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广州流动儿童对“家”空间的建构
陈淳1,2,, 袁振杰3, 朱竑3,
1.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2. 华南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3. 广州大学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广州 510006

作者简介:陈淳(1981-), 女, 广东揭阳人, 博士, 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儿童青少年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E-mail: chenchun@m.scnu.edu.cn

通讯作者:朱竑(1968-), 男, 甘肃临夏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学与旅游地理学。E-mail: zhuh@scnu.edu.cn
摘要

随迁流动儿童是当下中国流动人口重要且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的部分。城乡的空间跨越和生境差异对儿童关于“家”的理解产生深远影响。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广州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从“儿童视角”出发,通过绘图、写作、焦点小组讨论等适合儿童特点的方法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探讨城市流动儿童在家的建构过程中的参与和主观感知。主要结论为:① 随迁流动儿童经历着复杂的家庭分离和重组,这种动力机制在空间上体现出“家”空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流动性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家空间最重要的特性;② 随迁流动儿童的“家”是城市的“家”和乡村的“家”叠加起来的意象。城市流动儿童摇摆在“城”与“乡”之间,其生长的经历中混杂着城市与乡村两种人地关系和生活经历。“城—乡”二元的混杂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理解“家”空间的重要路径;③ 流动儿童拥有构建“家”空间的能动性和策略。在“家”的构建过程中,流动儿童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通过分担家庭责任等方式成为迁移的积极参与者,即使经历着与家庭成员的频繁分离,他们依然有自己的策略去维系“家”的存在,实现整个家庭在城乡迁移过程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研究结论丰富了国内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及儿童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并为认识和缓解当前流动儿童问题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 流动儿童; ; 建构; 城镇化; 广州;
Floating children in Guangzhou: The construction of "hom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CHEN Chun1,2,, YUAN Zhenjie3, ZHU Hong3,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Centre for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3. Southern China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Floating children" are an essential part of Chinese migrants but have long been ignored in research. In this paper, focusing on the floating children in Guangzhou, we attempt to examine the roles of the floating childre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ome by conducting interview, drawing, writing and etc. The findings are: (1) "Floating children" are experiencing complex family separ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uncertainty and instability of the space of home. Meanwhile, mobility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urbanization; (2) the perception of home for floating children who moved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s a mosaic constructed by the overlapped experiences of growth process of their variables. The rural-urban dual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the space of h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3) floating children have the ability and means to help create their homes. They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is process in a variety of ways such as sharing their parents' responsibilities. They have their own means to help hold their homes together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even though their family members are always on the go. This study aims to enrich the research on migration and children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geography, and to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practical empirical experiences and possibl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floating children issues.

Keyword: floating children; home; construction; urbanization; Guangzhou;
1 引言

承载着家庭核心价值观的“家风”成为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之一。在中国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如何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对“家”这一最为人所熟悉的空间进行重新审视和理解,成为了构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民风社风的根基。本文认为,当前城镇化所蕴含和催生的流动性正对家空间的建构起到深刻而又根本的影响:“老家”(乡村)何处安放?“新家”(城镇)何去何从?在这一城镇化与流动性的背景下,结合中国城镇化的新动态,回顾儿童视角下的流动性与“家”空间建构的相关文献,认为在中国背景下的城镇化与家的建构的研究中,需要更加关注不同群体对于“家”空间的感知和实践,从关注弱势群体的角度,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深化提供更多不同角度的决策参考。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基于城市流动儿童(随父母迁移到城市生活的农村户籍儿童)逐渐增多这一社会现象,从“儿童视角”出发,审视城市流动儿童在家的建构过程中的主观感知和参与,重新认识儿童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和结构性因素,以冀为当前城镇化研究提供“家”的视角和儿童视角。

2 研究回顾

流动性已深深地影响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1],从个体或社群层面看,流动不再是简单的地理空间位移,也不仅是对时空效率的理性考量,流动的过程塑造了独特的个体体验和主体意义,承载着多重社会内涵[2]。而由城镇化所引致的流动性,在不同尺度上对家空间的构建起到深刻的影响。当前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已经关注到流动性与家的建构之间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家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一系列的社会网络,是不固定和流动的概念[3]。例如,在北京工作的新加坡人通过庆祝节日、维持传统节庆、聚会、阅读新加坡的报纸等仪式和符号化的方式来在异地重新生产家乡的文化,形成所谓的“小新加坡”。这一过程强化了不同文化群体的边界,强化了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重新生产并维持了“家”的感觉[4]。Nowicka[5]深入研究了在跨国机构工作的专业人士,这类人群长期处于流动之中,他们“家”是特定社会关系地方化的动态过程,家的构建并不依赖特定的地方。除全球尺度以外,家的建构更多地体现在国家内部的流动中,而城镇化是塑造流动性的一大动力。

长久以来,家在中华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大多指一个稳定不变的生活、成长和休憩的地方,是一个稳定的、固定的和内聚的空间概念。然而,处于快速全球化、现代化和城镇化中的中国,家的意义和建构机制也处于剧烈的消解和重构之中: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急剧增加,“家”的空间意义不再是稳定和固定的,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充满风险的实践方式[6],是在人的跨地方流动中得以持续地建构,通俗而言,即“故土难离”被更多的“四海为家”所取代,家由“稳定的港湾”变成“流动的驿站”。在中国当前社会情境下对“家空间”进行重新的审视,成为了理解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角度。家作为住宅建筑与其居住主体联系的空间系统,正是地理学者关注人地关系的微观尺度[7]。然而目前国内地理学关于家的研究侧重于对城市住房发展或住房形态的探讨,以定量的空间分析为主,对人的情感和地方意义的关注较少[8]

中国的人口流动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城镇化的推动下,移民的数量不断加大,迁移尺度在不断延伸,移民的类型也不断地丰富。在中国城镇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关于移民的研究需要转向关注不同类型移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和实践。诚然,在家庭生活中,不同性别、年龄及社会地位的个人对家空间的建构角色和作用也可能是不同的。当前人文地理学对“家空间”的理论解释偏重于成人视角,缺乏从儿童出发的视角。无论是把家看作身份地位的象征,还是自我的精神归宿,其出发点多以成人本位,缺少了儿童对“家空间”建构的研究。反观当前社会现实,不同来源的统计结果都显示,中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日益显现,早期“单打独斗”的流动人口越来越被“携妻带子”者所取代。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可以得知,2010年,在流动人口家庭户中,有43.53%是两代户及以上的家庭,独自一人流动的一代户仅占流动人口家庭户的26.76%。流动人口家庭化背景下,随迁的流动儿童群体每年以一定的速度在扩大,从2005年到2010年增长高达44%。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已有近1亿的儿童被卷入流动大潮中[9]。流动儿童成为流动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的空间跨越和生境差异给儿童自身以及儿童对于“家”理解产生深远影响。而成长在城镇化深化发展中的儿童,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实践者,对未来中国城镇化的质量高低以及成功与否都起到关键性作用。儿童随父母迁移,实现从农村的家到城市的家的流动,体验着家这一重要社会空间的异地重构。在流动的作用力下,家对于孩子而言是变化和非固定的空间。儿童的迁移引起其自身社会关系、归属感以及人地关系的流动和不稳定性,将体现在其日常生活中对于家空间的感知和实践上。探讨城乡迁移背景下流动儿童对家的感知与建构,以及城市流动儿童如何积极协商在迁移过程中的归属感,有助于在城镇化这一背景下拓展对于流动性与家空间等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流动性视角下的儿童地理研究是当前西方人文地理学发展最快的分支之一[10]。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儿童在流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及其在迁入地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协商与环境的关系[11]。从重新认识“儿童”开始,儿童地理学者认为儿童是社会主体和文化建构的协商者和创造者,应当作为重要的人口因素去理解在当代全球化和文化变迁中,人与迁移的特殊关系。研究认为流动儿童多样化的社会空间环境和有别于成人移民[12],强调儿童作为自身权利的能动者在迁移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并且呼吁从儿童的角度,了解流动儿童如何在全球和地方尺度体验和建构迁移过程[13]。与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儿童在流动过程中处于消极地位的观点不同,Orellana[14]认为儿童是家庭决策过程的中心,儿童从根本上影响家庭迁移经验的性质和过程。儿童在个体的迁移过程中拥有更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15]。在此新认识推动下,研究热衷于探讨流动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的环境适应及空间协商策略。Haikkola[16]的研究指出,儿童通过多种方式去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跨国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儿童积极参与到跨国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建构当中。在流动中,儿童可以积极地影响其家庭或家庭成员的生活,如Orellana[14]指出儿童在家庭中能充当翻译者,协助不会讲当地语言的父母尽快适应环境,并为其家庭成员构成社交网络。

诚然,西方地理学关于移民儿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7,18,19],但从研究的地理空间来看,大多关注非洲和拉丁美洲,研究对象多为生活在特殊环境中的儿童[20,21,22,23],而关于亚洲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地理学的文献较少[24]。2012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主题为“亚洲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地理学”国际会议,参会的学者们倡议应开展基于亚洲本土的研究,推动塑造亚洲背景下对于流动、空间与儿童三元交叉的研究体系。从理论角度而言,儿童地理学家Holt在他主编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地理学》一书中指出,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儿童地理学研究领域中,由于过于强调儿童青少年自身的能动性,而相对忽视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空间环境。他认为地理学对儿童青少年的研究不仅需要考虑在家庭环境中,结构性因素如何限制和推动儿童关于能动性的表达,同时也要探讨儿童如何协商和回应这些限制[25]。因此,关于儿童能动性的研究要放置在结构性因素下进行充分地讨论。

国内的儿童地理学正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相对缓慢[26]。首先,长久以来,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化”以及“城镇化”的研究中,少数群体,尤其是儿童群体,鲜有学者关注。已有研究主要探讨社会环境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27,28]。近来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流动儿童与外界互动中的建构性与主体性。如刘庆等运用武汉市流动儿童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结构与现状进行探讨,发现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是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共同作用的产物[29]。陈淳等采用绘制感知地图、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探讨城中村流动儿童的空间感知,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主体能动性强化了他们对城市空间的积极感知[30]。但总体而言,大多数研究将流动儿童视为客观环境面前的被动接受者,而忽略了从流动儿童自身立场出发对外界环境的感受,未能充分关注到流动儿童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积极协商移入地的社会空间环境,如何创造与重构基于地方的文化意义与身份认同。

本文认为,在成人世界里,在迁移过程中随迁儿童的陪同身份和从属地位并不一定意味他们在迁移过程中只是一个被动角色。他们也像成人参与到迁移的整个循环中,他们在迁移中的存在和参与,本质上与成人的迁移是融为一体的。儿童所处的空间不仅是物质的空间,同时也具有“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特征”[31]。忽略儿童在流动以及“家”空间的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将影响对流动的动力机制及空间建构过程的全面理解。

从以上现实及理论背景出发,本文尝试从儿童视角理解城镇化过程中,流动儿童关于家的感知和建构。以此将流动儿童作为新兴城镇化中“人”的一部分重要主体,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流动儿童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解与分析他们的生存境遇,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模式,以及在日常实践中构建的朋辈文化与身份认同,挖掘这一特殊群体在城镇化中的真实境遇及诉求,为城镇化的人性化发展做出重要支撑。此外,以冀从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出发,藉此思考中国城镇化背景下流动性、儿童与“家”空间建构之间的关系,在世界儿童地理学研究中展现中国经验及中国知识。

3 研究设计

以“儿童视角”为出发点的儿童地理学研究给人文地理学提出了创新研究方法的要求,需要更谨慎考虑。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避免成人思维的干扰,以及如何尽可能展现儿童自身对于“人地”关系的看法,本文遵循Chawla对于儿童地理学研究的看法,即“儿童在当地环境中是最出色的专家”[32],且研究应努力“从儿童身上学习”[33],采取焦点小组讨论、参与式观察、绘图以及写作等能充分发挥儿童能动性且符合儿童自身认知水平的质性研究方法来获取相关研究资料。研究者通过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确保及时进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状态,在研究中强调被研究者(流动儿童)的参与和话语权,尊重儿童的主体性,用动态的视角来“深描”研究对象和考察调研信息。同时,配合其他适合儿童心智水平的调研方法(绘图和写作等),试图通过多样化的调研方法,来对流动中的主体(流动儿童本身)以及流动的信息进行尽可能的全方位的资料收集,搭建起研究对象与“空间”和“空间重构”的联系并完成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建构[34],尽可能较为深入的剖析这一群体对地方理解及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案例地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广州作为广东的省会城市,以其较高的经济活力和城市包容度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在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州1270万常住人口中,常住的非广州户籍人口已经达到476万人,同“五普”时相比增长43.81%。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33.29%提高到37.48%。也就是说,在广州常住人口中,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外来移民,与此相伴的是城市流动儿童数量的快速增长。根据2013年广州市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小学到初中阶段全市共有在校生122.9万人,其中本市外的流动儿童高达53.0万人,占全部在校生总数的43.1%。因此案例地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而言,案例点位于广州市石牌小学和育华学校。两所学校均接受非本地户籍儿童学生入读,其中石牌小学是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石牌城中村的公立小学,每年接收超过一半的外来工子弟生源;育华学校的学生是清一色的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办学历史已近18年,是广州市内最具代表性的外来工子弟学校之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纵然在案例地及案例点的选择上仔细考量了典型性及代表性问题,本文基于案例研究这一取向使其在普适性上有一定的限制:本研究的发现是基于案例地的特殊情况,并不能扩展至广州乃至更大尺度范围的样本上。虽然如此,通过案例研究,本文旨在为当前儿童视角下的城镇化研究提供更多具有可争辩性和可讨论性的实证素材和理论观点,以图在未来引起更多学术争鸣。

具体研究过程为:2015年6月份,在两所学校老师的支持下,每个学校随机抽出10名随迁流动儿童参加以“我说我的家”为主题的焦点小组讨论。讨论结束后,通过家访的方式进一步与家长取得沟通,其后选取10个家庭作为参与式观察的对象。一开始研究者每周到流动儿童家里进行一次课外辅导,做参与式观察和记录,每次时长为两个小时左右。第二个月开始每周到家里两到三次,时长为半天左右。在家中的参与式观察为期6个月,期间对流动儿童进行访谈,并在不影响儿童访谈的情况下,对其家长或监护人也进行了非正式的访谈。在此基础上,邀请这10个家庭参与设计主题为“我和我的家”调查问卷,利用学校第二课堂的时间,在班主任老师的协助下,在石牌小学完成3~5年级共194份有效问卷,在育华学校3~5年级共完成200份有效问卷,在7~8年级完成247份有效问卷。问卷数据表明,学生来自全国22个省份,其中男生占54%,女生占46%;广东户籍的学生占52%,广东省外地区的占48%,其中湖南籍儿童最多,接近12%,其次是河南和广西。有小部分是在广州出生的,年龄为8~17岁。他们在广州的居住时间因就读的年级不同而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在广州生活3年以上的达到85%以上,78%的孩子在广州经历过家的搬迁,搬迁两次的比例最大,占26%。在问卷调查的同时,研究者给有画画意愿的在校儿童提供纸张,让在校儿童画出他的家以及周围的环境。石牌小学收回有效绘画45份,育华学校收回有效绘画96份。最后在两所学校开展主题征文比赛,主题包括“我和我的学校”“我和我的家”以及“我和我的城市”,由学生自选题目在暑假期间完成一篇400字的作文,九月份开学收回。写作调研方面,石牌小学5、6两个年级投稿作文172份,其中描写学校有43份,描写家有86份,描写城市有34份,另有6篇无法分类的日记及3份离题作文。育华小学4、5两个年级投稿作文79篇,其中描述学校的作文14篇,描述家的作文46篇,描述城市的作文11篇,另有9篇作文离题。选择以家为主题的作文篇数最多,共132篇。本文在对问卷和文字资料、图画进行分析的同时,结合在儿童家里的参与式观察,总结研究发现。

4 研究内容
4.1 家是分离和重组共存的空间

当农村家庭开始寻求新的经济机会和追求最大化的经济收入时,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城乡迁移加速了农村家庭的重构[35]。随着越来越多的已婚男性和女性的迁移以及绝大多数迁移者留在城市里的强烈愿望,带来了百万计的家庭的分离和重组。儿童对于家的定义和理解也体现出这一结构性的事实。

4.1.1 分离 在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的农村家庭结构倾向于核心家庭化。由于成年人口的流动而带来儿童照顾者的变化重组了核心家庭,并且扩展和强化了家庭之间的亲属关系。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家庭式迁移”已逐渐成为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36],实际上由于孩子入学难以及无人照料等原因,在广州的流动家庭更多是处于拆分的状态。以就读石牌小学和育华学校4~8年级的学生为例,65%的随迁子女是与父母一起在广州生活的,但在孩子心里,这个家还是不完整的,他们当中,有34.2%的家庭还有兄弟姐妹留在农村生活,他们或者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或者由其他家人代为照顾。家是一个被拆分的空间,家庭分离的状态由原来的一位家长带着一个小孩在流动,慢慢趋向父母两人带着一个孩子在城市,而年龄较小的孩子则留在农村。

4.1.2 重组 当身处农村家庭中的成年人克服各种困难往城市流动时,该家庭的儿童便开始经历家空间在异地的重组。以育华学校为例,有25.5%的儿童是在农村完成1~3年级的学业才转学到广州来读书的。与父母的相聚意味着他们要离开由爷爷奶奶或者其他照顾者所构建的家庭网络,离开由玩伴和同学所组成的熟悉的社会网络。有58.1%的流动儿童认为他在老家的朋友比广州多。小学期间离开农村的照顾者来到城市和父母相聚,当面临中考时,又告别父母回到农村。57.8%的流动儿童已经意识到在广州生活的不确定性,知道根据父母的工作情况和安排,自己可能随时被送回老家。如果给他们选择的权利,有12.1%的儿童选择回老家,有34.9%的儿童认为留在广州或者回到老家都可以。

正如Zhang[37]在关于中国城乡流动儿童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对于城市流动儿童而言,家是一个分离与重组不断交互上演的流动的空间。儿童在融入家庭和家庭分离间转换,生活充满了不可预期性。对于成人流动人口来说,将儿女接到城市生活,已经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家庭重聚。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儿童来说,这种城乡的流动往往带来的是双重的分离:首先是与“人”(原有社会网络)的分离,其次是“地”(“城—乡差异下的生活空间”)的分离。再之,在当前教育制度的制约下,这种家空间的建构是临时地,不稳定的:中考时需回老家进行考试和升学。家空间在城乡流动过程中随时出现的破碎与重组,显示出较大的不稳定性。57.3%的受访城市流动儿童表示是否继续留在广州要看父母的工作情况,如果父母让他们回老家,他们就随时回去。一方面,儿童在迁移中的从属地位,迫使她们对于在城乡之间切换的差异化的“家空间”采取顺从及主动适应的态度,无论他们在城市还是乡村,家都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空间;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儿童在空间上的灵活流动,维系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使得处于不同空间的分离的家具备一定的张力,从而减少家在迁移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并较大限度地满足了家庭不同成员的功能性需求。

4.2 家是现实和想象共存的空间

儿童经历着频繁的分离与重组,她们所定义和感知的家是流动和不稳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流动儿童带来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当她们通过图画和文字描述“家”的时候,自然呈现出流动状态下“城—乡”二元的地方体验对她们带来的影响。文章进一步通过分析儿童有关家的图画和文章,分析他们对城市居住空间的创造性想象以及展演,来认识儿童视角下的家空间的构成。

4.2.1 家的外部环境 在流动儿童的图画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楼房和树木花草。有63幅图画出现了楼房,占了总图画的45%,可见在流动儿童的理解中,房子是构成“家”的首要要素,是家的物质基础和情感联结,为他们在陌生的城市里提供一种安全感。画面所呈现的是一个个的“家”组成的楼房建筑,具有显著的城市特征。城市的高楼大厦与流动儿童家乡的乡村景观形成鲜明的反差,给流动儿童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因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实际上,据调查问卷上流动儿童所填写的居住地址来看,接近90%的流动儿童的家在城中村和郊区,所画的密集楼房,有些是他们在城中村中租住的握手楼,有些是他们家旁边的商品楼房,如住在石牌城中村的小娟,画的楼房是跟石牌村握手楼紧挨着的东园小区。部分楼顶上画有烟囱和炊烟,烟囱是流动儿童在农村生活经验的一部分,炊烟给人温暖和安全的感觉,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孩子,将乡村的房子和城市的楼房意象结合在一起,画出带有烟囱的尖屋顶高楼。

4.2.2 家的内部摆设 在141副图画中,有47幅图画了房子里面的结构和家具陈设情况。主要呈现的是客厅的家具,包括写字台、沙发、电视、床、衣柜、风扇等,其中,电视出现的频率最高。这与参与式观察中发现的相吻合,电视占据着这些家庭的重要空间,40%以上的流动儿童的闲暇时间是在电视前度过。当“家”成为流动儿童的主要活动空间时,电视成为他们最重要的陪伴。有小部分图画出家的不同功能区,划分出客厅、卧室、厨房等,而现实中大多数流动儿童的家面积狭小,并没有很清晰的功能分区,一件家具同时扮演着不同的功能,如一张桌子,既是餐桌、收银台,也可能是流动儿童的写字台。

4.2.3 家的情感空间 从图画和作文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家不仅有物质的功能,可以遮风挡雨,同时还是一个情感的空间。关于“家”的绘图中,有18副图画出现人物,其中带有情感意义的几幅图如下:一幅是一间房子里有5个人手牵手,爸爸妈妈和3个孩子开心的笑着。一幅画的是一家3口,旁边写着“幸福的家”。有一幅图画的是护栏网状的门,一个小孩无奈的在里面摇晃着门,似乎想要出来。在调查问卷中,有38%的流动儿童认为家就是有爸爸妈妈的地方,父母的陪伴是组成家的重要因素。而在132篇“我和我的家”的主题作文中,有56篇写的是流动儿童的家乡以及农村的家。当流动儿童离开农村的老家,家乡在他们心里就浓缩成“家”的意象,广西的桂林山水,湛江的大海沙滩,到村子里小溪、小巷子,田野里的油菜花等,家乡在流动儿童笔下成为美好快乐的地方。在进一步的访谈中发现,流动儿童对家乡的描述是有选择性的,很多流动儿童的家乡是偏僻落后的小村庄,但在他们的笔下已经是经过筛选和想象的景象,呈现的是家乡美好的一面。另外有66篇作文描述的是流动儿童的家人,文中主要介绍他们的父母与兄弟姐妹,以及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场景。

通过分析流动儿童的图画和作文,发现儿童视角下的家空间是想象与现实共融共成的空间。如周尚意等[2]所指出的,流动性或许会改变人们对空间的看法,从而改变人们内心的地方感。但是人们身体的空间流动,并不一定带来文化的变化,以及对移入地认同的增加。对于在农村出生,频繁流动于城市与农村的儿童来说,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强化了其对家乡的归属感,城市的家被抽象为高楼大厦和一间间房子的家具摆设,而农村的家乡和家则被想象成为田园般美好的所在地。儿童对于城市“新”家的描述和绘制中,体现出的是城市与乡村景观相混的杂合体。儿童作为“城—乡”二元的亲身经历者,所构成的地理想象既带有城市文化的特性,也带有乡村景观的想象,充分体现了儿童对于家空间的理解和建构深受城乡流动的影响。此外,儿童所理解的家呈现出物质性和情感性的交互。“家”的概念也被流动儿童解读为“家人”,与父母或亲人在一起的地方是快乐的家。然而城市生活的孤独感,可能让家变成了禁锢和约束的空间。

4.3 流动儿童建构“家”空间的能动性与策略

Holt[25]认为,从儿童的主体性出发,家不仅是一个空间,而且是一个多样化的关键社会环境,是儿童理解和回应现实世界的重要地方。儿童在流动中一方面体验着社会关系以及人地关系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主动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和策略去维护“家”在空间和情感上的稳定,建构“家”的归属感。流动儿童通过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成为迁移的积极参与者,努力实现整个家庭在城乡迁移过程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4.3.1 流动儿童主动参与家庭事务 对于在广州生活一段时间又离开父母回到老家读书的流动儿童来说,她们往往一边学习,一边扮演着照顾家里年迈老人或者弟弟妹妹的照顾者角色,家庭的责任感使其淡化离开广州,离开父母的消极情绪。

回去读初中也挺好的,我的爷爷已经70多岁了,我回去读书刚好可以照顾他,小时候都是他带着我们,跟我们很亲(密)。

(访谈对象:小李,石牌小学6年级学生,户籍广东 访谈时间:2015年6月)

继续留在城市、留在父母身边的儿童则通过承担家务的方式参与到家庭事务当中。在调研中,36%的流动儿童的闲暇时间是在家里帮父母干家务活,课后最常去的地方是父母工作的地方,给父母当帮手。流动儿童参与到家庭事务中,确立了其作为家人的义务和身份,从而强化了家的稳定性和归属感。

我有3个孩子,下课回来或者周末都在店里帮我送外卖,省了不少人工费。他们都很听话,为这个家做很多事情。

(访谈对象:温阿姨,石牌村快餐店老板 户籍广东,访谈时间:2015年6月)

4.3.2 努力保持优秀的学习成绩 国家自2001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其中,中央正式确定的有关流动儿童教育“两为主”原则(①“两为主”政策:一是以公办学校为主;二是以流入地政府为主,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为解决流动儿童的入学与责任问题奠定了基本思路。广州位于中国改革前沿的珠三角地区,也是远离中央决策最远的城市之一,广州市悬置中央“两为主”政策长达12年,直到2010年后政府责任才逐渐明确,从不作为到采取有限的政府责任[38]。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市公立学校的入门坎高,民办学校的办学主要以市场为导向,大部分学校依赖学生的缴交费用来维持运转,导致广州民工子弟学校的收费标准在北上广城市中较高,尤其是中学阶段的费用。因此,家长在孩子5年级时,便开始焦虑其留在广州还是回老家读初中的事情。留在广州,父母需要承担高昂的费用,回到老家,父母要面对与孩子分离的现实。孩子的成绩如果能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则有机会获得广州公立学校的学位,为家里节省一笔费用,并继续留在父母身边。因此,努力保持优秀的成绩然后继续留在广州,从而维系家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也成为流动儿童对于家空间建构的策略之一。

我妈妈说,能自己考入广州的公立学校就给我留在广州,我一定要加油!

(访谈对象:小池,育华学校6年级学生,户籍湖南,访谈时间:2015年6月)

4.3.3 寻找“家”的替代空间 家是亲属间社会交往的主要空间,是一个典型的私人空间[39],当孩子在家得不到应有的安全感和情感寄托时,便会向外寻找可以替代的空间。根据广东省妇联与广东省家庭教育学会合作完成的一项关于“广东省流动儿童家庭状况”的调查显示,因为忙于生计而忽略了对孩子的陪伴和教育是目前这一群体面临的突出问题。调查中,有1/3流动儿童家长每周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不足7小时,有一部分更不到1小时。

我爸爸在银行做保安,每天很早就去上班,晚上回到家都要8点钟。我妈妈回去建房子了,哥哥要结婚。我基本是一个人在家里。

(访谈对象:小娟,育华学校4年级学生,户籍河南,访谈时间:2015年6月)

“家”并不仅仅意味着遮风挡雨的庇护所,或者装满家具等物体的容器这样的物理空间,更是个人和社会意义根植的地方[40]。家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空间,饱含“意义、情感、经历和社会关系,是人类生活的中心”[41]。在城市里有了物质空间的“家”对于流动儿童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不同社会空间来综合支撑起对家的感知。研究发现,广州市各大社区和街道成立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成为了支撑流动儿童适应异地生活的重要空间,成为流动儿童的第二个家。中心免费面向社区儿童在周一至周五开设430课堂(②430课堂是指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下午4:30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放学回来的孩子开设的作业辅导课堂。),周末开展各类有趣的集体活动,参与者几乎全部是流动儿童。在中心的参与式观察中,发现经常来这里的流动儿童,与社工和志愿者的关系非常亲密。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以及综合服务中心为流动儿童构建了一个情感意义上的“家”。无论是回到农村成为留守儿童还是继续留在城市成为流动儿童,这一个儿童群体通过各种实践形式在家里或向外找寻不同的空间来建构自己对于家的理解,从而获得家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安全感。

我每天下课后都来这里(石牌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做完作业再回家,这里的姐姐(社工)很温柔很耐心,我很喜欢她们。

(访谈对象:小王,育华学校3年级学生,户籍江西,访谈时间:2015年6月)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随着对廉价的劳动力的持续需求,全球资本不仅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还带来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户籍制度带来的双轨迁移体制,使迁移到城市的外来工大多处于城市发展中的劣势位置,使他们不得不在城市中面临各种制度的障碍[42]。而随父母迁移到城市的流动儿童则是其中受影响最大的一个流动群体。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符合儿童特点的绘画和作文以及参与式观察等质性形式,尝试展示城市流动儿童在城乡流动过程中对家的感知和建构,以及所处的制度环境对其所造成的深刻影响。研究表明,流动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流动的过程塑造了儿童独特的个体体验,并蕴含着丰富的主体意义和社会内涵。对于流动性的探讨,可使人文地理学者进一步从微观和动态的观点去认识儿童与特定空间和地方的关系。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农村移民家庭中的儿童经历着复杂的家庭分离和重组,他们的生活处于流动和迁移状态中,这对“留守”概念的稳定性提出了质疑。在实质上,“流动”和“留守”是一个整体,都是不完全形态人口迁移的结果。两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43]。频繁的分离和重聚已经成为农村流动家庭的许多儿童生活常态。这种动力机制在空间上所体现的,是家空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而流动性,已成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家空间最重要的特性。

(2)随迁流动儿童的家是城市的家和乡村的家叠加起来的意象。城市流动儿童摇摆在“城”与“乡”之间,其生长的经历中混杂着城市与乡村两种人地关系和生活经历。他们通过对城市居住空间的创造性想象以及对老家的选择性描述,在象征意义上重构了一个理想的“家”。“家”对随迁儿童来说,不仅是一个物质的空间,更是一个情感的空间。相对于城市的家,流动儿童对于不稳定性“家空间”的理解,强化了其对家乡的归属感和地理想象。因此“城—乡”二元混杂,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理解家空间的重要路径。

(3)流动儿童拥有构建“家”空间的能动性与策略。流动儿童通过主动分担家庭责任等策略,来实现“家”在城乡迁移过程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在此过程中,儿童重塑了对自身的理解,同时进行着主体性的重构——不仅仅是学生,也可能是父母工作的帮手;不仅仅是学生,也是承担者社会责任的主体。呈现出全球化和流动性背景下,童年的不稳定性及多元性。基于本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在迁移过程中是积极的参与者,即使经历着与家庭成员的频繁分离,他们依然有自己的策略去维系家的存在。当流动成为数百万中国农村家庭的生活常态时,流动儿童在家的建构和重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5.2 讨论

人文主义代表人物Relph[44]将“家”形容为“人类存在的参考位置”,是个人意义的来源。“家”是一个极具情感和力量的词汇[45],是理解社会和空间的关键场所[46]。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个人的主体能动性所建构出来的地方。由于人们的经历和目的不同,解读出来的地方也不同[47]。流动的生活带来童年关于家的多元体验,儿童也在对家的重新理解和建构中被重塑为积极参与地方认同的主体。本研究既承认流动儿童生活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也关注儿童在迁移过程中如何运用能动性协商、回应和改变所受到的限制,可以更全面的理解社会变迁下童年的本质。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儿童的社会生活差异巨大。地理学对“地方”和“尺度”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关注不同人群之间瞬息万变的社会关系的新文化地理学,聚焦探讨日常生活如何建构或重构个人对城市、空间或地方的体验,关注不同群体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建构文化意义[48],为更清晰的分析在特定的本土环境中的多样化童年提供了新的思路。流动儿童作为数量众多并且具有独特特征的群体,他们的社会空间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等与其他儿童群体存在明显差异,需要地理学者从地理或空间视角发声,积极参与到有关儿童问题的讨论中,从而为地理学在儿童研究领域中获得的一席之地。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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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当下,流动获得了内涵和外延的立体化与多面性,各种类型的流动正表征并重塑地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如何认识流动、分析流动对理解当前世界多重空间尺度的各类社会文化现象、理解空间及附加其上的意义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流动性是流动实践空前增强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发生在全球与区域的尺度上,也发生在城市内部日常生活与通勤的尺度上。另一方面,流动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基本概念的阐释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例如地方,认同这些话题都需要从流动性的视角进行重新思考。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在新流动性范式下,从地方、城市、移民、旅游、身份认同、政策与管制等方面探讨流动性多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期于在流动性这一场域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并促使国内学界对流动现象的关注上升为对流动性理论本身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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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that confronts the world today, I aim in this paper to illustrate one particular state's attempts at constructing a `nation' amidst efforts to encourage its citizens to globalise, actions which are ostensibly, or at least, potentially, contradictory; and to analyse how these citizens who became transmigrants construct and negotiate their sense of `n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Specifically, my empirical questions centre on Singaporean transmigrants working in China. I ask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happens to the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Singaporea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ion' when confronted with transnational conditions? What are the forces that impinge on the on-going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st Singaporeans?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a young state in its attempts at nation-building?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Singapore state continually attempts to establish the boundaries of the nation-state through hegemonic, policy and strategic a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s, transnational location enhances their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rather than its demise, leading to assertions of `Singaporeaness' and rootedness. I present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physical presence in a territory is not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 feeling of nationhood, and examine how Singaporeans maintain thi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ir everyday actions.
DOI:10.1016/S0962-6298(99)00002-5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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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do professionals constitute their homes under conditions of extensive mobility? The study i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professionals working for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ho are chronically mobile. Despite their high mobility, they describe little difficulty constructing homes. Home can best be understood here not as a fixed location, but as a set of relationships, to both humans and non-humans. There are elements of spatial proximity, but also of distance, and homes may be defined by both objects present and excluded. They may be a focal point, but at the same time part of a heterogeneous network that spans localities as well as binds past and present. Home is therefore territorially defined, but only as an extended network rather than as a bounded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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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英. 流动性:一个理解家庭的新框架. 探索与争鸣, 2017(7): 88-96.]
家庭对于现代社会以及个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家庭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显现出日益脆弱和困顿的一面;另一方面,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家庭又成为一个必不可少、难以逃遁的联盟者。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几近自相矛盾的定位,是因为既有的关于家庭的理解,始终将它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静态单位或者理想模式来思考,而未能看到其流动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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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伟, 丁传标. 家的解码:空间句法对家空间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地理科学, 2015, 35(11): 1364-1371.]
<p>家是地理学透视社会现象的窗口,家空间是地理学关注人地关系的微观尺度。作为住宅建筑与其居住主体发生联系的空间系统,家空间内部的组构差异可以反映不同的社会文化逻辑。空间句法作为一种定量分析城市形态的理论方法,在研究家空间形态与其社会文化逻辑关系时兼具定量和定性分析的优势。国外运用空间句法对家(family、home、house)空间的研究已日益成熟,而国内的相关工作却尚未涉及。首先阐述空间句法对家研究的基本过程与思路;其次,基于对国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分析后,从家的&ldquo;基因型&rdquo;、家的&ldquo;恒定&rdquo;与&ldquo;转换&rdquo;、家的&ldquo;二元性&rdquo;3 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发现空间句法中的&ldquo;空间&rdquo;与传统地理学中的&ldquo;空间&rdquo;既不同又互补;不同民族文化、生活方式与其家空间之间存在组构关系;相同文化背景下家空间的组构具有时代性。地理学对家空间的关注一直比较薄弱,空间句法对家空间的研究为探究人与其居住空间之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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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西方地理学近年研究一个丰富且重要的新话题。国外对"家"的地理学研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现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首先厘清了"家"的概念和内涵,发现人文地理学者对"家"的理解经历了由积极意义到批判的过程,本文据此阐述了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主要从身份与"家"的内在关系展开,并梳理了当前研究的两大热点话题——跨国移民和无家可归者。"家"是理解社会和空间的关键场所,而当前国内仍缺乏相应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期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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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概括和分析全国流动儿童的人口学特征、迁移特征和受教育状况等关系流动儿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情况。流动儿童规模庞大、增长迅速、且分布高度集中,多数来自农村;跨省流动儿童约占三分之一;他们作为父母的随迁者已属于长期流动的人口;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有所好转,但情况依然不乐观,仍然有2.94%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流动儿童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问题亟待解决。文章分析结论期望能为流动儿童各方面问题的解决提供基本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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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important gaps in our knowledge about children who migrate. Even in societies which employ technologically sophisticated systems for monitoring and measuring migration, data on child migrants are incomplete and focused on specific groups of vulnerable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The lack of data and research on processes underpinning child migration and on the experiences of children who migrate are rooted in hegemonic Westernised assumptions about, and constructions of, childhood, family migration, and migration in general. Migrant children are represented as passive, needy and different; their accounts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lives are silenced through adultist discourses about migration decision-making and experiences. The papers in this special edition of JEMS challenge these constructions of migrant children by focusing on the children's experiences in a multiplicity of migratory contexts. Presented first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ildren and Migration: Identities, Mobilities, Belonging organised by the Marie Curie Migrant Children Project at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Ireland, in April 2008, the papers showcase emerging research which challenges the adult-centric nature of migr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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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education has grown rapidly in both volume and scope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one relatively new theme to emerge from this growing literature is that of education and aspiration. Much of the nascent interest in aspiration concerns access to quality schooling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this paper by contrast we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the ways aspirations are (re)produced within the school community. Our empirical focus is on low-income England under New Labour. Here we pursue a two-fold approach: firstly examining how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define parental aspirations for primary-aged children as low; before secondly considering their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appropriate aspirations and the practices through which they seek to promote these, both in school and through the use of Extended Services for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conclusion we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inward and outward geographies of education which 'recouple' schools with their social context, and discuss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ambiguities involved in practices designed to raise aspirations.
DOI:10.1080/14733285.2011.595902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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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hood and Migration in Europe explores the under-researched and often misunderstood worlds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drawing on extensive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from diverse migrant backgrounds living in a rapidly changing European society. Through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s of children who moved to Ireland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it addresses the tendency of migr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to overlook the presence of children in migratory flows. Challenging dominant adult-centric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global migration flows and presenting understandings of the lives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s, this book presents a detailed exploration of children's lives in four different migrant populations in Ireland. With a uniqu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ildhood and Migration in Europe advances upon current conceptualisations of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by interrogating accepted views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focusing on children's own voices and experiences. It challenges the prevailing assimilationist discourses underlying much existing research and policy, which often construct migrant children as deficient in different ways and in need of 'being integrated'.
DOI:10.1111/j.1475-3588.2011.00640_9.x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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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ing up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alifornia, with case studies of migrants from Mexico, Central America, Korea, and Yemen, we analyze children's presence and participation in processes of migration an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 Various facets of child-adult relations enter into children's movement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including their economic dependence and growing capacity to contribute labor; varied ways in which the needs and capacities of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and genders are defined; and their status as persons who are being "raised" and "developed" toward desired end points. These dimensions help shape patterns of chain and circulating migration; decisions about leaving children behind and sending for them; and the unusual circumstance of children who take the lead in migration (South Korean "parachute kids" living in suburban Los Angeles). "Sending children back" (or threatening to do so) is a deliberate strategy of child rearing used by transnational families. We consider how children help families stay connected across long distances, as well as the strains, conflicts, and emotional costs that may be involved. Children help constitute and reconfigure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 and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in turn, shape the contours of particular childhoods.
DOI:10.1525/sp.2001.48.4.572      [本文引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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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ural Bolivia, like many rural areas of the majority world, there are few opportunities for permanent employment and most young people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eir own land. Consequently, many young people in southern Bolivia migrate seasonally to Argentina and their migratory experience provides them with a sense of collective identity during periods spent within their home community. It also enables them to access consumer goods as well as to continue to maintain interdependent family ties by contributing financially to their households. This paper, based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rural Bolivia, consider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ways in which the young migrant identity offers young people alternative youth transitions as well as enhances their social and economic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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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 and refugee children's and youth's experiences of transnational ties and processes are not well documented in the literature on transnationalism. Existing studies concentrate on children's socialisation or their future as second-generation adults. This article studies second-generation children and youths as subjects of transnational social relations. It focuses on two aspects: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orientations and forms of belonging that emerge. The article shows how children are incorporated into two types of network: one spanning the places of origin and destination, the other spanning several countries. The family mediates children's transnational ties and activities, but children also connect to their cross-border family members, particularly cousins, and form friendships across borders. This does not happen on its own, but must be mediated through return visits to the place of origin or to third countries. The transnational field of relations opens up a space in which to negotiate identity and belonging in relation to different plac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transnational fields of relations form a significant context for children's everyday lives. Further, the article posits that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which children build during their childhood can ai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inuity of transnational engagement in the adult second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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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 has a proliferation of children living on the streets of its larger cities. In the eyes of the state and dominant society, these children are seen to be committing a social violation, as their very presence contradicts state ideological discourse on family values and ideas about public order. Such an offence justifies the “cleaning up” of children from the streets, arrests, imprisonment and, in some extreme cases, torture and extermination. As a response to their marginalisation and subordination, street children in Yogyakarta, Central Java, have developed a “repertoire of strategies” in order to survive. These include the appropriation of urban niches within the city, in which they are able to earn money, feel safe and find enjoyment. These spaces have become territories in which identities are constructed, and where alternative communities are formed, and where street kids have created collective solutions for the dilemmas they confront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This paper is a social analysis of the street boys' social world which exists within these marginal spaces. Using Visano's (1990) concept of a street child's life as a ‘career’, I examine the socialisation into the street child subculture: the Tikyan. By employing Turner's (1985,1994)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I discuss how a street boy's individu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performance entails a continual interaction with the Tikyan collective identity. Further, by drawing on the work of subcultural theorists, I reflect on how the Tikyan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code of street ethics, values and hierarchies, as a reaction to, and a subversion of, their imposed exclusion. I show how the Tikyan actively reject their ‘victim’ or ‘deviant’ label, and ‘decorate’ street life so that it becomes agreeable in their eyes. Instead of complaining about their lives (which is considered bad form), they reinforce the things that they feel are good about living on the street. Always, they are attempting to look for proof that street life is better than conventional life. Problems are often glossed over and treated with humour and a light-hearted disregard, and the children create a doctrine for themselves that it is ‘great in the street’; a cod-philosophy which is constructed to make life more tolerable. Over the months or years street children and youth learn to interact and comply with the expectations of their own group, and are more influenced by it. It is in this way that the Tikyan community enables a street child to establish a new identity, and is a means through which street children can voice their collective indignation at the way they are treated by mainstream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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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iverse ways in which southern African households/families employ children's migration as a strategy to enable them to cope with the impacts of HIV/AIDS. Bas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with both guardians and migrant children, it explores how decisions are made concerning where children should live. Such decisions are aimed at both meeting children's needs and also using their capacities in meeting wider household needs. Hence strategies adopted are often compromises, based on the sense of obligation of individual relatives,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needs, the perceived needs and capabilities of children, and children's own p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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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on an interview-based case study of young people caring for dependent adult members of their households in Harare, this paper connects the experiences of young carers in Zimbabwe to global forces amely the HIV/AIDS pandemic and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It is argued, firstly, that care-giving by young people is a largely hidden and unappreciated aspect of national economies which is growing as an outcome of conservativ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the HIV/AIDS explosion. Secondly, that young people have a right to recognition of their work as work. Thirdly, 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conceptualising childhood is problematic, there needs to be less emphasis on northern myths of childhood as a time of play and innocence and more attention on defending children's rights to work as well as to be supported in their work under appropriate circumstances. The articulation between global processes and the localised experiences of individual children as providers of care within the home contributes to efforts to re-introduce social reproduction as an important (but often missing) aspect of debates around globalisation.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dds to the growing literature on the geographies of childhood while tackling the imbalance within that literature, whereby working young people and those of the global South are relatively neglected.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in the conclusions fo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recognise and support young carers in Africa, while calling for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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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现代城市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的普遍现象,西方许多研究证明这种特定人群集中居住的邻里会对其中的青少年的成长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本文以广州市鹭江村和逸景翠园社区为例进行对比研究,探究中国城市中不同邻里对居住在其中的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在此将邻里特征分为社会经济特征、家庭教育观念特征、同龄人交往特征、机构资源特征4 个方面,运用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上述4 个方面的邻里特征确实会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影响,其中社会经济特征对青少年的学习成绩有影响,家庭教育观念特征影响青少年的教育表现与心理状态,同龄人交往特征则对青少年性格有重要影响,机构资源特征会影响青少年发展机会的获得。而邻里影响的作用机制可以用Jencks等的邻里机构资源模式和群体社会化模式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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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琼, 韩西丽, 王瑶. 城市商住混合型社区中儿童户外体力活动特征: 以北京市华清嘉园居住小区为例. 人文地理, 2014, 29(2): 35-40.]
[29] Liu Qing, Feng Lan.Social identifi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ternal structure, pres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Human Geography, 2014, 29(5): 25-30.
[本文引用:1]
[刘庆, 冯兰. 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 人文地理, 2014, 29(5): 25-30.]
[30] Chen Chun, Zhu Hong.Spatial cogni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urban villa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ipai Village,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 48(6): 110-117.
[本文引用:1]
[陈淳, 朱竑. 城镇化背景下城中村流动儿童的空间感知: 以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为例.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8(6): 110-117.]
采用绘制感知地图、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以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为例,从情感的微观视角探讨城中村流动儿童的空间感知。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空间感知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情感。带来积极感知的空间为:与父母在一起的家、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公园、配备儿童游乐设施的小区、社区购物场所、城中村的小平地和操场;带来消极感知的空间为:高档的商业化空间、本地人管理的文化站、城中村街道和街边的烧烤店。城中村流动儿童的空间感知受结构性因素和能动性因素的双重影响,流动儿童的主体能动性强化了他们对城市空间的积极感知。研究强调流动儿童的主体性以及他们对空间意义的重构,并借此思考城镇化背景下流动儿童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补充了国内地理学对儿童移民研究的缺乏。
[31] Ansell N, Van Blerk L.'Where we stayed was very bad…': Migrant children's perspectives on life in informal rented accommodation in two southern African cit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5, 37(3): 423-440.
DOI:10.1068/a36226      [本文引用:1]
[32] Chawla L.'Insight, creativity and thoughts on the environment': Integrating children and youth into human settlement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02, 14(2): 11-22.
DOI:10.1177/095624780201400202      [本文引用:1]
[33] Harden J, Scott S, Backett-Milburn K.Can't talk, won't talk?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researching children.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00, 5(2): 1-12.
[本文引用:1]
[34] Feng Jian, Wu Fangfang.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n urban socio-spatial structure research.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11): 1956-1969.
[本文引用:1]
[冯建, 吴芳芳. 质性方法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 地理研究, 2011, 30(11): 1956-1969.]
质性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产生的,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强调与被调查者间的互动,通过"深描"来建构"扎根理论"。西方学者较为重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运用质性方法,而国内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目前仍偏重于运用统计数据开展分析,对作为微观主体的"人"重视不够,导致对城市社会空间演化机制的剖析缺乏力度。本文结合西方的研究趋势和作者的实践经验,讨论了质性研究方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提出通过质性方法可实现对城市社会空间的"解构"、"映射"、"讲述"和"扎根"等功能作用。论文进一步探讨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应用质性方法的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进行深度质性访谈、如何搭建与"空间"和"空间重构"的联系以及如何建构扎根理论等。
DOI:10.11821/yj2011110003     
[35] Yang Shanhua.Sociology of Famil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Express, 2006: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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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华. 家庭社会学.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0-25.]
[36] Sheng Yinan.Family migration pattern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2014, 38(3): 41-54.
[本文引用:1]
[盛亦男. 中国的家庭化迁居模式. 人口研究, 2014, 38(3): 41-54.]
中国家庭化迁居寓于世界人口流动浪潮中,具有与国外家庭迁移相似的共同性,还体现出因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结构性因素而带来的特殊性。文章分析了文化与制度因素对家庭化迁居产生的交互作用,认为传统的文化伦理使农村家庭倾向于举家迁徙,但是在制度方面,土地制度安排使农村家庭呈现分离迁居的趋势,户籍管理制度降低了家庭在城市定居的可能性。与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家庭迁移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中西方家庭在家庭迁居的决策周期、决策过程、迁居方向、迁居方式与时序上均有差异。最后,本文将家庭化迁居的模式总结为,在宏观层面是&ldquo;累积因果关系&rdquo;断裂的模式; 在微观层面,农村家庭呈现在文化与制度的中介效应下的多元阶段式迁居模式。
[37] Nana Z.Home divided, home reconstructed: Children in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ldren's Geographies, 2015, 13(4): 381-397.
This article is centred on the geographies of Chinese childr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 an area which has been problematically overlooked in geographical literature on childhood. In employing unique mobile research methods by tracking migrant children through the migration cycle, the author conducted an extensive ethnographic study of rural migrant children aged 8–17 in China. The article explores rural children's everyday lived experience of migration and how migrant children negotiate and articulate home and belonging while on the move.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e dynamic environment that migrant children inhabit, the fluid, contextual and mobile nature of their life in rural migrant households, their migrancy and their active involvement in homemaking.
DOI:10.1080/14733285.2013.848600      [本文引用:1]
[38] Han Jialing.One policy, different practices: A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ducation policies among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1996-2013).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17(1): 17-30.
[本文引用:1]
[韩嘉玲. 相同的政策不同的实践: 北京、上海和广州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1996-2013).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1): 17-30.]
北京、上海、广州无论在城市规模、城市发展、城市人口背景、流动儿童数量方面都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是,在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方面,相似的城市背景和相似的人口规模背景不仅没有促成相似的政策结果,反而出现了北京、上海、广州之间不同的教育模式。为什么同样的中央政策在具有相似背景的城市中产生出了不同的政策效果呢?这个问题需要首先考察过去10多年中,北京、上海、广州3个城市对中央政策的解读与执行。文章从两为主作为解决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框架出发,将从各地履行农民工子女教育流入地责任的主要体现(包括政府责任及经费投入)与各地入学模式(包括公立学校的可及性及民办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等4个方面对3个城市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显示了3个城市在落实中央流动儿童教育政策上的异同,以及各自在解决流动儿童教育上的作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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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91/1474474004eu289xx      [本文引用:1]
[42] Qian Junxi, Guo Junwanguo.Migrants on exhibition: The emergence of migrant worker museums in China as a neoliberal experiment on governance.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8. DOI: 10.1080/07352166.2017.1406788.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cent emergence of migrant worker museums (MWMs) in Chinese cities. Though studies on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have examined in detail the state and popular discourses that construct migrants as uncivilized and inferior, limited attention has been dedicated to a more recent line of discursive formulation, which idealizes and romanticizes migrant workers as docile, hard-working subjects making laud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streform urban China. The MWMs are built in accord with such new discourses. Wit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MWMs in Shenzhen and Guangzhou,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MWMs depoliticize both the domains of labor and everyday life and render invisible exploitative labor relations by eulogizing migrant labor; advocating enterprising, self-reliant migrant subjects; and praising the generous care of the state. Hence, though the MWMs contribute to reversing the negative stereotypes of migrant workers, they can nonetheless be theorized as a neoliberal experiment on the governance of people and labor.
DOI:10.1080/07352166.2017.1406788      [本文引用:1]
[43] Duan Chengrong.Several key issues related with migrant children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 32(1):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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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荣. 我国流动和留守儿童的几个基本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2(1): 46-50.]
有效解决我国的流动和留守儿童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认识清楚并承认几个基本问题:流动儿童从本质上是流入地城市的"城里娃",而不是流出地的农村孩子;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之间表面上存在多种转换关系,但真正的可能渠道是更多的留守儿童进入城市,转换为流动儿童;我国人口流动正在经历家庭化过程,处于家庭化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了更大规模的流动儿童即将出现;国际公认的儿童优先原则要求我们在制度建设等各个环节和层面都必须优先考虑儿童的需求,以此为基点考虑如何解决流动和留守儿童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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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politics, Diasporas, and RefugeesKurdish Diaspora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the Limits of Diaspora
DOI:10.1002/9780470996515.ch31      [本文引用:1]
[46] Domosh M.Geography and gender: Home, agai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8, 22(2): 276-282.
DOI:10.1191/030913298676121192      [本文引用:1]
[47] Zhou Shangyi, Dai Juncheng.Logic analysis of concept and theory of cultur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cultural geography in China's Mainland during the past decad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0): 1521-1532.
[本文引用:1]
[周尚意, 戴俊骋. 文化地理学概念、理论的逻辑关系之分析: 以“学科树”分析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 地理学报, 2014, 69(10): 1521-1532.]
梳理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需要说明近年代表性的研究课题或著述与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1990-2005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主要从五个文化地理学主题开展研究。然而这五个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十分清晰,也没有说清主要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搭建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方和区域",文化地理学的目标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方"的形成机制。本文将这个研究目标作为文化地理学"学科树"的主干,此外建立了"层间关系"和"尺度转换"两个分支,它们是探究地方性的两类方法。本文其次将文化地理学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分别挂在主干和两个分支上,并努力呈现出主要概念和理论出现的先后顺序,揭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进程。本文最后用"学科树",分析了中国大陆主要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自己提出的代表性著述。分析的结果是:第一,关于地方形成机制的案例类型多样,多是基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分析。第二,关于层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自然与文化两层关系的分析,延展到文化各层之间的关系。第三,在不同尺度文化区转换的领域研究较薄弱。
DOI:10.11821/dlxb201410011     
[48] Qian Junxi, Zhu Hong.Theoretical unity and thematic diversity in new cultural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3): 422-436.
[本文引用:1]
[钱俊希, 朱竑. 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 地理研究, 2015, 34(3): 422-436.]
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学者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DOI:10.11821/dlyj20150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