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人口不断激增,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空间急剧扩张,不断突破原有轮廓与边界,城乡逐渐呈现融合趋向^[1]。在此背景下,相较于中小城市,城市群内部大城市的社区转型与重构更加明显,出现单位社区解体^[2]、商品房楼盘快速增长^[3]、保障房社区大量建设^[4]、城中村爆炸性增长^[5]等新的社会空间特质。伴随人口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原有邻里关系断裂,老住宅区出现诸多“空挂户”——住户户籍登记册上记录未变,但实际已人去楼空多年;新住宅区邻里互不相识,居民社会福利和社会支持与所住地区缺乏密切联系;同时社区人口不断变化,陌生人增加,异质性增强,信任度降低,邻里关系正面临重大重构^[6]。在此背景下,城市居民所面临的居住满意度、社区归属感、地方依恋等空间感知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社区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传统对象,芝加哥学派、洛杉矶学派和纽约学派均对城市社区予以重点关注^[7],将其视为探索城市化与城市空间演化规律的核心“场域”^[8]。近年来,西方学者对社区的研究正在走向精细化、学科交叉化,关注日常生活和居民情感等方面^[9],对社区层面的地方依恋、身份认同和空间感知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10,11]。学者们将社区依恋视为衡量居民对社区根植性的重要依据^[12],发现居民与邻里的亲密关系能够提高其社区层面的地方依恋^[13]。也有学者另辟蹊径,对一些有特色的社区如宗教性社区^[14]、公共机构如工作场所^[15]、监狱^[16]、收容所^[17]等的人地情感联系及其动态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此背景下,地理学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关键概念如“恋地情结”（Topophilia）、“地方感”（Sense of Place）和“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等,强调人地关系是一种感情联系,源于人对地方的价值观、认知等^[18]。其中,针对“地方依恋”本身,Williams等于1989年构建了“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和“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的二维结构^[19]。针对地方依恋对人们改造居住环境行为的影响^[20],Ramkissoon等通过对澳大利亚丹迪山脉国家公园居民的研究,发现居民的地方依恋越强,越会做出有利于环境的行为（即亲近环境行为）^[21]。针对地方依恋在身份和社区缔造中的作用问题^[22],Sundblad等认为社区依恋是居民对社区的一种亲密感受和义务关系,不仅包含了经济关系,也包含社会关系即根植性^[23]。针对从乡村到城市移民的地方依恋问题^[24],Brown等发现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居民会有更多熟人、更熟悉社区环境以及更多地参与社区活动,社区联结由此增强,最终提高其社区依恋^[25]。可见,地方依恋可以建立个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桥梁,并在社区邻里中发挥重要作用^[26]。

已有理论认为,地方依恋存在多种空间尺度,包括住宅、社区、城市和地区/国家 等^[27],不同空间尺度的地点依恋可能存在明显差异。例如,Hidalgo等通过对欧洲居民的研究,发现“U型曲线”模式——即居民对家庭或城市的地方依恋要强于对社区的地方依恋,家庭和城市占据U型曲线的两端,社区位于“U”型曲线的谷底^[28]。然而,在其他案例研究中（如美国）,社区依恋的重要性似乎比城市依恋更为显著^[10]。因此,对不同尺度之间地方依恋的差异仍存在争议,尤其是社区和城市尺度。其次,不同尺度的地方依恋也存在相互关联。例如,Lewicka以4个欧洲城市为案例,发现不同空间尺度（住宅、社区、城市和地区/国家）地方依恋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社区的情感联系会影响居民对家的依恋,也会影响其对所在区域以及城市的依恋^[27]。社区的生活体验能够在更大层面唤起个人与城市的依恋关系,城市成为生活意义的载体^[10]。这些研究表明,对于社区和城市尺度的地方依恋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

相对而言,国内目前关于地方依恋的研究较为薄弱,主要以旅游地理、游憩休闲研究为主^[29,30]。进入21世纪,学者们开始关注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问题。例如,朱竑等对比居民地方依恋、地方感和地方认同等概念的异同^[31],发现行政区划的调整对地方认同有重要影响^[32];李志刚等关注广州市保障性住房社区的“邻里互动”,发现居民邻里互动具有较大规模和频率,但情感认同度低^[33];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新移民”聚居区居住满意度的实证表明,社区归属感是影响大城市外来人口居住满意度的主要因素^[34];Wu发现社区依恋对社区参与和社区稳定有重要影响^[35];Qian等则对比了不同尺度的地方依恋,认为社区依恋主要通过地方依赖起作用,而城市依恋则由地方认同引起,社区的地方依赖通过城市的地方认同间接影响城市依恋^[36]。其中,外来移民由于无法融入迁入地,形成一种“失根式”的消极地方感^[37]。朱竑等通过对外来移民在城中村和故乡的地方感的对比,强调社会融合、文化资本、根植性和居住环境等维度的重要影响^[38]。相比本地居民,邻里关系对外来移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较弱^[39],即使是新生代外来移民,基于乡缘的社会联系以及城乡分隔仍然是其社会网络的核心特征^[40]。因此,“飞地模式”为农村移民实现社会流动以及适应城市环境提供了一种有效路径^[41]。此外,少数民族地区也逐渐引起学者关注,有研究揭示了西藏拉萨的汉族移民对慢节奏生活方式、社区归属感和原真性社会关系的追求^[42,43]。

可以看出,对于城市社区居民“地方依恋”的研究正逐渐成为学界热点。对比国内外研究,目前国内尚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之处：① 国内研究多数基于社会学视角,多选用情感维度量表进行实证研究,普遍认为社会文化维度是地方依恋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物质空间维度对地方依恋的影响。亟需结合城市空间、社区环境等地理学要素,对地方依恋展开深入实证;② 已有实证多侧重讨论个别案例,缺少在城市范围内的系统调查,缺乏大样本数据,研究多以描述分析为主,缺少对于机理和机制的深入讨论;③ 已有研究已经注意到地方依恋存在于不同空间尺度之中,但对各尺度间的地方依恋程度及其相互关系仍存在争议,例如社区尺度的地方依恋（社区依恋）和城市尺度的地方依恋（城市依恋）两者的强度差异及其相互关系;④ 国内实证侧重于对移民及外来人口地方依恋的研究,缺乏对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不同人口族群的对比研究。

针对这些研究缺失,本文以广州城市社区居民为对象,从微观视角分析居民的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等因素对其地方依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针对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两个群体,探讨其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地方依恋（社区依恋与城市依恋）差异及联系。

2 研究设计

2.1 调查及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多种抽样方法,建立数据库：① 在社区层面,采用多阶段分层PPS抽样方法,选取了广州市内城及近郊的广船社区、桂花岗社区、大塘社区、扬仁东社区、鹤洞社区等23个社区;② 采用等距抽样方法,基于门牌号在每个社区选取50~100户家庭;③ 采用KISH选择法,在每个家庭选取一名成年家庭成员接受问卷调查。调查小组分别在广船社区、桂花岗社区、大塘社区抽取100名居民,在扬仁东社区、鹤洞社区等剩余20个社区选取50名居民作为问卷调查对象。

具体而言,这23个内城及近郊社区的选择主要基于已有广州市社会空间及其建成环境的分析成果^[44,45]。① 广州市的远郊区建成环境密度较低,与内城及近郊区建成环境区别较大,且在社会经济属性上独立于内城及近郊区;其次,根据预调研,远郊区居民的地方依恋同时具有区尺度,这是由于增城、从化等在未并入广州市域之前均为独立的行政单元。考虑到本研究聚焦于社区、城市两个空间尺度,样本选择侧重于内城及近郊区。② 根据2010年全国“六普”数据及已有研究对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探讨^[46],调研社区主要包括六大类典型社区,即“未经改造的老城区街坊社区”“单位社区/房改房社区”“城中村”“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社区”“普通商品房社区”“高端商品房社区”,广州能够很好覆盖这六类居住社区^[39],因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每类居住社区数量和人数进行配比,最终选择了23个样本社区。

调研总计发放调查问卷1310份,回收有效问卷1300份。采用SPSS 21.0和STATA 14.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采用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检验,分析城市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等因素上的差异及其影响路径,并对比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在社区依恋与城市依恋上的机理差异。其中,参考已有研究经验,对“本地居民”的界定为“自出生起,户籍一直在广州的常住居民”,而“外来移民”则为“在广州居住时间超过6个月,户籍不在广州或者出生之后户籍迁来广州的居民”。

地方依恋量表以常用的Williams等^[47]所提出的地方依恋两维度量表为蓝本进行修正。自变量涉及城市社区居民日常社会与空间实践的微观空间因素,借鉴Lewicka^[27]、Hidalgo等^[28]、Goudy^[48]、Riger等^[49]、Ramkissoon等^[21]关于社区联结、根植性以及社区满意度的研究量表,同时参考朱竑等^[38]、朱琳等^[50]、邱琳等^[51]关于地方依恋、社区情感等的研究成果,制定社区信任、社区满意度、社区依恋以及城市依恋4个分量表,各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处于0.799~0.849之间,说明问卷的信度较好（表1）。在效度分析过程中,删掉共同度（Extraction）小于0.4,或者是存在交叉负荷（Cross-loading）的题目（表2）。在4个分量表的基础上,加上人口学基本特征,最终形成五方面内容。

2.2 案例地

研究抽样框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所覆盖的广州市社区（除南沙区、增城区、花都区和从化区）建立,最终选取23个案例社区（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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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州23个案例社区的区位示意图

Fig. 1   The locations of 23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具体而言,样本社区包括以越秀仁生里社区为代表的4个老街坊社区,它们多地处广州老城区,交通与周边商业配套完善,邻里关系密切,但房屋建成年代久、物业与社区服务缺乏,卫生、绿化以及治安条件差;以越秀桂花岗社区为代表的4个公有房社区,与老街坊社区类似,但社区居民多在同一单位工作,有单位物业统一管理,因此社区服务与环境相比老街坊较好;以白云颐和山庄社区为代表的7个商品房社区（包括普通商品房社区和高端商品房社区）,社区配套设施完善,有物业公司专门管理,但居民之间缺乏工作或生活联系,邻里交往程度低;以海珠大沙社区为代表的7个城中村,居住人员混杂,卫生与治安条件差,住房多为六层以下低层建筑;以及典型保障房社区——白云平乐社区,该类社区数量较少,是政府为改善旧城居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居住条件的新建住房,远离市中心,交通与配套设施较差,邻里交往程度低。

3 居民总体特征

3.1 居民特征

人口特征方面（表3）,本次调查对象的年龄均值为40岁,男女性别比为51.7:48.3,已婚人士占80.30%;社会经济特征方面,调查对象中在业人士占81.00%,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学本科（大专）及以上占比36.80%,家庭类型以核心家庭为主（63.10%）,家庭年总收入以5万~20万元的居多,占比61.48%。

对比广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样本的性别比、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等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特征基本一致,仅婚姻状况和就业情况呈现出一定偏差。究其原因,是因为本次调查所选取的对象以18岁以上的居民为主,因此婚姻状况中已婚率较高,而就业状况中的学生占比较少。总体上,从调查对象的总体特征来看,本次调查涉及范围较为全面,与广州市居民特征较为相符,具备代表性。

3.2 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特征差异

就人口特征来看（表4）,本地居民的男性比例略高于外来移民,而已婚比例略低于外来移民;就社会经济特征来看,本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而外来移民受教育程度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同时外来移民的在业人口比例（87.50%）高于本地居民（73.10%）。在家庭类型中,本地居民主要以核心家庭（61.80%）、直系家庭（14.70%）为主,外来移民同样以核心家庭为主,但单人家庭比例较高（6.90%）。在家庭年总收入中,两类人群均以5万~20万居多,但在20万以上的家庭年总收入中外来移民的比例高于本地居民。

4 广州城市居民的地方依恋

在总样本中,如表5所示,广州居民社区依恋的总得分为26.318（社区依恋包括7个指标,每项1~5分,满分35分）,分项平均得分为3.760;而广州居民城市依恋的总得分为20.916（城市依恋包括6个指标,每项1~5分,满分30分）,分项平均得分为3.486（其中一个分项涉及粤语熟悉程度,由于该分项与本地居民呈完全正相关关系,因此未纳入本文结构方程模型）。对比Qian等^[36]和朱竑等^[38]对于广州城中村居民的研究,本文中广州居民的地方依恋得分较高,原因在于本文的样本覆盖了广州市各类型社区以及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且本地居民社区依恋的得分较高（表5）。此外,广州居民的社区依恋得分高于其城市依恋,这与Lewicka^[27]的研究结论一致。

（1）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检验广州市居民不同尺度的地方依恋在户籍类型上的差异（表5）。可以看出,广州居民社区依恋与城市依恋的差异显著性概率p值均小于0.001,检验结果显著。对比均值,发现本地居民的社区依恋与城市依恋程度均高于外来移民。外来移民在心理上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和失落漂泊感,在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生活和情感上属于边缘人^[52]。

（2）在性别因素上,广州居民在社区依恋与城市依恋的差异显著性概率p值分别为0.046与0.356,说明社区依恋在性别上虽有差异,但并不十分显著。观察均值,发现女性的地方依恋数值略高于男性,与以往研究结论相符^{[13, 28]}。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与居住地产生联系,对社区拥有更高的情感依恋^[53];年龄因素与社区居民不同尺度的地方依恋均成正相关关系。对比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生的两个群体,其社区依恋与城市依恋的差异显著性概率p值等于或小于0.001,检验结果显著。对比均值,发现广州居民不同尺度的地方依恋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递增,与Hidalgo等^[28]的研究结论类似,但与Hummon所发现的地方依恋与年龄呈“U”型曲线关系的结论相悖^[54]。

（3）婚姻状况在社区依恋与城市依恋上的差异显著性概率p值分别为0.188和0.474,两者的p值均大于0.05,检验结果不显著;在不同受教育程度上,差异显著性概率p值分别为0.001和0.045。对比均值,发现学历越高,居民的社区依恋与城市依恋程度均不断递增,这与Hummon所提出的地方依恋与受教育程度呈较强负相关的结论有明显差异^[54]。

5 城市居民地方依恋的机理分析

近年来,结构方程模型逐渐成为探讨地方依恋的重要方法,尤其能够检验不同因素对于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例如,朱竑等^[38]将城中村移民地方感的影响因素分为四个维度,包括社会融合、文化资本、根植性和居住环境,认为地方感不直接影响社会融合,城中村的地方感通过居住环境和文化资本两个因素作用于社会融合,而故乡的地方感则通过根治性、居住环境和文化资本三个因素作用于社会融合。不过,地方感与城市层面地方感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则尚需进一步检验。Qian等^[36]通过对城市外来移民在不同尺度地方依恋的研究,发现社区依恋主要通过地方依赖起作用,而城市依恋则由地方认同引起,同时外来移民对社区的地方依赖影响其对城市的地方认同,进而影响其城市依恋。但外来移民和本地移民之间的差异性则需要进一步探究。基于上述不足,我们结合案例地实际情况,提出以下研究假设,探讨不同尺度地方依恋（社区依恋与城市依恋）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对比两个群体（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差异,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假设一：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分别对社区依恋产生影响（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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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假设模型一

Fig. 2   The hypothesized model one

假设二：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之间相互作用,并共同对社区依恋产生影响（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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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假设模型二

Fig. 3   The hypothesized model two

针对社区信任、社区满意度、社区依恋以及城市依恋之间的关系,提出假设三和假设四。

假设三：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分别对社区依恋产生影响,二者同时对城市依恋产生影响（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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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假设模型三

Fig. 4   The hypothesized model three

假设四：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对社区依恋产生影响,同时两者通过社区依恋间接影响城市依恋（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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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假设模型四

Fig. 5   The hypothesized model four

5.1 总样本结果分析

首先,各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范围在0.799和0.849之间（表1）,表明各分量表信度良好,通过信度检验。采用STATA 14.0的SEM结构方程模型对本文的4个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得到4个模型的拟合参数（表6）。

第二,对4个路径模型进行分析。在路径模型1中（图6）,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对社区依恋的影响路径系数显著,R1与R2分别为0.37和0.50;在路径模型2中（图7）。路径系数分别为0.34（R1）与0.45（R2）,同时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的路径系数R3为0.12。对比路径模型1与路径模型2,路径模型2拟合优度更好。因此,接受路径模型2的假设：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之间相互作用,并共同对社区依恋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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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路径模型1

Fig. 6   The path model one for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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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路径模型2

Fig. 7   The path model two for H2

在路径模型3中（图8）,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对社区依恋的影响路径系数显著,R1与R2分别为0.45和0.50,而两者对城市依恋的路径系数R4和R5分别为0.27和0.15;而在路径模型4中（图9）,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通过社区依恋来影响城市依恋,路径系数R6为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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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路径模型3

Fig. 8   The path model three for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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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路径模型4

Fig. 9   The path model four for H4

从系数显著性来看,假设三与假设四都能够成立。但是,对比路径模型3和路径模型4的拟合优度,路径模型4拟合程度更良好。考虑假设三与假设四的共同存在的情况（图10）,发现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对城市依恋直接作用的路径系数并不显著（R4为0.077,R5甚至为负值-0.022）,而两者通过社区依恋影响城市依恋的作用依然显著。因此,假设四能够更好地解释4个因素之间的关系：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对社区依恋产生影响,同时两者通过社区依恋间接影响城市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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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路径模型5

Fig. 10   The path model five for H5

5.2 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的对比

对比两组分样本（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表7）,首先,外来移民分组样本中,社区信任对地方依恋的作用效果明显,在4种路径模型中均强于本地居民分组样本（即系数明显高于本地居民组）。这说明外来移民普遍需要社区信任,社区信任的获得对其社区依恋的贡献明显。然而,对于本地居民,社区信任对其社区依恋的贡献相对有限。

其次,在路径模型3中,外来移民的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直接对其城市依恋产生影响,而对于本地居民来说,这种影响非常微弱（系数均低于0.1,且不显著）。可以看出,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二者并不对本地居民的城市依恋具有明显作用,两者通过社区依恋间接影响城市依恋,社区依恋发挥中介效应的作用。因此,由于路径模型3中本地居民分组的路径拟合程度较差,使得总样本拒绝了路径模型3的假设（参见5.1小节的论述）,因而总样本接受路径模型4的路径拟合。然而对于外来移民来说,路径模型3与路径模型4都能较好的拟合其地方依恋,即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均对其城市依恋具有直接作用,且社区依恋也对城市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因此,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地方依恋在作用机理上存在两方面差异：① 在社区依恋层面,对比本地居民,外来移民的社区信任对其社区依恋的影响更为显著;② 在城市依恋层面,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均对外来移民的城市依恋具有直接作用,但对于本地居民的城市依恋并不产生直接影响,需借助社区依恋的中介作用。

6 结论与讨论

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中国大城市的社区转型与重构现象明显^[1],城市居民与其居住空间的情感联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本文以广州城市社区居民（包括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为研究对象,对其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进行测度,探索社区信任、社区满意度等因素对居民不同尺度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对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两组人群的地方依恋及其差异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

（1）地方依恋的多维度性。体现在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上,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作为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主要因素,一方面,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另一方面,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间接影响居民的城市依恋,社区依恋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除社会文化维度^{[36, 38]}之外,物质空间维度也有助于居民的地方依恋,反映了居民对于城市社区环境愈加重视,以及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更高期许。

（2）地方依恋的尺度差异性。居民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的程度存在差异,且社区依恋正向作用于城市依恋。从程度上来看,广州市居民的社区依恋程度（平均得分为26.318,满分35分,7个分项平均得分为3.760）高于居民的城市依恋程度（平均得分为20.916,满分30分,6个分项平均得分为3.486）;从作用机理来看,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通过社区依恋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居民的城市依恋。呼应了已有研究发现^{[10, 27]},居民和社区之间建立情感纽带,并能将这种情感拓展到城市尺度。

（3）地方依恋的群体差异性。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地方依恋程度和作用机理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本地居民的社区依恋（得分27.106）和城市依恋（得分22.477）程度均明显高于外来移民（社区依恋得分25.728,城市依恋得分19.750）。同时,这种群体差异也体现在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上。对于外来移民,社区信任对于其社区依恋影响显著,而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均对其城市依恋具有直接作用。对于本地居民,社区信任对于其社区依恋的影响相对较弱,且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对其城市依恋并无直接作用,需要借助社区依恋的中介作用。可以看出,社区信任对外来移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均十分重要。相较于其他社会经济背景^[10],中国城市居民地方依恋的异质性主要与户籍差异等制度因素相关。

总体上,研究表明,相同因素对于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的作用机理不同,不同人群的地方依恋机理亦有不同,说明地方依恋研究需对不同尺度、不同群体人口特征进行分类,尤其需要注意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差异。在地方治理及规划设计中,既要注重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社区物质功能设施的改善,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也要充分考虑到本地居民与外地移民的差异问题,有的放矢,增进群体之间的社区交往和社会融合。

此外,由于实地调研和样本数据所限,本研究侧重对社区和城市两个尺度的讨论,但对其他空间尺度如城市中的“区”、社区中更小的“家”等,则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其次,本文主要采用截面数据,缺乏纵向对比,对于地方依恋作用机理的探讨存在局限性,尤其是各影响因素对地方依恋的动态作用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展后续追踪研究。最后,对于不同大城市之间的对比,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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