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中心是一种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是社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对区域经济发展本底要求、人才需求、电力需求等方面与传统基础设施存在差异，故布局原则存在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数据中心宏观空间布局的四大原则，需求导向、成本导向、运营环境和安全导向。进一步分析并总结其演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布局模式。结论显示：① 中国数据中心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格局。② 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数字产业、人力成本和科教资源等对中国数据中心宏观布局始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数据中心不断建设，区位条件、用地成本和布局政策对其宏观布局影响逐渐显现。③ 中国数据中心呈现出3种布局模式：需求导向型、成本导向型、需求—成本—运营环境综合导向型。早期数据中心布局以需求导向型为主，并逐渐向需求—成本—运营环境综合导向型演变。研究结论可为数据中心的科学选址及优化布局提供指导和建议。
技术知识多中心性是多中心性在知识创新方面的表征，是城市群技术知识生产与合作的空间结构反映，对城市群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运用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19年中国293个城市的专利申请和城市间专利合作数据，采用多中心性测度、工具变量和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对19个城市群技术知识多中心性的时空演化特征、类型演替趋势与创新产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城市群形态和功能多中心性的演化过程差异明显，形态多中心性总体呈现“降低—升高—再降低”波动发展，而功能多中心性总体呈现“从低到高”递增发展。② 高形态—高功能型的城市群创新水平总体较强，低形态—低功能型的城市群创新水平总体较低；分布呈现出形态多中心性多年持续分散，而功能多中心性呈现从较低功能多中心性向较高功能多中心性显著推进趋势。③ 模型结果显示城市群形态多中心性与创新产出呈现倒“U”型关系，拐点值为0.438；功能多中心性则与创新产出始终保持正相关关系，证实城市间创新合作对城市群整体创新产出的重要性。研究得出的城市群创新多中心性发展规律可为城市群创新发展战略制定提供研究支撑。
技术转移是提升区域知识多样性、培育技术创新枢纽的重要途径，然而技术转移枢纽的空间演化复杂性仍然是一个灰箱，其演化规律有待进一步挖掘。为此，本文发展了技术转移枢纽的理论框架及其加权自我网络分析（WENA）和Ht-index识别方法，实证揭示了2004—2018年间中国技术转移枢纽及其网络腹地的时空演化规律与模式：① 中国技术转移枢纽兼具等级层次性、空间极化性和功能均衡互补性的三重特性，是创新体系中具有技术集散功能的高等级技术转移节点，高度锁定于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东部城市。② 中国技术转移枢纽等级体系发育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阶层固化较突出，具地方依赖性或空间粘滞性；技术转出和技术引进枢纽分别表现出双极引领和多中心主导空间格局。③ 中国技术转移枢纽功能组织以集散型为主，功能类型由双部门主导向多部门融合的技术多样化演变，总体态势呈现出由起步阶段的功能分离、发展阶段的功能整合向成熟阶段的功能协同演替的规律。④ 中国技术转移枢纽的网络腹地表现出显著的扩张性—竞争性双重属性，呈现“周边+外围”双向扩张作用机制，形成渐进式扩张（由内向外）、跳跃式扩张（内外交替）和渐进式收缩（由外向内）3种差异化的腹地生长模式。
知识创新是城市创新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结合知识创新的多学科研究内容，从城市地理学城市职能的视角，构建了城市知识创新职能的测度框架并分析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论如下：① 城市知识创新职能是以内在知识存量和外在实践条件为基础，以满足人类新时代生存和发展需求，在知识创造、知识传播及知识应用过程中所承担的任务和所起的作用，测度维度包括职能规模、职能强度、职能尺度和职能活力；② 中国城市知识创新职能发展水平不均衡，知识创新职能突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及中西部少数发达地区，形成以京津、长三角、珠三角、陕成渝和中部武汉合肥为四顶点和中心的菱形知识创新结构，根据Jenks自然断点法划分为国家级、区域级、地区级和知识创新发展型城市；③ 城市知识创新职能空间分异特征同时受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各因素共同影响，其中经济环境、对外开放环境和文化环境与其他因子交互解释力最强，是影响城市知识创新职能发展的主导因素。未来中国应全方位提升城市的知识创新职能，充分考虑城市自身知识经济发展的现状及特点，制定适合城市知识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措施，强化人文社会因素在城市知识创新职能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影响机制是创新地理的重要研究议题，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外生动力（城市资源禀赋、多维邻近性等）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内生动力因素（择优链接、传递性等）。基于“Web of Science”中的论文合作发表数据构建中国城市知识合作网络，分析其2006—2016年空间结构和拓扑结构的演化特征，并通过加权随机指数图模型（ERGM）定量揭示内生和外生动力对该网络形成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从空间结构看，东密西疏的格局比较稳定，但整体由北京—上海双核结构向多中心发展，五大国家级城市群成为孕育多极的重要空间。以高能级城市为核心形成的节点区域愈发与规划的城市群范围一致，其发挥着知识资源邻近溢出和远程交互的双重作用。② 从拓扑结构看，知识合作的规模和密度显著增加，对大城市的择优选择效应明显。但随着多中心崛起，网络极化程度和异配性均在弱化；随着城际合作路径不断优化，网络聚合性提升，成为小世界网络。③ 从影响机制看，自演化与择优链接是知识网络的重要驱动力，其作用与城市等级效应相重叠；城市知识规模属性对知识流动的正向影响弱于多维邻近性和路径依赖性；高铁的存在有利于促进知识合作，而地理距离的影响不显著。
产业升级是后发经济体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当前产业升级研究对产业升级的地理性关注不足，倾向总结产业升级的地理分布变化，而不是揭示其地理动因。因此，本文基于关系经济地理视角从企业和区域尺度构建了产业升级模式的分析框架，推演出企业升级、结构升级、区域升级和内卷化4类升级模式，并揭示全球化下区域产业升级演进的一般路径（从企业升级或结构升级到区域升级和内卷化）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随后本文借助珠三角的案例证实该发展历程的存在，并进一步发现珠三角产业升级呈现“S”型迂回的产业升级路径。本文认为，产业升级受到全球化下的区域外部力量影响，具有企业和区域两个层面的表现，从技术、资本与市场来看，后发区域能够利用地理优势与跨国企业展开周旋，其中制度和本土环境在本土产业升级中发挥显著作用。本文为理解产业升级过程提供新的分析视角，揭示产业升级在地理尺度上的差异，初步发现有别于“雁行模式”的“S”型产业升级模式，为完善经济地理的全球化理论提供新的支撑。
半导体产业是国际劳动分工的典型代表，在关键生产环节的全球贸易中表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通过构建全球半导体贸易关系矩阵，采用基尼系数和贸易依赖指数，对半导体制成品、设备和材料的跨境贸易流和依赖关系演化以及贸易组织模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 全球半导体贸易空间不平衡性极强，尤其是材料和设备贸易在供需两侧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地区；② 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贸易主体，并且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共同塑造了制成品和材料贸易的区域化体系，但其设备贸易对欧美国家或地区存在高度依赖；③ 半导体生产模式推动了亚洲在制成品和材料贸易中的区域化，美国、欧盟及日韩等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构建排他性创新网络、设置贸易壁垒维持了其在半导体设备贸易中的垄断性优势。半导体设备贸易的垄断性和制成品、材料贸易的区域化共同构成了全球半导体贸易的特征，这些演化特征将在未来贸易中进一步强化。
海底光缆作为大型连通性基础设施，在国际电信、社会经济乃至国防安全等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当前对全球海底光缆网络空间格局的了解相对有限。基于此，本文对全球海底光缆的分布格局、连通格局进行分析，并对其战略支点、战略通道进行识别。结果表明：① 全球海底光缆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非均衡性，海缆线路与海上航线极为相似，登陆站点沿海岸线不均匀地集聚分布。② 全球海底光缆网络的连通格局具有显著的尺度累加效应，在微观、中观、宏观视角下连通结构分别呈链式、组团式和轴辐式。③ 全球海底光缆网络的战略支点和战略通道呈金字塔式等级结构，新加坡的战略支点地位和亚丁湾、马六甲海峡的战略通道地位最高。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划分出6个战略区域，其战略意义和安全风险各异，需要给予特别关注和警惕。
全球军事科技实力的变化将重构世界格局从而影响世界局势的走向，准确把握世界地缘军事科技格局演变对深刻认识和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SIPRI武器贸易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从产品结构、网络格局和影响机制3个方面研究了全球军事科技贸易时空格局演化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全球军事科技贸易规模呈波动上升趋势，贸易产品结构以军用飞机为主导，海军舰艇与装备、导弹和装甲车为组成的一极三核特征，军用飞机是大部分国家或地区主要出口产品或进口依赖产品；② 全球军事科技出口格局呈美国、俄罗斯和西欧的三极分布特征，亚洲国家影响力显著提升，地缘军事格局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特征明显，进口国和地区集中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南欧—北非一带，空间分布格局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位置相吻合；③ 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呈一超多强特征，欧亚大陆始终是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的主要舞台，亚洲国家成为重塑贸易格局的重要力量。④ 以美国和俄罗斯为核心的军贸竞争格局凸显，美国最大流网络的扁平化趋势揭示着美国主导能力的提升和西欧次主导国家的衰退；⑤ 军事科技贸易网络演化是进出口国家（地区）的属性与邻近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语言和经济邻近对军事科技贸易网络均具有正向作用，地理距离对贸易起明显负向作用，国家发展、科技水平、军费支出强度、政治稳定和资源禀赋对军事科技贸易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随着全球进入大发展、大变革的新时代，国家/地区间科研合作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全球科研合作既面临历史性机遇，也遭遇重大挑战。因此，探究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对于研判全球科技竞合态势至关重要。本文采用科睿唯安的InCites数据库所收录的2000—2019年国家/地区间科研合作数据，基于“点—线—网”的分析框架和动态的研究视角，刻画了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节点位置、双边关系和网络结构3个方面的演化动态，揭示了网络演化的综合驱动机制及其不同发育阶段驱动力重要性的变化。研究发现：① 节点位置上，传统科学强国的度中心性排名始终位居前列，新兴科研国家的网络影响力不断增强。② 双边关系上，国际合作联系数量快速飙升，中美合作取代美德合作，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联系。③ 网络结构上，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等级层次性逐渐降低，由美国单组团演化为美国—沙特双组团。④ 驱动机制上，全球科研合作网络演化受到地理邻近性、认知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共同语言、历史联系和人才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地理邻近性、共同语言和历史联系的重要性随着网络演化而降低，合作网络的驱动力更多是依靠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和人才流动。
在新时代推进区域发展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大背景下，需要站在国家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考虑“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状及差距加速拉大的现实，提出沿博台线实现微突破的基本设想。研究认为，“胡焕庸线”是中国重要的人口地理分界线、重要的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分界线、国家主体功能区与国家生态功能区的分界线、中国新型城镇化主体区与非主体区的分界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分界线。1980—2020年间“胡焕庸线”两侧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拉大，未来30年（2020—2050年）可破局缩差沿博台线实现微突破，重点微突破“10个10%”，争取实现西北半壁人口占全国比重达到10%，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达到10%，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超过10%，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超过10%，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达到10%，人均GDP增速超过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额拉大速度控制在10%以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额拉大速度控制在10%以内，教育资源绝对差距以年均10%的速度缩小。为了实现微突破战略目标，沿博台线从人口微布局、经济微布局、城镇化微布局、产业微布局、完善生态补偿转移机制、实施西部精深开发战略等方面提出了缩小“胡焕庸线”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主要路径与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向乡村地域的延伸与渗透深刻影响着乡村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方式与结构，推动城乡发展网络化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的转型与重组。本文在界定乡村数字化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耦合关系，深度剖析了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作用机制，并构建面向乡村数字化发展转型的研究内容体系。主要结论为：① 乡村数字化是伴随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广大乡村地域，重塑乡村物质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网络及空间组织的过程，促使乡村经济社会形态和空间组织结构发生数字化转型，包括数字技术作用于乡村地域空间的过程、作用和效应等。② 乡村数字化背景下乡村空间转型趋于综合复杂，物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空间叠合转型，并在数字信息连通下衍生出赛博空间及网络文化形态。③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物质空间转型的逻辑、数字经济发展与乡村经济形态转变的机制、数字技术应用与乡村社会空间重组的关系、数字治理模式与乡村空间组织重构的作用共同构成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多维内嵌机制。④ 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指向下，在强化学科贡献的基础上探寻数字化下乡村发展前沿领域与创新维度，聚焦智慧乡村应用场景、研制乡村规划建设体系与工程技术标准和规范，服务于乡村可持续发展、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转型。
城市医疗设施合理布局及其空间公平性是地理学重要议题，最大可达性均等（MAE）模型是空间公平导向优化配置模型的重要进展，但已有研究对于模型空间公平测度指标的探讨仍较缺乏。从公共服务可达性及空间公平内涵出发，选出了国内外研究中常用的10种空间公平测度指标，对MAE模型的优化目标函数进行扩展。以深圳市医疗设施为例，对这些模型进行了应用和综合比较。研究发现：① 从空间公平内涵来看，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平均绝对偏差和帕尔玛比值4个指标较适用于医疗设施空间公平研究。② 从模型优化效果来看，基于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帕尔玛比值、平均绝对偏差和泰尔指数的MAE模型表现较好。③ 综合来看，变异系数、平均绝对偏差和帕尔玛比值3个指标能够较好地测度医疗设施空间公平，以这3个指标为目标函数构建改进的MAE模型，能够提升模型优化效果。本文进一步发展了空间公平导向的设施优化配置模型，能够为医疗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提供科学方法支撑。
相比于其余部分空间实体，动态社区本质上是彼此之间通过群体移动紧密连接的一系列地理实体的集合，具有生命周期特征。然而目前对于动态社区的时空变化分析仍缺少系统的研究方法。对此，本文首先基于群体出行，对时空交互复杂系统进行网络建模；第二，提取网络中的动态社区，其本质上是由于城市功能活动场所和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匀、群体出行行为的规律性和多样性导致的动态人地交互而产生的动态城市空间组织；第三，融合景观生态学理论，构建动态社区时空变化模型，分析社区时空变化聚类模式，形成社区提取—动态变化—聚类分析方法框架；最后，以武汉市三环内区域为例应用该方法框架。结果表明：① 基于群体出行活动提取的社区与武汉市现有行政区划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其更能反映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动态空间组织；② 社区表现出明显的“形成—扩张—稳定—收缩—消亡”的生命周期规律；③ 不同社区时空变化规律具有差异性，通过聚类，其可以被分为短时社区、中时社区与长时社区，且每类社区具有稳定、鞍形、波动等一种或多种形态模式特征，对于城市动态规划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突破了传统静态社区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有助于推动网络动态特征的探索，加深对动态人地交互规律的理解。
城市标度律刻画了城市体系内不同要素与人口规模的缩放关系，但传染病发病数与人口规模非线性关系仍不明确，其演化过程仍不清楚。本文以2020—2022年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为例，研究发现：COVID-19确诊病例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说明大城市确诊率更高。反映缩放关系的标度指数经历了先快速升高、后稳定在1.25左右、再下降直至趋近于1的演化过程。对比来看，死亡病例并没有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说明大城市病死率没有高于中小城市。分阶段拟合的死亡和确诊病例标度指数均经历了先上升，后稳定，再下降的过程。本文基于标度律理论揭示了疫情传播的规模效应，而标度指数演化规律的发现也促进了对城市标度律的认知，其演化驱动机制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