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是著名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中国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地缘政治研究先驱和杰出的地缘战略家。本文首次系统梳理胡焕庸鲜为人知的地缘战略研究成果及学术思想,发掘其在当今复杂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下的时代价值。胡焕庸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以历史使命为驱动,发表诸多地缘战略研究成果,为后世留下许多经典隽永的学术思想,包括系统论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并首次命名南沙群岛,全面分析中国发展的地缘安全形势,预判日本侵华企图及美日冲突的必然性,重视边疆治理与国防建设,多次强烈呼吁收回琉球群岛,强调地理学家是国家开疆拓土先锋,倡导地理学与国防教育结合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传承和弘扬胡焕庸的地缘战略思想,尤具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嵌入世界生产网络的既有模式遭遇内部红利消失与外部贸易摩擦的双重困境,探讨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间的产业联系特征及其动态演化机制,对寻找中国产业对外联系的破局方向至关重要。基于1995—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从国家尺度刻画世界产业相互依赖网络,并着重关注中国在这一格局中的角色与地位演变。研究发现：① 1995—2014年中国从世界生产联系网络的边缘国家演变成为沟通东亚、东南亚地区与其他新兴市场的桥梁,并从美欧主干联系的“局外人”升级成为链接欧美产业网络的重要枢纽。而2015—2019年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逐渐进入曲折发展的瓶颈期。② 从供给角度看,中国基础资源行业和制造业正不断嵌入世界生产网络的供给侧。相比之下,中国大部分服务业对世界产业网络的供给能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③ 从需求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与基础设施建设大国,在制造业与基建方面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然而中国的交通、物流、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国际影响力在2005年后逐步下降。④ 中国产业获取本地附加值总体持续增长,但附加值捕获的效率较低。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多维邻近性、贸易保护对中国—世界产业联系的作用,发现：中国对外产业联系的演化受地理、认知、社会与制度4个维度的邻近性影响并形成路径依赖。其中地理与认知邻近性的影响最为广泛,而社会与制度邻近性仅对产业联系形式更加复杂的中间生产联系与发展较为成熟的最终需求联系有促进作用,技术贸易壁垒与反倾销调查会削弱中国对外产业联系;卫生安全检疫措施对最终市场需求联系有显著削弱作用,而对中间产品生产联系的作用并不显著。综上所述,生产型服务业与总体附加值获取效率是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的潜力方向,而内销—出口平衡与多元化的产业发展策略是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的合理举措。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油气时代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能源需求结构和能源利用形式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与全球能源的互动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变。为更好理解中国与全球的能源互动过程,本文探讨了全球能源互动的基本理论认知,并借助复杂网络、投入产出分析等技术方法分析了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格局及其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从油气贸易到可再生能源贸易,从油气为主的投资到多元化能源品种的投资,从传统能源贸易到隐含能源贸易等方面,中国逐渐塑造了多元化的全球能源格局。主要结论为：① “多煤少油缺气”的能源生产结构和巨大的油气需求,决定了保障海外油气供应是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最直接的逻辑,互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油气富集的国家和地区。②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逻辑从单纯的油气贸易转变为涉及可再生能源相关产品的贸易,凭借制造业优势,互动范围从油气富集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到全球拥有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装机需求的国家,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可再生能源贸易新格局。③ 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资目标从有限数量的东道国扩展到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投资业务不仅局限在油气领域,也扩大到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及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④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在全球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部分能源隐含于全球生产网络和贸易网络中进行二次分配,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范围进一步拓展到与中国具有一般商品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全球“能源中枢”的功能。本文可为深刻认识中国与全球的能源互动关系,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参与全球能源经济治理提供理论视角与决策依据。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和中国角色演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当前学界偏重从国家经济模式和国际贸易角度来解释这种格局的变化,而较为缺乏基于生产组织视角的经济地理解释。因此,本文从经济地理视角出发,解析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变动与中国角色的演变。本文揭示了在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从“核心—边缘”到“链式重构”再到“网络不均衡”的演变过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如何从“贸易全球化”转变为“生产全球化”,继而朝“多元全球化”演进。本文还论述了中国如何通过战略耦合模式的动态调整实现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变革者的转变。本文认为这种角色转变,改变了西方发达经济体对后发经济体的预设发展路径,以及经典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所预测的空间秩序,为全球化格局的变动带来新的重构动力与可能。最后,本文结合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带来的影响对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存在的可能路径进行分析,并从经济地理学视角为中国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选择提供了参考建议。
专利转移是国家和地区获取外部技术的重要通道,也是刻画技术流供求关系最直接的方式。基于全球—地方视角,本文建构了技术转移的跨国—国内城际双通道理论框架,融合社会网络、GIS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尝试刻画中国城市跨国城际技术通道的空间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跨国城际技术通道网络的空间异质性显著但随时间逐渐减弱。② 跨国城际技术通道加速东移,从北美和西欧（以美国纽约湾区和硅谷地区技术创新中心、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伦敦全球金融中心等为核心）快速向东亚（以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和东南亚（以新加坡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扩展,中国对美国和西欧的专利技术依赖性明显减弱。③ 以北京、上海、深圳—中国香港、台北—新竹为核心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台湾北部四大创新集群成为中国跨国城际技术流的集散地和全球性技术创新枢纽。中国香港凭借跨国公司及分支机构云集及离岸金融低税收优势,技术中介作用不断增强并成为技术转移的首位城市,而中国台湾的核心作用不断减弱。④ 国内通道的规模、强度以及城际紧密度有利于跨国城际技术引进通道的扩展;此外,地方经济实力对跨国联系通道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技术实力和对外经济联系程度则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土地覆被发生了剧烈变化,人类活动对土地覆被变化的影响成为“人类世”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科学评估全球土地覆被变化的时空过程和新态势,分析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并提出优化路径,成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应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任务之一。本文基于多源土地覆盖数据,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定量刻画了全球土地覆被变化的时空演化过程,从景观尺度分析了地类间的转化关系以及全球“变绿”和森林覆盖度的变化趋势,揭示了中国对全球土地覆被时空变化的贡献。结果表明,1992—2015年全球土地覆被经历了显著变化,全球土地覆被变化度在南美洲中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亚、东南亚和东亚等地形成显著的热点区。中国森林覆盖率从1990年的12.98%增至2020年的23.34%,湿地面积增长1908 km2,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了力量,同时在城市用地增长、草地和其他用地减少等方面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与全球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城市扩张占用耕地面积居全球第一位,高达7.3万km2。1999—2019年全球叶面积指数存在全球性的显著提高趋势。中国以仅占全球6.6%的植被面积,贡献了全球20%左右的叶面积增加量,引领了全球“变绿”过程。1990—2020年全球森林覆盖度变化呈现出空间集聚性。中国森林面积增长62.84万km2居全球前列,其中西南林区和秦巴山区是林地增长的主要区域,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内蒙古东部部分地区是森林覆盖度降低的主要区域。中国未来应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均衡协调度,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和更多经验。
“十四五”时期到2030年,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约18%,老龄化压力与劳动力市场缺口使大城市纷纷出台“抢人”政策,市民化程度亟待提升,焦点在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超大城市每年户籍人口转化数相差很大,学界对此缺乏研究,使得城市每年能“化”多少户籍人口成为重要学术问题。本文结合自然和社会两个视角,选取简明指标,构建可能—满意度模型,测算4个超大城市年均户籍城镇化转化缺口,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超大城市户籍缺口的主导因素。影响超大城市户籍人口转化的因素主要是医疗、教育和供水。城乡治理亟需转变被动和僵化的制度安排,实现弹性的常态化治理。
基于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集散态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分布依然保持东密西疏的基本格局,胡焕庸线两侧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性决定了这一格局的长期稳定性;人口空间集中化趋势在21世纪初的10年内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但在2010—2020年间成为各区域的共同特征。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持续增强,2010—2020年的优势更加凸显,但这种行政力量主导的首位度提升效应将随着全省发展阶段的演进而逐渐弱化。人口变动的区域分化明显：沿海城市群的空间连绵化逐渐形成了强吸引力、高承载力的沿海人口增长带,东北地区几乎转向全面的人口收缩,中部各省依托省会展开的人口竞争依然激烈,川渝黔地区普遍实现了人口的止降回增,西北地区则面临人口收缩风险。此外,区域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逐渐从经济要素主导转为经济要素和舒适性要素并重,各地区舒适性的差异可能将成为影响未来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妥善解决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住房问题是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和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关键。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揭示了流动人口的跨等级流动格局,并探讨了跨等级流动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住房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以跨等级向上流动为主,其中向上跨三级、两级流动的比例较大;② 不同流出地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住房选择存在显著差异,流出城市的人均GDP和平均房价越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住房产权的概率越大;③ 流入城市的平均房价越高,流动人口获得商品房的概率越低,随着流入城市人均GDP的增加,流动人口购买商品房的概率先增后降,而购买不完全产权房的概率则恰恰相反;④ 随着流动人口跨越城市等级的增加,其获得住房产权的概率降低,而租赁正规住房的可能性增大。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理解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住房选择的地理根源,对进一步优化面向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具有参考意义。
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了1995—2015年中国地（市）间人口O-D迁移流和迁移率,结合GIS空间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了20年间中国人口迁移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发现：① 中国人口迁移由相对不活跃、局部地区参与的“低活性时代”,逐步走向相对活跃、绝大多数地区参与的“高活性时代”。② 人口迁移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化过程呈现出各活跃型地（市）不断扩散,而非活跃型地（市）大幅缩减的特点。③ 人口迁移网络以“胡焕庸线”为界,东、西两侧迁移流“东密西疏”且差异悬殊,这一空间格局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顽健性。④ 在人口省内迁移持续增强,以及跨省迁移中沿海三大城市群吸引力的“此消彼长”和西南地区吸引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流场结构表现为：沿海地区主要城市群内部分化和影响范围减弱,中部地区（除湖北省）未能演化出以省为单元的独立社区,西部地区则是西北相对稳定而西南持续变动。
中国政府通过历史罕见的人口流动管控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人口流动管控措施对于疫情防控起到何种作用?又如何影响中国人口流动和短期分布的地理特征?本文通过SEIR病毒传播动力学模型评估管控措施的有效性,利用移动定位数据追踪中国人口流动时空变化,以回顾COVID-19重大疫情人口流动管控的正负效应：① 人口流动管控使COVID-19疫情日新增感染曲线显著平稳化,成为中国应对COVID-19疫情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非药物干预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流动管控使中国日新增感染者波峰日推迟1.9倍到达,当日感染人数下降63.4%。在选取的5个省份、5个湖北省城市、6个湖北外城市中,波峰日分别推迟1.4~8倍、5.6~16.7倍和2.3~7.2倍到达,当日感染人数分别下降56.9%~85.5%、62.2%~89.2%和67.1%~86.2%。因此,人口流动管控为疫情防控准备争取了宝贵的缓冲时间,极大降低了疫情集中爆发对于医疗设施的冲击;② 人口流动管控限制人口地级流动。2020年1—4月中国人口地级行政区划之间流动强度较2019年同期日均下降40.18%,其中,2020年“春运”节后返工流（1月25日—2月18日）平均下降66.4%,对社会运行与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③ 人口流动管控与人们对于疫情的恐惧导致2020年中国农历春节的返乡流受到显著影响,并短期改变中国人口时空分布的动态趋势。本文有助于理解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政府人口流动管控策略及其对人口流动与分布地理特征的影响。
在2020年全球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背景下,揭示中国疫情扩散时空模式及影响因素对于科学制定防疫策略具有重要作用。针对2020年1月24日—3月18日期间中国COVID-19疫情从快速扩散到逐步控制的完整过程,基于累计确诊病例数据,以317个地级市为对象,建立疫情扩散时空模式判别模型,结合峰位置、半峰间距、峰度、偏度等参数,解析时空模式的基本特征;基于交通可达性、城市关联程度和人口流动构建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时空模式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距武汉市直线距离588 km为判别疫情扩散4种空间模式的有效边界,综合同一空间模式下的时间过程类别,得到13类疫情扩散时空模式。② 蛙跳型的疫情扩散相对严重;除近距离蛙跳型以外,其余空间模式的疫情扩散时间过程差异明显;各种时空模式的新增确诊病例峰值大多为2020年2月3日;所有普通类城市的平均半峰间距约为14 d,与COVID-19病毒的潜伏期一致。③ 与武汉市的人口关联度主要影响蔓延型和近距离蛙跳型空间模式,与武汉市的通航状况对远距离蛙跳型空间模式具有正向影响,迁出人口数量对蛙跳型空间模式有显著作用,综合型空间模式受初级和次级疫情暴发地的双重影响。不同城市应根据自身的疫情扩散时空模式,在疫情期间高度重视交通管控,从关键环节遏制疫情扩散。
能源转型是中国如期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必然路径,也是缩小城乡居民能源消费差距、实现能源平等的关键举措。基于2013年和2017年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基尼系数、局部加权回归以及逐步回归等方法,在揭示中国城乡家庭能源平等的时空特征、能源转型效果基础上,定量评价影响地区间、城乡间家庭能源平等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乡家庭的能源消费水平总体呈明显不平等特征,但随着能源转型政策实施以及城乡融合进程加速,城乡家庭间能源不平等程度有所减小。② 对10609个城乡家庭样本、9类分区的比较显示,除长三角地区的家庭能源平等性较高外,其他地区均呈不同程度的非均衡性,尤其在云贵等西南地区的家庭能源不平等现象尤为突出。③ 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城乡居住区位、气候条件以及现代化能源可获得性显著影响家庭能源支出,进而对区域间的家庭能源平等性造成影响,而当地的能源资源禀赋对家庭能源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④ 尽管农村地区气态能源、电力资源普及有效推动了城乡家庭能源转型,但农村家庭需担负相较于城镇家庭居民更大的能源转型经济压力。
本文在理论层面构建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并以西南地区为例,分析宏观视角下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及影响因素。结论显示：① 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涵盖评价体系和影响因素两个子模型。评价体系模型包含从宏观到微观的传统村落时空分布、整体保护水平和单一属性3个层次,其中整体保护水平分为宏观区域和微观社区两个亚层,保存率和分布密度是评价区域保护水平的简易方法;影响因素模型包含基于时间、空间和类型划分的两类基本分析模型。②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呈现显著空间分异,在行政区划边界地区形成5个热点集聚区,丽江市传统村落保存率最高,黔东南州分布密度最高。③ 影响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宏观保护水平的地理区位因素为海拔、水系、中心城市和交通干道。经济社会因素中,非遗规模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交通建设、交通流动和非遗规模的相关系数存在显著空间分异,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对于区域保护水平无显著影响。本文是对传统村落保护理论体系由个案向整体、由微观向宏观、由零散向系统、由单一向多元方法的推进,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来源于过去的特定区域的传统实践,更是生成于全球化体系中面向未来的现代文化政治和文化经济过程。因此,本文尝试以跨地方性理论为切入点,架构非遗的形成、运作和认同的社会—空间过程,在此基础上使用跨地方聚合的思想重新概念化非遗实践,将其解读为多元主体权力关系中介下,由跨地方异质性要素聚合而成的不稳定的开放系统,以区别于固有对非遗实践“稳定”“以人为中心”和“边界化”的认知。通过分析云南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和摩梭纺织技艺两个案例来呈现非遗实践作为跨地方聚合的过程及特性,以及非遗传承和保护由此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在重视非遗服务于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的潜力时,要进一步认识非遗实践的跨地方性对本土社区的影响,反思遗产原真性和文化价值与当前非遗实践的关系,强调在非遗全球化生产和消费中保持其与本土认同和本土生计之间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