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是一个天蓝地绿、山清水秀、强大富裕、人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强国。建设美丽中国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国实践和国家样板,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守住“绿水青山”赢得“金山银山”的重要手段。地理学作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交叉应用学科,其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地理学家肩负着建设美丽中国、筑造美好家园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率先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地理学倡导的人地系统耦合论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石,地理学的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是美丽中国建设与调控人地关系的实践手段,地理学的复杂系统模拟和优化方法为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路径选择提供了科学工具,综合地理区划是因地制宜地建设美丽中国的分区基础。地理学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路径包括: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科技攻关和人地耦合试验示范;进行美丽中国建设的动态评估与人地耦合监测;编制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路线图与“十四五”规划行动方案;树立美丽国土观,在《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中充分体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因地制宜地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区划,建设好美丽城市群和美丽公园群;先行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样板试点,总结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模式。通过这些耦合路径确保全国及各省市区按照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逐步接近目标值,在“比美健美”的竞建行动中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的总目标。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事关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及实施成效。《全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以来,如何建立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基本特点与规律的乡村振兴规划基础理论,研制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与方案,成为当前学术研究及政府决策的重要课题和重点任务。基于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构建了乡村振兴规划理论模式,提出了“三主三分”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三主三分”的基本原理是依据特定区域乡村地域系统结构与格局,进行地域系统主体功能分区、主导类型分类、主要用途分级,确立乡村振兴规划空间体系及其优化调整方案。该体系运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制定了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产业支撑、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规划原则,提出应重点发展乡村专业合作组织和村镇混合制经济,加快建设以滩羊、黄花、小杂粮产业化为特色、生态文化旅游智慧化为亮点的优势产业体系;在空间上突出中心城镇地位,形成以县城和3个重点镇为中心、“三产”融合发展的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本研究是对创建中国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的有益尝试,可为全国县级乡村振兴规划与乡村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学术界提出了新命题,需要对已有建设模式和建设项目进行深入剖析,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知识。以往地理学主要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涉及的范畴要大得多,既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中国提供融资并承建的项目,还包括一些新兴的混合项目。已经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是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利用“制度和文化转向”研究思路来剖析“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总结其建设模式,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以及指导“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制度和文化转向”出现的背景以及主要研究脉络;而后总结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主要形式,提出了基于工程总承包（EPC）、基于特许经营和企业直接投资三大类建设模式;最后借鉴“制度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技巧,从“地域嵌入的广度和深度”和“技术及项目的‘破坏性’”两个维度,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分为变革性项目、支撑性项目、一般性项目和海外经贸合作园区4种类型,用以识别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敏感性,并举例进行了说明。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为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关注的重点,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现代化铁路项目具有“自然垄断”、投资大、涉及地域广的特点,其建设对运营制度与文化的依赖性强,属于一种典型的变革性项目和嵌入式技术转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建设相对薄弱,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大,且往往不具备铁路运营技术与能力,因此中国铁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从设计—建设—运营乃至投融资进行全链条考虑,并将铁路项目作为“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进行培育,即通过制度保障、文化相互适应以及技术标准、管理模式、产业链条的属地化管理,来保障项目的成功运营。蒙内铁路是中国铁路“走出去”较为成功的案例,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总结了“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海外发展模式,从而为推动海外项目建设与运营成功、“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欧班列开通频次的增加带动了“一带一路”沿线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以TCL波兰工厂为例,深入剖析其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现有生产组织方式的特征及二者的区别,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了中欧班列对其现有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方式。主要结论为:① 中欧班列对TCL波兰工厂现有生产组织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原料配送时间成本降低、供应链时长缩短;原材料的“零库存”效应;市场响应能力和效益的提升;生产更加准时化、精益化,产品品质和多样化程度提升等方面。② 在中欧班列准时化跨国运输的支撑下,TCL波兰工厂摒弃传统的以“刚性大规模生产”为主的福特制生产组织方式,吸收丰田制的精髓,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全球流动的即时生产”。③ TCL波兰工厂现有的生产组织方式与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有明显区别,体现在原材料的运输方式及仓储方式的变化、生产线的变化、生产方式及质量检测组织的变化等方面。
国家在制度、经济、文化、技术等要素之间组成相互支撑、制衡、嵌套的平衡系统,而技术的跨越式转移将会引起系统的失衡,造成“技术—环境”摩擦效应。本文试图构建技术与制度、经济、文化平衡系统概念模型,进而凝练铁路—制度—经济—文化平衡系统模型,并以亚吉铁路为例,分析铁路技术跨越式转移与属地国制度—经济—文化系统的适应性。研究表明,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仍处于农牧业阶段,而亚吉铁路作为电气化铁路技术,属于“跨越式”的技术转移,脱离了属地国的既有发展基础,造成铁路技术与制度、经济、文化的不适应性。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尤其是欠发达国家承担铁路建设运维与推广中国铁路技术标准提供理论指导。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境外合作园区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政府间合作境外园区因合作规格高、投资规模大、建设进展快、成效初现,并肩负着“一带一路”建设示范功能,所以备受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但目前有关中国境外合作园区的研究多为政策导向型,未将政府间合作园区与企业投资所建立的境外园区区分开。为此,本文以中国—白俄罗斯（简称中白）为例,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政府间合作园区建设过程中的多尺度耦合机制。中白工业园是中白两国元首共同发起、亲自推动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已成为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新的经济增长极。研究表明,境外合作园区的发起、建设和运营是两国政府、园区开发公司和园区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不停协调各自利益,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涉及多尺度（全球、国家间、园区、企业）和多主体（政府、企业）。具体而言,中白两国出于各自战略目标考虑发起合作园区项目,并建立起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为协调两国战略利益,动员两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推动园区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它并不完全能保证园区的成功。合理的园区开发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强大的全球网络动员能力是园区成功建设的关键。因此,只有在处理好两国战略利益的同时,开发公司和入园企业能获取经济收益,才能确保政府间合作园区的长久发展。本文拓展性地将多尺度耦合理论用于分析政府主导的跨国大型园区项目合作,有助于丰富人文地理学里的耦合研究,并可为推动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政策移动性是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经典理论。作为包容性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空间载体的海外园区,是检验政策移动性理论框架的新兴空间载体。本文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以合作伙伴为切入点,检验政策移动性理论在海外园区的适用性,并强调海外园区的政策移动性是渐进发展的过程,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政策移动性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系统分析了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制度背景、主体合作伙伴,甄别出国家、地方政府、主导企业等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及其在税收、土地、人才等要素政策移动性过程中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当前海外园区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多聚焦园区的经济功能,而其制度和文化平台功能有待深入探讨。基于制度和文化的视角,本文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案例,剖析海外园区的运行机制和建设模式,揭示海外园区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通过构建多层级协调机制、打造优良投资环境、促进信息与资源共享以及释放集聚经济效应,为入区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制度环境和充足的跨国发展空间,帮助入区企业更好地适应东道国投资环境,为大量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实现路径突破和路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基于案例研究,本文认为海外园区对于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它们海外投资克服制度与文化差异提供了缓冲空间和发育土壤,起到了“投资花园”的作用。
空间规划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政策工具,空间规划改革是建立现代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当前政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本文采用文献计量与典型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地理学视角对国外空间规划研究与实践进行深入剖析,目的在于总结其演化规律,明确其对中国空间规划改革的启示。研究发现:① 地理学作为一门专注于“空间”的科学,其理论与方法在空间规划改革中不可或缺。传统的地理学理论在空间规划中仍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关系地理学等后结构主义地理学理论在空间规划中的应用也日渐广泛,同时地理学还为空间规划提供了方法与技术支撑。基于孤立视角与线性增长的传统空间规划往往难以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基于关系网络与多种发展轨迹综合叠加的关系地理学理论可为空间规划的科学化、合理化提供支撑。② 提升中国地理学研究水平是推动空间规划健康发展的基石。德国的地理学研究成果推动了其成为空间发展最为均衡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地理学研究成果则支撑了其以三大城市群为主导国土开发格局的形成,地理学者在推动既有理论本地化的过程中,更应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角度出发,为解决中国空前激烈的人地冲突提供科学指引。③ 构建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空间规划体系是推动空间规划目标性与操作性相统一的保障。地理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应积极面对空间规划改革这一国家重大需求,结合区域特质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途径,为空间规划改革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支持,以此为国家人地关系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面世以后,基于因子生态分析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虽取得较多成果,但方法创新还有待推进。本文以常州作为实证研究地区,将人口普查数据与大数据（城市POI数据）相结合,借助网格化处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计算方法,从居住内部环境（住房条件）和居住外部环境（设施可达性）两方面综合衡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而探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及其与居民社会经济属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常州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与扇形结构叠加的模式,城市生活质量空间结构与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即不同类型居民属性区的生活质量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各类居民属性区均有与之重叠度较高的相对应的生活质量区,这种空间关系的揭示对城市规划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从居民社会空间与实体空间互动关系的角度对社会—空间辩证法进行了诠释。
步行作为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和日常体力活动形式,其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公共健康研究的热点。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对步行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不足,且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对于自选择问题的控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2014年西安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出行行为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匹配对照的准实验研究设计,通过自选择效应的控制,本文探究并区分了城市轨道交通及建成环境对交通和休闲步行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出行态度和偏好等自选择因素对个人步行频率具有重要影响。② 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自选择因素后,受访者对建成环境的感知极大地影响了步行频率。③ 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对于步行频率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无论交通步行还是休闲步行频率模型中,均未发现密度的显著影响。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周边购物及餐饮设施数量和常规公交站点数量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但对休闲步行并不产生显著影响。④ 地铁对交通步行频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步行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为通过优化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来引导城市居民绿色和健康出行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破解乡村空间利用过程中出现的发展空间受限、权属关系不明和组织体系不畅等系统性问题,成为乡村空间治理的首要任务。本文从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综合治理的视角出发,尝试解析乡村空间治理在推动乡村空间重构、权属关系重塑和组织体系重建中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乡村空间治理优化城乡格局、改善城乡互动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结论如下:物质空间治理可作为乡村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的重要手段,空间权属治理有助于保障乡村空间不同参与主体的发展权利,空间组织治理可提升乡村空间的组织效率;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人口—土地—产业”转型过程为“深化空间治理—活化乡村空间—优化人地关系—改善城乡格局”的分析思路创造条件;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发展格局不断演化,城乡互动关系改善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重要依据。最后,本文构建了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互动分析框架,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在关系及研究趋势。
基于客观权重赋值法,从自然禀赋、流动投入、产出能力、设施机制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实证测算了2000—2016年中国29省农业竞争力,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中国农业竞争力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制定针对性、差异化的农业竞争力提升政策提供理论支撑。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业竞争力呈上升趋势,并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特征,空间溢出强度呈倒“U”型变化趋势,流动投入、产出能力两项子竞争力呈上升趋势,资源禀赋相对稳定,设施机制波动上升;② 东部省份农业竞争力异军突起,中西部省份不断下降,两级分化趋势明显,局域空间集聚格局以高—高和低—低集聚方式为主导,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路径依赖性;③ 农民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经济基础、R&D投入、种植结构、粮食品种选择对本省农业竞争力时空格局演变存在直接效应,对其他省份存在间接溢出效应;④ 应充分发挥农业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示范效应与扩散效应,推动农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谋划农业竞争力均衡发展。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但当前研究在综合反映城市化的时空特征时,往往忽略区域城市间的空间关联及其演化过程,无法有效地揭示区域城市间的相互影响和内在机制。基于空间极化及扩散理论和系统分析方法,剖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空间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1995—2015年间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规模等级特征明显,作为区域增长极,上海处于第一等级,南京、杭州、苏州为第二等级;城市化空间关联指数也表明,以上海、苏州、杭州等10个城市构成区域最为密集的空间联系网络。② 研究时段内,城市化过程中空间极化和空间扩散同时存在,且空间极化的城市往往会进入新的扩散阶段,以南京、杭州等城市表现最为明显。该结果证实了各城市间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空间作用关系。本文还探讨了区域城市化的驱动机制,表明区域内产业升级和转移是形成空间极化或扩散作用的主要内生动力。本研究可为区域发展规划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
由CO2排放所引起的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所关注的热点话题,提高碳排放绩效是碳减排的重要途径。目前关于碳排放绩效的研究多从国家尺度和行业尺度进行探讨,由于能源消耗统计数据有限,缺乏城市尺度的研究。基于遥感模拟反演的1992—2013年中国各城市碳排放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城市碳排放绩效进行测定,构建马尔可夫和空间马尔可夫概率转移矩阵,首次从城市尺度探讨了中国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动态演变特征,并预测其长期演变的趋势。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均值呈现波动中稳定上升的趋势,但整体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未来城市碳排放绩效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节能减排潜力大;全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空间格局呈现“南高北低”特征,城市间碳排放绩效水平的差异性显著;空间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类型转移具有稳定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地理背景在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类型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长期演变的趋势预测来看,中国碳排放绩效未来演变较为乐观,碳排放绩效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升,碳排放绩效分布呈现向高值集中的趋势。因此未来中国应继续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以提高城市碳排放绩效,实现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同时不同地理背景的邻域城市之间应建立完善的经济合作联动机制,以此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水平并追求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之间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低碳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