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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探索
  • 理论探索
    方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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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中国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之一,面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客观上需要构筑一条或多条支撑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主轴线,成为表征区域均衡发展格局的标志线。反复审视中国区域发展版图并计算发现,垂直于胡焕庸线的博台线(连接新疆博乐市与台湾省台北市的西北—东南走向的轴线)可建成中国区域发展均衡线。2016年博台线西南半壁与东北半壁国土面积占比为59:41,而两侧人口占比约为45:55,经济总量占比约为41:59,并分别向50:50的平衡格局演变;两侧人均GDP比值为44:56,人口密度比值为38:62,经济密度比值为32:68,城镇化水平比值为48:52,主要均量指标都逐步趋向1:1的均衡发展格局。进一步分析发现,博台线是连接“一带一路”双核心区的战略扁担线,是国家安宁和台湾回归的祖国和平统一线,是综合交通运输通道支撑连接的实体线和国家城市与城市群发展的琵琶型对称线,也是双向对外开放的中坚线、海陆联动发展的对接线,更是促进东中西部、南北协调发展、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分界线,博台线对推动国家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与战略作用。建议将博台线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制定博台线发展战略规划,充分释放博台线承载的多重潜在功能,突出建设博台线上西北端点、中部战略节点和东南端点三大战略支撑点;开展对博台线的综合科学考察,加大对博台线的科学认知与宣传力度,让中国认识博台线,让世界了解博台线;把博台线建成国家发展的战略脊梁线,让博台线成为破解胡焕庸线、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新路径。

  • 理论探索
    邓祥征, 金贵, 何书金, 王成新, 李兆华, 王占岐, 宋马林, 杨庆媛, 张安录, 陈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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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回顾和总结了20世纪以来发展地理学的研究进展,涉及发展地理学内涵和理论、领域和方法及其发展趋势。系统梳理了发展地理学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收敛、发达地区或国家生活品质提升过程中的收敛及其路径等研究内容。通过分析国外研究进展,指出了发展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条件与学科优势,并着眼于国际学术前沿最新动向与国家宏观战略需求,提出了今后中国发展地理学研究需重点关注的领域。未来发展地理学研究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引,以提升欠发达地区可持续生计能力与区域绿色发展水平为核心,以构建发展地理学理论和跨学科综合集成研究体系为目标,聚焦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扩散特征与收敛研究,探索出服务于区域经济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调控政策与科学路径。

  • 人口与城市研究
  • 人口与城市研究
    古恒宇, 孟鑫, 沈体雁, 崔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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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往往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然而既有研究对此关注较少。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结合k均值聚类法,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展开研究。结论如下:①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主要受流动人口群体自身特征的影响,受流入地的影响相对较弱;② 社会经济因素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紧密,人口、家庭及流动特征因素同样产生影响,收入、婚姻、跨省流动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抑制作用,而住房支出、参保率、子女个数等因素则产生促进作用;③ 各影响因素总体上呈现带状的空间分异模式,可概括为“E-W”“N-S”“NE-SW”“SE-NW”4种。民族、家庭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自北向南递减,参保率、未婚率、二产就业等因素的影响自西北向东南递减,子女个数及人均GDP的影响自东北向西南递减。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相对更弱,华南地区住房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相对更强。④ 全国可划分为四大影响区,其中,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受多因素共同影响;西北地区及部分西南地区主要受人口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主要受经济及家庭因素的影响;华南地区及部分中、东、西南部地区,除住房支出外,受大部分因素的影响相对最小。最后,本文对中国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提出相应建议。

  • 人口与城市研究
    戚伟, 刘盛和, 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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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是中国乃至全球典型的人口稀疏区之一,但内部人口地域分异明显。通过构建青藏高原乡镇街道尺度的人口空间数据集,系统核算青藏高原人口数量及其空间密度,从经度、纬度、极向和垂直4个维度解析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规律,并基于“胡焕庸线”思想,提出青藏高原的“祁吉线”人口地理划分方案。结论包括:① 青藏高原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东南密、西北疏”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距离“寒旱核心区”近疏远密的极向地域分异明显;② 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与海拔、土壤、水资源、气候、植被等自然环境本底具有高度耦合关系,自然因素间交互作用加强了人口地域分异;③ 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可以通过连接祁连县与吉隆县的“祁吉线”体现,两侧地域面积大致相同,但是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人口比例达到93∶7的悬殊;④ “祁吉线”长期稳定,但是东南半壁人口持续微降,西北半壁人口持续微增,未来时期,东南半壁依然是青藏高原城镇化及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而西北半壁应当重视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压力的矛盾。

  • 人口与城市研究
    丁亮, 钮心毅, 宋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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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由于规模变量、距离衰减系数取值缺乏依据,引力模型在城市研究中的应用容易受到质疑,加之中国城市的多中心化使得模型应用的外部条件发生改变,模型验证工作的必要性再次显现。本文使用2015年移动通信用户的个体移动轨迹数据,使用Huff当年的验证方法,通过变量检验、参数校正两个步骤,验证Huff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① 城市内部商业中心和就业中心的吸引力与中心的规模呈正比,与距中心的距离呈反比,符合引力模型规律。② 在上海中心城区空间尺度、200 m网格空间单元下,商业中心吸引力的距离衰减系数平均值为2.5,就业中心吸引力的距离衰减系数平均值为3.0,表明居民就业通勤对距离更加敏感,距离衰减比购物出行更加显著。③ 经变量检验、参数校正后的引力模型可用于对商业中心、就业中心优化调整后的势力范围进行预测,预测准确率可分别达到78.5%和71.9%。就业中心势力范围预测准确性略低,这是由于就业中心吸引力衰减除受距离影响外,还受家庭、房价等因素影响,会对预测结果产生扰动。最后,研究还证实了距离衰减系数存在空间分层异质性:距离衰减系数不是唯一值,受道路可达性、至就业(商业)中心距离、至地铁站距离、人口密度影响,不同地区的距离衰减系数存在较显著差异。

  • 人口与城市研究
    赵建吉, 王艳华, 王珏, 苗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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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级市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县域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评估这种影响对于深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在对河南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历程及省直管县(市)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县域产业结构的计量模型,采用2004—2016年河南省县级单元的相关数据,研究了直管县体制改革带来的不同类型扩权以及省直管县(市)所在地级市溢出效应对于县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并通过省直管县(市)的深度访谈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① 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加快了县域第三产业的增长,而社会管理权限的下放则全面抑制了所有产业的产出水平。② 农业和非农产业受到所在地级市溢出效应的影响是相反的,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会加剧溢出效应。越是相对欠发达的县域,农业受到的涓滴效应越明显;越是相对欠发达的县域,非农产业受到的极化效应越明显,且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更为显著;③ 宜对更多县域下放经济管理权限,但对社会管理权限的下放则应慎重。地级市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地区,应当分别选择农业比重较高的县域和非农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县域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

  • 人口与城市研究
    武亚群, 李双双, 延军平, 汪成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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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校地理研究发展的本质是,解读地理知识产出空间结构,更深层次是地理科研活动空间不均衡的阐释。基于论文统计与数据挖掘方法,以1986—2018年《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和《地理科学进展》(简称“4地”)发表论文为基础数据,选取39所中国地理高校作为研究对象,构建高校发文指数,界定高校发展形态,分析不同区域、不同类别高校地理发展态势。结果表明:① 从发展历程分析,“985”高校是中国高校地理研究的核心,而“211”高校在2005年后普遍发展,形成以中、高发文量为主的集聚区,其他类高校形成高、中、低发文量均衡分布的态势;② 从空间集聚分析,东部高校逐渐形成“北上广南”的地理研究集聚区;中部高校于2004年后呈现快速发展,其中东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发展最为突出;西部高校总体呈现“西北强—西南弱”空间格局;③ 综合分析表明:中国高校地理学发展势头强劲,但“985”高校、东部高校地理发展内部差异较大,且短期内西部与中东部高校、其他类高校与“985”“211”高校地理发展不均衡依然维持。在未来发展中,除引进优秀科研团队、政策扶持外,中国高校地理发展还应抓住区域特色,培育自身地理团队,以实现区域研究协调发展。

  • 人口与城市研究
    袁振杰, 郭隽万果, 杨韵莹, 朱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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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关乎一个国家人口素质的提升和综合实力的发展,也是塑造国家和地区人地关系的重要因素。通过回顾并反思中西方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教育资源配置研究,总结当前中国相关研究的不足。借鉴当前西方教育资源空间格局研究中所采取的“资源格局—影响机制—社会效应”的主流路径,本文利用多种空间分析和机制研究方法,对中国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和综合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优质小学基础教育资源和优质中学教育资源的区域格局和强度虽各有差异,但都体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特征,特别是在区域尺度上,体现出明显的东西部差异。此外,中国几大城市群,如京津冀,沪宁杭,珠三角,武汉都市圈以及成渝都市圈等,是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优势区域;② 优质小学教育资源的形成和规模增长与城市居民经济自由度以及城市专任教师规模两个因素高度相关;优质中学教育资源的形成和规模增长和城市本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高度相关;③ 在多元相关机制作用下,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空间结构在当下及未来必定处于复杂动态变化之中,并将更为深刻地塑造着城市与城市、城市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空间结构不平衡的现状,同时反思和探索教育资源结构所蕴含和产生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

  • 农业与乡村发展
  • 农业与乡村发展
    马恩朴, 蔡建明, 林静, 郭华, 韩燕, 廖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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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整体目标的基础,由于“至2015年使饥饿人口比例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并未如期实现,使得2030年零饥饿目标的实现面临更大挑战。鉴于此,亟需从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时空演化中寻找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内在原因。在建立粮食安全评价因子数据集和粮食安全影响因素数据集的基础上,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评价2000—2014年172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平;进而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空间模式与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非线性回归方法分析粮食安全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球粮食安全格局呈现出社会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水平“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的空间模式,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除东欧以外的欧洲区域、北美洲、大洋洲和东亚部分国家,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西亚地区、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② 在99%的置信水平上,欧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别是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热点和冷点,在非集聚区,海地和朝鲜等国存在长期粮食不安全问题;③ 全球粮食安全格局总体稳定,但极不安全和不安全组的内部变化明显,粮食安全水平波动最大的国家也是粮食最不安全的国家;④ 年平均气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获得洁净用水的人口占比、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是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有所改善,但2013年出现趋势性逆转。受气候变化、居民购买力、健康卫生水平和政治经济稳定性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始终波动不稳,局部区域目前仍面临突出的粮食安全问题。为此,建议制定基于粮食供给、食物获取、食物利用和政治稳定性四大支柱的粮食安全战略,并通过全球乡村振兴策略来推动粮食安全建设,同时逐步引入城市农业等多元化生产方式,使高度城市化区域建立起更富弹性的食物系统。

  • 农业与乡村发展
    鲁大铭, 杨新军, 石育中, 王子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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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生计方式的改变对研究黄土高原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的彬县、长武县和旬邑县为研究区,从体制转换的视角出发,基于模糊层次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多元线性回归等算法,模拟乡村体制演化的路径,甄别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微观要素,进一步揭示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互馈机理。研究发现:① 在研究区内抽样选择的130个乡村中,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27个,主要分布于黄土梁地貌类型区,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96个,主要分布于黄土塬地貌类型区,非农体制型乡村共有7个,主要分布于河谷地貌类型区;② 当乡村地域系统由传统农业型体制向新型农业型体制转变,再至非农型体制的演化路径中,乡村转型发展度在三维空间坐标系中为倒“U”型变化趋势,乡村人口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下凸递增趋势,乡村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上凸递增趋势,农业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倒“U”型发展趋势;③ 生计方式成为衔接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的控制性因素,在农户尺度上,由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决定,并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在村域尺度上,通过与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口、经济和农业等3个维度的响应,引导乡村转型发展过程。

  • 农业与乡村发展
    屠爽爽, 郑瑜晗, 龙花楼, 万诗梦, 梁小丽, 王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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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

  • 农业与乡村发展
    刘春腊, 徐美, 刘沛林, 曾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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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提出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理论框架,基于理论框架构建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以湖南省湘西州为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补偿模型。结果表明:① 从传统建筑风貌、村落选址和格局、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及其村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湘西传统村落符合实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条件;② 从景观特性及价值、外部市场认可度、自我损失、政府管理等层面而言,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符合所提出的补偿模型;③ 从驱动因素看,湘西82个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特征符合模型中的景观特性、政府管理、外部市场和自我损失综合驱动型;④ 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可划分为社会经济补偿型、历史文化补偿型和自然环境补偿型,各类型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因素均影响补偿模型结构。

  • 农业与乡村发展
    胡晓亮, 李红波, 张小林, 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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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是乡村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对乡村概念形成的认知指引着乡村地理学的发展方向。西方乡村地理学伴随着对乡村性理解的不断深入,不同的学术流派渐次更迭。国内乡村地理学发展侧重于服务国家与地方发展需求,对学科理论基础的讨论较少,逐渐形成了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局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发展经历了深刻转型,国内对于乡村概念的辨析亟需深化。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对乡村概念认知的演化脉络,指出乡村概念认知逐步从单一走向多元、从被动转为能动、从静态特征深入到动态过程的发展主线,随后提出乡村概念界定的困难在于要素流动的空间动态性、乡村空间系统的不整合性、乡村概念自身的相对性,以及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为政策导向的新时代背景。最后总结了乡村概念认知对乡村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引领作用。

  • 文化与旅游地理
  • 文化与旅游地理
    陆林, 张清源, 许艳, 黄剑锋, 徐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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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 文化与旅游地理
    宋伟轩, 孙洁, 陈艳如, 尹上岗, 陈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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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绅士化是指城市中传统商业、居住或工业被更高价值商业取代和置换的现象,与居住绅士化互为因果。由于城市发展阶段、模式和管制环境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商业绅士化社会空间特征表现出显著差异。20世纪末以来,在城市社会空间转型语境下,具有异域风情的餐厅、酒吧、咖啡馆、健身房等高档消费场所置换传统住宅或社区商业并在城市特定空间中集聚,是中国最典型的商业绅士化现象。遴选出符合商业绅士化特征的六类高端商娱场所,采用空间核密度等方法,对2008年和2018年南京内城上述商娱场所空间集聚、演进模式和机理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商业绅士化“热点区”首先出现在城市传统商业中心和文化历史街区,随后向商业中心周边和新兴商业地段跳跃式扩散;② 根据实践路径差异,可将南京内城商业绅士化分为整体植入式、侵入演替式和转型升级式三种模式,分别以1912街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大—南师大)片区和新街口地区为代表;③ 经济和文化力量在推动商业绅士化的发生演化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地方政府、资本联手对“商业租差”的追逐,以及年轻、高收入绅士化群体日益增长的时尚、高端文化消费需求,从供需两端驱动着商业绅士化过程;④ 商业绅士化在提升城市商业活力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原住居民和低端商业的排挤和置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