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5个方面叙述了笔者对当今部分地理界学风与创新文化的观察与认识。第一,基于地理学方法论,阐述了地理学的理论观点与概念判断都是来自对地球表层实际存在的客体的运动特征与空间投影的变化轨迹的观察、分析与概括;第二,结合实际,指出了“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知识积累与运用观对学者们的重要性;第三,对科学创新及如何实现创新提出了新的观点;第四,探讨了如何正确处理科研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第五,提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要面向咨询。
1980年以来,因研究内容和空间治理重点不同,京津冀、京津唐、环渤海、大渤海等区域名称与区域范围多次变动。作为中国最早开展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区域,越来越受到经济贸易、生态环境、城乡规划等多学科关注。本文基于学术论文和专著、具有影响的科研项目,对1980年以来京津冀及相关区域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和评论。归纳起来,研究对象区域经历了“京津唐（塘）—大（环）渤海—京津冀”的变化过程。整体上可分为4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面向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为主的经济地理学区域研究,研究规模有限;20世纪90年代拓展到大（环）渤海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展经济贸易科学与地理学交叉研究;21世纪前10年,回归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科学和城市规划科学大规模介入的融合研究;21世纪10年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多学科区域综合研究。其间,中央政府在该区域开展的一系列重大规划,包括20世纪80年代京津唐国土规划和90年代环渤海经济协作区规划,21世纪前10年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和21世纪10年代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与区域研究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在显著增强空间规划和战略决策的科学性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发展,推动了人和自然相互间强烈作用状态下区域复杂系统演化规律的研究进展。
如何提高创新效率以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由相对衰落转向相对兴旺进而带动北方腹地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指出创新相对无效率是京津冀地区经济相对衰落关键的基础上,基于“密度、距离、分割、异质”（“4D”）框架,从经验上论证了京津冀地区创新地理相对无效率是其创新相对无效率的根源,提出了重塑京津冀地区创新地理的战略主张。首先,分析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粤港澳的经济效率、创新竞争力和创新效率演变趋势差异,发现京津冀地区经济效率低且趋于下降、创新缺乏竞争力、创新效率偏低,处于创新相对无效率状态。其次,基于“4D”框架阐释京津冀地区创新相对无效率的经济地理原因是,经济、人口和专利的低密度与高集聚不平衡程度并存、专利转移空间范围广而产学研协同发展的本地化水平低、创新分割严峻且空间异质性强、异质优势相对薄弱共同导致的创新地理相对无效率。最后,计量分析表明“4D”因素的相对变动将显著影响创新相对效率变动,证实京津冀地区创新地理相对无效率是创新相对无效率的根源。本文研究表明基于“4D”框架重塑创新经济地理是京津冀地区提高创新效率,进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所在。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构建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科技合作网络对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基于知识创新的科研合作网络和基于技术创新的技术合作网络的角度,使用合作论文和合作专利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13—2018年京津冀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之间科技合作网络的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基于半参数估计和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影响京津冀78个城市对之间科技合作的主要因素。主要结论为：① 京津冀科研合作网络快速成长,呈现北京与天津双核引领,以京津为主轴、京保石为次轴的空间结构。② 京津冀逐渐形成了以北京为主中心,天津、石家庄为次中心,廊坊、保定、沧州为三级枢纽,其他城市为节点的技术合作网络结构。③ 空间距离越近的城市之间越容易产生科技合作,高铁开通带来的时空距离压缩可以减弱科技合作的空间衰减系数;相对于科研合作,技术合作对于空间距离更为敏感;技术邻近性是促进城市间科技合作的主要驱动因子,尤其是对技术合作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经济发展差距越小的城市之间相对容易产生技术合作。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实施状况是当前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城市功能的分布和互动格局是刻画城市群协同发展和治理策略成效的重要内容。本文在阐述城市群内城市功能之间互动原理基础上,引入偏离—份额分析模型、改进土地生态位模型、扩展引力模型和GIS技术,耦合构建了新的城市功能互动模型。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2016年、2019年3期POI大数据提取不同类别城市功能区,从时空两个维度揭示京津冀城市群功能的互动格局特征,分析协同发展和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实施状况,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策略。结论显示：① 2010—2019年间城市群建成区城市功能区总面积增加1.5倍,其中混合功能区增长最快,增加1.7倍;② 北京市工业功能、商业功能正在稳步疏解,但是居住功能、科教文化功能、公共服务功能仍在聚集与强化;③ 廊坊市、唐山市、天津市、保定市等中部城市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发挥了“二传手”作用,成为功能互动的主要驱动城市;④ 石家庄市吸纳的疏解功能主要来源于天津市和廊坊市,具有接力特征;⑤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功能疏解在治理策略上需要关注功能互动格局演化趋势来进行精准施策。上述结论表明本文构建的城市功能互动模型可以较好地揭示和解释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功能互动格局的变化特征。
揭示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丰富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理论,也可为京津冀地区旅游协同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在初步构建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时空演化研究框架及多因素分析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基尼系数、核密度曲线、双变量局域自相关等方法,从旅游空间的规模、等级和形态变化等方面考察京津冀地区2001—2019年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过程,并基于面板多元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从双核心逐渐转为多核心,旅游区域中心城市和部分旅游节点城市逐步成为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初见成效。②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过程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高速增长下的双核心极化缓解阶段;中速增长下的双核心向多核心转变阶段;快速增长下的多核心形成阶段。③ 影响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人均GDP、星级饭店的数量、到北京/天津高速公路距离、旅游发展政策和旅游大事件等,其中人均GDP对旅游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④ 影响核心枢纽城市、旅游区域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增长因素有一定差异,星级饭店数量、旅游大事件和PM2.5浓度对核心枢纽城市和旅游区域中心城市旅游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城市道路面积、到北京/天津高速公路距离、旅游发展政策、旅游大事件、年末实有出租车数量、PM2.5浓度等则是影响旅游节点城市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当前,“共同富裕”问题备受各界关注,中国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因而测度收入与净财富不平等程度、识别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差异与成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和计量模型分析地区收入不平等和净财富不平等的演变模式、成因与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差异。研究发现：① 虽然2011—2019年全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但净财富不平等维持在高位,而各地区收入和净财富不平等变化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其各分位点上的收入或净财富累计占比变化呈现不同态势。② 进一步检验地区不平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呈近似倒“U”型关系,与净财富不平等呈近似倒“N”型关系。③ 各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存在差异,发达省市区正逐步推进“共同富裕”,而落后省市区这一迹象并未显现。本文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富裕”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知识经济时代,地理学与世界移民研究越来越重视知识移民及其流动。本文以广州市高校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移民为例,采用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从多维视角探讨其回流和嵌入母国和回流地的动态过程及结果。研究发现：① 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工作机会和跨国比较发展优势,以及家庭关系和文化归属等;② 回流后高校知识移民面临着工作、生活、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再嵌入;再嵌入的过程和结果受到工作及工作环境等结构因素和日常生活等非制度情感因素的共同作用;③ 由于拥有较高的跨境智力资本和较强的跨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其地方嵌入过程体现出较强的能动性。跨国流动背景下,他们的身份认同表现为混合文化身份的跨地方主体性,其“家”的意义建构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特征。研究指出,多地方的社会嵌入通过跨地方的社会关系使得海归知识移民产生归属感,而并不完全依附于有边界的地理空间,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地理位置所定义的“地方”,而将关注点放置于基础的工作、社会关系网络与日常的生活实践。从微观和主体视角细致探究海归人才回流嵌入的过程与结果,可以进一步完善转型期知识移民的理论和研究框架,也可以为中国人才政策和发展战略提出指导建议。
本文旨在揭示互联网影响城市内部就业分布的净效应及其动态变化。首先,将互联网分散力与集聚力的相对变化纳入互联网动态影响的分析框架并提出相应理论假说;其次,利用中国2004年、2008年、2013年3次经济普查中289个地级市的2247万个企业的微观数据,以“邮区”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城市内部就业集聚指数;最后,构造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平均而言,互联网能显著促进城市内部的就业集聚,但随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其促进作用呈现“边际递减”趋势,而城市就业的空间多中心性不断提升,即就业向远离城市主中心的次中心集聚;对于高发展水平的城市,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促进了就业先短暂分散,而后“边际递增”式集聚。本文研究发现对于预判未来城市中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指导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贩卖毒品是实现毒品犯罪经济利益的重要环节,是危害最为严重的毒品犯罪类型之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毒品犯罪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顾及打击后贩卖毒品犯罪空间转移现象以及影响因素的变化。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犯罪模式理论和社会解组理论,以中国ZG市主城区为例,融合多源时空数据,分别对2013年8月开始的“雷霆扫毒”前后的贩卖毒品犯罪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微观尺度下半公共空间、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雷霆扫毒”行动后：① 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显著下降;② 半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作用减弱;③ 室外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作用增强,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上升。结果表明：“雷霆扫毒”专项行动开展后一年,贩卖毒品犯罪的“主阵地”发生变化,由城市半公共空间逐渐向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转移。特别的是,“雷霆扫毒”对大毒枭及贩毒团伙的打击成效突出,促使2014年贩毒案件大幅度下降,实现了专项行动开展的目的。后续一系列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了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发现和查处能力,显示出专项行动对打击隐性犯罪的明显效果。研究表明公安执法部门必须对毒品贩卖犯罪进行持续的、有针对性的打击,对发生地的变动进行定期的监控,不能一蹴而就。
识别和分析城市多中心结构的空间形态,对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对引力模型的多中心综合实力参数和距离参数测定方法进行优化,首先将能够反映居民对空间结构感知体验的空间句法可达性,与人口经济和社会活动空间分布结合构建评价体系,定量计算多中心综合实力;然后将能够表达居民出行轨迹空间特征和偏好规律的词向量相关性,作为距离参数引入引力模型;最后计算引力强度并划分势力范围,对多中心发展目标的现实演化状态进行分析和评价。通过对比实验发现：优化引力模型与传统引力模型分析的势力范围存在一定差异,经空间统计和实地调查验证,优化模型对多源数据的运用更充分,考虑的因素更全面,其空间形态分析结果较为准确;从识别与规划多中心势力范围差异看,二者在郑州市核心城区的势力范围较为相似,均为早期规划或自然演化形成的已建成多中心,而部分外围多中心的识别与规划位置不同,空间形态差异明显,为未建成多中心,还远未形成其应有的分散疏解作用。
特色化发展模式对助力小城镇突破发展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微观到中宏观视角提出“特色识别—特色优势度评价—特色综合定位”逻辑框架,构建“特色三步定位法”：① 特色识别基于多种传统方法及文本大数据处理,依据特色要素类别进行差异化方法构建;② 特色优势度评价主要根据不同特色要素类别选取不同指标或方法,采取同市域同类别横向比较的思路构建评价体系;③ 特色综合定位是结合国土空间类型分析,依托“自然要素类—文化要素类—区位要素类—产业要素类”的优先贯序构建方法。此外,以安徽省15个国家级特色小城镇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检验了“特色三步定位法”的可操作性及实践指导作用,并发现两成案例地特色要素定位不准,根源在于特色要素定位方法及技术规范的欠缺。未来,建议特色小城镇及时检验当前主导特色,其他小城镇需以特色要素准确定位为前提进行特色化开发。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背景下政治地理学的发展日益受到关注。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和旺盛的学科需求,政治地理学在中国近年再度复兴,在本土化概念创新、多源研究数据和方法拓展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显见的成果。另一方面,学科发展亟待跨越的一些“门槛”也日益显现,如共识核心概念缺乏、学科范式不统一、多尺度研究视角不足等,制约了其学术研究与政策应用的深入互动。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对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动态的梳理,探讨了制约学科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指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多/跨尺度研究、政策研究、区域研究,加强东西方思想交流,以此推动知识导向的批判性研究、实证主义的学术研究和实用主义的政策研究相辅相成的知识生产格局形成,从而构建起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东方政治地理学特色,为全球治理和国家长治久安做出更大贡献。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积极构建其国家形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综合问题。研究援引批判地缘政治作为理论工具,以在津巴布韦的调查作为经验材料,探讨了津巴布韦不同主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地理想象不再受到以其国家宣传话语主导的基于殖民历史和独立战争的历史叙事所支配。相反,在其快车道土地改革运动、中国“走出去”战略及其与非洲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全球地缘政治湍流不断等时代背景下,津巴布韦内外部社会关系产生了剧烈变化,不同主体之间（包括国家、政府、政党、协会、企业和个体等）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津巴布韦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因此不再受到历史叙事的单方面影响,也受到流动的中国企业、移民及其在地实践,以及津巴布韦内外部社会关系变化与这种实践之间的互动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了不断解构和重构。研究拓展了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对话语的理解,强化了该理论与现实问题产生互动的潜力。从应用价值来看,研究讨论了它塑路径对中国国家形象营建的逻辑,对于全球转型背景下如何打造中国国家形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航运网络是国际经贸联系的物质载体,中国与沿线国已形成的海上航运网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截取2008年、2018年两个时间断面,首先运用复杂网络模型刻画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国的港口航运网络结构,进而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分析该网络与各国经贸联系耦合特征,揭示航运网络对沿线贸易的支撑能力,最后结合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整体看,两个年份的港口航运网络均具有明显的复杂网络特征,网络稠密程度提升了111%,但网络整体运行效率下降了8.73%。② 港口航运网络与经贸联系的协调性上升了5%,明显上升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至2018年,约36%的沿线国与中国航运联系网络滞后于经贸联系水平,航运网络支撑能力明显不足;约28%的沿线国航运要素供给相对过剩;其余国家中多数已由低级协同优化为中级协同。从国际区域层面看,二者的协调性具有明显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③ 耦合关系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贸易规模、港口航运效率、外贸经济效益是促进航贸联系协同效应最主要因素,而航线覆盖面、港口中转能力、贸易壁垒影响较弱。
本文利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OVID-19疫苗,简称新冠疫苗）的开发、订购、捐赠和接种数据,借助GIS等技术方法,在明晰全球新冠疫苗开发与流通格局的基础上,探讨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全球新冠疫苗开发格局呈明显的空间不均衡性,形成以西欧、北美和亚洲为核心的三足鼎立格局,美国、中国和英国等是新冠疫苗的主要开发国。② 全球新冠疫苗订购网络主要遵循定向扩展和不定向扩展两种扩展模式,订购联系总体上表现出早期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内部,随后逐步向外部亚非拉国家扩展的特点。③ 全球新冠疫苗捐赠网络以中国和美国为双核,美国主要向东南亚、南亚和拉美等美国传统势力范围或战略地位重要国家进行捐赠,中国主要向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国家进行捐赠。整体上新冠疫苗捐赠主要受捐赠双方联系密切程度、关系友好程度和捐赠国的国家战略需求及国际义务履行需要等因素综合影响,但不同捐赠国侧重点有所不同。④ 受全球新冠疫苗的开发、订购和捐赠格局影响,欧美发达国家的新冠疫苗接种进程领先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但差异性正逐步缩小,中国的疫苗接种由相对较高水平区跃升至相对高水平区,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