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功能区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制度，核心目标是以差异化的功能定位，引导要素有序流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人口分布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人口变动的影响总体符合政策导向。规划实施后，人口在优化开发区的增速下降，重点开发区加速增长，农产品主产区加速减少，重点生态功能区由增转减；以农产品主产区为参照，规划的实施强化了重点开发区的人口集聚优势。② 规划实施效果具有区域和等级双重异质性。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域人口变动多半符合规划导向，而重点开发区的县级单元仅四成实现了人口加速集聚的目标；国家级重点开发区的影响强度约为省级的2倍。③ 限制开发区向城市化地区的迁移仍以跨区域为主，很难实现人口“集中均衡”布局的目标。④ 规划的实施改变了各类主体功能区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优化开发区的二产重要性弱化、三产带动力增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济因素弱化，都符合规划导向；但重点开发区的工业化作用有限，农产品主产区则持续受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二者与规划导向均有明显偏差。新一轮规划可适度集中城市化地区的布局，明确重点开发区的开发时序，对各类限制开发区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管控要求。
随着中国人口发展步入关键转折期，关注中国区域人力资本及其变化特征，对全面认识中国人口新常态、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及抽样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总量和劳动参与存量视角分析2000—2020年中国地级行政单元人力资本的时空变化，并探讨影响因素及其机制。研究表明：① 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提升，2000—2020年人力资本总量和劳动参与人力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1.54%和12.47%；由于人口转变的影响，人力资本指数增幅出现下降的趋势；② 两种视角下，人力资本指数的高值区均集中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和省级行政中心；③ 中国人力资本变化的区域差异显著，2010—2020年人力资本指数开始出现增减分化的趋势，劳动参与人力资本存量的时空变化愈加明显；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增长趋势依旧强劲，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和省级行政中心始终是增量最多的地区，而半数以上中小城市的人力资本增速明显放缓；④ 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设施等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区域人力资本变动的重要因素，而人口和其他因素通过影响劳动参与和生产回报塑造人力资本的时空差异。本文综合人口规模和结构，定量揭示了中国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的机制，为推动和落实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人才驱动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然而既有研究较少从时间和空间双重视角对中国高技能人才空间分布驱动因素及其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开展分析，难以充分揭示高技能人才与区域创新之间关系在空间上的非平稳性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基于时空异质性的视角，使用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多尺度地理加权泊松模型（MGWPR），对2000—2020年高技能人才空间分布格局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开展研究。主要发现：① 高技能人才和区域创新均呈现增长趋势，集聚分布在城市群核心城市和强省会城市，高技能人才和区域创新的分布重心和分布热点地区均出现南移趋势；② 相比高技能人才，区域创新分布格局的空间不平衡特征更明显，但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对较弱；③ 人才空间分布受以收入水平、产业优势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发展因素和以医疗条件、基础教育、空气质量为代表的地方品质因素共同影响。收入水平影响高值区从华南地区逐渐演替为东北地区，而产业优势影响高值区则呈现相反趋势变化。医疗条件、基础教育的影响转变为以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或以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为核心的“双核”格局；④ 高技能人才对区域创新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平均边际影响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影响高值区的边际效应呈现减弱趋势，影响高值区从西北、东北和华东地区逐渐演替为华南地区。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是区域重大战略的核心承载空间。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人口发展新形势下，四大城市群地区的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将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采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分行业人口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区位商等方法，分析中国四大城市群就业人口增长和结构的时空格局，结合区域重大战略的发展目标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城市群就业增长和结构变迁的规律性，为区域重大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参考。研究发现：① 四大城市群就业人口持续增长，但增速放缓；就业人口分布的总体格局保持稳定，就业人口增速高值区由核心城市转移至外围城市，向城市群内多点支撑的均衡分布格局转变。② 四大城市群就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化发展趋势明显，城市群内部呈“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始终保持“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的“双高”结构类型，临近核心城市的临核城市就业结构表现为“非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非高技术服务业”的交错分布，边缘城市就业大多为“非高技术制造业—非高技术服务业”的“双非”结构类型。③ 就业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结构高级化、高技术化为四大城市群地区承载区域重大战略和参与全球竞争创造了条件，但仍然面临不同挑战，应强化高技术就业的乘数效应，推动非高技术就业的提质转型，实行差异化的就业吸引政策，促进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区域重大战略的有效实施。
摸清中国少子—老龄化类型转变和区域差异对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亦是以积极应对少子化、老龄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在将少子化和老龄化发展阶段进行交互而划分出少子—老龄化类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刻画中国少子—老龄化类型的多尺度演变特征和动态转型路径以及典型区域模式。研究发现：① 在时序特征上，2000—2020年间大部分区域基本遵循着从多子—未老龄化出发，到少子—轻度老龄化为主再到少子—中度老龄化、少子—轻度老龄化和多子—轻度老龄化平分秋色的转变历程，但少子—老龄化类型的转变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过程，而是形成具有时空压缩特征的复合转型路径；② 在空间格局演变上，中国少子—老龄化类型转变的空间梯度差异明显，呈由沿海向内陆、由东向西的“雁阵式”演进格局：东北、江浙沪京津走在前列，其他东部沿海和大部分中西部省份陆续跟随，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尚未开始转变；③ 以县级尺度为评价单元，结合少子—老龄化类型转变历程和形成逻辑，可至少凝练出东北深度转型区、长三角—京津极低生育区、中原传统老化区、珠三角流动调节区、华南传统文化缓冲区及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聚居过渡区6种典型区域。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方式多元化，中国老年人口的居住迁移规模不断扩大，而老年人口居住的空间分布变化，会对个体健康、家庭福祉乃至老龄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外老年人口迁居理论，结合中国独特的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构建了老年人口居住迁移的分析框架。基于2011—2018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纵向数据，采用面板Logit混合回归模型，从迁居条件、迁居动机两个维度分析老年人口迁居意向与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老年人口的实际迁居率接近发达国家，但迁居意向相对较低，非计划性迁居和放弃迁居现象普遍。总体上，城市居民迁居水平高于乡村，城市规模越大，迁居意向越强、迁居行为越普遍。② 老年人口的迁居行为是一个非线性决策过程，除受迁居意向影响外，还受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条件、家庭与代际关系、生命历程的综合影响，但健康状况、环境特征和制度因素影响相对较弱。③ 迁居意向和迁居行为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外部环境特征和生命历程对老年人口迁居意向影响显著，而社会经济条件、家庭代际关系则是影响迁居行为的重要原因。在老年人口迁居意向转化为迁居行为的过程中，迁居能力是主要影响因素。
掩膜（Mask）是构建人口密度随机森林模型的辅助技术。过往人口密度随机森林模型存在训练样本数据质量存疑、隐含区群谬误、混淆人口分布规律、无法开展再测信度检验、无法确保可重复性和弱可复制性等问题。为破解上述问题，改善人口密度随机森林模型的再测信度和准则效度，文中在传统建模所用的掩膜系统基础上，拓展了点、带、面等专门掩膜，通过引入专门掩膜，规范了人口密度随机森林模型的建模流程，系统解决了过往人口密度随机森林模型存在的系列问题。研究表明：完备的掩膜系统由控制型掩膜（研究区掩膜、分区掩膜、计算掩膜、分区计算掩膜和总抽样框掩膜）、与抽样相关的掩膜（抽样框掩膜和抽样掩膜）、分区密度制图掩膜（县掩膜或乡掩膜）和检验掩膜（信度检验掩膜、效度检验掩膜和边界检验掩膜）等构成，是规范人口密度随机森林模型建模流程的关键依据。完备的掩膜系统为改进人口密度随机森林模型提供了面向过程的数据管控框架，不仅有效提升了模型的再测信度和准则效度，而且确保了同一时点模型的可重复性和不同时点模型的弱可复制性，为定量刻画人口分布时空演变规律提供了可靠的辅助技术。完备的掩膜系统也为规范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空间分解算法的建模流程提供了系统化、结构化的解决思路。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发展低碳经济日益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在此背景下，新能源汽车行业逐渐成为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未来趋势和转型方向。本文基于2022年特斯拉（上海）新能源汽车供应商数据，利用总部—分支归属联系模型建构其全球生产网络，探讨其空间组织特征与核心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特斯拉（上海）汽车零部件全球生产呈现典型的全球链接特征，与周边其他地区形成了典型的“核心—外围”空间结构，生产网络高频次联系主要集中在东亚、北美和欧洲的经济、科教中心，或者较为成熟的产业研发制造基地之间。② 在特斯拉（上海）新能源汽车的4个生产系统中（智能电子电器、电池与电驱动、热管理和车身底盘饰件），不同系统的等级结构差异较为明显。③ 特斯拉（上海）各系统生产网络中绝大部分社群都打破了传统的地域和行政界线，通过零部件模块化生产将全球各城市联系起来，社群内部非均质性较强，网络节点“核心—边缘”组织结构逐渐形成。本文借助GPN 2.0提出的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规则和环境风险4个解释因素，进一步从全球环境、市场需求、技术关联、地方优势等方面深入剖析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全球生产网络中高度复杂的核心影响因素，从而补充解释全球经济地理新现象，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撑。
城际联系是认识区域结构的重要维度，其中与城市网络的主要“编织者”有关的商务活动尤为关键。大数据在城市网络研究中应用日益广泛，但难以区分人群及出行目的，制约了对城际商务联系的深入认识。本文提出大小数据融合的外来商务人群识别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小数据构建模型并应用到手机大数据识别上海外来商务人群及活动，分析其时间特征及来源地、主要出差地、其他伴随活动等空间分布特征，总结空间结构与区域联系模式。研究发现，2019年11月上海外来商务活动约占37%，主要来自长三角核心区域和远沪大城市，时间上以4 d内的短期到访为主，并以周为单位规律波动。空间分布上，外来商务出差及其伴随活动具有显著多中心特征，呈现双极核（虹桥和陆家嘴—南京路）、横向核心区、连绵商务区以及商务活动轴四级结构；从不同规模、距离的城市前来的商务活动分布差异显著，与其产业特征有一定关联。本文提出的大小数据融合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在城市网络研究与空间规划等领域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当前中国在资源环境领域的重大战略布局呼唤旅游地理学研究的转向与发展。理论逻辑上，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旅游地域系统”涵盖空间、尺度、对象3个维度，旅游过程中不同主体均与资源环境关联密切；研究现状上，中国旅游地理学在资源环境领域聚焦资源保护利用、适应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和、国土空间治理等方面，但有待进一步增强综合性与跨学科支撑；发展要求上，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51项以资源环境为主体的政策文件，创新了一批重要制度，锚定了一批基本前提，建成了一批特殊区域，融合了一批先进科技，呈现出从“重点问题突破”到“系统性整体保护和优化”的深刻转变，这要求旅游地理学研究树立大资源观、大系统观、大治理观、大协同观、大责任观，从经济研究范式驱动转向可持续发展协调分析，融入多学科理论基础、结合多领域技术方法、解析多尺度研究主体、应用多维度分析数据。未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应服务资源环境领域重大战略，关注体制建设、实施聚焦和区域探索，继续在生态文明体制建设中的旅游响应、重点政策要求下的旅游系统优化与支撑、重点空间和保护区域中的生态游憩等领域不断深化，并持续加强理论研究与方法研制，推动学科融合与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