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人地关系矛盾空前剧烈,地理学家对于中国人口国情、西北开发及国内移民等关乎国运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孕育了中国的人口地理学。1935年胡焕庸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是中国人口地理学走向成熟的标识,文中提出的“瑷珲—腾冲线”即“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地理的重要分界线。胡焕庸线的存在性与稳定性被人口普查等现实数据反复验证,其科学原理也被学术界从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加以揭示和阐释。本文指出食物与就业是胡焕庸线潜在的两大逻辑。胡焕庸线正在成为一条重要的国家地理分界,对认知与分析中国国情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近年来胡焕庸线的研究有了广泛引申,并衍生出多个领域、多种意义下的胡焕庸线,在应用层面上还出现了对该线的修正与变通。在“总理三问”的影响下,胡焕庸线能否突破成为一个学术热点,本文认为重要的不是增加西北人口份额,而是让西北地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城市群在中国城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主要人口流入地。本文关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利用人口普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入人口分布格局、流动范围和来源地等多维度剖析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并从居留和落户意愿空间差异的视角探讨空间模式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城市群流入人口向中心城市持续集中,等级和空间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动范围有所扩大,省内流动增速普遍高于省际;沿海城市群人口吸引范围大但仍服从距离衰减律,不同来源地流入人口的城市群偏好存在差异。在流入地,沿海城市群中心城市面临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持续挑战,内陆城市群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吸引力并存;在流出地,平等开放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是吸引人口回流的重要途径,少数地区的人口流失可能成为较长期的现象。
流动人口的城镇购房意愿和空间偏好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对比研究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具有层次性和两栖性特征,还有小部分流动人口拥有多地城镇购房意愿。② 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在空间上形成“此高彼低”互补的分布特征。在人口流入地区和以跨省流动为主的东南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地城镇购房意愿低但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高;而在人口流出地和以省内流动为主的区域,情况恰与此相反。③ 城镇购房意愿主要受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和城市住房市场因素的影响,但不同要素对两类城镇购房意愿的影响各异。受教育年限、管理技术人员、不完整家庭化流动、家庭生命周期和城市房价仅对流入地城镇购房意愿有显著影响;已在城镇购房和流动次数仅对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有促进作用;户口性质、制造加工业人员、流动范围、本地居留时间和城市规模则在两类意愿中起着相反方向的影响效应。
城市收缩是一个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并具有区域地方特征的世界性经济社会现象,如何构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化”城市收缩研究理论分析框架,为世界城市收缩研究提供中国经验,是新时期中国地理学者、城市规划工作者亟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新命题。本文认为城市收缩本质是城市“发展势能”的相对弱化或绝对退化而引起以人口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要素的再区位和城市功能形态空间重构的响应过程或状态,其是一个综合概念,一个基于人口变化、经济变化、投资消费变化与财政变化等的多维一体过程,据此构建基于“二步诊断法”的城市收缩识别体系及其类型划分标准,同时针对中国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东北三省开展城市收缩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存在明显的城市收缩现象、且呈现出区域化的发展演化趋势;整体可归纳为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及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4种模式,其中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是主体,占据了整个收缩城市的2/3;② 空间上整体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与经济发展重心不断南移相呼应;③ 指标维度收缩整体遵循“投资消费与经济下行→人口收缩→财政收缩”的内在演化逻辑关联;④ 立足于“二步诊断法”的城市收缩识别体系及其类型划分标准反映出当前基于人口变化学的识别标准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人口变化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识别收缩城市,但是对于划分收缩城市类型、揭示收缩城市内在耦合机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⑤ 实证结果表明“二步诊断法”是合理可行的,其可为中国城市收缩的识别、东北振兴政策的制定提供工具支撑与参考依据。
就业地和居住地是城市居民工作以及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样也是城市空间结构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写字楼与居民楼空间关联性研究对深刻理解职住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协同区位商方法,对北京市写字楼与居民楼空间关联总体特征和局域空间关联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协同区位商作为一种测量点要素之间联系的方法,能够很好的应用到职住关系的研究中,对丰富职住关系度量指标体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② 对北京市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市写字楼与居民楼全局协同区位商值小于1,空间关联性较差,表明职住要素的空间联系总体较弱。③ 局域协同区位商的分析表明,北京写字楼与居民楼局域空间关联格局差异明显,不仅不同区域两者空间关联性强弱差别显著,而且不同价位的居民楼和写字楼展现出不同的空间关联特征。④ 北京职住要素空间关联性深受写字楼、居民楼本身布局的影响,其主要影响因素还需要进一步全面分析,加强此领域研究,将有助于城市规划中职住要素的合理空间布局。
随着城市间关系趋向于网络化发展以及外部急性冲击和慢性压力的增加,城市网络结构韧性作为衡量区域韧性的重要手段,致力于评估城市网络系统在面对突发故障或扰动时,能够抵御、吸收和恢复原有网络特征和重要功能的能力。以中国34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2017年百度指数、腾讯人口迁徙大数据等,在构建信息、交通、经济和综合城市联系网络的基础上,从城市节点和网络层面对其层级性和匹配性进行测度,并对中断场景下网络的传输性和多样性进行分析,进而针对各网络从不同视角提出网络结构优化策略和建议。结果表明：① 2017年中国34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信息、交通、经济和综合联系网络整体上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但空间结构各有特点。② 信息、交通和经济三大网络的层级性排名依次为经济>信息>交通网络。大城市及省会城市因其信息技术的快速创新与传播、产业经济的高度发展与集聚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配备与完善在网络中具有更高的层级。③ 信息、交通、经济三大网络均具有异配性特征。信息网络中高权重节点与低权重节点间的跨区域交流机会更多,因而具有最高的异配韧性。④ 信息网络的传输与多样韧性稍高于经济网络,远高于交通网络。同一城市节点的故障或中断在影响网络传输性的同时,也会累及网络的多样性。
乡村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循环累积与动态演化的结果,全面梳理乡村发展历史脉络与地域分异格局,对于科学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人地系统科学认知,本文解析了1978—2050年中国乡村发展演化进程,探讨了乡村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中国县域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格局,进而提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及其路径对策。研究表明：① 中国1978—2050年的乡村发展可划分为解决温饱、小康建设和实现富裕三个主要阶段,是一个由低水平、基础型向高质量、创新型不断发展的过程;②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乡村转型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是乡村发展演化到一定阶段后,为解决其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战略选择;③ 2017年中国57.3%的县域乡村振兴综合水平介于0.40~0.50之间,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地域分异,并具有显著的聚集特征和正相关性;④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重在科学识别乡村振兴的瞄准区域,综合研判乡村发展演化的趋势,系统诊断乡村地域类型的主导制约因素,全面认知城乡耦合互动的逻辑关系,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城乡国土空间统一用途管制背景下,乡村空间治理成为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乡村空间治理的理论内涵出发,构建了乡村空间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作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在机制和可行路径。结论如下：① 乡村空间治理是以乡村空间为治理对象,通过规划和协商等方式,实现乡村空间用途有效管制,空间权利有序配置,凸显多元主体参与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治理过程;② 通过“举措—效能—目标”体系,构建了刚性与弹性结合、物质空间与空间关系交互、空间权属与空间组织叠加的乡村空间“物质—组织—权属”综合治理分析框架;③ 多级尺度互联互通（区域—村域—地块）的乡村空间治理特征有利于完善乡村空间治理体系;④ 乡村空间治理通过多种手段并施、多元主体参与、多重价值共享,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推进多规融合,细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促进乡村善治和生态治理;⑤ 乡村空间治理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动员和行动策略,构建新型村庄运营模式和组织机制,为落实实用性村庄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创造条件。
基于乡村脆弱性本质内涵,构建了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综合测度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水平进行综合测度;通过遴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5条样带,深化分析中国乡村脆弱性的区域差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整体上处于较低脆弱度和中脆弱度阈值区间,并具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沿“博台线”呈南北分异的空间格局,东北部乡村脆弱性偏低,西南部乡村脆弱较高。② 外部性环境因素是诱发乡村脆弱性的先导因素,生态暴露、生态敏感和生态适应构成的乡村生态子系统是乡村脆弱性的根本性影响因素;经济暴露、经济敏感和经济适应构成的乡村经济子系统是乡村脆弱性的核心影响因素;社会暴露、社会敏感和社会适应组成的乡村社会子系统也是乡村脆弱性的重要影响因素。③ 以“地理区位、乡村脆弱性主导驱动因素和脆弱性程度”为依据,将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划分为8个地域类型区。不同类型区域,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破除地区根植性和路径依赖,增强乡村地域系统扰动源的预测和监测,并对系统自身敏感性进行科学管制,提升乡村系统的适应能力,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脱贫攻坚任务步入了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收入贫困转向多维贫困的新阶段。本文以中国31个省（直辖市）县域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平均夜间灯光指数以及基于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县域多维发展指数和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方法,从多维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层面对中国多维贫困现状进行分析,并基于以上研究筛选出的贫困县,采用耦合协调模型从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和农业扶贫分析适宜县域的扶贫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约60%县域处于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其中47%为多维相对轻度贫困县;基于平均夜间灯光指数和县域多维发展指数分别识别出602个和611个多维贫困县,分别包含了63%和79%的国家级贫困县（截至2018年）,这表明县域多维发展指数识贫机理更为精准。多维贫困县集中在甘肃、四川和云南等地;而在筛选的贫困县中,适宜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和农业扶贫的县域分别有414个、172个、442个和298个,且在4种扶贫方式中,约61%县域适宜采用多种扶贫路径共同扶贫。研究结论将为确保中国扶贫的可持续性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中国的贫困治理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增加贫困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保障贫困人口充分有效就业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贫困地区转型发展的根本举措。基于2013—2017年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县域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解析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贫困地区非农就业的空间增长趋势及其驱动因素,并区分了不同人口规模条件下非农就业增长机制的差异性。结果表明：① 中国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非均衡性;② 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的增长趋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并呈现出收敛趋势;③ 连片特困地区县域间非农就业增长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地方性因素和地理结构因素共同影响了连片特困地区的非农就业增长。初始就业水平对非农就业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地区经济总量、金融资本可获得性、产业结构、基础教育水平、邻近省会或特大城市的市场区位条件、平坦湿润的地理环境等因素显著促进了就业增长;④ 不同规模县域非农就业增长的决定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可以为促进贫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推动新时期贫困治理与地区转型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科学确定乡村聚落体系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之一,研究乡村聚落规模分布规律有助于乡村聚落体系优化。基于理论假设推导出了位序累计规模模型的准确表达及其规律,在此基础上,比较研究了位序累计规模模型和乡村位序—规模法则在河湟地区的适用性和准确性,厘清了河湟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的特征和演变规律。研究显示：① 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是一个单调递增的凹函数（P ≥ 1）,函数表达式随着聚落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变化而变化。当1 ≤ P<1.20225时,Si=aln(Ni)+b,拟合系数a与首位聚落规模呈正相关;当P ≥ 1.20225时,$S_i=be^{aln(N_i)}$,聚落规模变异系数和首位聚落规模与拟合系数a呈负相关关系,而与拟合系数b则呈正相关关系。② 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在河湟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研究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准确性,而乡村位序—规模法则不适用。③ 河湟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为接近于帕累托系数为2的均衡分布且总体趋于集聚。未来河湟地区应有序推进乡村聚落向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较为优越区域适度集聚,合理制定区域乡村聚落布点规划和实用性村庄规划,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乡融合发展的具有河湟地区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
伴随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旅游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新兴发展要素和新兴发展动能,不断推动全球化力量与地方化力量在旅游地空间产生联结。已有旅游地演化研究对结构主义等近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范式关注不足,缺乏旅游地演化的系统性研究。旅游地是一类特殊的地域空间系统,全球化和地方化是推动旅游地演化的重要力量,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基于全球地方化的整体性研究视角,构建概念框架并进行研究展望,旨在为后续的旅游地演化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全球地方化理论在旅游地演化研究方面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其从外在结构和内在机理层面为旅游地演化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通过全球地方化理论,旅游地演化的过程与机制研究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建立了联系,拓宽了传统旅游地演化命题的研究思路;多尺度、多地域、多类型的空间模式研究是开展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演化研究的具体路径,为中国旅游地演化的系统性研究提供了实践方案。全球地方化视角下的旅游地演化契合中国人地关系的时空演变,为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范式转型和创新提供了思路。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促进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区位商、数据包络分析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和旅游创新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两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深入分析。结果表明：① 三大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特征明显,集聚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且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集聚存在不均衡特征。② 三大城市群旅游创新的生产效率变化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旅游创新均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具有明显空间集聚性,但空间集聚模式存在差异,珠三角和京津冀旅游创新集聚不明显。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大多属于高高和低低空间集聚模式,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大多属于高低和低高的空间集聚模式。③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存在地区差异性,三大城市群旅游创新水平呈现空间溢出效应,但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
准确刻画游客活动空间边界对于优化景区结构、实施界限管控、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均有重要意义。由于游客行为的复杂性与边界模糊性,利用传统地理边界提取方法难以有效识别游客活动空间边界。基于层次聚类算法优化后的Delaunay三角网进行核密度估计,解决了多尺度下点核密度对空间边界拟合不精确的问题,同时借鉴圈层结构理论,依据游客空间集聚特征建立景区层次结构,利用大量游客长时间签到蕴含的时空信息,分析游客空间分布扩张规律,挖掘地理要素关系,建立“Hie-Density”模型,提出基于圈层结构理论的游客活动空间边界定量提取新方法。本文通过微观视角下圈层子系统的协同作用探究主体系统的宏观演化,证明了“Hie-Density”模型支持对多种游客分布模式进行描述,同时能够依据模型变化曲线定量识别游客活动最佳边界、空间集散状态、中心分裂特征及边界演化方向。多案例实证表明,本方法适用于各类景区的多尺度复杂游客活动空间边界提取,为地理时空数据挖掘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条件,是开展各项旅游活动的载体和基础。旅游资源分类方法和评价理论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旅游资源调查与规划实践中,以有研究通常将一个景区或大规模地理实体与小规模实体在同一个标准下衡量与对比,未考虑旅游资源的地理空间尺度特征。不同尺度的旅游地域空间,旅游资源评价、规划方法及其开发方向都不同。本文目的是通过梳理不同尺度旅游资源空间单元概念,对最难界定的集合体进行空间识别。基于集合体的概念认知,利用空间语义关系构建本体概念模型,提出了不同类型旅游资源集合体的空间边界提取方法。鉴于此,以海南岛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运用空间语义关系构建3种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本体概念模型,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旅游资源集合体进行条件约束判断,并利用泰森多边形与缓冲区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空间识别。与规划范围结果对比发现,该方法可较好地近似表达旅游资源集合体空间边界及空间关系。每种类型的集合体空间语义关系存在树状层次结构,包含2个层次,空间形态呈多边形和带状分布。研究方法具有可操作性,能够为旅游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