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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探索与应用
  • 理论探索与应用
    刘彦随, 冯巍仑, 李裕瑞
    2020, 75(10): 2029-2046.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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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地理学是农业科学与地理科学的交叉学科,农业地理工程是地理学与工程学交叉研究在现代农业与乡村领域的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应用。随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人地系统科学的创新发展,区域农业基础建设的科技需求日益旺盛,农业地理工程试验成为农业工程技术研发和农田系统管理的重要任务。本文阐述了农业地理工程的科学内涵、试验原理与技术方法,并以黄土丘陵沟壑区为例开展了地理工程试验研究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对策探讨。结果表明:① 农业地理工程试验主要包括针对特定区域地理环境和农业发展问题的水土配置、土层复配、大田试验、生态防护、地理空间分析与监测,旨在探明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健康农业生态系统营造的水土气生资源要素耦合规律,建立可持续土地利用系统与多功能农业经营模式。② 农业生态系统试验主要包括沟道边坡防护方式、健康农田系统结构、作物与土壤匹配关系、耕地投入产出经济分析,通过开展土地改良、作物优选交互试验和田间试种,揭示新造地“作土关系”耦合机理与优化调控途径。③ 作土关系优化调控是工程试验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气候—作物优选、土体结构改良、地形—作物优选、土壤质量改良、土壤—作物优选、效益—作物优选6个阶段。④ 农业地理工程技术应用的核心任务是深化贯通综合研究、揭示微观耦合机理、建立工程试验范式,其应用路径主要体现在时间维、空间维与逻辑维三个维度。新时期农业地理工程试验与示范应用,有利于丰富农业地理学前沿理论与方法论,对于推进地理工程化研究和服务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 地缘环境与“一带一路”
  • 地缘环境与“一带一路”
    胡志丁, 杜德斌
    2020, 75(10): 2047-206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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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地缘政治”一词创立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学已经历了120年的发展,期间诞生了众多理论流派,然而其影响却在日渐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发展思路以及由此导致对现实研究不足所致。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起步较晚,长期以借鉴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为主,直到2010年掀起以“地缘环境”研究为主题的复兴议程。地缘环境研究将地理知识和政治融入地缘政治分析过程中,这一研究方向与思路不仅有助于地缘政治研究的变革与创新,还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前期对有关地缘环境概念、构成、结构、模拟等内容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国别地缘环境研究思路、跨学科融合路径和分析框架,并以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为例,展现了跨学科融合研究视角下日本受国内外多要素、长时间、多尺度综合作用所导致的地缘环境演变,对其中涉及到的日本对内、对外的政策制定与变化也从其面临的地缘环境视角进行了解读。最后为深化对当前国别地缘环境研究提出了三条建议。

  • 地缘环境与“一带一路”
    党琴, 胡伟, 葛岳静, 丁时洪, 冶莉, 王淑芳
    2020, 75(10): 2061-2075.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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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洲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合作的拓展方向区,对于提升中国地缘经济地位和拓宽中国地缘经济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贸易、投资、旅游、交通和政治,本文建立多维度的地缘经济联系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TOPSIS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解析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重要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6—2015年中国与南美洲国家的地缘经济要素流整体呈增长趋势。② 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要素联系发展不平衡,交通联系强度高于政治、旅游、投资和贸易。③ 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偏低,且差异显著。④ 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提升缓慢,空间格局年际变化不大。⑤ 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合作戈登斯坦因子是重要的地缘经济联系强度影响因子。市场是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最重要的驱动力,资源禀赋对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作用有限,地缘政治对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作用显著。

  • 地缘环境与“一带一路”
    马腾, 葛岳静, 黄宇, 刘晓凤, 林荣平, 胡志丁
    2020, 75(10): 2076-209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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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在各类地缘关系中地缘经济关系成为最活跃也是研究最多的一类。本文从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地缘经济研究现状入手,基于流量数据建立地缘流势模型来探寻地缘经济复杂关系背后的规律性因素,并通过对比中美两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关系分析其驱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0—2016年中国与东北亚地缘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其中贸易联系明显强于投资联系,但投资联系在2012年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② 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总体经济流势呈现上升态势,其中贸易流势起主导作用,中美地缘经济流势表现最强、增速最快,中国对日、韩两国的地缘经济流势强度不断显现,中俄、中蒙、中朝三股地缘经济流势虽然近年来不断增长但对区域整体地缘经济关系影响有限。③ 中美两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流势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并在国家关系分布上较为一致;两国在地缘经济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驱动因素不同,中国以贸易关系为主而美国主要依赖投资驱动;二是空间分布差异开始显现,美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关系越来越集中于中、日、韩三国,而中国与俄、蒙、朝三国联系开始不断加强。

  • 地缘环境与“一带一路”
    海凯, 王思远, 马元旭, 杨瑞霞, 涂平, 梁娟珠, 刘卫华, 吴林霖
    2020, 75(10): 2092-2108.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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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对其经济、政治和环境系统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对监测区域范围内城市扩张和形态变化的比较研究却极为有限。基于欧空局气候变化倡议项目最新发布的1992—2015年300 m分辨率的全球土地覆盖数据集、1992—2012年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和2000—2015年LandScan人口数据,本文首先分析了1992—2015年“一带一路”陆域城市用地增长的空间格局和十大分区城市用地面积的动态。其次,通过分析3个时间点(1992年、2003年和2015年)上同心环内城市用地密度的时空变化,量化了“一带一路”沿线80个城市的扩张和形态变化。最后采用3种统计模型(线性、幂律和指数函数模型)来分析城市用地面积、加权灯光面积和城市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陆域城市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从1992年的0.24%上升至2015年的0.56%,并且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是“一带一路”监测区域城市化的主要贡献者。同心环内城市用地密度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呈递减趋势,且城市间的空间分布完全不同。中国、欧洲、非洲、西亚、东南亚和印度6个分区人口数超过100万的城市间比较显示,除了中国城市形态变得分散,其他分区城市形态总体变得紧凑。分析结果也显示,夜间灯光信号所反映的城市经济活力和城市人口分布趋势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空间扩张和形态变化。

  • 城市与区域发展
  • 城市与区域发展
    宋伟轩, 陈艳如, 孙洁, 何淼
    2020, 75(10): 2109-2125.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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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城市房价整体快速上涨,区域房价分异加剧。区域内部房价空间分异是城市发展差距的综合反映,即城市资源要素综合配置能力差异的物化表达。基于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提供的2008—2018年地级城市和区县尺度城市房价数据,分析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房价增长与分异过程,发现区域整体房价呈现快速上涨、相对平稳和再度快速上涨3个阶段,区域房价差异随房价上涨而扩大,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城市房价增长更快,浙江、苏南地区与安徽、苏北地区的房价差距拉大。根据房价增长、城市等级与区位特征,将长三角327个区县划分为核心城市城区、中心城市城区、发达城市城区、其他城市城区、核心圈层县市和外围地区县市6种类型,提出一体化区域城市房价表现为整体上涨相对更快、不同类型区县间差异拉大、同类区县间存在“俱乐部收敛”等增长与分异模式。区域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与过度分异,驱使高端产业、人口等资源要素向少数“超级明星城市”集聚,加剧区域不平衡,不利于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 城市与区域发展
    李汝资, 刘耀彬, 王文刚, 谢德金
    2020, 75(10): 2126-2145.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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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财政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过程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特征。本文考虑效率提升的结构性特征,从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抑制效应等方面构建土地财政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进而从投资挤占效应、成本拉动效应探索其传导路径,并基于2005—2015年中国285座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集,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其影响过程机理与区域分异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间,中国城市土地财政规模持续扩张,并由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扩散,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却出现波动下降趋势。② 整体上,土地财政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西部、中部、东北等地区以及中小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的影响依次增强,而东部地区与超特大城市并不显著。③ 土地财政对经济效率影响的技术抑制效应显著大于规模经济效应,中部地区、Ⅰ型、Ⅱ型及超特大城市尤其严重。④ 具体传导路径为,土地财政扩张主要通过房地产开发带来的投资挤占效应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其次是房价上涨的成本拉动效应,而工资水平上升主要在东部地区、Ⅰ型及以下规模城市发挥作用。以上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后提出明确土地出让收支范围、产业梯度转移与升级、宏观调控与因城施策并行等政策建议。

  • 城市与区域发展
    杨青山, 刘鉴, 张郁, 杨维旭
    2020, 75(10): 2146-2163.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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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边口岸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各主权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关键节点。本文以中俄边界往来最密切的口岸城市满洲里为例,首先,通过构建改进动态集中指数(MDCI),将满洲里口岸—城市关系划分为低水平平衡发展阶段(1979—1987年)、口岸发展稍快于城市发展阶段(1988—1997年)、口岸发展大幅快于城市发展阶段(1998—2005年)、城市发展稍快于口岸发展阶段(2006—2015年)和口岸与城市关系新突变点(2016—2017年)。其次,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了国家、区域、地方和个体4个尺度对满洲里口岸—城市关系影响的程度,研究表明:在全时段上,表现为国家尺度>个体尺度>地方尺度>区域尺度的关系;低水平平衡发展阶段,表现为国家尺度影响较大,区域尺度、地方尺度和个体尺度影响较小;口岸发展稍快于城市发展阶段,以国家尺度影响为主,其中,俄罗斯影响稍大于中国,其他尺度影响均较小;口岸发展大幅快于城市发展阶段,国家、区域及个体尺度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且作用大小相对均衡;城市发展稍快于口岸发展阶段,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地方尺度作用较明显,个体尺度影响弱化,其中,区域尺度影响最大,之后表现为国家尺度(俄罗斯)>地方尺度>国家尺度(中国)>个体尺度的关系。口岸与城市关系新突变点,个体尺度与国家尺度影响较大,区域尺度与地方尺度影响较小。最后,综合运用VAR模型、深度访谈等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从国家、区域、地方及个体尺度因素对口岸—城市关系演变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全时段和分阶段的分析。本研究可为满洲里促进口岸—城市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多尺度视角的新思路,也可为中国广大边境地区探讨口岸—城市关系的发展提供借鉴。

  • 城市与区域发展
    孙毅中, 杨静, 宋书颖, 朱杰, 戴俊杰
    2020, 75(10): 2164-2179.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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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规划对土地利用变化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各层次规划相互支撑、互为补充,自上而下影响着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矢量元胞自动机以不规则的地理实体作为基本单元,可以更逼真地表达客观复杂的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然而,当面向具有层次协同性、空间引导性和管控传导性等特征的城市规划时,其元胞多层次体系构造、层次间协同方法和转换规则获取等关键问题凸显出来。本文以江阴市2007年、2012年、2017年3期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基础,在多层次矢量元胞自动机建模基础上,模拟了2017年土地利用变化,通过模拟结果与用地现状对比分析,对模型个别参数进行了修正,进一步提高了模型的可行性与适用性,进而预测了2022年城市土地利用格局。模拟结果显示,中心城片区建设用地发展已经趋于饱和,澄南、澄东南和澄东片区建设用地扩张较为明显,有逐步形成“中心城区—城镇组团—村庄”三级城乡空间聚落体系的趋势。最后利用FoM指标对模拟结果进行了评价,得到整体和各片区的精度基本都大于或接近于0.21,表明模拟结果精度较高,其构建的模型在面向多层次规划的用地变化模拟方面具有更好的效果。

  • 城市与区域发展
    卢硕, 张文忠, 余建辉, 李佳洺
    2020, 75(10): 2180-219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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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型城市作为一类特殊城市,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灯光影像等数据为基础,采用门槛面板模型、非参数估计等方法,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角度,对资源型城市发展阶段进行定量划分,并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中心城区空间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城市转型的差异性特征,揭示了资源型产业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以及资源型城市转型关键时间节点和政策着力点。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空间相对分散,但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采掘业从业人员占比1.9%和31.0%可以作为资源型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性指标;不同发展阶段中,社会经济要素在中心城区的集聚程度与城市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明显不同,成熟发展期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转折期。

  • 城市与区域发展
    朱玮, 梁雪媚, 桂朝, 冯永恒, 闫嘉
    2020, 75(10): 2192-2205.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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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职住关系一直为研究者广泛关注。过剩通勤概念以实际通勤与理论最短通勤的差距反映城市职住关系与通勤状态,是衡量通勤效率和优化潜力的常用指标。国内的过剩通勤研究数量有限,且鲜有从年龄视角考察。本文利用2017年9月上海市手机网格数据,分析不同年龄段居民的职住与通勤状态,采用模拟个人换居的方法测度过剩通勤,并探讨职住关系优化效应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上海居民的职住关系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青年人是劣势群体,老年人是优势群体,中年人介于其间;上海全市过剩通勤率为69%,职住关系优化的潜力和效应巨大,可使得通勤距离显著减少,代际分异缓和,青年人的获得感最大,城市年龄空间结构更加均衡。提出上海的空间规划和政策应以理想的城市年龄空间结构为目标,以提高人的居住和就业空间的流动性、青年化城市中心、中老年化城市外围为途径。

  • 农业与乡村地理
  • 农业与乡村地理
    周扬, 黄晗, 刘彦随
    2020, 75(10): 2206-2223.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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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开展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落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解析村庄系统演进生命周期规律的基础上,系统集成村庄点位、地理环境、地理区位、交通条件、社会经济等多源数据,综合运用缓冲区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Ripley's K函数等方法,刻画了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特征,识别了村庄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揭示了中国村庄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村庄的演进遵循形成、发展、稳定、衰退与振兴的“生命周期”规律,其演进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经济要素共同影响,不同地区村庄演进的速度、强度、方向和结果各异。② 中国村庄分布密度为0.35个/km 2,整体上呈现“南多北少、南聚北散”、“东多西少、东聚西散”的特征,以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等地区村庄分布最为密集。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半壁村庄密度显著高于西北半壁。③ 全国省、县、乡级尺度上村庄核密度值的莫兰指数分别为0.58、0.86、0.91,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各省内村庄空间分布呈倒“U”型分布模式,不同省份村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明显。④ 中国村庄分布格局是地理环境、区位条件、社会经济要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在坡度6°~8°、海拔0~200 m、降雨量1100~1200 mm、年均温15~19 ℃、人为土和栽培植被等条件下村庄分布较为集聚,且村庄沿道路与河流聚集分布特征明显,在沿道路和河流100~300 m缓冲区内村庄密度最大,随缓冲距离增加村庄密度逐渐降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亟待系统开展乡村衰退成因与动力机制解析、衰退乡村地理空间识别与地域类型划分、乡村振兴可行途径与地域模式研究。

  • 农业与乡村地理
    胡西武, 刘小鹏, 黄越, 黄立军, 东梅
    2020, 75(10): 2224-224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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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移民村是一种具有扶贫脱贫与生态保护双重意义的特殊乡村类型,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对象。在空间重构过程中形成的空间剥夺现象,是当前生态移民村全面振兴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为探究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规律,以宁夏70个生态移民村201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以收入就业、教育培训、社会生活、居住环境及公共服务可达性为主要内容的空间剥夺指标体系并进行水平测度,进而运用地理加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因子进行探测。结果显示:① 宁夏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整体水平较低,但总指数均值相对于非生态移民村显著高出0.023;② 宁夏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时空分异特征明显,总指数均值在时间上呈现“先较低—后上升—再下降”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北部低—中部高—南部次高”分布;③ 民族构成、地形地貌、移民时段、依托资源和经济区带是影响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的重要因子,前3项对空间剥夺总指数的解释力分别达到了22.4%、10.6%和14.0%。空间剥夺水平测度为生态移民生产生活评价和政策调整完善提供新的客观依据,相关部门可据此优化调节生态移民村空间资源配置,增加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机会,推动生态移民村全面振兴。

  • 农业与乡村地理
    房艳刚, 刘建志
    2020, 75(10): 2241-2255.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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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取2001年、2008年和2015年3期截面数据,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等空间分析法和非参数检验等数理统计法,对东北地区183个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耦合模式及其表征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1—2015年东北地区总的粮劳变化耦合模式在2008年发生转折,2001—2008年为粮增劳减模式,2008—2015年为粮劳同增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发生的退化。② 县域层面,2008年前后两时段东北地区粮增劳减耦合模式的比例由45.90%下降为37.16%,同时粮减劳增与粮劳同减耦合模式的比例明显上升。从空间格局看,粮劳变化耦合模式转换的差异明显。③ 县域粮劳变化耦合模式可以较好的表征相应的乡村发展类型。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层级性和结构演进规律。④ 东北地区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所面临的约束和机遇不同,应有针对性的采取差别化的推进策略。

  • 文化与健康地理
  • 文化与健康地理
    陶伟, 蔡浩辉, 高雨欣, 张楚婧, 江映珍
    2020, 75(10): 2256-2268.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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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为本体、主体、载体、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一种“身体遗产”,身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塑中发挥着根基性作用。本文选取展演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州沙涌村鳌鱼舞及其传承人为研究对象,引入身体地理学的理论分析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训练与展演的时空过程进行历时性考察,剖析传承人身体技术的形成过程和展演时空中的具身体验,探讨传承人在此过程中身体与感情相互影响的机制。研究发现:① 在训练时空中,传承人利用身体知识衍生出的权力关系主导了特定空间中的规训关系,不同级别的传承人具有不同的知识权力,一定的规训关系由此形成。青少年传承人与成年传承人间的情绪体验均受到规训关系和自身生物特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地方特定的社会文化是规训关系顺利运作的主要原因。② 在展演时空中,身体是传承人多感官体验的核心。传承人通过身体感知特定的展演环境,基于“凝视”与“被凝视”的视觉关系,辅以声音的节奏韵律,与观众建立起了有效的感情交流途径,从而达到主体和客体间的有效互动。传承人的身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成功传承和顺利展演的前提与保证,承载了丰厚的地方历史文化,在多主体和多层次的复杂时空网络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 文化与健康地理
    李畅, 王安丽, 龚胜生, 孙攸宁
    2020, 75(10): 2269-228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0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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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组死亡率是利用年龄分组人口数据计算预期寿命的关键参数,而非采样年份的统计年鉴中年龄分组死亡率缺失导致无法计算预期寿命。针对该问题,本文将人口普查数据与统计年鉴数据融合,首次提出一种基于拉格朗日插值的中国省级预期寿命时间序列加强密集度(时序加密)的算法,以解决非采样(即未进行人口普查或1%人口抽样调查)年份省级预期寿命的估算问题。以中国中部六省为例,在所选取年份省级预期寿命估算实验中,绝对精度表明年龄分组人口比例线性插值计算的精度明显高于人口比例抛物线插值和直接插值算法的精度,故为推荐算法。本研究为高时间分辨率下省级预期寿命值的获取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行思路,为分省较精确地进行预期寿命趋势分析奠定基础。

  • 学术信息
  • 学术信息
    2020, 75(10): 2281-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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