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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高金龙1,2,, 包菁薇3, 刘彦随1,, 陈江龙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08
3.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开封 475001

作者简介:高金龙(1988-), 男, 山东无棣人, 博士, 助理研究员,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11469M), 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E-mail: jlgao@niglas.ac.cn

通讯作者:刘彦随(1965-), 男, 陕西绥德人, 研究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5331M), 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E-mail: liuys@igsnrr.ac.cn
摘要

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加迅猛的土地城镇化过程。基于2000年和2015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元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率年均增长2.77%,其中近40%的区县城镇化率年均增长大于3%;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同于人口城镇化的扩散趋势。②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南北分异规律较东西分异更为明显。土地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始终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半壁,而围绕主要的城市群地区则形成“组团式”增长的热点区,地区间差异趋于收敛。③ 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特性与地理区位等要素对县域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较为显著、稳定,各要素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时空依赖特征。分析揭示县域土地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对于科学认识新型城镇化和实施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土地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 人地协调; 乡村振兴; 中国;
Regional disparity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t the county level, 2000-2015
GAO Jinlong1,2,, BAO Jingwei3, LIU Yansui1,, CHEN Jianglong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Watershed Ge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AS, Nanjing 210008, China
3. Center for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Abstract

In the unprecedented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urbanized land has expanded quickly at the same pace or even faster than the growth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Employing both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 and 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 we analyzed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land urbaniz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n 2000 and 2015. This analysis was assisted by land-use data for China acquired from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data cloud platform.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land urbanization experienced 2.77 percentages on average from 2000 to 2015. About 40% of the counties witnessed an annual increase of 3% or above. Land urbanization was manifested in a pattern of diffusion, which differed from the continued spatial polarization of demographic urbanization in China. (2) Geographically, the north-south differentiation of land urbanization was clearer than the east-wes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high-value regions tended to be located to the southeast of "Hu Line". Counties surrounding those metropolitan areas were detected as hotspots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general, there was a convergent trend of land urbanization among regions in China. (3) The factors of population growt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city/county feature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have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in the spatial disparities of land urbaniz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Besides, the spatio-temporal dependence of their influences were also explored. This study on land urbaniz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t the county level advances ou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understandings of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 land urbanization; new-type urbanization; coordination between human and l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a;
1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城镇化进程,城市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1,2,3]。作为城镇化的核心支撑要素,土地的大规模供应推动了中国城市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是城市经济增长奇迹不可或缺的解析因子[4,5,6]。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由乡村工业化驱动转向大城市带动,中国“以土地为中心”的城镇化进入加速 期[5, 7-9]。近年来,着眼于“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等战略部署,学者们开始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研究,并普遍认为中国城镇化出现了土地扩张快于人口增长的“冒进式”倾向,加深了城乡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离的“三分”矛盾,制约着当代中国经济和城乡发展的转型[10,11,12]。伴随全球城市时代的来临,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成为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13,14,15]。因此,关于土地城镇化空间特征、驱动机理及其地域分异的深入解析,成为与人口城镇化同样重要的前沿课题,也是地理学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发挥综合研究优势的重要领域[16,17]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学者们对土地城镇化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① 土地城镇化水平的测度及其空间评价,学者们分别采用建设用地面积、建成区比重、土地扩展面积和速度来表征中国土地城镇化规模、水平、绝对进程和相对进程的空间分异格局[16, 18-19];也有学者从土地的结构、投入和产出等方面测度土地城市化进程[20,21,22,23]。②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空间耦合及其区域差异,全国尺度上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已成为共识[12, 24],但是这种失衡关系在不同地区或城市间呈现出异质性规律[25,26,27];有学者发现土地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24, 28],近年来,二者间失衡态势有所缓解,甚至在部分地区有土地城镇化滞后于人口城镇化的趋势[22, 29]。③ 土地城镇化的驱动机制及其与人口城镇化失调的影响因素,中国特殊的财政分权和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被公认为是土地城镇化的根本驱动[4-5, 19, 30];但是从“人地协调”的角度分析,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土地与人口城镇化的耦合关系[23, 31-32];也有学者将城市居民效用函数/幸福度等纳入分析范畴,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土地增长快于人口增长是符合客观规律的[24, 33-34],而部分地区出现的土地与人口城镇化的严重失衡与经济下行时期人口收缩有关[35,36]

学界已有研究拓展了土地城镇化分析的多维视角,对于深刻认识土地城镇化格局及其塑造力,进而优化城乡土地利用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研究进展来看,有关全国县域土地城镇化发展动态、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理的系统研究仍显不足,尤其针对不同地区土地城镇化进程的空间差异研究仍较不足。为此,本文基于全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对县域尺度土地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定量分析,以期深化乡村地理与土地利用相关的理论研究,为推动城乡融合及新型城镇化等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2000年和2015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中的城乡建设用地(包括城镇、工矿、农村居民点、交通和其他建设用地),主要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提供的覆盖全国1:10万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图。影响因素分析需要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2001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2016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交通路网、地形条件、降水量等数据也均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

2.2 研究方法

2.2.1 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及可视化表达 借鉴土地城市化指数和土地非农化指数构建县域土地城镇化率(LUR)指标,即城镇工矿用地与交通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的比值,该指标在刻画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同时,也体现出了县域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情况。公式如下:

LUR = ul + il + tl ul + il + tl + rl (1)

式中:ul为城镇用地规模; il 为工矿用地规模; tl 为交通用地规模;rl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基于ArcGIS 10.2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将2000-2015年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格局进行可视化呈现。为打破传统空间制图方法在揭示空间数据差异边界上的缺陷,更加直观地表达县域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地域分异规律,分别对两个年份县域单元中心进行赋值后采用Kriging方法进行插值模拟。最后,结合中国城市群发展格局和人文地理综合区划[37,38],并参照县域人口城镇化发展类型[39]等对县域土地城镇化发展类型进行划分。

2.2.2 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综合县域土地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将土地城镇化率(LUR)作为因变量,分别从人口规模、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城市特性、地理区位等方面选取变量构建模型,探讨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图1、表1)。关于变量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假设:① 城镇人口增长是城镇用地的主要需求来源,人口规模越大相应的土地城镇化水平越高[32, 40];② 经济发展能够有效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改善城镇居住条件,刺激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从而增加对城镇居住、产业、交通等建设用地的需求,对土地城镇化具有正向促进[41];③ 土地城镇化过程中必然会引起产业结构的非农化和高级化转变,服务型产业发展和集约化水平提高对区域土地城镇化可能存在一定的负向激励[42,43];④ 城市特征包括区县的行政级别和人口密度,城市的行政级别或规模等级越高,对应更强的资源要素集聚能力以及更高水平的发展需要,也会在一定程度加速土地城镇化进程[20, 44];⑤ 良好的地理区位以及地形条件应该能够更好的满足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需求,有助于土地城镇化进程[45,46]

图1 中国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分析框架 Fig. 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表1 县域土地城镇化影响因素的指标选择 Tab. 1 Factors influencing land urbaniz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由于本文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为打破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在自变量空间特征及其“全局”估计上的局限,综合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来测算上述要素在全局及不同地区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以更直观反映土地城镇化驱动机制在空间上的非平衡性及其变化趋势。假定有i = 1, 2, …, mj = 1, 2, …n的系列解释变量观测值[xij]和被解释变量[yj],全域回归模型如下:

y j = β 0 + j = 1 n β j x ij + ε i ( i = 1,2 , , m ; j = 1,2 , n ) (2)

式中: ε 是整个回归模型的误差项;回归系数β被假定为一个常数。模型参数 β 0 的估计一般采用经典的普通OLS。而GWR扩展了OLS模型,其回归系数不再是利用全域信息获取的假定常数 β 0 ,代之以邻近观测值的子样本数据信息进行局域回归估计而得,并随着空间地理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 β j ,具体的GWR模型可描述如下:

y i = β 0 m i , n i + j = 1 n β j m i , n i x ij + ε i (3)

式中: m i , n i 是第i个县域单元的中心地理坐标; γ j m i , n i 是变量 x ij 连续函数 γ j m , n 在第i个县域单元的值。

3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化
3.1 2000年县域土地城镇化格局

2000年中国土地城镇化率为26.33%,东部沿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土地城镇化水平最高,而中、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率相对较低,与人口城镇化的区域格局基本一致[39]。具体地,全国4342个县域研究单元中有超过75%的土地城镇化水平低于50%(图2)。参考人口城镇化的阶段特征及中国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结果[3, 24, 48],将土地城镇化水平划分为低(≤ 10%)、中低(10%~30%)、中(30%~50%)、中高(50%~70%)、高(> 70%)5种类型。如图2和图3所示,土地城镇化处于低和中低水平的区县数量大致相当,占比均在30%左右;而中等水平以上区县较少,占比分别为17.87%、10.69%和14.03%。空间上,县域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南北分异格局明显,以秦岭—淮河为界的南方县域土地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北方地区。尤其,长三角、珠三角、海西、成渝及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地区为土地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其次为辽东和山东半岛城市群;而黄淮海、陕甘宁及东北等传统农区则为土地城镇化的低值区域。

图2 2000年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水平洛伦兹曲线 Fig. 2 Lorenz curve of land urbaniz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n 2000

图3 2000年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格局 Fig. 3 Spatial patterns of land urbaniz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 in 2000

3.2 2015年县域土地城镇化格局

随着人口城镇化的进一步加速,土地城镇化水平也相应提高,东部地区依然是全国最高,其次为西部和中部地区;而东北地区由于人口持续收缩和经济衰退,土地城镇化进程放缓[49]。在此期间,国家针对城镇化“冒进”态势,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地区间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县域土地城镇化率变异系数从2000年的0.775下降至2015年的0.584(图4)。

图4 2015年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水平洛伦兹曲线 Fig. 4 Lorenz curve of land urbaniz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n 2015

2015年土地城镇化处于低和中低水平的区县数量由2000年的2493个减少到1632个;而中高及以上水平区县数量占比超过40%,尤其土地城镇化率超过70%的区县占比超1/4,较2000年增加11.32%(图5)。具体而言,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土地城镇化高值区进一步拓展,尤其在珠三角与海西等东南沿海地区,以及长江经济带沿线主要城市群地区成为土地城镇化的极核;除此之外,在西北及内蒙—山西一带也出现大片土地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可能是由于资源型城市大规模资源开采导致工矿用地比重增加。

图5 2015年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格局 Fig. 5 Spatial patterns of land urbaniz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 in 2015

3.3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格局演变

2000-2015年,中国土地城镇化率由26.33%提升到39.63%,年均增长2.77%。其中,中、西部地区由于基数较小,增长态势最为迅猛;东北地区受经济衰退和人口收缩的影响,增速最为缓慢;东部地区速度相对平稳(表2)。比较两个年份土地城镇化洛伦兹曲线(图2,图4),发现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差异趋于收敛,土地城镇化的城市首位度逐渐变小,(特)大城市增长已经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挖潜,而中小城市依然延续着高速扩张的土地城市化道路。在面临新的人口收缩和经济新常态压力,中小城市的用地增长变得更加低效,因此要实现城市化道路转型关键在于中小城市,或许通过大城市(核心城市)功能疏解,将大城市的“堵”与中小城市的“疏”相结合,实现大中小城市间的协调互补,是破解当前过度土地城镇化困境的有效途径。

表2 2000-2015年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 Tab. 2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land urbanization, 2000-2015

参考人口城镇化及其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关系研究结论,将县域土地城镇化率增长按照≤ 0、0~1%、1%~3%、3~5%、>5%的区间,划分为负增长、低速、中速、高速和超高速5个等级,并进行空间统计和插值模拟。结果表明,有超过20%的区县土地城镇化率年均增速在5%以上,其次为增速介于3%~5%之间的占比18.42%,而仅有14.03%的区县增速不及1%(图6)。按照“胡焕庸线”划分,西北侧土地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26.23%增至2015年的38.39%,年均增长2.57%;东南侧由21.33%增至40.77%,年均增长4.41%。具体而言,土地城镇化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安徽皖江、湖南昌九、云南滇中、甘肃—宁夏地区、内蒙古中部、新疆中部,围绕南京、济南、合肥、南昌、太原、呼和浩特、贵阳等省会城市呈“组团式”发展格局(图6a)。

图6 2000-2015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变化空间格局 Fig. 6 Change patterns of land urbaniz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 2000-2015

进一步,将基期土地城镇化格局与之后发展变化规律进行叠加,并耦合3种基期水平(低和中低水平、中水平、中高和高水平)与5级增长速度(负增长、低速、中速、高速、超高速),将县域土地城镇化发展划分为15种类型。如图7所示,① 中水平—中速、中水平—高速和中水平—超高速发展的区县占比高达44.29%,其土地城镇化水平在2000年处于中等水平,在2000-2015年间较快发展,主要分布在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城市群外围地区;② 16.45%的区县在2000年处于低水平,但2000-2015土地城镇化在中速以上,尤其在黄淮海及内蒙中东部地区赶超态势明显;另有16%的区县呈现土地城镇化负增长,并以高水平—负增长居多,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东北人口收缩地区。

图7 2000-2015年中国土地城镇化水平发展变化类型 Fig. 7 Development types of land urbaniz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2000-2015

4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
4.1 基于OLS模型的要素综合分析

首先利用SPSS 软件对表1中人口规模、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城市特性与地理区位等15项指标变量进行Z-score标准化处理,并运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2000年和2015年的所有变量VIF均小于3,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模型设定合理(表3)。根据OLS模型拟合结果,上述变量在两个年份均能较好解释县域土地城镇化分异格局,且整体均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模型拟合优度分别为40.5%和53.6%。

表3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OLS模型回归结果 Tab. 3 Result of the OLS model for land urbanization

2000年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除固定资产投资、工业集约化以及中部地区虚拟变量未通过95%显著性检验,其他13项指标均对县域土地城镇化具有显著影响,且作用方向基本符合理论预期。具体地,城镇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及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对城镇用地需求具有显著正向激励,而且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用地扩张强度越大。但是,服务业发展和人口集聚能在较大程度上促进城镇土地集约利用,从而抑制土地城镇化进程。从自然本底和区域比较看,地势平缓、降雨充沛和交通便捷等均对城镇用地增长具有正向激励,而且在其他经济社会条件相同情况下,东北地区土地城镇化低于东部地区10.3%,中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则较东部地区更快,反映出地区间发展路径与区域政策差异对土地城镇化的复杂影响。

2015年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除人口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外其他变量系数均通过90%的显著性检验。① 随着县域工业化进程演进,规模越大企业用地集约化水平越高,能在一定程度抑制城镇化的用地需求,对县域土地城镇化水平产生负向激励;② 经济发展要素,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对土地城镇化的激励作用进一步凸显;③ 行政等级的回归系数依然为正但显著性下降,表明政府对土地城镇化的干预强度减弱;④ 受发展阶段和区域政策的影响,不同地区间土地城镇化差异长期存在,但差异水平有所收敛;⑤ 其他变量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与2000年相比并未发生明显改变。

4.2 基于GWR模型的要素空间异质分析

4.2.1 模型构建与拟合结果 利用ArcGIS 10.2软件分别对2000年和2015年的中国土地城镇化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GWR模型拟合,工业化水平和城市行政等级两变量空间异质性特征不明显未纳入模型,两个年份的模型拟合优度分别为67.4%和76.5%,显著优于OLS模型(表4)。为比较各变量对土地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特征,将两个年份中样点拟合系数值进行统计分析。

表4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GWR模型拟合结果 Tab. 4 Test result of the GWR model for land urbanization

2000年的统计结果显示(表5),各因变量均达到99.9%的显著性水平。从作用方式上,人口城镇化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等要素系数的正值比例超过70%,而工业集约化、服务业发展和人口密度等要素系数的负值比例超过70%,表明这些要素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在空间上异质性规律并不显著;其他要素的回归系数正负值比例相当,表明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性质在区域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相比之下,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未通过95%的显著性检验(表6)。比较各因素的作用方式发现,人口城镇化的正向促进作用随着城镇化进程演进而减弱,但在不同地区间作用的异质性增强;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则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了正向促进作用;其他各要素对土地城镇化作用略有强化。

表5 2000年GWR模型系数值统计结果 Tab. 5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GWR model coefficient values in 2000
表6 2015年GWR模型系数值统计结果 Tab. 6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GWR model coefficient values in 2015

4.2.2 影响要素的空间分异 为更直观表征各要素对土地城镇化作用的空间异质特征,同时综合两个年份各变量的显著性特征和作用强度,选取人口城镇化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服务业发展、路网密度和地形条件等5个指标,分别刻画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交通区位和自然条件等要素对县域土地城镇化作用的空间格局(图8)。

图8 2000年和2015年中国土地城镇化影响因素回归系数分布 Fig. 8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he coeeficients of GWR models in China in 2000 and 2015

人口集聚。人口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整体呈现由东南沿海向内陆递增的趋势,表明越往内陆地区人口集聚对土地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越强;而且随着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人口集聚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范围不断向内陆地区“收缩”。尤其,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地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均较高[39],因此城镇人口集聚很难再促进用地的进一步增长。

经济发展。人均GDP对土地城镇化影响的东西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加速土地城镇化进程,而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的经济驱动效应相对较弱。2000年,以环渤海、苏北及皖江等地为中心向外,回归系数递减表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以土地要素驱动为主。2015年,经济发展对土地城镇化的敏感区域缩小并向内陆偏移,表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有所下降;但南北分异格局没有明显改变,经济发展对土地城镇化促进作用仍呈“北强南弱”格局。

产业结构。服务业发展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基本为负。2000年,服务业影响显著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东北地区,其次为珠江下游和黄淮海地区。到2015年,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改变了县域粗放耗地的城镇化模式,在更大范围内抑制了土地城镇化进程,且除长江中游外整体作用强度由沿海向内陆递增,表明内陆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更能促进城镇用地需求减量。

交通区位。良好的交通道路条件对土地城镇化具有正向作用。2000年,交通区位影响的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及西北地区,但是整体作用强度与方向的空间异质特征并不明显。2015年,交通区位条件的影响范围迅速扩张,尤其中西部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土地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整体呈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延伸的“V”型格局。需要关注,东北与西南地区交通条件并未同步带来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可能的原因是在大城市袭夺与城市群的虹吸作用下,对外交通条件改善为劳动力等要素资源流出提供便利,从而对这些地区土地城镇化产生负向抑制作用。

地形条件。地形起伏对土地城镇化影响的空间异质特征最为规律,两个年份均呈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的递减趋势。地形条件影响的高值区域均集中在东南沿海,且高值区范围有明显缩小趋势。可能原因有二:一是东南沿海地区总体地形起伏不大,而在耕地、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等刚性约束下,地形起伏度越大的区县可供建设开发的建设用地总量越少,导致城镇用地比重相应提高;二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因此也更能够突破地形条件限制进行扩展,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镇用地需求,即土地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5.1.1 土地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与空间异质性 2000年以来,快速的人口城镇化伴随着更为迅猛的土地城镇化。但是,不同于人口城镇化的持续极化[39],土地城镇化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扩散趋势,地区间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趋于收敛。总体上,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格局由“中心—外围”逐渐向连片“组团式”格局转变,整体呈现围绕主要城市群地区的“低快高慢”赶超式发展态势,也从侧面印证了学者关于全球城市空间将持续在亚非大都市区外围蔓延的预测[50]。人口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仍呈现收敛态势,表明现阶段人口集聚不是唯一,至少不是最主要的土地城镇化驱动要素。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普遍快于人口城镇化,尤其在建设用地指标总量控制的制度设计下,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地区土地开发强度已近“天花板”[51],人口的进一步集聚很难带来用地规模的同步增长,因此会有人口持续增加而土地城镇化减速的迹象。

此外,通过OLS定量模拟,发现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特性和地理区位对土地城镇化均具有显著影响;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回归系数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说明特定要素对不同类型地区的作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例如人口集聚对中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最强,而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则主要影响东北地区。这既验证了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规律的复杂性,同时也增加了对其驱动机理的分析难度。

5.1.2 土地城镇化的可能问题与城乡融合路径 在城市土地市场化供给背景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从而推动城镇空间的发展,土地扩张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也即土地城镇化理论上应该是城市土地供需关系的客观结果[26, 52]。但是,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进程都存在人的需求与土地扩张相脱钩的异化现象,主要是初期将积累放在首要位置,由土地释放的红利进入积累领域,农民作为城镇化主体在土地红利的分配中只占有很小的份额,导致城市资产价格膨胀的同时,农民购买能力相对萎缩,城镇化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加剧[4-5, 53]

在新时代背景下,要破解低效过度的土地城镇化发展困境,需要从不同等级城市及城乡关系视角入手,坚持实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加快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缓解大城市发展带来的用地增长压力,也为中小城市增长注入新的活力,破解城镇用地低效蔓延带来的土地城镇化问题;另一方面,要同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比如,产业结构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空非平稳特征,需要由市场力量决定未来县域产业发展方向,尤其东北地区更需要市场力量主导,用市场调节手段取代政府干预,实现土地等要素资源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对于土地城镇化压力较大的城市群周边地区,则要积极发挥政府作用,主动适应城乡发展大势,通过科学规划乡村地域功能重构,采用“堵”与“疏”相结合的手段治愈“城市病”,同时破除乡村地区面临的“五化”顽疾[10]

5.2 结论与展望

基于2000和2015年中国县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本文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元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等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

(1)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率年均增加2.77%,其中有接近40%的区县年均增长大于3%;空间上,县域土地城镇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南北分异规律较东西分异更为明显。整体上,县域土地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始终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半壁,而围绕主要城市群地区则成为“组团式”增长的热点区,地区间土地城镇化差异趋于收敛。

(2)多元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表明,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特性与地理区位等要素对县域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较为显著和稳健,而且各要素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具有时空依赖特征。特别是随着城镇化进程演进,政府干预对土地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减弱,东部地区的人口驱动特征也在减弱,而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影响的程度增强。

(3)本文从县域尺度分析了中国土地城镇化的发展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更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城镇化过程特征具有积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土地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中国特殊的经济转型背景及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又进一步增加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难度。本文是从宏观尺度对土地城镇化格局及其可能影响的探索性分析,对于更深层次驱动机制的解析还远远不够。在后续工作中将进一步深化不同类型区的模型实证分析和差别化的机理机制分析,同时拓展土地城镇化的空间与社会效应研究,据此识别城镇化发展的问题区域和区域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不同类型区的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提供针对性、系统性的参考信息。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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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随, 杨忍.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11-1020.]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凸显主导功能,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DOI:10.11821/xb20120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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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卫, 张定祥, 陈百明. 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城镇土地利用特征. 地理学报, 2008, 63(3): 301-310.]
主要利用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从城镇土地数量、人均城镇土地、城镇建设占地、城镇内部用地结构和城镇土地空间格局及其时空变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城镇土地利用现状,并将这一阶段的主要城镇土地利用问题归结为总量失控、粗放利用、影响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影响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危及社会和谐发展、土地利用结构失调,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方面,最后从合理引导城镇扩张并加强农地保护、优化区域和城镇内部用地结构布局、多手段节约集约利用城镇土地、统筹协调区域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以及防治并举促进城镇土地生态良性化等角度探讨了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用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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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spaces of urbanisation in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were occupied primarily by the interests of rural industrialisation and town development. Since the mid 1990s, China's urban spaces have been reproduced through a city-based and land-centred process of urbanisation in which large cities managed to reassert their leading positions in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globalising and urbanising economy. This study analyses changes in China's non-agricultural land in relation to the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s of Chinese citi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ree sets of data reveals a high intensity and great unevenness of non-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the country. China had 29.5 million hectares of non-agricultural land in 1996, which accounted for only 3 per cent of the national land mass. Over 80 per cent of the recent increase in non-agricultural land use was caused by the expansion of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industrialisation and numerous 'development zon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nd use data and Landsat images identifies two concurrent processes of urbanis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land use change. Rapid urban sprawl of large cities, driven by the expansion of ring-roads and setting up of 'development zone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conversion of farmland into non-agricultural uses. At the same time, rural industrialisation and a housing boom have given rise to a dispersed pattern of non-agricultural land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country. Given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of the forces of continuing urbanisation and globalisation, the state's attempt to protect China's dwindling farmland will not reverse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non-agricultural land use, but are likely to slow the pace of land conversion. Anecdotal evidence such as 'hollow villages' and idle land in numerous encircled 'development zones' suggests that there exist ways for China to use its non-agricultural land more efficiently and economically than hitherto.
DOI:10.1080/00420980701426673      [本文引用:1]
[8] Lu Dadao, Chen Mingxing.Several viewpoints on the background of compiling the "National New Urbanization Planning (2014-2020)".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2): 17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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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道, 陈明星. 关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编制大背景的几点认识. 地理学报, 2015, 70(2): 179-185.]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核心是强调了人的城镇化,总体要求是"稳中求进"。本文着重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方面阐述了对这个规划产生背景的初步认识。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岗位、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以及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等保持一致。中国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巨大,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自然资源的支撑力面临严重的困难。城镇化是具有明显交叉学科特性的重要前沿科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在城镇化研究领域具有突出优势和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面向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大现实需求,还非常需要对这一重大领域进行深入的跟踪和研究。
DOI:10.11821/dlxb201502001     
[9] Chen Mingxing.Research progress and scientific issues in the field of urbaniz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4): 61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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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星. 城市化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科学问题. 地理研究, 2015, 34(4): 614-630.]
2014年国家印发了"新型城镇化规划",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入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型期,并将新型城市化作为国家未来相当长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为城市化领域研究提供了重大机遇。国际上,城市化的基础理论和内容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断丰富,研究阶段持续深化,领域持续扩展,研究方法手段持续改善和进步。国内城市化研究起步晚、进展快,在中国特色城市化合理进程的科学认知与思辨等诸多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果。展望未来,提出了城市化领域的5个科学问题及其子问题:城市化的跨学科特性与成立城市化学科,城市化概念、原理、方法等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城市化的区域特性以及与城乡统筹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空间格局研究,大数据支持下城市化和智慧城市的系统集成与模拟平台研究。
DOI:10.11821/dlyj2015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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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2)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3)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4)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11] Li Xin, Wen Jing, Lin Jian.Review of researche on land urbanization and related studi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8): 1042-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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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 文婧, 林坚. 土地城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8): 1042-1049.]
中国正经历着大规模的高速城镇化过程, 与人口城镇化相伴随的是土地的急速城镇化, 而关于&ldquo;冒进土地城镇化&rdquo;的提法和关注甚多但讲法不一。为了厘清土地城镇化的概念、内涵及度量方法, 本文回顾并评述了土地城镇化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 对土地城镇化问题进行了再思考。现阶段中国土地城镇化不仅仅是农用地转换用途的非农化过程, 越来越被关注的是农村建设用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以及建设用地的效率提升。本文认为土地城镇化应为土地从非城镇状态向城镇状态转变的过程, 并提出以城镇建设用地与城乡建设用地的比值作为土地城镇化率的衡量指标。以此出发, 土地城镇化问题今后的研究重点包括: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匹配研究、时空格局和驱动机制研究、城乡实体空间划分、城镇空间扩张研究和用地效率转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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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道, 姚士谋, 李国平, . 基于我国国情的城镇化过程综合分析. 经济地理, 2007, 27(6): 883-887.]
城镇化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大大提高了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然而,近1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却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忽视了城镇化的质量与可持续发展,出现了"冒进式"的城镇化现象。文章通过我国城镇化过速发展与空间失控的原因分析研究,建议采取严格而多方面的综合措施,遏制"冒进式"城镇化和空间失控的严重趋势。使我国城镇化严格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走一条资源节约型即"高密度、高效率、节约型、现代化"的道路。
[13] Bloom D E, Canning D, Fink G.Urbanization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Science, 2008, 319: 772-775.
The proportion of a country's population living in urban areas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its level of income. Urban areas offer economies of scale and richer market structures, and there is strong evidence that workers in urban areas are individually more productive, and earn more, than rural workers. However, rapid urbanization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crowd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other impediments to productivity. Overall, we find no evidence that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ffects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Our findings weaken the rationale for either encouraging or discouraging urbanization as part of a strategy for economic growth.
DOI:10.1126/science.1153057      PMID:18258907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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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land grab’ debate is going urban and needs a specific conceptual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diverse modalities through which land commodification and speculation are transforming cities across the globe.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new avenues for research on urban land issues by drawing on an extensive body of academic literature and concrete cases of urban land transformations in Asia,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These transformations are analyzed by focusing on three types of urban investments – investments in property, investments in public space and public services, and investments in speculation, image building and ‘worlding’ – and the way these investments are intermingled with and enhanced by processes of gentrification and speculative urbanism. Addressing real estate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speculation and gentrification through a land-based lens allows us to deepen the discussion on urban land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 South. We argue that urban land acquisition cannot be thoroughly understood in isolation from the workings of urban real estate markets, public policies, and displacement processes. The urban land grab debate needs to consider the dialectic interplay between land use change and general socio-spatial transformations both in central – or recentralized – and peripheral areas. This is why we plea for a kaleidoscopic perspective on urban land governance by uncovering the complex patchwork of urban land acquisitions and their diverse temporalities and spatialities, their hybrid character in terms of actors involved, and the multiple and often unpredicted ways in which urban dwellers try to gain control over and access to urban land.
DOI:10.1016/j.geoforum.2017.03.006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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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城市化在中国快速而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支撑与制约角色越来越明显,但目前对土地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框架依然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基于此,提出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土地城市化率的概念与测度方法,并确定其阈值。以中国656个城市的城区为研究单元,以2000年和2010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基本数据,采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土地城市化率、城市土地扩展面积和城市土地扩展速度分别评价了中国城市的土地城市化规模、水平、绝对进程和相对进程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分析了九大类城市建设用地类型对土地城市化进程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近10年来,中国城市总体土地城市化率提高近一倍,由"金字塔式"等级分布逐渐转为"钥匙式"的分布格局;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较大,但城区面积更大,使其土地城市化率的数值较低。2省会城市和沿海城市群的城市土地扩展面积最大,呈现出行政等级式分异和空间集聚式分异的空间格局;城市土地扩展速度呈现出沿海城市群与其他城市分异的空间格局。规模越大的城市,土地城市化进程越明显。3近10年来中国土地城市化进程的两大核心用地增长类型是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规模越大的城市,工业用地增长的驱动作用越显著;中西部地区和中小规模城市以居住用地增长为核心,沿海城市群和重要交通轴线城市以工业用地增长为主。
DOI:10.11821/dlyj2014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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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实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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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riving forces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Drawing upon insights from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ightens local budget constraints, stimulating local governments to urbanize land to relieve fiscal distress.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triggers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am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for better economic performance, inspiring local governments to employ land development to mobilize more capital investment for growth. Based on official land-use change data from 2002 to 2008 for prefectural citi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his study presents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se theoretical arguments. Results imply that fiscal and political incentives derived from land development drive China l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urbanization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an institutional understanding of rapid land urbanization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DOI:10.1080/02723638.2015.1063242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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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scholarly attention. However, more work is still needed to examine and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especial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market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We find that cities in the YRD are experiencing urban land expansion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e growth of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land. The dominant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in cities have also varied with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ve levels. Based on our conceptual framework, we have used multi-models to investigate the driving force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YRD.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six influencing factors09”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labor, government competition, institution, population, and job-housing relations09”facilitate land use change in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process. However, their impacts differ in citie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as well as with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policie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urban land use in the YRD.
DOI:10.3390/su70810281      [本文引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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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人口与土地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二者之间状态演化对促进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二者概念基础上,基于人口构成、人口素质、人口生活、城镇规模、城镇投入、城镇产出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对省会型城市南昌市2002~2011 年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① 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呈波动变化并持续上涨,城镇发展由土地滞后型向人口滞后型转变;②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状态由失调衰退区向过渡协调区演进,发展类型则由高度不协调状态向勉强协调状态过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南昌市人口城镇化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的原因,指出两者关系主要受到城市发展外在制度与内在基础的共同作用,并认为构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双重优化路径是协调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同步发展的有效途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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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系统科学中的有关理论,分别构建了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1991—2011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各自的内部协调性、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和计量关系。结果表明:1浙江省各地级市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均逐步提高。2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度在研究前期(1991—2001年)提高的速度较慢,而在研究后期(2001—2011年)提高的速度较快。在研究前期土地城市化超前于人口城市化,而在现阶段土地城市化则滞后于人口城市化。3浙江省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耦合协调等级具有明显的时空演变格局,杭州市和宁波市的耦合协调等级通常领先于其他城市,而丽水市和衢州市则相对落后。4根据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度和相对发展度,绘制了"九宫格",对浙江省全部地级市未来城市化协调发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和措施。
[23] Liu Yaolin, Li Jiwei, Hou Heping, et al.Study on urbanization rate of urban-rural construction land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Hubei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1): 13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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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提出了表征城乡建设用地结构的土地城镇化率,并以人口城镇化率为基础结合城乡用地水平构建了其理想值,借助Logistic城镇化过程模型分析了土地与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以湖北省为例进行理论验证,根据理想值对各区县进行了城乡建设用地结构的合理性评价,并从社会经济和地理空间两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非农产业比重、人口城镇化率和地形条件是土地城镇化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基于空间自相关性的热点分析表明,土地城镇化热点地区周围的土地城镇化率往往偏高。因此,可依据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地形条件等因素制定差别化的城乡用地政策,并借助空间分析手段识别重点监控区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DOI:10.11821/dlyj2014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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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国所有建制市为对象,采用2006和2010年各城市人口、建设用地数据,通过模型测度各城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离差系数,并运用Arcgis软件对人口-土地城镇化失调等级进行可视化表达,以揭示我国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失调性时空特征.研究显示:①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整体上呈现出失调发展态势,但这种失调性趋于下降;②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失调性具有明显的地区、规模、类别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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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中国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特征. 地理研究, 2015, 34(3): 475-486.]
着眼于城乡发展转型中"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规律研究,以快速城乡转型发展的环渤海地区为典型案例区,通过构建县域层面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关数据资料,对环渤海地区县域尺度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演化时空格局进行系统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非农化之间转型联动一致性较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偏低,协调度呈现出低非农化转型水平的一致均衡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之间联动和传导作用较弱。2"人口—土地"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低于"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同一致性失调。3伴随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及协调度呈现为波状传递上升的演进时序变化特征,人口、土地、产业子系统之间联系程度和组织调控过程符合系统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规律。4创新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机制,创建土地基本制度、核心制度与保障制度相融合的多层次土地节约集约制度体系,完善基本供地机制、规划决策机制、市场配置机制、收益分配机制,是构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关联挂钩的核心途径。强化以人口、土地、产业联动三挂钩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核心理论研究将是城乡发展转型地理学和土地资源管理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
DOI:10.11821/dlyj201503007     
[27] Yang Yanzhao, Feng Zhiming, Zhao Yande, et al.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9): 1668-1678.
[本文引用:1]
[杨艳昭, 封志明, 赵延德, . 中国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性研究. 地理研究, 2013, 32(9): 1668-1678.]
[28] Chen Fenggui, Zhang Hongou, Wu Qitao, et al.A stud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Human Geography, 2010, 25(5): 53-58.
[本文引用:1]
[陈凤桂, 张虹鸥, 吴旗韬, . 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人文地理, 2010, 25(5): 53-58.]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时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数目不断增加,单以非农人口比重 这一标准衡量城镇化水平并不能全面反映城镇化的内涵,因此,如何理性评价当前的城镇化状态值得思考。城镇化包含人口向城镇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的过 程,同样也包括城镇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在归纳总结城镇化的深层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衡量我国的城镇化水 平,并研究二者协调发展状态。通过时间序列演算,发现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且从2002年开始土地城镇化指数增长速度 明显加快,并在2007年土地城镇化指数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空间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具有水平总体偏低、阶段差 距大、区域分异明显等特点。
[29] Tan M, Li X, Lv C.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arable land loss of the major cities in China in the 1990s.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Earth Sciences, 2005, 48(9): 1492-1500.
Based on the land-use data in 1990 and 2000, determined by interpreting Landsat Thematic Mapper (TM) imagery, this paper defines the ext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nd extracts patch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of 145 cities with the largest areas in 1990 and rable land patches around these cities. With these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and the consequent arable land loss in East, Middle and West China, and further identifies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spatial factors of the urban land use changes, using GI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pproach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tal urban land of the 145 cities expanded by 39.8%, with about 70% of the new urban land converted from arable land in the 1990s. The urban land expansion varied among the three regions, with a value of 43.0% in the East, 33.1% in the West (33.1%) and 17.8% in the Middle. Moreover, mea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per capita increased by10.7% in the East, but it decreased by 7.7% in the Middle, 1.4% in the West.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otal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could best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DOI:10.1360/03yd0374      [本文引用:1]
[30] Tian Li.Urbanization of land in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Boon or bane?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1, 35(2): 11-13.
[本文引用:1]
[田莉.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喜忧参半的土地城镇化. 城市规划, 2011, 35(2): 11-13.]
1988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城市快速发展,土地城市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它为拓宽政府财政收入来源,改善城市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过于依赖土地财政导致的房价飞涨和城市蔓延,已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本文探讨了土地城市化这柄双刃剑在我国城市发展中的得与失,并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土地城市化转型的方向与对策.
[31] Wang Yahua, Yuan Yuan, Wang Yingli, et al.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and its mechanism: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 14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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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华, 袁源, 王映力, . 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关系及其机制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地理研究, 2017, 36(1): 149-160.]
[32] Mustafa A, Rompaey A V, Cools M, et al.Addressing the determinants of built-up expansion and densification processes at the regional scale. Urban Studies, 2018. DOI: 10.1177/004209801774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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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Li Xiubin, Tan Minghong. It is normal that land urbanization is faster tha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China Science Daily, 2013-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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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彬, 谈明洪. 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是常态. 中国科学报, 2013-04-08.]
[34] Otsuki K, Schoneveld G, Zoomers A.From land grabs to inclusive development? Geoforum, 2017, 83: 115-118.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many African governments are embracing the potential of privat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to address structural issues within their agricultural economies. Sustainably integrating these investments into target landscapes, however, poses a number of governance challenges since it requires careful reconciliation of competing... [Show full abstract]
DOI:10.1016/j.geoforum.2017.05.001      [本文引用:1]
[35] Yang Dongfeng, Long Ying, Yang Wenshi, et al.Losing population with expanding space: Paradox of urban shrinkage in China.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5(9): 20-25.
[本文引用:1]
[杨东峰, 龙瀛, 杨文诗, . 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 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收缩悖论. 现代城市研究, 2015(9): 20-25.]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城市在人口规模下降的过程中,仍然延续建设用地不断增加的态势,进而呈现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的城市收缩悻论现象。利用我国五普、六普人口资料和2000年、2010年的城市航空影像资料,通过人口流失指数及空间扩张指数的测算,对城市收缩悖论进行现象观察和类型学描述;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基于DPSE的跨尺度、多要素概念模型,尝试对我国城市收缩悖论现象给出初步理论解释。
[36] Audirac I.Introduction: Shrinking cities from marginal to mainstream: Views from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Cities, 2018, 75: 1-5.
DOI:10.1016/j.cities.2017.10.012      [本文引用:1]
[37] Fang Chuanglin, Yao Shimou, Liu Shenghe, et al.China Urban Cluster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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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创琳, 姚士谋, 刘盛和, . 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38] Fang Chuanglin, Liu Haimeng, Luo Kui, et al.Comprehensive regionalization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2): 179-196.
[本文引用:1]
[方创琳, 刘海猛, 罗奎, . 中国人文地理综合区划. 地理学报, 2017, 72(2): 179-196.]
[39] Wang Jing, Li Yurui.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t county level: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2000 and 2010 census dat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4): 621-636.
[本文引用:4]
[王婧, 李裕瑞. 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 地理学报, 2016, 71(4): 621-636.]
利用2000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揭示近期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格局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结合多元回归模型探讨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进行中国城镇化发展类型区划分。结果表明:1 2000-201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年均增加1.3个百分点,32%的县域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超过1.5个百分点;2中国城镇化发展存在区域差异性和"低快高慢"的收敛性,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城镇化率年均分别增加1.4、0.5、1.4和1.3个百分点;3 60%的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集中在低城镇化率—高增长率、低城镇化率—中高增长率和低城镇化率—中增长率三种类型,且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密集;4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基本未变,仍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增长极的城镇化发展较为突出,东部地区及内陆省会城市周边的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5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人力资本状况、人口集聚能力、公共服务水平、地理区位特征对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6中国城镇化格局可分为具有明显区类一致性和区外异质性的5大类、20个区域。新时期的城镇化发展应凸显地域功能、提升承载能力、夯实产业基础、强调节约集约。
DOI:10.11821/dlxb201604007     
[40] Oueslati W, Alvanides S, Garrod G.Determinants of urban sprawl in European cities. Urban Studies, 2015, 52(9): 1594-1614.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helps to answer several key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extent of urban sprawl in Europe. Building on the monocentric city model, this study uses existing data sources to derive a set of panel data for 282 European cities at three time points (1990, 2000 and 2006). Two indices of urban sprawl are calculated that, respectively, reflect changes in artificial area and the levels of urban fragmentation for each city. These are supplemented by a set of data on various economic and geographical variables that might explain the variation of the two indices. Using a Hausman-Taylor estimator and random regressors to control for the possible correlation between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unobservable city-level effects, we find that the fundamental conclusions of the standard monocentric model are valid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for both indices. Although the variables generated by the monocentric model explain a large part of the variation of artificial area, their explanatory power for modelling the fragmentation index is relatively low.
DOI:10.2139/ssrn.2397141      PMID:4540171      [本文引用:1]
[41] Seto K C, Fragkias M, Güneralp B, et al.A meta-analysis of global urban land expansion. PloS One, 2011, 6(8): e23777.
The conversion of Earth's land surface to urban uses is one of the most irreversible human impacts on the global biosphere. It drives the loss of farmland, affects local climate, fragments habitats, and threatens biodiversity. Here we present a meta-analysis of 326 studies that have used remotely sensed images to map urban land conversion. We report a worldwide observed increase in urban land area of 58,000 km2from 1970 to 2000. India, China, and Africa have experienced the highest rate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the largest change in total urban extent has occurred in North America. Across all regions and for all three decades, urban land expansion rates are higher than or equal to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rates, suggesting that urban growth is becoming more expansive than compact. Annual growth in GDP per capita drives approximately half of the observed urban land expansion in China but only moderately affects urban expansion in India and Africa, where urban land expansion is driven more by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In high income countries, rate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are slower and increasingly related to GDP growth. However, in North America, population growth contributes more to urban expansion than it does in Europe. Much of the observed variation in urban expansion was not captured by either population, GDP, or other variables in the model. This suggests that contemporary urban expansion is related to a variety of factors difficult to observe comprehensively at the global level,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the informal economy, land use policy, and generalized transport costs. Using the results from the global model, we develop forecasts for new urban land cover using SRES Scenarios. Our results show that by 2030, global urban land cover will increase between 430,000 km2and 12,568,000 km2, with an estimate of 1,527,000 km2more likely.
DOI:10.1371/journal.pone.0023777      PMID:3158103      [本文引用:1]
[42] Chen Jianglong, Gao Jinlong, Xu Mengyue, et al.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in Nanjing metropolitan are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3): 427-438.
[本文引用:1]
[陈江龙, 高金龙, 徐梦月, . 南京大都市区建设用地扩张特征与机理. 地理研究, 2014, 33(3): 427-438.]
作为全球城市化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建设用地的扩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长三角北翼中心城市南京为例,利用遥感、土地利用调查等数据研究大都市区建设用地扩张的过程、格局与机理。研究表明,1985-2007年南京市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推动下经济快速增长,引致了建设用地的扩张,年均增长率为3.14%。2001年后随着城市发展模式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换,建设用地呈加速扩展趋势。南京市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明显的沿长江和南北交通走廊轴向发展的特征。开发区和新城建设是南京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方式。区、县尺度的回归分析表明,人口增加、全球化是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的重要推手;经济的服务业化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减少对用地的需求,这种影响在城区更大;在分权化竞争中,都市区政府具有更强的控制力。
DOI:10.11821/dlyj201403003     
[43] Chen J, Gao J, Chen W.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the transitional mechanisms in Nanjing,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6, 53: 274-283.
61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is investigated from 1985 to 2013.61Landscape pattern change along four urban-rural gradients is detected.61Driving mechanisms is analyzed at the county level from 1996 to 2013.61Transitional framework helps better understand the rapid urban growth in China.
DOI:10.1016/j.habitatint.2015.11.040      [本文引用:1]
[44] Li H, Wei Y D, Liao F H, et al.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and urban land expans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Applied Geography, 2015, 56: 177-186.
61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riving forces of urban expansion in China with a focus on th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rank.61Urban expansion coincides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and cities at higher ranks tend to expand more rapidly.61The 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urban expansion in China.61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mechanisms on urban expansion are conditioned by the rank of a city.
DOI:10.1016/j.apgeog.2014.11.029      [本文引用:1]
[45] Chen J, Gao J, Yuan F, et al.Spatial determinant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in globalizing Nanjing, China. Sustainability, 2016, 8(9): 868.
DOI:10.3390/su8090868      [本文引用:1]
[46] Liao F H, Wei Y D.Modeling determinants of urban growth in Dongguan, China: A spatial logistic approach.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2014, 28(4): 801-816.
This paper examines spatial variations of urban growth patterns in Chinese citie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Dongguan, a rapidly industrializing city characterized by a bottom-up pattern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townships. We have employed both non-spatial and spat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to analyze urban land conversion. The non-spatial logistic regression has found the significance of accessibility, neighborhood conditions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for urban development.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with spatially expanded coefficient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orthodoxy logistic regression with lower levels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residuals and better goodness-of-fit. More importantly, the spatial logistic model reveals the spatially vary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rowth and its underlying factors, particularly the local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 results of the spatial logistic model also provide clear clues for assessing environmental risks to take the local contexts into account.
DOI:10.1007/s00477-012-0620-y      [本文引用:1]
[47] Feng Zhiming, Tang Yan, Yang Yanzhao, et al.The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in China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 62(10): 1073-1082.
[本文引用:1]
[封志明, 唐焰, 杨艳昭, . 中国地形起伏度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 地理学报, 2007, 62(10): 1073-1082.]
基于人居环境自然评价的需要,运用GIS技术,采用窗口分析等方法,提取了基于栅格尺度(10km×10km)的中国地形起伏度,并从比例结构、空间分布和高度特征3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中国地形起伏度的分布规律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中国的地形起伏度以低值为主,63%的区域低于1(相对高差≤500m);空间分布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格局;随着经度和纬度增高,地形起伏度呈逐渐下降趋势,28oN、35oN、42oN纬线和85oE、102oE、115oE经线上的地形起伏度符合中国三大阶梯的地貌特征;随着海拔高度增加,地形起伏度呈现逐渐升高趋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密度有较好的对数拟合关系,拟合度高达0.91;全国8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地形起伏度小于1的地区,在地形起伏度大于3的地区居住的人口总数只占全国0.57%。中国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区域差异显著,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相关性显著,内蒙古与青藏地区几乎不存在相关性。
[48] Fang Chuanglin, Liu Xiaoli, Lin Xueqin.Stages correction and regularity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course of China. Arid Land Geography, 2008, 31(4): 51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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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创琳, 刘晓丽, 蔺雪芹. 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修正及规律性分析. 干旱区地理, 2008, 31(4): 512-523.]
[49] Ma Zuopeng, Li Chenggu, Zhang Jing, et al.Urban shrinka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Human Geography, 2016, 31(2):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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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佐澎, 李诚固, 张婧, . 发达国家城市收缩现象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人文地理, 2016, 31(2): 13-17.]
[50] d'Amour C B, Reitsma F, Baiocchi G, et al. Future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cropland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114(34): 8939-8944.
Urban expansion often occurs on croplands.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how global patterns of future urban expansion will affect the world’s cultivated areas. Here, we combine spatially explicit projections of urban expansion with datasets on global croplands and crop yields. Our results show that urban expansion will result in a 1.8–2.4% loss of global croplands by 2030, with substantial regional disparities. About 80% of global cropland loss from urban expansion will take place in Asia and Africa. In both Asia and Africa, much of the cropland that will be lost is more than twice as productive as national averages. Asia will experience the highest absolute loss in cropland, whereas African countries will experience the highest percentage loss of cropland. Globally, the croplands that are likely to be lost were responsible for 3–4% of worldwide crop production in 2000. Urban expansion is expected to take place on cropland that is 1.77 times more productive than the global average. The loss of cropland is likely to be accompanied by other sustainability risks and threatens livelihoods, with diverging characteristics for different megaurban regions. Governance of urban area expansion thus emerges as a key area for securing livelihoods in the agrarian economies of the Global South.
DOI:10.1073/pnas.1606036114      PMID:28028219      [本文引用:1]
[51] Yue W, Zhang L, Liu Y.Measuring sprawl in large Chinese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via combined single and multidimensional metrics.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6, 57: 43-52.
61An integrated framework combing single and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was employed to quantify sprawl.61The results of single-indicator measurement basically aligned with those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61The magnitude of sprawl varied with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of China.
DOI:10.1016/j.habitatint.2016.06.009      [本文引用:1]
[52] Li Yurui, Wang Jing, Liu Yansui, et al.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 prefecture level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2): 199-212.
[本文引用:1]
[李裕瑞, 王婧, 刘彦随, . 中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学报, 2014, 69(2): 199-212.]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是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战略导向。本文着力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分析探讨四化协调指数与区域发展主要指标的关联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开展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稳健而积极;识别出四化发展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145个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既需要共性制度创新,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区域问题研制区域政策,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效率。
DOI:10.11821/dlxb201402005     
[53] Qu Futian, Chen Jianglong, Chen Wen.Theori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on the land conversion economic driving force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5, 20(2): 231-241.
[本文引用:1]
[曲福田, 陈江龙, 陈雯. 农地非农化经济驱动机制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 2005, 20(2): 231-241.]
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的矛盾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而农地非农化又是这一矛盾的焦点,合理调控农地非农化需要掌握其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辨识主导因素。论文从影响土地资源部门配置的社会经济因素出发,构建了一个农地非农化经济驱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应用1995~2001年省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初步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是农地非农化的主要推动因素;土地利用的比较效益和耕地资源禀赋是农地非农化的基础因素;地方政府的收益以及地方政府的管制应对行为与农地非农化呈正相关关系,而土地的市场化配置程度与农地非农化的面积呈负相关关系。根据上述的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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