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1934—2019年《地理学报》期刊发表的154篇工业地理学论文分析中国工业地理发展脉络与主要领域研究进展。中国工业地理在融合了西方工业地理理论和苏联工业地理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逐渐发展出兼顾理论研究和实践双重任务驱动下的特色学科体系,在经历了诞生探索、成长总结、视角转换、稳步发展4个阶段后,学科内容和范式逐渐与国际接轨,成长为一门相对成熟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在学科建设方面,未来需要继续服务社会经济建设,增强理论创新能力,加强新技术手段应用,结合中国制度环境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的工业地理学。
地理距离是企业银行贷款过程中的客观约束,而地理距离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是金融地理学的基本命题。在分析地理距离对企业银行贷款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中国银行业分支机构与民营上市公司贷款数据,刻画城市银企贷款的地理距离特征,探究地理距离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银企地理距离对企业贷款规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地理距离越近,贷款额度越多;借贷双方地处相同城市或相同省份时地理距离对贷款规模的影响更为显著。② 中心城市、大型城市和发达城市企业银行贷款相对距离大,而非中心城市、小型城市和欠发达城市企业银行贷款相对距离小。银企地理距离对企业信贷的影响在中心城市、大型城市和发达城市更为凸显。③ 企业规模、上市年龄和国有控股历史可以缓解地理距离对银行贷款额度的约束。④ 信息化水平与地理距离在贷款可得性上具有替代关系,信息化发展有助于降低地理距离对银行贷款额度的制约,但无法消除地理距离的影响。本文认为缓解地理距离约束对于企业融资具有重要意义。
在以模块化为代表的第三次汽车工业生产方式变革背景下,新生产方式如何影响汽车工业空间组织演化,如何基于经济地理学阐释其发生机制及剖析对特定产业集群的影响作用,成为亟需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以一汽-大众为例,基于整车制造的本土全覆盖一级供应链映射产业集群组织,探讨地方—区域尺度下模块化生产对于汽车产业集群空间组织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地方式微：本地集聚程度下降。模块化生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运输成本,导致大型整车集团产业转移后对东道地生产依赖的下降和零部件供应商空间集聚的降低;② 超越地方：生产网络跨区重构。模块化生产将重组区域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反映出尺度生产和尺度重组过程对空间经济动态的重要性。长三角地区凭借制造业区域优势和完整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以产业集群作为行动主体参与到一汽-大众全国4个城市整车厂生产网络的分工协作中,产生了“超越地方”的竞争优势;③ 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技术共享和企业组织强化共同驱动模块化生产下汽车产业集群的空间组织重构。研究有助于理解生产方式调整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空间组织结构演化的互动机制,同时为以经济、制度、社会和创新为视角的产业地理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基于价格扭曲效应拓展资源错配模型,使用中国285个城市2004—2017年的工业投入产出数据,测算土地资源错配导致的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损失,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结果表明：① 土地资源错配对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的年均贡献率为10.05%,已与能源错配并列成为继资本错配之后城市工业GTFP损失的重要贡献者。② 土地资源错配导致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呈现“先小幅下降,再大幅上升,后较大幅度下降”的时序变化特征,但总体趋于上升,损失值介于1.10%~2.48%之间,纠正土地资源错配,中国现有城市的工业GTFP有望实现年均2%左右的再增加;东、中部地区土地资源错配导致的城市工业GTFP损失呈现出与全国层面类似的变化特征,西部地区的城市工业GTFP损失整体保持高位,总体稍有下降,东部地区是中国城市工业发展的主要阵地,其土地资源错配导致的城市工业GTFP损失主导着全国层面的城市工业GTFP损失变化。③ 土地资源错配导致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的空间格局呈连片集聚化的发展特征,城市工业GTFP损失较高和高等级省份的数量有所增加,逐渐集中到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损失低和中等等级省份的数量相应减少,逐渐集中到长江流域及东部沿海地区;土地资源错配导致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的总差异呈缩小态势,三大地区内城市工业用地配置效率不均衡是土地资源错配导致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差异的根本原因,其中西部地区内城市工业用地配置效率不均衡是主要原因,近年来的区域协同发展有利于三大地区间城市工业用地配置效率差距的缩小。
为探究数字经济增长的动力构成、地域差异以及与区域收入之间的空间分布规律,本文以中国数字经济创新高地浙江省为样本,构建了数字经济增长动力要素指标体系,并首先提出了数字经济“增长动力指数”构想。借助Weaver-Thomas模型、灰色关联分析以及GIS分层设色法,从地级市层面对浙江省数字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构成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并验证了其与区域收入的关联性。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数字经济增长动力类型特征呈弱波动状态。② 从整体空间格局来看,数字经济增长呈现以杭州和宁波为核心的“双核心”空间格局现象,产业供给动力主导型主要分布在浙西南地区;市场需求动力主导型、信息应用动力主导型及创新驱动动力主导型主要分布在浙西北地区。③ 数字经济“增长动力指数”与区域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较高的数字经济增长动力指数对应的地区收入也处于较高水平,反之亦然。数字经济主导动力结构的变化正在形成一种复杂多样的区域经济增长行为模式。
全球大规模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和关注的突出问题。当前对于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城市化进程如何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清晰,从科学、管理到实践都需要进一步加强探究,以实现全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给出全球大规模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发生的基本事实,综述归纳城市化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以及可能机制,城市化导致热岛效应、降水分配不均以及极端天气,并具有局地—区域—全球多尺度叠加效应,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对城市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能源消费变化、死亡率与传染病传播、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对基础设施的破坏、水资源短缺等方面。简要梳理相关的国际研究和行动联盟,从城市化的4个关键维度：人口、土地、经济和社会视角出发,提出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多维度可持续城市化的分析框架。呼吁加强自然与人文学科交叉,将城市化等人类活动纳入地—气系统,探究人—地—气复杂耦合过程,从城市化为代表的人类活动角度的适应与减缓,或许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关键和最现实的路径。
以往的中国历史时期城市体系的研究,受限于系统城市人口数据的缺失,无法进行定量化的城市体系位序规模分析。本文通过数字化1936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在其13240个邮政网点和40余万km邮路的基础之上,分析得到了邮政网点和邮路核密度空间分布,利用泰森多边形和分区统计等GIS工具给近代中国城市的邮政能力T赋值。以T值作为城市规模的代用指标,进行城市体系的位序规模分析。结论显示：① 基于T值的近代中国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符合齐普夫法则;② 1936年存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武汉和成都—巴县5个邮政聚集区;③ 1936年邮政网点和邮路空间分布存在“胡焕庸线”两侧的巨大空间分野,其西北半壁网点占比略少于人口占比,但高等级网点和邮路里程占比远高于人口占比;④ 本文将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研究的样本量从以往的200左右（城市人口）提高到2360（T值）,第一次发现了1936年中国城市位序规模曲线独特的“中段凹陷”而导致的曲线整体“三段式”分布,迥异于同时期的美国和当下之中国,近代约50个左右城市的开埠通商是造成“头部”城市在城市规模上与中等规模城市拉开差距的关键因素;⑤ 邮政能力T值可视为近代中国城市规模的一个优秀代用指标。
构建并阐述城市住宅的特征租金理论框架,建立包括建筑特征、便利性特征、环境特征、区位特征在内的“四分法”特征租金模型。以2020年3月广州中心城区23126套待租住宅的挂牌月租金单价为基本数据,通过分级空间统计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广州中心城区住宅租金的空间差异格局与空间关联性,构建4要素12个指标的广州中心城区住宅租金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通过3种模型比选,采用空间误差模型测度住宅租金的影响因素,并筛选核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在研究城市内部住宅租金影响因素时,可采用本文构建的特征租金理论框架及其特征租金模型;② 广州中心城区中低租金水平的住宅数量最多,住宅租金呈现核心区高,外围城区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关联特征;③ 建筑特征（建筑面积、朝向与楼层、房龄、电梯与物业）、便利性特征（地铁便利性、办公便利性、基础教育便利性）、环境特征（公园可达性、工业污染影响）和区位特征（距市中心距离）共4个方面的10个因素对广州中心城区住宅租金差异有显著影响;④ 建筑面积、房龄和距市中心距离是住宅租金的3个最关键核心影响因素,电梯与物业、办公便利性也是核心影响因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民众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关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区作为社会治理基本单元,在防疫减灾中所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基于北京2019年城市体检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个体属性及社区环境指标对公共安全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安全感知的差异主要来自个体属性的不同,老年人及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的群体,以及低收入、低学历、待业人群的安全感相对较低;安全感的社区差异显著,人口稠密、公交线路密集的社区居民安全感较低,道路交叉口较多的社区安全感较高;社区离Ⅰ型应急避难设施和医院的距离越近,居民安全感越高,但中小型设施影响不显著;良好的社区社会环境对居民安全感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向影响,但租户很难从物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中获益。据此本文提出了建设安全韧性社区的若干建议。
中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养老院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有效办法。因此,分析中国城市养老院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探索城市之间养老院数量差异的成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了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的养老院数量,并进行了地图化展示,然后从空间分异性视角出发,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城市养老院数量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养老院数量的空间分布与城市老年人口分布非常相似。② 地理探测器方法的因子探测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财政支出、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和公园绿地面积是影响城市养老院数量的主要因素。其中,城市财政支出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养老院的建设至关重要。③ 交互因子探测分析结果显示,5个影响因素的两两交互作用均大于单个因素的作用,说明城市养老院数量的空间分布是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老年人口与其他4个变量的交互作用最强,说明老年人口和其他因素结合对城市养老院数量空间分布来说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有益于居民的健康福祉。至今鲜有研究阐明绿化环境对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的心理—社会—行为机制。本文运用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百度街景数据,提取多种社区绿化指标,并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阐明社区绿化环境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路径和机制,定量测度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绿化水平与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关联;② 社区绿化通过缓解心理压力提升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③ 社区绿化的健康效应在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性别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绿化水平与健身时长和心理压力的关系,中低收入群体强于高收入群体,女性群体强于男性群体。本文以期丰富健康地理学视角下的绿化环境与公共健康的实证研究,并为健康社区建设和人居环境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疫灾是人类灾害链网中的顶级灾害。利用历史疫灾史料,建立疫灾时间序列,使用历史断面分析、因子相关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过去2720年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疫灾流行的频度和强度有长期上升趋势,温暖期形成疫灾低谷,寒冷期形成疫灾高峰。② 中国疫灾流行总体以夏、秋季为主,但有阶段性差异,15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疫病种类增多,疫灾频度提高,疫灾的季节性差异逐渐不显著。③ 中国疫灾波动周期主要有620~610 a、320~310 a、230~220 a、170 a、90 a等,它们大都是12 a或11.2 a的倍数,反映了“十二地支”周期的存在和太阳黑子活动对疫灾周期的重大影响。④ 过去近3000年里,中国累积的疫灾广泛度为93.51%,疫灾厚度达16.86层,东南半壁的疫灾比西北半壁的频繁得多、严重得多。⑤ 中国疫灾区域拓展与土地开发同步,疫灾重心变迁受经济重心的牵引,南宋以前由北向南迁移,南宋以后由东向西迁移;外来疫病输入对疫灾分布格局产生重大影响。⑥ 疫灾流行既是自然生态现象,也是社会文化现象,疫灾时空分布变迁反映人地关系变迁,人口稠密区、交通沿线区、都城周边区、自然疫源区、灾害频发区都是疫灾多发区。⑦ 地理环境分异奠定疫灾空间分异,高温、高湿、低海拔地区疫灾易于流行;自然灾害对疫灾具有诱发作用,灾害频繁区也是疫灾频发区,灾害频繁期也是疫灾频繁期;气候变迁影响疫灾波动,寒冷期疫灾多发,温暖期疫灾少发;人口增加带来的土地开发和人地关系紧张,加剧疫灾的流行;疫灾与战争如影随形,战乱频繁期也是疫灾频繁期。
作为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的关键环节,交通枢纽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基础保障。高铁枢纽承载着“时空压缩最后一公里”效应,是构筑高效便捷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的关键。首先诠释了高铁枢纽“时空压缩最后一公里”效应原理,其次构建高铁枢纽接驳—集疏运绩效指标体系,进而对长江经济带37个城市高铁枢纽的接驳—集疏运绩效进行测度,并分析绩效空间分异特征,最后揭示高铁枢纽接驳—集疏运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① 长江经济带高铁枢纽接驳—集疏运绩效等级分异呈“橄榄型”结构,即优质绩效和一般绩效的高铁站数量较少,良好绩效和中等绩效的高铁站数量较多;② 地带分异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格局,而城市群分异则呈“核心高、边缘低”格局,且9个评价指标值空间差异明显;③ GDP、城镇化率、城市等级、车站客流量和发送班车次数是影响高铁枢纽接驳—集疏运绩效的关键驱动因子;同时,优质、良好、中等和一般等不同等级绩效的关键驱动因子存在显著差异。
高铁站被视为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新型空间,研究其周边产业结构对指导高铁站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了全国范围内9个不同区位、不同等级的高铁站为研究对象,以高铁站周边3000 m范围内10类产业的POI信息作为研究数据,通过Ripley's K函数、核密度估计和产业指数等方法探索不同区位下高铁站区的产业结构特征。研究发现：① 当高铁站的等级规模相同时,高铁站距离城市中心越远,站区内产业POI总数一般就越少。其中,购物服务、餐饮服务、生活服务和公司企业4类产业的POI数量显著高于其他产业。② 所有高铁站区的产业在1500 m的观测距离内均呈现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其中,中心站产业集聚程度的变化较为平缓,城区站产业集聚程度最高,变化幅度也更大,而新城站的规律特征不明显。③ 中心站的产业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高铁站周边0~2500 m的范围内,城区站的产业集聚现象在500~2500 m范围内较为明显,而新城站的产业集聚区域则集中在0~1500 m、2000~3000 m的范围以内。④ 基本服务产业和衍生服务产业主要集中于内圈层和中间圈层,相关服务产业则主要分布在中间圈层和外圈层,各圈层内产业复合特征明显,且高铁站越远离城市中心,其对产业的辐射作用越弱,产业衰减趋势也越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未来高铁站区的产业开发更应关注土地开发集约化和产业发展复合化。
随着旅游地发展复杂性的增加,非线性研究方法成为旅游地演化研究的有效选择。以上海为案例地,运用水平可视图算法,将旅游需求作为旅游地复杂系统动态行为表征,探讨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过程及动力学特征。研究发现：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具有小世界和近似无标度网络特性,混沌动态行为特征,表现为混沌确定非线性动力系统;上海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处于“无序中的有序”混沌或混沌边缘,原有秩序已瓦解,系统新的属性和结构逐渐涌现,有待新的高级有序态生成;旅游地复杂系统遵循“有序—混沌（边缘）—涌现—新有序”,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跃升的过程;外部环境和主体系统主导下的重要事件是旅游地复杂系统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的“关键要素”,政府学习创新能力的提升对系统阶段性演进起到“推进器”作用,旅游企业开始显现主导地位,成为未来推动上海旅游地复杂系统演替发展的主导力量。上海国际入境旅游客源国（日、韩、新、德、英、法、加、澳）和国内旅游外地游客市场处于不稳定的混沌区域,是影响上海旅游地复杂系统混沌行为的重要因素,应进行混沌控制,加强管理和引导,促进上海旅游地复杂系统新演化阶段有序态的生成。
藏漂是利用特殊地方对抗现代性负面影响的典型群体,其漂泊藏地的生命历程为研究自我与地方的互构机制提供了鲜活案例。基于半结构化访谈和实地观察收集的研究资料,本研究从历时性的微观角度入手,分析了不同时空条件下,藏漂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之间的关系演变。结果显示：该关系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错配期——以寻求“诗意地方”为核心的自我表达强化;适配期——以追求“放任自我”为目标的地方意义生产;择配期——以多元价值为诉求的自我与地方调适。在此基础上,研究认为藏漂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的时空互动,本质上也是在不同阶段对真实意义的持续追求。在整个旅藏过程中,这种真实意义先后表现为自我真实、体验真实和价值真实的补充与替代,且呈现出由自我向朋友、家人和地方扩散的外推趋势。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同时从自我和地方两个基本点出发,明确了在藏漂寻求自我恢复和地方支持过程中人地关系核心意义的阶段呈现和发展规律,希望能为探究旅居者价值追求演变规律、人地关系联动机制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有益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