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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转型背景下度假型旅游地时空修复——基于三亚海棠湾的案例研究
胡宪洋1,2,, 保继刚1,
1. 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2.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西安 710119

作者简介:胡宪洋(1988-), 男, 河北承德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和旅游地理。E-mail: huxy@snnu.edu.cn

通讯作者:保继刚(1964-), 男, 云南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1485M), 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旅游规划。E-mail: eesbjg@mail.sysu.edu.cn
摘要

消费转型背景下旅游目的地供需失衡矛盾凸显,由此引致了目的地新一轮的结构性调整,然而这一现象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现有的理论框架在解释力度上也存在明显不足。本文在详细剖析时空修复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情境与旅游情境,提出了资本应对消费转型的一般框架,分析了三亚海棠湾时空修复的整体历程,并揭示了案例背后的制度逻辑。研究表明:资本以时空修复的方式完成了对消费转型的应对。其中,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包括资本的空间修复与时间修复,在三亚海棠湾,空间修复突出的表现为地理扩张与空间重组,时间修复则重点表现在二级循环的缓建、停建及其向三级循环的跃迁。时空修复的非经济维度方面,政府部门藉由尺度重组用以促进资本的循环与积累,通过尺度上推,借助意识形态与城市战略,构建了资本空间运行的合法性;通过尺度下推,藉由绩效优先原则与权力下放策略,支持与服务资本的空间运行。但政府的部分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市场秩序,延缓危机的同时制造了更大的隐患。此外,时空修复与尺度重组之间存在着理论关联,消费转型使得原有资本节律失常,地域组织通过尺度重组搭建起全新的地理架构,为资本的时空修复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地理平台。本文完善了时空修复的理论框架,部分回应了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对度假地的可能影响。

关键词: 消费转型; 时空修复; 尺度重组; 三亚海棠湾;
Changes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spatio-temporal fix of tourism resorts: A case study on Haitang Bay of Sanya in China
HU Xianyang1,2,, BAO Jigang1,
1. Centre for Tourism Planning & Research,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imbalance between hotel supply and demand caused by anti-corruption policy has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in academia.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spatio-temporal fix' and the role of tourism within it, this paper proposes 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interpret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hotel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cope with the changes of tourists' consumption behavior. The framework of 'spatio-temporal fix' can be divided into economic dimension and non-economic dimens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economic dimension encompasses spatial fix and temporal fix. In Haitang Bay, spatial fix mainly includes geographical expansion and geographical restructuring, and temporal fix refers to 'switching' from the secondary circuit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owards the tertiary circuits. As for the non-economic dimens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usually plays a key role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spatio-temporal fixes to capital. The government has pursued spatio-temporal fixes to capital through up-scaling and down-scaling strategies: (1) by transforming the class interest of hotel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into a general interest through the ideological machine of the state; (2) through urban strategies that have shaped and legitimatized the territorial manifestation production of tourism places of this capital fixation; and (3) by promoting a set of regulations and devolution that have encouraged the moments of 'switching' and 'expansion' through tourism. Yet, some of the government's actions have disturbed the market order, which even have caused the deeper underlying troubles. In addition,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spatio-temporal fix and rescaling. Changes of tourism consumption lead to capital overaccumulation crises. The government's rescaling categories exert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witch and expansion of capital. This paper improves the framework of spatio-temporal fix and illustrates how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have reshaped the coastal landscape.

Keyword: changes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spatio-temporal fix; rescaling; Haitang Bay;
1 引言

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惩治腐败的大幕,《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以及《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陆续出台严厉制约了公款消费,同时抑制了某些单位员工的灰色收入与年度奖金,变相行贿等奢侈性消费项目更是成为查处重点,中国进入“量入为出”有预算的消费阶段[1]。作为需求变化的直接结果,供给侧所受影响颇深:宁波慈溪雷迪森广场酒店首开国内五星级酒店破产先河;乌鲁木齐部分高端酒店将酒席价格从5000元下调至1000元,以缓解营业压力;诸多城市湘鄂情、小南国、俏江南、顺峰等主流高端餐饮品牌的业绩出现断崖式下滑。旅游市场的理性回归所引发的旅游者消费需求的理性选择与目的地供给结构失衡的矛盾,已经开启了旅游目的地新一轮的结构性调整[1]。那么,面对消费转型,资本是如何应对的?何种原因促成了这种应对?

当空间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的时候,“过度生产”与空间同质化现象将不可避 免[2],消费转型所带来的供给变化成为亟待关注的现实问题,然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重视,除了保继刚在《旅游学刊》的一篇笔谈外[1],其他研究对其解读抑或简单白描都乏善可陈,更鲜见地理学视角的分析与探讨。从更广的范畴来看,针对资本积累与循环引致下的空间生产研究,较为经典的是时空修复理论,这一理论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理论辨识与实证分析。理论辨识更多的聚焦于时空修复进程的精确化[3,4]、关联概念辨析与适用性探讨[5,6]、该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程度[7,8,9]等,这些研究致力于时空修复理论的持续完善,强调了解读当今部分社会问题的适切性。而国内外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更多的是沿用时空修复的基本理论观点对产业与区域发展进行分析,如Scott[10]与Herod[11]均借助这一理论解读了不同产业劳工移民现象,Yrigoy等以帕尔马和马洛卡为例探究了旅游地的空间生产[12],He[13]与O'Donovan[14]藉由时空修复呈现了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的复兴,逯百慧等[2]与黄良伟等[15]则透过这一理论视角阐述了乡村的转型特征与空间分异机制。可以发现,时空修复理论研究对中国旅游地发展本土化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其较少的涉及了中国情境与旅游情境,且大多沿用经典而相对缺乏本土适用性检验,因此,在理论引荐中需要中国化改良才能更好地呈现旅游地演化本土特色。

因此,本文在搭建时空修复理论的中国化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选取密布(超)五星级酒店,反腐前以奢侈性消费为主的三亚海棠湾为案例地,藉由深度访谈与实证归纳的研究方法,力图呈现消费转型背景下资本与政府的应对过程,部分回应消费市场理性回归对度假型旅游地的可能影响。

2 分析框架
2.1 时空修复

关于空间的生产与资本的积累,Harvey提出了时空修复理论(Temporal-spatial Fix)。这一观念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福柯的“空间—权力”观以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时空修复理论”指特定地域内出现了劳动盈余或资本盈余,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吸收:一是通过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劳动力和资源进行空间的转移;二是投资长期项目,延迟资本再次进入流通领域[16]。从哈维的视角来看,“修复”(fix)具有双重意涵:原本意义上的修复是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资本或资本的一部分以某种形式被固定在特定的国土之内”,其隐喻则是指“藉由时间的延迟或地理的扩张来推迟危机发生的方法”[17]

时空修复理论一经推出,引发了学界激烈的讨论。尤其这一理论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值得学者们深思。从基本的问题指向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试图揭示城市化主要驱动因素以及城市空间非人化倾向,而中国恰是哈维时空修复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实验场[16]。Zhou等则指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重要一环,有力地融入到全球资本积累的进程之中,但中国的发展是从技术与资本的底层开始,拥有着超大的市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结构,加之迅速的资本积累,这样的现象为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分析方式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挑战[18]。那么,中国的空间是否与西方的“空间修复”同步,是否还有其他力量形塑这一进程?空间修复理论提供了有力但是并不充分的手段来探讨资本多重来源与空间演化的关系[18]。因此深入剖析时空修复的理论不足,结合中国情境进行时空修复理论的分析性解读将有助于呈现中国自己的资本历史叙事。

首先,关于非经济维度。时空修复理论聚焦于经济层面的探讨,而相对忽略了非经济层面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而Harvey虽然指出了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但对非经济维度的探讨仅仅停留在特定历史问题的研究中,缺乏一般化层面的提升[19]。其对经济与非经济方面的连接则主要体现在结构一致性、国家的形式与功能以及帝国主义的分析中。哈维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讨论明显缺乏:① 国家的基本经济形式,包括国家支出、国家货币、税收等;② 国家的经济活力在政治中的表现[20];③ 国家在资本的经济形式与组织资本循环中的影响和角色[21]。哈维在探讨时空修复的非经济维度时缺少了像探讨经济维度一样的抽象与深化,同时亦缺乏非经济维度如何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关系”的深入探讨[19]。且在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分析时,多以国家为基本尺度,对于共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则讨论甚少。而对于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都存在着独特的关系。此外,财政分权、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等都使得政府本身存在着极大的谋利动机,具有鲜明的政府投资驱动型特征[22]。政治是资本无所不在的需要,没有政治,资本不可能进行自我再生。尤其在中国的情境下,缺少对非经济维度的考量,时空修复只会变为具体化的“资本逻辑”或是扩大化的“经济分析”。因此,具体到中国情境以及本案例研究,政府的行为分析以及资本的非经济因素引介将成为主要的研究切入点。

其次,关于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的视角融合。在Harvey代表作《新帝国主义》中,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是割裂的,而不是统一进行论述的,两种修复方式表现出解决问题不同的方法和视角。如资本以空间修复的方式进行危机的应对时,时间修复似乎所起的作用不大。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并非相对,对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应对不能简单的将时间和空间看成两个不同的元素进行分析[19],需要以交互的方式纳入相同的研究视野进行探讨[19, 23]。虽然哈维也提到资本的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但纳入相同的研究视角才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最后,关于旅游情境。旅游同其他商品不同,存在极大的特殊性与复杂性[24],因此适用于普通经济或管理领域的理论在旅游当中的应用多需要进行适用性检验。资本运行在旅游中的特殊性体现在,时间修复中的一级循环与二级循环实际是相通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投资同时又是固定资产的投资,这显然与普通的商品生产是不同的。此外,一旦城市的发展与旅游资源的垄断性相关联,那么修复的过程必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

2.2 尺度重组

尺度是地理学的几个关键词与核心概念之一,Johnston在《人文地理学词典》中指出,尺度是指展现与组织地理事件或过程的层级[25]。对于尺度的理解,目前存在3种视角:① 等级的隐喻,包括同心圆、金字塔和蚯蚓洞[26],前两者具有静态和社会建构特征,后一种则更为强调网状隐喻;② 实践的工具,亦即尺度的政治,该种观点认为尺度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尺度的运用[27,28];③ 认识论层面的,结构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视角倾向于将尺度理解为先验的结构,尺度地方—网络效应视角则将尺度理解为活动的背景效应,而社会实践视角则着眼于权力与社会关系的交互,认为尺度影响着实践,同时塑造着自身[29]

当新区域主义的制度转向与尺度转向成为历史趋势后,全球化与国家空间生产成为研究热点,尺度概念成为描述与解释这一问题的核心词汇,借此说明国家在应对全球化等冲击时所做出的反应与作为[30]。与此相关,尺度重组(Rescaling)的概念以全球化时代国家角色调整与区域生产策略为主要切入点,强调资本、社会与权力关系对尺度的重塑过程[31],是国家等区域组织为提高经济与政治竞争力而借助空间尺度与治理调整所进行的空间生产行为[32]。Brenner认为,尺度重组是在不同尺度上进行权力调整、消解原有尺度结构,最终其本身成为社会协调场所的过程[30]

目前学术界对于尺度重组的探讨主要从城市与国家两个层面切入[33],从城市的角度来看,尺度的竞争与重构都涵盖特定空间单元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且注重多层次、等级的尺度空间单元的根植性与定位[34,35]。特定城市区域发生的经济与政治活动会受到更大地理重组过程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地方”的整体趋势下,众多国家与城市试图通过增长极、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特区建立等空间选择来进行区域尺度的重构,并最终导致了新的空间尺度的经济连接[36,37]。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的权力不断的进行尺度调整,向上形成超国家政权,如欧盟、世界银行、亚太经合组织等,向下则将权力尺度下调为次国家组织,如企业型政府、管理委员会、地方制度等,向外则给予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基金会、各类非政府组织等[30, 38]。结合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关于尺度重组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其已经成为解读资本力量以及国家和区域过程的主要概念。本文主要利用这一概念对政府的行为逻辑进行阐释,借以阐释时空修复的非经济维度。

基于上述概念甄别与梳理,本文提出中国情境下资本时空修复的分析框架(图1),该分析框架区分了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与非经济维度,搭建了以资本为核心,以政府为支撑的行为图式,用以解读资本与政府对消费转型的共同应对。

图1 时空修复分析框架图 Fig. 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patio-temporal fix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地概况

海棠湾位于三亚市东北部,距三亚市区28 km,海岸线长21.8 km,规划总面积98.78 km2,是三亚市最大的滨海度假区(图1)。海棠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起步期(2004年以前)、大发展期(2005-2012年)以及稳定发展期(2013年至今)3个阶段[39],在2005年确立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开发模式后,二级市场的开发相继展开。尤其2008年《海棠湾控制性详细规划》获批,海棠湾的总体定位确立为“国家海岸——国际休闲度假区”,最核心的功能是建设国际顶级品牌滨海酒店带,由此,大多数项目集中投资于高星级酒店。海棠湾预计建设包括亚特兰蒂斯、红树林七星等32家(超)五星级酒店,截至2017年6月,海棠湾已经开业的五星级酒店共15家,客房总量6956间。在消费转型前,海棠湾以公务会议团、高级官员与高端散客为主要消费群体,客房以年30%的速度增加,酒店的营业额也以年均10%的速度递增,巨大投资回报率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促成了后续众多五星级酒店的入驻。而在2012年推行反腐政策后,海棠湾的五星级酒店营业额则以每年10%~12%的速度下滑,供需失衡已十分明显。

图2 海棠湾规划图 Fig. 2 Planning map of Haitang Bay

3.2 研究方法与过程

自2000年开始,研究者及其团队一直跟踪研究三亚的旅游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史地发展资料。针对本研究问题,作者还先后于2015年11月27-30日、2015年12月24日-2016年1月3日、2016年的6月29日-7月30日,共3次赴案例地进行实地调研。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方法,经过提前预约,深度访谈了介入海棠湾发展较深的三亚市旅游委、规划局、发改委与海棠湾旅游文体局相关负责人。同时作者还针对海棠湾的高端酒店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访谈样本的选择标准是:① 涵盖国际品牌与国内品牌;② 开业年份分布于2012年前后;③ 投资方包括国企、民企与外企;④ 酒店高管与业主方包括中国人与外国人。依据上述标准,最终确立了8家五星级酒店及其业主。此外为尽可能全面呈现区域发展状况,作者还对2家观光与体验类景区的经理进行了专访,并随机访谈了10名当地村民。群体访谈内容涉及海棠湾发展历程与标志性事件、消费转型的影响与各方的应对方式、政府与资本的互动与博弈等。调研累计访谈38人次,平均访谈时长控制在1 h左右,最终整理访谈录音24万余字,田野笔记3万字。针对录音资料所整理的文字,依据编码的基本程序,笔者设定了访谈编号:主体代码—主体顺序—话语编号,其中,M指酒店与景区方面的管理者,I指酒店的业主方,G指三亚市及海棠湾相关部门的政府官员,R指当地村民。例如,M01-23指第一位酒店高层受访者所讲的第23句话。

为了进一步检验作者判断与理论预设,本文还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内容涉及:① 政府文件,如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省政府2016年22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三亚市促进海棠湾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优惠政策暂行办法、三亚拆迁补偿标准等;② 规划文本,如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三亚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编、海棠湾“十三五”规划等;③ 房地产报告,如海南房地产市场年报、锦城年度观察等;④ 统计数据,如《2010-2015年度三亚旅游统计年报》、国家海岸·海棠湾开发建设情况汇报等。

4 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
4.1 空间修复

资本积累与循环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过剩的积累将使城市的发展面临极大的挑战。扩大资本流动空间、消除地理障碍,成为资本应对危机与消除过度积累的主要方法,这一过程突出的表现为地理扩张与空间重组。

4.1.1 资本的地理扩张 首先,资本的域内扩张。海棠湾内大量资本云集于此,既有央企、大型民企与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也有本土不知名的小企业。消费转型的背景下,原来的发展模式弊端凸显,企业原初的盈利模式也面临挑战,于是,资本之间的兼并潮在所难免:2012年,三亚弘盛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凤凰花海项目,并成为海南省与三亚市的重点项目;2015年,三亚市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该项目,并成立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主营水稻国家公园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而在2017年1月,三亚瑞兴合泰旅游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水稻国家公园项目,实现了该地块的再一次易主。联系到“三亚凤凰岛的易主”(中交建40亿接盘浙江国都),“碧桂园借壳珊瑚宫殿首入三亚”(碧桂园接手御海地产),“万科收购香水君澜”(万科收购浙江君澜住宅项目)等案例,这只是“大鱼吃小鱼”的开始:

现在的市场就是“弱肉强食”,碧桂园、万科、恒大都在收项目。小开发商能力和开发水平都有限,当形势变了,他的运营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想卖掉,如果大开发商看到这个项目可以收就收掉,大开发商也就可以进行扩张了,这省掉了很多事,因为(资本扩张)从拿地开始是很复杂的,时间上也是很漫长的。(G02)

海南房地产市场2014年开始出现大量的企业并购事件,在2014-2016年间,累计发生典型的重大收购兼并近60宗,其中,2014年17宗,2015年23宗,2016年19宗,收购方以大型国企为主,也不乏恒大、碧桂园等资本雄厚的大型民企(①资料来源:根据2009-2017年《海南省重点项目月报》相关内容整理。)。消费转型背景下,海南市场对企业的操盘能力、管理能力、公司资源提出更高的要求,小资本很难应对,大资本则获取了进一步扩张的机会,其在对消费转型更为敏感的海棠湾鲸吞蚕食,通过资本网络的构建进一步扩大影响的尺度与范围,由此促成海棠湾市场新一轮的洗牌。

其次,资本的域外流动。这一过程是与资本的域内扩张相伴而生的,伴随大企业鲸吞蚕食,本土的小开发商则退出海棠湾。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在海棠湾发生市场理性回归后,面对大量原本非正常需求的断崖式下滑,资本的贬值在所难免[40],这时企业的核心问题是缺乏盈利机会,必须创造恰当的盈利方式来吸收这些盈余从而避免资本的进一步贬值[41]。因此很多企业通过从海棠湾撤出而转投他处来获取相较于海棠湾更大的盈利。如某酒店的财务总监所言:

海棠湾的人工成本全岛最高,大部分酒店一年有6000万~8000万的贷款,在目前的消费状况下,是不可能有利润的。海棠湾投资的这些酒店,从财务上讲,直接单纯的投资收益是不可能有的,一定是个负数。如果他转手卖,可能会赚钱。这么看,他们卖掉项目转投其他地方倒是个明智的选择。(M02)

从目前海棠湾的状况来看,大企业多凭借自身雄厚资本选择借势占据更多资源,从而实现“下一盘更大的棋(I01)”。而小企业则迅速离开,在面向大众消费的地域寻求更多利益。无论大小企业实际都以空间扩张的形式,使资本从利润率低的地方流向利润率高的地方,将资本的盈利点有效地延伸至更大的尺度,从而实现“危机的转移”,保持了资本的相对稳定,减少了过度积累所造成的贬值风险,也避免了积累中心所产生的激烈竞争的可能性。

4.1.2 资本的空间重组 资本空间重组指对原有阻碍资本积累或增长的环境进行改造,其既包括实体建成环境的改善,又包括组织形式的调整。空间重组突出的模式是企业间的合作,即藉由合作的形式打破原有的资本空间格局,从而使得资本的流通更趋顺畅,因此,这种协作本身就是一种生产空间的规划和重组。消费转型后,海棠湾企业之间形成了多种合作模式。酒店与免税店之间形成的“购物度假新模式”为消费转型下企业的盈利打下基础,以进一步适应大众化理性消费的模式。如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店与免税购物中心达成市场合作伙伴关系、喜达屋旗下多个酒店联合第三方机构开展亲子创客与创意活动主题产品、高档餐厅之间的原料集体采购与客源共享等合作。消费转型的发生,高端客户的减少使得众多企业选择“抱团取暖(M03)”。通过彼此合作,经营方式发生变动、地域空间结构发生调整,企业将权力上移至超越自身的尺度结构(scalar configuration),建立更为有效的体制机制,并最终促成制度竞争优势的形成[42]

资本空间重组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创建新的建成环境。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打破空间格局,清除空间障碍,最终达成资本空间重构的主要方式[17]。在海棠湾,为了便于企业的合作,实现区域快速与便捷地与外部沟通,企业部门在与政府的数次座谈会上强烈呼吁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区域内外部的沟通与交流。自2013年开始,基础设施年投资额就一直保持在20亿元以上,累计完成投资87.68亿元,截至2016年底,“五网”基础设施基本完善,海棠湾区域内13个标段市政道路已建成通车,“三纵九横”骨干路网中的两纵五横已基本建成使用(②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国家海岸海棠湾建设情况汇报》相关内容整理。)。众多基础设施类项目持续稳步推进,为企业间合作打破了交通壁垒,促成了区域一体化,使资本透过尺度化延伸至不同的空间范围。与Brenner的研究类似,高水平的基础设施不仅加速了资本的流通,还进一步促成了“时间—空间压缩”,使资本积累的过程更快,同时拓展了资本积累的空间。

4.2 时间修复

时间修复为资本的转移与空间流动提供了深层次的视角,从产业发展与空间的角度来讲,其可以表述为时间维度上资本在特定场域的流动与转移过程。结合旅游情境中资本特性,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4.2.1 资本的二级循环 由于旅游行业的特殊性,Yrigoy等将资本的初级循环界定为单纯的旅游类项目,资本的二级循环更多的指建成环境[12]。但本文认为,对于旅游度假类产品而言,初级循环与二级循环实际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对于海棠湾这种度假型的旅游地,酒店本身就是吸引物,资本对其生产性投入同时也是建成环境的建造,因此初级循环与二级循环是融合与统一的。

2005-2012年,三亚的旅游与酒店行业蓬勃兴起,五星级酒店的利润率远远高于行业水平,喜来登酒店仅用4年时间就收回成本,丽思卡尔顿酒店更是在开业两年实现年营业收入4.27亿,创造了商业奇迹,超高的投资回报率促成了后续企业的跟风。在2012年以前,海棠湾共开业五星级酒店7家,从业主方来看,国有企业与大型民营企业占比最大,其中国有企业4家,大型民营企业3家。而至中央反腐政策推行以来,资本的热度开始降温,酒店建设速度较预期明显放缓,原本预期2017年以前营业的酒店至少20家,但目前仅开业15家,甚至有8家尚未动工或停工(表1)(③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三亚海棠湾拟建度假酒店市场与财务可行性研究》与实地调研整理。)。

表1 海棠湾尚未动工的五星级(含同等)酒店汇总表 Tab. 1 Five-star hotels yet to be built in Haitang Bay

数家企业“逆势而上”选择开业,而停建与缓建重点发生于民企与外企,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的性质与建设的进度:

国企特殊性质决定了它是不在乎是否会短期内实现盈利的,它对需求变化和利润率也没有民企那么敏感,仗着资本雄厚先把资源占上再说。消费发生了转型,市场回归了理性,民企和外企需要重新考虑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了。现在海棠湾开业的基本都是反腐前就开始建设了的,因为建了一半不继续下去就全都成沉没成本了,而那些还没开始动工的企业现在也就按兵不动了。(M03)

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消费的转型使得资本的利润空间发生了转变,原本服务高端客户的盈利模式短时间内无法完成结构调整,因此在二级循环中出现了大量停建或缓建的现象。从更大的尺度来看,资本为化解自身积累危机需要进行不同地理领域的流动,资本在海棠湾的缓建、停建正是为缓解自身的在特定空间中的积累过剩而选择对其他地区的占有或控制,这也进一步呼应了前文所提及的资本地理扩张。

4.2.2 资本的三级循环 随着八项规定等反腐政策的颁布,空间重复、相关产业乏力、资源浪费等问题日渐凸显。Harvey指出,空间生产的危机是因为忽略了人本身的发展,因此从空间的视角出发提高人的福利水平,才是真正的化解之道[43]。真正以人为出发点,关注人性的关怀,才能重新获得空间生产的主动权,实现差异化对同质化的超越。因此,资本的三级循环强调改善劳动力的质量,建设合理与可持续的旅游空间。

在海棠湾,资本向三级循环跃迁已经十分显著。2014年7月,中交投资有限公司宣布将以中外合作的模式在海棠湾建设一所酒店管理学院——中交酒店管理学院;2015年9月,三亚市政府、恒大集团与美国哈佛医学院及附属医院打造了世界高端国际合作医院——恒大国际医疗中心项目;人大附中三亚分校、北大口腔医院、泰康人寿国际养生社区以及德国医疗公园项目等核心项目都将持续落成,上述举措强调了海棠湾度假产业自我造血的能力,促进了海棠湾产业的升级,将资本的尺度向纵深的方向延伸,有效地解决三亚目前普遍存在的劳动力短缺与素质低下、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区域职能的重塑构成了地区资本重组的重要形式。

在整个时空修复过程中,国家或地方政府不再强调利用单一的空间形式进行盈利的调节,而是在面对市场失灵抑或整体形势变化时采取地方性的、灵活多变的方式维持制度的运行。同时,资本也在多种尺度间寻求着利益的最大化[44,45]。案例同样说明,资本的地域化是个社会建构的产物,八项规定等政策实施后,原有平衡状态被打破,各利益主体尤其是资本为避免过度积累与资本贬值,会以空间修复与时间修复的方式突破原有的地域限制,在政府等主体的支持下,多角度进行尺度的转换,从而形成新的权力空间与盈利空间。

5 时空修复的非经济维度

上文已经从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结合的视角对这一“危机”应对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分析中重点突出了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聚焦于资本是如何应对消费转型的,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下,非经济维度同样属于社会基本的“内部关系”,这种非经济维度对资本的时空修复起到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19]。以下将在资本应对的非经济维度梳理之上,借助尺度理论,重点介绍时空修复过程呈现目前状态的具体缘由。

5.1 尺度上推:建构资本空间运行的合法性

合法性(legitimacy)指一个国家所创造和维持的现行制度对于社会来说的适用性为广大公民所认可,其不只是存在于政府或政治制度,企业组织、社会机构同样存在合法性问题[46]。为了建构资本空间运行的合法性,为时空修复的开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减少社会阻力,海棠区以及三亚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尺度上推的方法。

5.1.1 意识形态:阶层利益扩大为整体利益 谁是城市建设的获益者?在进行尺度分析之前需要明晰这一问题。城市的开发与转型最大的受益者是资本方毋庸置疑,另一个主要群体是政府官员[47],其利用资本的投资使地方经济迅速得到发展,从而实现职位晋升。然而,普通市民不一定获得实惠,城市发展中以道义为名的增长模糊了实际增长[48]

面对“八项规定”所带来的消费转型,奢侈性消费的急剧减少,单纯发展主要面向高端的度假产业已经不符合实际。政府在此时提出供给侧改革,将城市旅游发展的转型和城市的开发建设进行合法性建构,从而创造消费转型期三亚旅游空间结构调整的特殊形式。《三亚市海棠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指出“海棠区将紧紧围绕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结合自身优势,在“十三五”期间,着力打造休闲度假海棠、康体养生海棠和免税购物海棠,初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群,不断增加第三产业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特色产业风情小镇建设和发展为重点,积极谋划和培育一批项目,打造一批独具风格的特色产业小镇”。从该规划的目标可以看出,海棠区的发展主要是依托旅游度假的,旅游度假的投资几乎全部集中于地产与酒店项目,而这些项目被地方政府建构成为关乎全民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因此,项目的进展直接被关联到海棠区百姓生计的大业。而对于风情小镇,政府将其描绘为关乎居民生计的项目,但其实际上是对被拆迁市民的安置房,由保利(三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三亚新天房置业有限公司等代建,后期的运营与管理尚未可知。这一过程中,政府将自身与资本的利益上推为全民的整体利益,在道义与权力双方面确立高点,形成“城市的转型是从大局出发的,积极配合才是正确的(R04)”的共识,从而上推了发展的利益尺度,合法化资本的时空修复。

5.1.2 城市战略:提升多地、多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面对消费转型,海棠区的发展转向更注重多产业的融合。《三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9大产业需协同发展,构建以旅游业为主、以热带高效农业为王牌的多元化新经济体系,打造三亚3.0经济升级版。正如三亚市某位官员所言:

现在海棠湾单纯酒店与地产项目已经不能进来了,不批了。必须得有配套产业,我们政府一级市场开发,配套要在40%,只有采取多样化战略才能发展。我们最开始过多地发展了酒店和地产,这样发展一段时间可以,但现在需求变了,现在我们在海棠湾上项目,要考虑配合现代服务业,科教啊、文化艺术啊、金融啊,要与旅游齐头并进,我们重点发展休闲、度假,这里的休闲和度假更重视面向大众,很注重发展相关产业,企业现在的积极性蛮高的。(G01)

从2013年至今,累计进驻医疗、教育类项目14个,总投资359.6亿元,建设年限2013-2020年不等(④资料来源:根据《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度假区项目统计》相关内容整理。)。然而,资本向三级循环的转换实际是政府主导的,政府有效地建构了资本空间扩张的合法性,从单纯的酒店发展转变为多产业的融合,实现发展领域的扩张,从而拔高目标尺度,为资本的扩张与循环奠定基础。

此外,为促进资本的循环与流动,落实支持资本时空修复的具体措施,政府部门除了促进多产业的融合发展,还积极推进超城市组织的构建,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融合以压缩时空,推动新一轮的资本积累,拓展资本的增长空间。如三亚、保亭、陵水、万宁、乐东、东方、五指山组成了“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在旅游资源整合规划开发、区域旅游产品联合建设、区域旅游市场以及旅游人才等方面的合作做了有益探索,加快实现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的战略目标。

5.2 尺度下推:落实资本运行的支持策略

尺度上推强调的是政府行为与资本运行的合法性,而具体落实层面则需要政府行为更为聚焦,因此地方政府还通过绩效优先原则与权力下放策略等尺度下推的方法实现对空间修复经济维度的支撑。

5.2.1 绩效优先:区域发展简单化为旅游与酒店增长 在三亚,地方政府的意志已经简化为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则直接简单化为酒店业的发展。消费转型给三亚高端休闲度假产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高档酒店与餐饮行业遇到了寒冬,如何度过这个寒冬,在企业积极应对的同时,政府部门也相应的做出了调整。三亚市委书记张琦在2015年的三亚国际论坛上指出:

“三亚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坚定的推动城市转型升级,构建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产业发展格局,最现实、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酒店,这也是我们发展的重点,尤其是亚特兰蒂斯等高星级酒店的开业对于三亚来说意义重大,我们的发展代表着中国旅游经济,代表着中国度假品牌……。”

在领导层面达成加快发展的共识之后,《关于三亚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也明确提出,着力推进拆迁、安置等工作,完善土地的收储,确保招商项目顺利落地。政府以强大的宣传和拆迁力度昭示,政府将自身绩效的增长预期嵌入国家的宏观战略,以地方政府权威为起点,以整体利益为依托,完成土地使用权和控制权的转移。

此外,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经济效益,三亚市政府在土地的投资强度方面同样制定了相应的限制:

重点支持海棠湾高品质特色酒店建设,其中:

度假酒店: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产出强度不低于150万/亩·年,税收贡献不低于15万/亩·年。

商务酒店:投资强度不低于400万元/亩,产出强度不低于350万/亩·年,税收贡献不低于30万/亩·年(⑤资料来源:根据《三亚市社会投资项目参考经济技术标准》整理。)。

政府部门绩效优先,重点支持特色酒店的建设,从而形成以酒店为龙头的产业布局。通过尺度的下推,地方政府将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尺度下移至特定行业,寻求发展的关键突破点。

5.2.2 权力下放:支持与服务资本的空间运行 政府在支持资本的时空修复中,具体的行动需要落实到特定的组织机构。三亚市政府作为海棠湾发展的直接领导单位,权力向下赋予了新成立的海棠区政府,向外则赋予了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

2014年2月,三亚市区划调整为4个区,海棠湾行政区划调整设立海棠区。同年9月,原海棠湾管委会更名为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行政区划的调整服务于城市发展,为了加快服务业产业体系创新发展,新区管委会的成立承担了诸多原本由三亚市政府承担的职责。正如某位政府官员指出:

三亚在以前的发展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很大部分是由于行政缺位造成的,这阻碍了三亚市经济发展。撤镇设区改革后,城市可以作为整体来规划管理,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与治理能力非常有效,区政府作为主体也能行驶相应的职能了,尤其现在整体的消费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海棠区的创新发展需要更大的自主权。(G03)

资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职能的缺位,行政区划的调整弥补了这一短板。此外,政府还进一步将尺度下推至非政府组织,大力推进行业协会的建设,将更多的权力赋 予行业协会,如三亚市旅游协会、三亚市海鲜排档协会等,对入会的企业有激励与惩罚的部分职权,利用这种亚地域组织对行业内企业进行规范。城市的经济增长遇阻,权 力的让渡势必调动政府主体与行业协会的主观能动性,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行业的发展。

5.3 非经济维度的审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一直是经济、社会运行的核心,中国情境下,任何资本活动都与政府行为密不可分。地方政府通过尺度的上推,将部分群体的利益扩大为整体利益,将地方权力推至国家层面,在塑造超越自身的愿景基础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跨区域合作。到具体落实层面,则主要采取尺度下推的方式,将区域的整体发展直接简化为旅游与酒店的增长,并将权力下放至下一级政府与行业协会,从而更好的给予资本以运行空间,实现资本的时空修复。

需要指出的是,尺度上推中整体利益是政府要达到的目标,多产业融合也是政府的需要。而资本是惟利是图的,之所以向医疗、教育等盈利水平并不显著的行业延伸,是因为涉入该行业,政府可以给予大量的土地配套,这也是为什么进入三级循环的资本大多数是房地产企业的原因,因此资本的三级循环流动更多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正如已经正式揭牌并举行首届开学典礼的三亚国际旅游管理学院项目,实际是政府给予了投资商中交建集团数量巨大的房地产配套用地使然。可以说,政府的尺度上推得到资本的配合,实际是有土地作为筹码的。从更大的尺度来看,海棠湾仅是海南的一个缩影,政府与企业形成的增长联盟使得资本过多的集中于二级循环,在全国地产逐渐降温的大背景下全岛的地产开发却依旧坚挺(图3),成为后续发展的极大隐患。

图3 海南与全国房地产投资占三产投资比例 Fig. 3 Proportions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in tertiary industry investment of Hainan and China

尺度下推的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同样造成了负面影响,为快速推进休闲度假产业发展,在三亚旅游3.0标杆项目——亚特兰蒂斯酒店项目的进驻中,政府给予了开发商不少于100栋的别墅用地,这种政府行为实际上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造成了区域内部不平等竞争的出现。同时,获利企业在谋取了政府给予的利益前提下,投政府之所好,努力完成政绩所需,实现了增长联盟的利益最大化,却埋下了更深的隐患。此外,政府对土地的投资强度与产出强度的底线限制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海棠湾星级酒店的倒金字塔结构,这种幻想“高消费”卷土重来的观念在提高门槛限制小资本的同时,为大资本和大投资提供了便利,呈现了高度的增长逻辑和短期意识,因此嵌入了道义逻辑的增长逻辑促成了资本的运行,表面上呈现了城市开发的繁荣,但仅在短期化解了矛盾,实际却进一步深化了危机。

此外,在理论层面,研究发现时空修复与尺度重组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资本的流动与循环需要不同的地域组织为先决条件,资本在不断的积累中将自身固着在特定的尺度结构上。当积累过度时,其通过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缓解危机,依托空间生产的方式进行自我调整,而此时地域组织会主动抑或被动地进行尺度重组,从而促成资 本突破原有的尺度结构并在新的地理平台中固着下来。这一过程回应了Lefebvre所提出的“城市空间修复必须以一次更为广泛的尺度修复(scalar fix)为前提”[49]的论断,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殷洁,殷洁等对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在危机应对时会相伴而生的判断[50]。由此,结合上文提出的经济维度,地方政府支持下的资本时空修复机理可以概括为图4所示。

图4 海棠湾资本的时空修复 Fig. 4 Spatio-temporal fix of Haitang Bay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尝试将时空修复理论引入资本应对消费转型的分析之中,结合中国情境与旅游情境建立了以资本为核心的实证分析框架,通过对三亚海棠湾的案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 资本以时空修复的方式完成了对消费转型的应对。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包括空间修复与时间修复,在三亚海棠湾,空间修复突出的表现为地理扩张与空间重组,时间修复则重点表现在二级循环的缓建、停建及其向三级循环的跃迁。② 时空修复的非经济维度方面,政府部门藉由尺度重组用以促进资本的循环与积累,其中,通过尺度上推,借助意识形态与城市战略,构建了资本空间运行的合法性;通过尺度下推,藉由绩效优先原则与权力下放策略,支持与服务资本的空间运行。但地方政府的行为扰乱了市场,加剧了旅游地潜在危机发生的可能,为区域发展埋下了隐患。③ 时空修复与尺度重构之间存在着理论关联。消费转型使得资本节律失常,地域组织通过尺度重组搭建起全新的地理架构,为资本的时空修复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地理平台,两个概念是一体两面的过程,均阐释了资本运行的基本历程。

6.2 讨论

时空修复理论结合中国现实情境的适应性修正,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的中国化探讨。中国特色抑或旅游情境给予了该理论以更大的精进空间。在中国情境下,本文有效地区分了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与非经济维度,明晰资本运作的同时,关联分析了政府在资本运作过程中的作用。本案例背后仍然存在着特定的制度逻辑:资本的运作有着政府强势的干预,空间结果呈现出极大的权力意志。

首先,政府企业化使得其有意愿支持与促进资本的循环与积累。政府企业化强调地方经济的增长,对资源的运用极具经营性与营销性,用地开发也更加重视短期效益与政绩,而功能布局则强调增长联盟的利益最大化[51],因此,在消费转型的情况下,政府愿意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加之财政分权制度下政府需要维持其财政收入,地方官员的晋升需要则更强化了对资本的依赖度,因此政府极力地促进资本的转型,不断的应用尺度的上推与下推促进资本的流动。

其次,土地制度使得政府有能力支持与促进资本的循环与积累。在中国,国家在法律与理论层面对土地具有所有权,在实践层面对土地具有控制权,在政府企业化成为主要趋势下,政府对于以土地开发为主的目标明晰化城市愿景具有明显的体制优势[52]。本案例中,资本二级循环的反常,及其向三级循环的跃迁实际上背后有政府作为主要的推动力量,如消费去奢侈化背景下,七星级酒店亚特兰蒂斯项目违背常理的大举建设,以及资本迅速流向牟利点不明显的三亚国际旅游管理学院项目,都是因为地方政府给予标杆项目以大量的土地配套才使得资本呈现了如此的与理论相悖的状态,当然,这也是政府企业化的具体表现: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同时需要至少在形式上兼顾各方利益。同时也可以看出,三级循环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二级循环裹挟的,而这又具有浓厚的政府意志导向。

最后,资源的垄断性给予了政府与资本无可比拟的经济属性。旅游是资本积累的一种重要形式,尤其是垄断性或稀缺性旅游资源对于城市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至关重要。稀缺性旅游资源一直是资本追逐的焦点,尤其垄断性资源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也正是这种优势使得政府在面对急于占有资源的企业时具有绝对的强势地位与话语权行事其所欲为。这在本案例中都有体现:地方政府强势推行绩效优先原则,限制投资与产出强度下限;实现以旅游为龙头的多产业格局,促进多地的旅游合作,都是以旅游为基本出发点的。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大多是追求宏观的、普遍的一般性研究,而本文的探讨更多的是基于个案,且文章对时空修复的中国化运用是颇具旅游地地方特色的。但从案例研究的分析性推理逻辑来讲,一般性的知识和理论架构需要典型案例研究的理论铺垫,在本文进行尝试性探讨下,后续的研究中需要多案例的对比研究,深化与精进本文所提结论与思考,从而获得一般性的理论与规律。此外,虽然研究者已经尽己所能解决了部分可进入性难题,但对于一些敏感的重要资料的获取仍不够详尽,因此尽管在整体上呈现了基本事实,对资本历史叙事进行了白描,但仍然存在进一步细化与深挖的可能性,这些问题越清晰对于时空修复过程的还原越为有利,这些问题都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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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Johnston R J, et al.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0.
[本文引用:1]
[26] Taylor P J.A materialist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82, 7(1): 15-34.
It is proposed to locate political geography within the holistic approach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problem of defining the 'political' is seen as crucial for developing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our conclusions point us away from recent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upon the state.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is identified in terms of the three scales of analysis found in many current textbooks. The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are brought together in a political economy of scale where the world-economy is the scale of reality, the state and nation represent the scale of ideology and the city is the scale of experience. The materialist framework offered specifies these geographical scales as structurally related in the form of ideology separating experience from reality.
DOI:10.2307/621909      [本文引用:1]
[27] Moore A.Rethinking scale as a geographical category: From analysis to practi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8, 32(2): 203-225.
DOI:10.1177/0309132507087647      [本文引用:1]
[28] Liu Yungang, Wang Fenglong.Politics of scale in "Sanlu-Milkpowder Scandal".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10): 1368-1378.
[本文引用:1]
[刘云刚, 王丰龙. 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政治分析. 地理学报, 2011, 66(10): 1368-1378.]
本文在详细剖析西方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尺度政治分析的一般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分析了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变换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比较总结了中西方尺度政治的差异,并揭示了在中国尺度政治研究的有效性及其应用领域。对三鹿奶粉事件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社会事件含有多种利益主体和复杂的尺度政治过程,尤其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尺度政治分析清晰地再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事件中由第三方向强势方转化的取向及其尺度下推行为,同时也凸显了在中国独立的第三方尺度政治相对缺失的问题。通过三鹿案例的剖析,本文进一步完善了尺度政治的理论框架,也证实了在中国进行尺度政治分析的可行性。分析表明,尺度政治源于地理思维,但它同样也可对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产生影响;它不仅是对尺度概念的一种深化,更可成为解构社会现实的一个有效工具。
DOI:10.11821/xb201110007     
[29] Wang Fenglong, Liu Yungang.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cale based on second abstraction. Human Geography, 2015, 30(1): 9-15.
[本文引用:1]
[王丰龙, 刘云刚. 尺度概念的演化与尺度的本质: 基于二次抽象的尺度认识论. 人文地理, 2015, 30(1): 9-15.]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为了深化对尺度的理解,本文详尽梳理了目前西方研究中的尺度认知,从隐喻、实践和认识论角度对尺度进行了理解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基于二次抽象的视角,探讨了尺度的本质含义及其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尺度本质上是对基本地理维度(如地方、网络和领土)的二次抽象,是一种建构的概念,因此讨论尺度真假并无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尺度的划分不单纯是容器,而是与各种社会—权力关系相交织,并被不断重构和利用,从而形成了各种尺度化实践和尺度政治。因此,对尺度的研究和运用更应关注其解释力和影响力。最后,本文基于这一理解,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中的尺度概念和尺度政治课题。
[30] Brenner N.Globalisation as reterritorialis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Urban Studies, 1999, 36(3): 431-451.
DOI:10.1080/0042098993466      [本文引用:3]
[31] Wang Fenglong, Zhang Xianchun, Yang Linchuan, et al.Rescaling and scalar politics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4): 502-511.
[本文引用:1]
[王丰龙, 张衔春, 杨林川, . 尺度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解读. 地理科学, 2016, 36(4): 502-511.]
<p>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p>
[32] Wei Cheng, Shen Jing, Fan Jianhong.Rescaling: Role changing of the state and spatial production strategy of reg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1, 35(6): 28-35.
[本文引用:1]
[魏成, 沈静, 范建红. 尺度重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角色转化与区域空间生产策略. 城市规划, 2011, 35(6): 28-35.]
近年来,在新区域主义研究中,逐渐出现沿用尺度和尺度重组的视角,以探讨全球化和国家空间生产以及治理之间的关联。为充分理解当前所发生的大规模尺度重组及其理论渊源,文章勾勒了新区域主义和空间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者的论述,认为区域尺度重组是全球生产方式转变和国家地域重构相互作用的产物,其实质是国家为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积累财富,利用尺度和治理调整而进行的一种空间生产策略。而尺度重组又是一个空间权力调整与社会建构的动态过程,再地域化的形式体现了多重尺度套叠和“尺度政治”特性,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争议。最后,文章讨论了当前中国在尺度重组过程中宜采取的思路。
[33] Brenner N.Globalisation as reterritorialis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Urban Studies, 1999, 36(3): 431-451.
DOI:10.1080/0042098993466      [本文引用:1]
[34] Miao Changhong.Western economic geography in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al, cultural, relational and scalar turns. Human Geography, 2004, 19(4): 68-76.
[本文引用:1]
[苗长虹. 变革中的西方经济地理学: 制度、文化、关系与尺度转向. 人文地理, 2004, 19(4): 68-76.]
198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多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地理学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动时期,无论是研究的主要论题,还是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以及表述的方式与风格,均经历并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与上一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和理论革命"和70-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相比,这次变革不仅发生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而且许多也发生在本体论层面,它使西方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走向了高度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本文在分析这次变革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转向及其批判的基础上,从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4个相互交织的方面,系统勾勒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变动的主线,讨论了这些视角变动的方向、成因、意义和局限性.
[35] Brenner N.The limits to scal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scalar structur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1, 25(4): 591-614.
DOI:10.1191/030913201682688959      [本文引用:1]
[36] Li Z, Xu J, Yeh A G O. State rescaling and the making of city-regio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2014, 32(1): 129-143.
DOI:10.1068/c11328      [本文引用:1]
[37] Wang Boyi, Li Xun.Rescaling process in border regions within Hongkong and Shenzhen: A case study of Qianhai Area. Human Geography, 2016, 31(3): 88-93.
[本文引用:1]
[王博祎, 李郇. 深港边界地区的尺度重组研究: 以前海地区为例. 人文地理, 2016, 31(3): 88-93.]
[38] Swyngedouw E.Globalisation or 'glocalisation'? Networks, territories and rescaling.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4, 17(1): 25-48.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alleged process of globalisation should be recast as a process of ‘glocalisation’. ‘Glocalisation’ refers to the twin process whereby, firstly, institutional/regulatory arrangements shift from the national scale both upwards to supra‐national or global scales and downwards to the scale of the individual body or to local, urban or regional configurations and, secondly,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inter‐firm networks are becoming simultaneously more localised/regionalised and transnational. In particular,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ynamics of this geographical rescal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The scales of economic network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re recast in ways that alter social power geometries in important ways. This contribution, therefore, argues, first, that an important discursive shift took place over the last decade or so which is an integral part of an intensifying ideological, political,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struggle over the organisation of society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citizen. Secondly, the pre‐eminence of the ‘global’ in much of the literature and political rhetoric obfuscates, marginalizes and silences an intense and ongoing socio‐spatial struggle in which the reconfiguration of spatial scale is a key arena. Third, both the scales of economic flows and networks and those of territorial governance are rescaled through a process of ‘glocalisation’, and, finally, the proliferation of new modes and forms of resistance to the restless process of de‐territorialisation/re‐territorialisation of capital requires greater attention to engaging a ‘politics of scale’. In the final part,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the potentially empowering possibilities of a politics that is sensitive to these scale issues.
DOI:10.1080/0955757042000203632      [本文引用:1]
[39] Chen Ganghua.The multiple logic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D]. Guangzhou: Sun Yet-Sen Universit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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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钢华. 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下的旅游度假区开发模式变迁: 以三亚市海棠湾、亚龙湾为例[D]. 广州: 中山大学, 2012.]
[40] Jin Wenmin.Research of non-normal dem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 home in Hainan [D]. Guangzhou: Sun Yet-Sen Universit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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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文敏. 非正常需求与海南第二居所发展研究[D]. 广州: 中山大学, 2016.]
[41] Harvey D.The Enigma of Capital.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0.
[本文引用:1]
[42] Zhang Jianzuo, Li Guicai, Wang Chao.Dynamic mechanism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under the context of scale rescaling: The case of Guangdong province. Human Geography, 2016, 31(2): 74-82.
[本文引用:1]
[张践祚, 李贵才, 王超. 尺度重构视角下行政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 以广东省为例. 人文地理, 2016, 31(2): 74-82.]
要:本文以尺度重构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演变的历程,剖析了各阶段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行政区划调整作为刚性的尺度调整工具,其发生周期、主要类型和动力来源嵌入在国家或区域为提升竞争力所采取的尺度战略及其相应的尺度重构方式之中。广东省的区划演变历程可归纳为"中央授权+中央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中央放权+中央收权"和"广东省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三个阶段性的尺度重构策略变动轨迹。此外,尺度重构可能体现在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由于各时期国家、区域宏观战略的不同,尺度重构的推动主体、内容指向会随之变化,空间生产策略也将进行调整,使得不同阶段对各地域空间赋予的尺度重要性大相径庭。
[43] Harvey D.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2006: 16-67.
No Abstract available for this article.
DOI:10.1111/j.1745-5871.2009.00601.x      [本文引用:1]
[44] Jessop B.The rise of governance and the risk of failure: The c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8, 50(155): 29-45.
First page of article
DOI:10.1111/1468-2451.00107      [本文引用:1]
[45] Jessop B.The crisis of the national spatio-temporal fix and the tendential ecological dominance of globalizing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0, 24(2): 323-360.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heterodox,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 to globalization. This is seen as a multi-scalar, multi-temporal, multi-centric process, involving new forms of time-space distantiation and compression. As such, it is just one face of a complex re-scaling of social processes which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from other scalar viewpoints, such as loc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or triadization. Five interrelated issues are then addressed: (1) the structural and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seen in temporal as well as spatial terms; (2) the role of globalization, especially in its neoliberal form, in enhancing the ecological dominance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i.e. in enhancing the relative primacy of the capital relation in an emerging world society; (3)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lobal scale for capitalist reorganization and its links to other scales of activity 0109 especially given the relativization of scale rooted in the erosion of the national spatio-temporal fix associated with Atlantic Fordism; (4) the impact of the new scalar dynamics of globalizing capitalism on the relative primacy and forms of appearance of capital'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and the problems that this poses for a re-regulariza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a global scale; and (5) the implications of globalization for the state and politics. Cet article développe une approche hétérodoxe stratégico-relationnelle de la mondialisation. Celle-ci est vue comme un processus à la fois multi-scalaire, multi-temporel et multi-centré, impliquant de nouvelles formes de distanciation et de compression temps-espace. Il ne s'agit là que d'un seul aspect d'une complexe remise à l'échelle de processus sociaux — qui peuvent 09tre interprétés à partir d'autres perspectives scalaires, telles que localisation, régionalisation et triadisation. L'auteur s'attache ensuite à cinq points imbriqués: (1) les dimensions structurelles et stratégiques d'une mondialisation observée en termes de temps et d'espace; (2) le r00le de la mondialisation, notamment sous sa forme néolibérale, dans l'accentuation de la dominance écologique de l'économie capitaliste, autrement dit dans la progression de la prépondérance relative du lien au capital dans une société mondiale émergente; (3) l'importance de l'échelle mondiale dans la réorganisation capitaliste et ses rapports avec d'autres échelles d'activité— compte tenu notamment de la relativisation d'échelle enracinée dans l'érosion de la position spatio-temporelle nationale associée au fordisme atlantique; (4) l'incidence des nouvelles dynamiques d'échelle du capitalisme mondialisateur sur la prédominance relative et les formes d'émergence des contradictions et dilemmes inhérents au capital, ainsi que les problàmes qui en découlent vis-à-vis d'une re-régularisation de l'accumulation du capital à une échelle planétaire; et (5) les implications de la mondialisation pour l07tat et la politique.
DOI:10.1111/1468-2427.00251      [本文引用:1]
[46] Tom T.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egitimacy and legitimation. Psychology, 2006, 57(1): 37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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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Bao Jigang, Li Xun."Excuses":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 in urban China. Human Geography, 2012, 27(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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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继刚, 李郇. “借口”: 中国城市资本高度集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人文地理, 2012, 27(4): 1-8.]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现象,本文从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出发,发现中国城市存在着高度积累,特别是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持续投资增长的现象,在分析投资、投资效率与大型事件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官员晋升竞标赛和财政分权预算约束条件下的制度机会主义行为假设,认为大型事件不过是政府构建的一个有利于在城市体系下,通过打破传统的政府预算约束,实现资本高度集中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机会主义行为。"借口"模式旨在揭示大型事件现象背后的政治与经济激励,并以2010年广州举办亚运会为例,按政府构建—突破约束—官员晋升的结构,分析了广州市政府构建全社会共识,举办亚运会带来巨额投资促进城市发展实现政治与经济激励的事实,为"借口"模式提供了实证的案例。最后,对"借口"模式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
[48] Shi Yunqing.The dual logics of growth and moralism in urban development: Taking the period of "developing with dilapidated building renewal project" in C district of B city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of Sociology, 2014(6): 4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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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芸卿. 增长与道义: 城市开发的双重逻辑: 以B市C城区“开发带危改”阶段为例. 社会学研究, 2014(6): 49-73.]
[49] Brenner N.Globalisation as reterritorialis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Urban Studies, 1999, 36(3): 431-451.
DOI:10.1080/0042098993466      [本文引用:1]
[50] Yin Jie, Luo Xiaolong.Rescaling,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for city and regional restructuring. Human Geography, 2013, 28(2): 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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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洁, 罗小龙. 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 城市与区域重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人文地理, 2013, 28(2): 67-73.]
[51] Mai Jing, Zhang Jingxiang.A research on new city spatial development led by local entrepreneurialism: The case of Wujin's New City District.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3): 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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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静, 张京祥. 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新城空间开发研究: 基于常州市武进新城区的实证. 城市规划学刊, 2013(3): 54-6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推进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转型,在全球化、分权化、市场化等政策和发展环境的嬗变中,中国地方政府的角色日趋向更加企业化的利益主体转变,即"地方政府企业化"。与此同时,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新城建设大量涌现,地方政府作为新城建设的实施主体,其企业化转型必然会影响到新城的空间开发,并反映在新城空间的形成上。现以地方政府作为新城公共物品供给方作为出发点,分析地方政府企业化对新城空间开发的影响机制,并以武进新城区为实证案例,从极具政府企业化色彩的板块开发模式入手,探讨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新城空间效应。
[52] Philip C Huang.How has Chinese economy developed so rapidly? The concurrence of five paradoxical coincidences. Open Times, 2015(3): 100-124.
[本文引用:1]
[黄宗智. 中国经济是怎样如此快速发展的? 五种巧合的交汇. 开放时代, 2015(3): 100-124.]
本文检视五种悖论巧合,分别关乎土地、资本、劳动力、创业人才和技术五个方面,论证其偶然的并存和交汇可以较充分地解释中国近35年来惊人的快速发展。它们同时也揭露了与其一起呈现的三大问题——极端的社会不公、压制性的官僚体制以及严峻的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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