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受中国地理学会委托,笔者于2012年起开始进行政治地理学发展谱系的整理,主要是对一些代表性学者的访谈,以及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解读。同时,利用参加政治地理学相关学术会议的机会,向相关学者求证求教,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渐次总结。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对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术谱系进行归纳,以期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指引。国内目前对政治地理学理论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相关的研究仍比较零散,本文期望对这一学科共识的形成有所贡献。

本文首先在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大背景下,概括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轨迹,以此作为后续分析的基础;继而,梳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发展阶段和谱系;在此基础上梳理不同阶段的重要学者及其派系传承,进一步明晰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特征;最后,在中西方比较的基础上,讨论中国政治地理学未来发展的路径,并提出相关建议。

2 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

在西方,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政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认知与空间权力^[1,2,3,4,5]。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于1897年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一书,标志着政治地理学作为现代人文地理学科的重要分支学科正式创立^[1]。自此,西方政治地理学正式走入地理学大家庭。现在回看,迄今为止的西方政治地理学发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3个阶段。

2.1 古典地缘政治学兴盛时期

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拉采尔一生致力于“生存空间”的研究,他认为领土扩张是国家获取生存空间的唯一途径。受其影响,其后的政治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地理特征和国家间关系的分析,为国家领土扩张服务。其中,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成为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者。他在其著名的《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中,从英国维护霸权的需要,提出了心脏地带概念^[1]。此后,相关的研究开始盛行,政治地理学因其实用的治国之道而逐渐为人熟知。许多地理学家如美国的艾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德国的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均以地理学家的身份对其所在国家的外交军事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拉采尔的影响下,瑞典政治学家约翰·鲁道夫·契伦（Johan Rudolf Kjellen）创造了“地缘政治学”一词,并成为后世广泛运用的核心词汇。尤其是德国的豪斯霍费尔,发展了众所周知的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为纳粹德国的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支撑,更使“地缘政治”一词广为人知并几乎成为政治地理学的代名词^[6]。因为在国策制定方面的“贡献”,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曾经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但也因为对纳粹国策制定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声誉一落千丈^[6]。

2.2 政治地理学的“去政治化”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20年左右的停滞期^[7,8,9]。20世纪70年代后,政治地理学在西方复兴,但是其研究内容、方法和范式都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对地缘政治与战争之间关系的反思,政治地理学开始“去政治化”。一些相关的面向政策的传统地缘政治研究转移到了国际关系等地理学之外的领域,如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外交和地缘战略的著作。另一方面,一些政治地理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兴趣扩展到国家内部的对象上,开始关注“政治性”较弱的一些领域。如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籍着“计量革命”思潮,开始关注选举地理等相对依靠定量分析而又“无害”的议题^[10,11,12];20世纪90年代,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13],一些政治地理学者提出批判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14,15],对主流地缘政治思想进行解构和批判性反思,剖析隐藏在话语和地理知识等背后的权力关系等^[16,17,18]。

2.3 政治地理的“多尺度化”时期

1982年国际地理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IGU）设立了政治地理研究小组,同时《政治地理学季刊》（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正式创刊,标志着西方新政治地理学（New Political Geography）的确立^[5]。新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超越了古典地缘政治,研究对象也从“国家中心主义”扩展到多尺度空间^[7,8,9]。20世纪80年代,皮特·泰勒（Peter J. Taylor）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19]引入政治地理学,为政治地理学的多尺度分析提供了整合框架。这一时期西方政治地理学关注的主题逐渐拓展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权威弱化、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内战纷争、新帝国主义、霸权、信息的政治空间、地理知识的生产、政治制度、政治景观和表征的权力等^{[20,21,22,23,24,25]}。此外,地方政治的研究也开始兴起,并被联系到不同层次的权力关系进行复合分析,如从水平的（在不同的地区间）和垂直的（在不同的尺度间）角度对冲突进行研究^[26,27,28],等。如今,“国家”仍是西方政治地理学关注的基本单元,但已不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条条大路通罗马”,多尺度和跨尺度的研究已成为当今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新范式。

2.4 小结

以上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到3条脉络：① 是根植于拉采尔和麦金德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古典地缘政治学,这个分支主要服务于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制定;② 是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建立在批判理论之上的新政治地理学。这个分支产生于对第一个分支的批判性反思中,以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约翰·奥劳夫林（John O'Loughlin）等为代表;③ 主要关注多尺度政治,并且常与其他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交织在一起,代表性学者如泰勒、罗恩·约翰斯顿（Ron Johnston）、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等。如泰勒除了提出政治地理学的多尺度框架外,还提出世界城市网络等城市地理学理论;约翰斯顿不仅是选举地理学的知名学者,也同时活跃在社会地理学领域;梅西同时也是经济地理学和女性地理学领域的杰出学者。

基于以上对西方政治地理学发展历程的梳理,也可以发现3个特征：

第一,学科范式的转型。在理论上,西方政治地理学从古典地缘政治偏重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逐渐走向后现代批判理论的多元声音;在方法论上,西方政治地理学经历了从区域分析向世界体系分析的视角转换;在研究对象上,以国家为基本单元,但已从国家间关系的单一尺度分析扩展到包括全球、超国家区域、城市、社区和个人等多尺度、跨尺度的综合分析。

第二,学科理论的演进。与第一点相关,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也是不断变化的,古典地缘政治学主要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泰勒的多尺度分析主要是受到沃勒斯特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批判地缘政治研究主要是受到福柯等后现代哲学思潮的重要影响。

第三,政策科学的基因。西方政治地理学始终是“入世”的,在积极回应发展需求和现实政治。如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兴起主要呼应英国遏制俄罗斯为主的陆权和德国打破“一战”后地缘格局等国家需求;选举地理和地方政治的分析主要满足和平时期国内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近年来兴起的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则主要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极端势力带来的挑战等。即便是“批判地缘政治”,实际上仍然浸透着“为国服务”的思想。“批判”实际上也是为了避免国家的错误决策,因此其服务的是广义上的国家（不一定是当任政府）,这一逻辑在福柯关于新自由主义治理的论述中有非常精彩的解释^[16,17,18]。

3 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

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与中国地理学的整体类似,存在内生和外生的“二元结构”^[29]。前者具有历史积淀和较强的实用导向,但是缺乏严谨的理论归纳;后者主要是新兴的学说,理论性较强但本土化程度较低。此外,类似于西方政治地理学的“隐性化”发展,中国也有一些“事实上的（de-facto）”政治地理研究在不断增长。

3.1 内生的政治地理思想传承

内生的政治地理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比如战国时期战略家苏秦和张仪为秦国提出辩证但相反的一对地缘政治外交策略：苏秦强调将秦国作为支点的纵向（南北）联盟（合纵）,张仪则提出了一个横向（东西向）联盟（连横）。几乎在同一时期,范睢提出另一个军事外交战略,建议与较远的国家结盟而攻击较近的国家（远交近攻）。同样,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作为一个详细的地缘战略帮助刘备建立了蜀国,等。长期以来,类似的外交—军事思想一直被视为重要的“中国智慧”,在当代中国仍被时常提起。不过,这方面研究较少被整理,多体现在古代文人的梳理思辨^[30]和部分历史地理研究中^[31]。直到最近,政治地理学者才开始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32]。

内生的政治地理思想在近现代中国也有体现。比如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现在仍用于非洲和中东的一些冲突地区,有学者甚至认为最近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总统竞选中也运用了这一战略^[33];此外,如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来处理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他们都可以视为内生政治地理思想的践行者。这些思想大都是基于中国的传统哲学如易学（易经）,这有点类似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所起到的作用。这些思想属于实践层面的创造,但尚未衍生更多学术上的思辨和讨论。

3.2 外生的西方地缘政治学的传播与实践

当前在中国被用于教学和研究的政治地理学体系主要是从西方学术界引进的外源性研究范式,而不是基于前述的内生性思想。王恩涌先生认为,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引进始于20世纪初。沙学浚在他的《国防地理和政治地理》中,第一个运用地缘政治的概念从地理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国防政策^[34]。同一时期,中国学者翻译和引进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和其他的欧洲经典地缘政治学说^{[35,36,37,38]}。在此基础上,也出现了一些探讨地理形势如何影响国家政策的实证研究^[34]。这些成果的作者是中国第一代政治地理学者^{[34, 39]}。他们聚焦于地缘政治,致力于地理环境/背景和国家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由于缺乏连贯的研究范式和系统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成果现在看起来都是比较初步和零散的,但他们在推进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尤其是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上,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20世纪50年代后,受西方地缘政治批判和新中国学科发展偏好的影响,政治地理学在中国也被视为伪科学,发展全面停滞。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大约30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文地理学科建设被重新提上日程^[31]。1978年改革开放后,许多地理学家的呼吁促成了政治地理学复兴^[34]。如1984年李旭旦建议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卷》中,加入“政治地理学”词条;鲍觉民在其文章《政治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和《再论政治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中,讨论了中国发展政治地理学的重要性^[39];张文奎在教材《人文地理学概论》中,专门用一章讨论了政治地理的性质、研究对象和内容^[38]。他们的努力无疑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地理学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政治地理学的复兴,更多学者开始对政治地理问题产生了兴趣,相关的研究开始起步。如周介铭提出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框架,包括中国的领土配置和行政单位、世界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的发展策略等^[40];张文奎等在介绍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地理学发展状况的同时,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总结,并详述了世界政治地图的形成和演化^[38]。此外还有王国梁^[35]、王正毅^[36]、肖星^[37]、沈伟烈^[41]等,都是这一代学者的代表。这些学者在推动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组织和学科体系形成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大多隶属于各大高校,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开始了外源性科学的本土化升级,人文地理学也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这本可以是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一个发展契机,去整合本土的实证研究与外源性理论,就像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在这期间所做的。但是,这种整合并未发生。由于政治地理学的本土化需求未被激发,之后的中国政治地理学成果多表现为之前的惯性延续,即对西方已有地缘政治理论的解读,其中多数是对外来作品的翻译^{[41,42,43,44,45,46]}。这一时期政治地理学的教学研究相对活跃的机构包括北京大学、国防大学等,这些大学主要考虑的是国家军事/国防从业者的培训。

进入21世纪,更多的西方地缘政治学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比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学者的相关著述。此外,除了对西方成果的引入外,应用西方理论对中国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也多起来。这些研究的主题包括冷战后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47]、海洋地缘政治^[48]、资源与流动的政治^[49,50]以及地缘战略^[51,52,53]等。这些研究仍然主要是基于西方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和概念。同时,相关的学术讨论也呈逐渐增多的趋势,但这些讨论不全是由地理学者主导。

3.3 人文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研究"兴起

与“名义上的政治地理研究”（地缘政治）相对的是,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人文地理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需求,开始关注“政治”要素的研究。如城市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区域和城市治理、城市政治（代表性学者如张京祥^[54]、罗小龙^[55]、何深静^[56,57]、沈建法^[58,59]等）;经济地理、世界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地缘政治经济（代表性学者如陆大道^[60,61,62]、杜德斌^[63,64,65]、刘卫东^[66]、葛岳静^[67]、王铮^[68]等）;旅游地理学者开始关注旅游开发中的制度增权、社区增权（代表性学者如保继刚^[69]、孙九霞^[70]、左冰^[71]等）;社会文化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地方政治、身份政治等话题（代表性学者如朱竑^[72]、周尚意^[73]、林耿^[74]等）;刘君德等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行政区划和政区地理的专著,极大地促进了地理学关于行政区划的研究^[75]。此外,一些探讨新政治地理学、批判地缘政治的研究成果也开始逐渐出现（代表性学者如刘云刚^{[5, 32, 76-79]}、王丰龙^{[80,81,82,83,84,85]}、安宁^[86,87]、胡志丁^[88,89]等）。

3.4 小结

总的来说,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基础已经被建立起来,只不过其发展仍呈现离散状态。当下的政治地理研究主要不是由“专业的政治地理学者”推动的,而是由来自国际关系、军事、政治学、以及地理学中的世界地理、城市地理、经济地理、旅游地理、文化地理等不同领域的“兼业政治地理学者”推动的。这两者仅存在部分的交集,虽然存在彼此相互映照的可能,但在此背景下的研究共识与在此之上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仍是今后亟待解决的课题。

4 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代表人物

综上可看出,政治地理研究在中国目前仍处于“春秋战国”时代,多数学者是各自独立展开研究,并且他们也仅是把政治地理作为其几个并行研究主题或方向中的一个,或只是研究之外的兴趣。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谱系”很难界定,且必然是充满争议的。仅就对政治地理学进行直接倡导和学科建设的贡献而言,笔者认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代表人物权且可归纳为以下5位。

第一位可追溯到张其昀先生。张其昀翻译了艾赛亚·鲍曼的著作《新世界：政治地理学若干问题》,并将鲍曼的理论引入了中国^[34]。紧接着这本书的翻译,他创建了名为“国家学”的研究领域,整合了民族精神、国家历史、国家领土、国力和国防等一系列元素,以期服务于国家治理^[34]。张其昀在1923年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随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工作,期间培养了一批政治地理学者。继承张其昀学术志向的还包括,将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引进中国的沙学浚,以及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等。谭其骧在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研究兴趣转向政治地理,在复旦大学开设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课程^[34],并创立了历史政治地理学。谭其骧的学生继续进行着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包括周振鹤、王新民（王颋）、吴松弟、张伟然等。他们的研究领域包括行政区划、地方政治史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今天在复旦大学仍有一批学者,继续着谭其骧先生的研究,不过主要是在历史地理学的范畴内。

第二位是鲍觉民先生。其本科和研究生专业都是经济地理,但他对政治地理非常感兴趣,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个人喜好、及其工作环境（包括在南开大学担任台湾研究所所长,海洋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在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等）等因素密切相关。鲍觉民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了政治地理学研究及其知识体系的重要性^[39]。他可以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代积极倡导、实践并促进政治地理学科发展的地理学者。在鲍觉民的弟子中,有两位学者目前仍活跃在中国学术界：一位是李小建,他在南开大学师从鲍觉民学习,后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成归国,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公司地理学;另一位是王正毅,他在鲍觉民的指导下,在博士期间发表了《现代政治地理学》^[36],随后去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从事世界体系理论以及与沃勒斯坦相关的研究。他之后几乎所有的后续研究都在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的话题,目前任职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第三位是李旭旦先生,他被视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积极推动者。李旭旦主修人文地理专业,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并在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学位后,他回到中国,先后在南京大学、中央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工作。李旭旦的研究兴趣与政治地理联系紧密,特别是军事地理和地缘政治,著有《论K·李特尔、F·拉采尔和H·J·麦金德》等作品,并培养了一些政治地理学人才。例如沈伟烈^[41],目前是国防大学著名的军事地理学者;陆俊元^[90]和肖星^[37]目前分别在江南社会学院和广州大学从事相关研究。此外,沈伟烈的弟子（如楼耀亮^[91]和韩银安^[92]等）进一步沿着李旭旦先生的研究传统,目前仍在从事地缘政治、军事地理和国防相关的研究。

第四位是张文奎先生,他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复兴。他是一位具有创造力的高产人文地理学者,主要关注城市政治和行为地理学。张文奎毕业于并一直在东北师范大学任职,期间出版了《政治地理学》^[38]。受其影响,他的学生如刘继生^[93]和他的同事如袁树人^[94]、于国政^[95]、袁家冬^[96]等都对政治地理学产生了兴趣。在20世纪80年代,张文奎还在东北师范大学为青年地理学者组织了培训研讨班,研讨班上他专门讲授了政治地理学课程。山西师范大学的王国梁教授^[97,98,99]就是其受众之一。

第五位是王恩涌先生。王恩涌任职于北京大学地理系,并在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课程。在这一过程中,王恩涌将政治地理学整合到中国本土的研究脉络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颇具体系性的中国政治地理学科框架。他的非凡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本教材上,《文化地理学导论》和《政治地理学》都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教科书。这两本教材影响了众多年轻地理学者,并激发了他们对政治地理学的兴趣。

近年来,政治地理学发展很快,随着中国周边疆域领土问题的凸显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些有影响力的地理学家,如中国科学院陆大道院士、刘卫东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杜德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宋长青教授等,正在成为这一领域的新的建设者和引领者。在经济地理、区域地理、城市地理、旅游地理、文化地理等相关领域,也有不少对政治地理研究抱有浓厚兴趣的杰出学者出现,期待这些学者带领中国政治地理学走向新时代,对学科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5 讨论和结论

总体来看,纵观整个发展历程,中国政治地理学经历了20世纪初的萌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停滞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复兴的过程,但中国政治地理学者的相关研究总体上是零散的、断续的、以个人兴趣为主线,成果多是基于自身的思考而非师承脉络。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仍然处于初创阶段。

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基本呈现以引介西方理论和方法为主的外生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人文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中的“政治地理”研究、以及中国传统政治地理思想3个知识板块。其中,外生政治地理学是主流,本土的“政治地理研究”则分散在不同学科,如世界地理、城市地理、经济地理、旅游地理、文化地理等,传统政治地理思想依然在各类政策运用中时隐时现。总体而言,政治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缓慢,学科的基本框架仍不够清晰,很多研究“寄生”在其他相关学科而非独立发展。专门从事政治地理研究的学者队伍也较为有限。不过,近些年随着中国宏观社会政治形势发生转变,对政治地理学的国家社会需求开始凸显;同时,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深入,很多政治地理学的非传统议题也开始被关注。在此基础上,相信未来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会日臻完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将取得长足进展。

政治地理学在中国属于老树新花,每个人对政治地理学的理解都有各自的角度,政治地理本身也处于不断发展演化之中,因此本文也只是一家之言,更多在于引导相关议题的讨论,特别是以下几点：

第一,虽然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的建立已经经历了几代人,但基础仍然很脆弱。多数研究不是基于师承的积累而仅是对西方学说的研习或相近学科知识的外溢。政治地理学的应用需求不足,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之间在政治地理学领域缺乏交流,造成这些研究仅在低水平徘徊,多是面向教学、实践任务的重复而非研究创新。这就导致更多学者只把政治地理研究作为他们几个并行主题中的一个而不是主要方向,或只是主要研究方向之外的个人兴趣。

第二,中国的政治地理学研究一直主要围绕西方古典地缘政治学说展开,其方法论基础是生态论,与人文地理学的其他分支相比,话语体系和方法论明显不同。另一方面,在人文地理学的相关领域,从事政治地理研究的学者及其成果却并未归入政治地理学的范畴。这导致了大家对地缘政治和政治地理学关系的困惑,以及对政治地理学的认同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地理学发展了地方政治、批判地缘政治等新的分支,以及从环境决定论走向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多元化的分析视角,以适应和融入人文地理学的主流,这一点中国亦值得借鉴。

第三,中国自身有悠久的政治文化和丰富的政治地理研究素材,现如今的“一国两制”“一带一路”等,都充满了政治地理想象。但地理学者迄今对于面向国内实际需求的问题研究及其理论化方面进展缓慢,对现实政策的影响力也不足。外源性的理论并没有扎根于中国,也没有得到决策者的广泛接受。相反,很多外源性政治地理学在进行中国案例研究的过程中,简单套用西方术语或理论,缺乏对本地特征的理解,导致水土不服,与中国的传统和需求不符。如中国传统主张王权扩张（王道）而非领土占有（霸道）,强调内部治理（治官安民）而非拓产殖民,强调德治天下而非划疆分土,倡导民族融合而非独立或分离等^[100]。

因此,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需要依托当下的实践,从“一带一路”“一国两制”等治国实践中加强总结,同时加强对西方政治地理成果的批判性研究,加强对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的吸收,积极影响和转变现有由西方地缘政治学说所带来的思维定式和惯性。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目前的两大阵营,即面向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地缘政治研究,与人文地理学范式下的政治地理研究之间,将有哪些互动、哪些创新的可能性,还很难预见。未来中国的政治地理学该何去何从?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解决两大问题。

一个是如何正确处理外生—内生政治地理研究、实证—思辨、理—用、保持包容—维护学科边界的关系。笔者此前曾针对人文地理学研究现状专门辟文讨论^{[29, 101-103]},其中的思路也适用于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总的来说,要在追随西方和保持自身特色、服务当下的政策制定和保持长远的独立思考、依托实证分析和保持批判反思、汲取其他学科经验与保持学科优势等方面取得均衡。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尽早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和有凝聚力的研究队伍。尽管这里还无法提供一个明确的讨论方案,但是我们认为,中国政治地理研究应该首先从以下3个方向展开：① 实用主义的政策研究。这方面研究应该更贴近国家的战略需求,并立足地理调查和地理思维提供政策咨询。例如,如何化解“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阻力和风险?如何破解和反制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如何更好地推动城市—区域的协同发展?等。② 实证主义的学术研究。立足实地调研或基础数据,分析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不同尺度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格局,如交通技术的进步对于当代海权和陆权地缘战略产生了何种影响?两个区域如何通过协商实现跨界合作?地方冲突中不同利益主体如何利用空间和尺度手段达成各自的目的?等。③ 知识导向的批判性研究。这一方面包括目前对西方相关成果的引介和对古代相关政治地理思想的梳理;也包括对现有政治地理的话语体系和“知识—权力”关系的批判性反思,从认知的角度剖析和影响政治地理过程。

总之,中国的内生政治地理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兴趣从事政治地理研究与实践。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国内政治地理话题日益增多,也为中国地理学者介入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能。中国需要地理学者参与地缘政治研究,也需要发展人文地理学中关于政治问题的学术研究。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如世界新秩序的研究、中国的城镇化与管治的研究、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现象的研究等,一些新话题和新领域已在展开热烈的讨论。未来如果大家一起努力,不断积累扎实严谨的实证研究成果,更多鼓励内生理论的建构,那么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地理学科景观必将在中国展开。

致谢：本文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北京大学王恩涌教授、国防大学沈伟烈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刘继生教授、于国政教授、山西师范大学王国梁教授、广州大学肖星教授、江南社会学院陆俊元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汤茂林教授、信息工程大学蔡中祥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殷冠文博士、云南师范大学胡志丁博士以及犹他州立大学科林·弗林特教授（Colin Flint）、大阪市立大学山崎孝史（Takashi Yamazaki）教授等给予了诸多建设性意见,特此致谢！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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