网络传输性与凝聚力增强，朝多核联动的均衡化和社群化发展。③ 大湾区技术转移网络演化受内外生动力共同驱动，内生因素可降低对外生因素的依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可促进技术转移，存在发送者效应和接收者效应。制度邻近对技术转移的促进效果显著，其次是空间邻接和技术邻近。结构依赖和时间依赖是大湾区技术转移网络演化的重要内生动力，主要表现为延迟互惠性、传递闭合性、稳定性和创新性。
珠三角与香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迈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支撑。本文聚焦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科技创新功能及要素的特征，集成客观视角下企业社会经济属性和主观视角下利益相关者合作动机以揭示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香港对珠三角高科技企业的科创功能供给主要体现在“一国两制”框架制度优势的市场拓展、国际化运营和企业融资，投资创业退居相对次要位置，科创要素的供需关联性由强到弱分别是生产性服务、劳动力和科技；② 港资、较大规模和创立年限更久的珠三角高科技企业更倾向使用香港科创要素，内资、中小规模和新创企业对香港科创要素的需求呈减弱态势；③ 香港劳动力、科技和生产性服务供给的优势体现在竞争力、国际接轨和国际视野，劣势在于高成本、粤港相互了解有待深化和合作机制不够健全；④ 宏观层面全球和国家新经济格局下香港的功能转型、中观层面“一国两制三关”跨境区域特性、微观层面企业异质性之间的多层级互动影响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与香港科技创新赋能的关联特征。
机场群已经成为航空运输地理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1993—2018年美国东北走廊地区世界级机场群航空网络时空演化进行验证分析，发现该区域航空网络经历了从形成期到成熟期的转变：① “核心—边缘”结构特征趋于显著，核心机场与边缘机场的运量差距拉大，相互联系减少，而核心机场快速成长，彼此联系加密，部分枢纽的国内国际中转功能持续增强；② 轴辐结构特征逐渐清晰，轮辐机场连接枢纽机场数量减少，航线更加聚焦，尤其倾向连接邻近多机场系统的枢纽机场；③ 航空网络的小世界特征和节点异配性明显，但轮辐机场连接的枢纽数量减少导致簇系数降低，轴辐结构的形成削弱了航空网络的小世界特征。基于实证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中小尺度下的机场群航空网络演化模型，研究可为航空网络演化理论发展提供实证基础，也可为国内规划建设世界级机场群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
拼装关注人和非人的“异质生成空间”，强调“后关系本体论”导向的过程逻辑，被界定为异质元素相互作用和关系动态变化的过程，为地理学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哲学新方式。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国际通道建设的地理过程分析框架，即该地理过程可以通过物质的/表意的组成轴向，或领域化/去领域化、编码/解码等变化轴向分析。以中缅印度洋新通道为例，解析百余年来异质元素组成与时空关系协同作用下的地理过程变化。研究发现：以临沧一线的地理区位优势为物质基础，滇缅铁路的历史创伤与百年梦想，以及21世纪的国家宏观主导与地方先行先试，共同促成该通道的跨地联通。其中，滇缅铁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入侵而遗憾“夭折”，让当地产生伤痛的历史记忆，成为推动日后拼装实践的情感力量；国家自上而下的倡议编码与铁路基建，临沧同中国科学院、中国西南省市企业、缅方的主动协作，一道实现21世纪通道拼装中的跨尺度权力耦合。不过该通道建设仍面临双边政策编码不足、跨境基建水平低、缅甸地缘环境局势不稳等风险，需在未来精准应对。本文在学理上有助于提升对拼装的过程性和整体性认识，补充拼装对地缘关系和主体功能的识别，也启发着对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探讨和创新，以及国际通道建设的未来发展。
地缘政治日益成为民族志和社会网络的研究对象和议程。目前中国在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问题方面遭遇诸多误解和非议，美西方认为中国通过复杂跨境网络持续支持着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简称民地武），使其“剿而不灭”且冲突持续。在此背景下，本文运用民族志的分析框架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生存决策机制”入手，将缅北民地武获取的生存性资料分解为资料获得、复杂社会网络资料获得与否及复杂社会网络资料获得多少3个阶段，运用Triple-Hurdle模型实证检验了中缅跨境复杂社会网络（简称跨境复杂网络）对民地武生存性资料获取的影响，并考察了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机制；同时讨论了民族志方法亦能为地缘政治研究提供崭新方法和视角，成为地缘政治研究常用且合理的手段，以阐明地缘政治纳入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和议程的紧迫性。具体结论为：① 在有无交易成本的影响下，跨境复杂网络对缅北冲突持续性及民地武生存性资料获得的影响都以不确定性、消极影响、正向影响程度微弱等占据主导和主要，即中缅间的跨境复杂网络对缅北冲突的持续无直接必然关系；② 交易成本发挥了中介作用，交易成本的降低与民地武的资料获得的概率和数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跨境复杂网络以“扩容”跨境复杂社会网络、增加交易频率、减少不确定性的方式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影响民地武生存资料的获取；③ 受教育程度、年龄、谋生身份等控制变量对资料获得的不同阶段影响不同，存在积极与消极并存、显著性水平差异较大等特征。本文以民族志和复杂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较好地开展了地缘政治分析，丰富了缅北冲突持续的民族志地缘政治叙事。
地缘破碎带是全球冲突和大国竞争的主要区域，具备外部挤压性、内部分裂性、过程动态性等基本特征，是域内外双重尺度作用下共同形成的地理区域。地缘破碎带的基本特征与发展模式契合于地缘环境研究的核心理念，在地缘环境视角下，地缘破碎带是一个以域内外多元行为体互动实践为核心的不断发展演化的地理区域。通过互动实践，破碎带产生的决策信息集成为制约相关行为体发生行动的物质性与理念性因素，在此约束下，这些决策行动在时序上的排列关联构成了破碎带历史演进的核心内容。选取亚欧交界处的南高加索地区为研究区域，自1991年南高加索三国独立以来，该地区历经复杂的内部冲突与外部博弈，是地缘破碎带分析的典型案例。本文构建出地缘环境视角下地缘破碎带历史演进的分析框架，从本底要素、关联要素、结构要素3类视角解析1991年南高加索地区三国独立后至2020年底的历史演进过程及阶段性特征，并从跨领域互动、跨尺度耦合和多元行为体博弈3方面分析推动演进的内在路径，以地缘政治学理论视角多维化呈现地缘破碎带的历史演进过程，尝试将地理学研究的区域性、综合性、尺度性等基本思维模式融入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中。
战略性关键矿产是主导未来能源转型和科技革命的关键原料。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大国争夺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现象已经日益凸显，有关研究却相对有限。为此，本文通过梳理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研究，阐释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逻辑，并尝试揭示出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基本地缘政治格局。当前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研究仍以西方为主要阵地，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问题由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所提升的需求意识、科技革命与军工革新所加剧的竞争意识，以及供应链高度集中所产生的危机意识联合驱动产生。工艺复杂和应用前沿决定了产业技术竞争引领关键矿产地缘政治的未来走势，因而大国始终是世界舞台中的绝对主角。美国是全球关键矿产地缘政治竞争的策源中心，中国虽具一定的禀赋优势，但正面临着严峻的安全挑战。中国应当敏锐洞悉、有所谋划，重点是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加强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研究；以重点领域为抓手，完善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经济部署；以国家需求为导向，构筑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安全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