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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士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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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大道
    2018, 73(10): 1829-1836.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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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的“T”字型架构仍然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两大地带。本文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指示的重大意义作了初步阐述,指出了近20年来长江经济带在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忽视了保护的重要性;认为贯彻习总书记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最为关键的是落实一个“共”字,即“共抓”,并提出了各地区各部门要长时期采取协调一致的具体行动的几个主要领域。

  • 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 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龙花楼,张英男,屠爽爽
    2018, 73(10): 1837-1849.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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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的核心目的是系统构建人口、土地、产业等多种发展要素的耦合格局。土地整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肩负着为人口集聚、产业发展提供资源支撑的基础性作用。本文基于影响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阐释了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土地整治的内涵及其互馈关系,剖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整治的区域实施路径。最后,就未来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的方向进行了展望与讨论。结论如下:① 乡村振兴的内涵在于为应对乡村内部要素的流失与衰退,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等手段激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来重新组合、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发展要素,从而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实现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② 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要激活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关键发展要素,统筹物质空间振兴与精神内核提升;③ 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与区域自然本底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按照分区统筹、分类施策的原则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框架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模式与路径;④ 未来有必要重塑土地整治的价值取向,在统一空间规划体系下统筹土地整治规划与乡村振兴规划,大力发展土地整治与多功能农业相结合的新模式。

  • 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文琦,施琳娜,马彩虹,王永生
    2018, 73(10): 1850-186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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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高原属于生态环境脆弱与农村经济贫困的复合区域,研究其村域多维贫困及空间异质性有助揭示乡村贫困原因及空间格局。以宁夏彭阳县为研究区,运用A-F法对村域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和回归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异质性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农户多维贫困程度较深,K = 3时,多维贫困指数(MPI)为0.045,平均剥夺份额0.361,主要致贫维度是住房、健康和教育,贡献率分别为0.263、0.245、0.227,收入维度贡献率仅占0.130;② MPI空间自相关Moran's I值为0.2,即存在正相关,呈现“南北高,中部低”的格局;③ 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行政村到镇中心的距离、村平均高程、村委会到主要河流的距离是影响MPI空间异质性的主要因子,其决定力q值分别为0.552、0.396、0.326,且在最小二乘线性回归(OLSR)和分位数回归(QR)中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④ 各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黄土高原农户福利缺失、基础设施落后与产业发展受阻、乡镇政府职能被削弱的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分异机制。⑤ 最后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源上解决农村医疗、住房、交通设施落后等难题的建议。

  • 城市研究
  • 城市研究
    吴一凡,刘彦随,李裕瑞
    2018, 73(10): 1865-1879.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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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的合理匹配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前提。本文以中国636个建制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关系指数,据此划分其耦合类型。借助Kernel Density工具,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宏观格局、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变化态势,诠释了这些耦合特征形成的原因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6-2014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是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的1.65倍,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② 市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依赖性较强,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密度重心呈现逐渐西移的趋势;③ 城市建成区快速扩展,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普遍超标,其中42%的城市现状人均用地是标准值的5倍以上;④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失调类型的城市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且“同增失调”现象较为普遍,主要城市群外围地区的失调问题较中心地区更为严重;⑤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程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性质、人口规模、政府决策行为、地理区位条件和地区内部差距等要素的综合影响,不同要素的作用机理和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新时期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管理应当注重新常态、新趋势的系统诊断和动能转化的综合分析,为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城市研究
    宋伟轩,马雨竹,李晓丽,陈艳如
    2018, 73(10): 1880-1895.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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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价增长与空间分异是近年来各界城市学者高度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关乎城市居民能否实现住有所居和美好生活的现实问题。以南京3761个住宅小区(或居住组团)为研究对象,以2009-2017年间30个季度住宅交易样本数据为基础,探索了南京各类型住宅小区房价增长模式及差异。研究发现:① 南京城市平均房价以1年半为一个阶段,呈现出“快速增长”与“相对平稳”交替规律,房价的空间异质性增强;② 结合住宅小区价格水平、区位特征和建筑属性,综合识别出南京城区9种典型住宅类型;③ 各类型住宅因中心性、舒适性和稀缺性等空间属性差异使房价增长表现为引领型、跟随型、追涨型和独立型等不同模式;④ 城市资源空间配置不均衡作用下的住房供需矛盾和房价增长预期差异,是导致住宅类型间房价分异的根本原因。城市房价增长与住宅价格分化具有必然性,但过快增长和过度分异可能造成阶层家庭财富差距的扩大与再分化、住房负担过重排挤外来中低收入人口、贫困群体因住房置换难度增大而易被困于城市边缘等社会空间后果。因此,有必要强调住宅的居住属性和推进住房供给侧改革,促进城市住宅供给的公平充分和社会空间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 城市研究
    王德,顾家焕,晏龙旭
    2018, 73(10): 1896-1909.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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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区是中心城市及其主要影响范围,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国外都市区范围根据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本质上是与中心城市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统一劳动市场区。国内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通过通勤联系划分都市区的相关研究难以开展,且划分结果在内涵上与国外都市区差异较大。移动电话是目前普及率最高的移动通讯终端设备,其包含的地理位置标签可反映用户的职住地信息。利用上海移动2014年上半年某两周2G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用户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参照国外标准,根据中心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上海市都市区。在通勤联系的基础上,尝试采用消费联系作为都市区划分的辅助标准,并对划分结果进行了调整。结果表明:① 基于通勤联系的上海都市区主要包括中心城周边地区、松江新城及外围大型工业区,基于消费联系调整的上海都市区包括中心城周边地区、松江、嘉定、青浦等新城及浦东惠南地区、长兴岛,整体上呈现东西略长、南北略窄的形态;② 通勤联系和消费联系可以相互结合划分中国的都市区边界,通勤联系作为主要指标,消费联系作为辅助指标;③ 上海与国外城市都市区差异较大,国外都市区范围扩展极广,上海都市区范围未超过行政边界,局限在在中心城周围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 城市研究
    吕拉昌,孙飞翔,黄茹
    2018, 73(10): 1910-192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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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城市化概念已难以解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兴城市化模式,而“创新”是解读城市化新变化的重要概念。从“流的空间”视角,提出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在此基础上,选取中国地级及以上270个城市作为研究的空间单元,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和城市文化多元性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方法,构建城市创新空间回归模型,测度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验证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研究表明:①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背景,强调高技能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促进城市职能与景观发生变化,城市知识活动与行为的扩展,可以很好的解释城市发展的新动力、新机制和新的创新景观。② 基于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的创新的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中国的沿海及省会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有重要作用。③ 中国国内高技能劳动力迁移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均对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正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城市高技能迁移人口数量每增加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3%;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每提高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2%。研究在理论上加深了对区域创新系统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理解与认识,为知识经济下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 城市研究
    余玲,刘家明,李涛,朱鹤
    2018, 73(10): 1923-194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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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公共游憩空间(Urban Public Recreational Space,UPRS)作为大众休闲时代居民惯常性游憩活动场所,是城市公共空间基本体系的重要内容,其规划、布局和服务水平是衡量城市社会文明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表征。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1985-2017年间相关高被引用文章为分析对象,梳理期间中国UPRS研究的状况,以期明确当前关注热点,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UPRS的合理规划和科学建设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UPRS学术研究呈现了阶段演化和等级结构特征,主要涉及UPRS类型划分、空间形态结构、综合评价体系、规划设计与开发策略、发展产生的影响、时空演化与形成机理、空间意象特征、可持续利用及政府决策9个领域。最后,针对宜居城市和游憩空间规划的实践,研究提出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构建学科交叉与多维空间融合的中国特色UPRS研究思路;培育人文主义理念,以国际化视野构建引领世界城市发展的城市公共游憩管理制度体系等建议。

  • 产业布局与区域发展
  • 产业布局与区域发展
    薛德升,万雅文,杨忍
    2018, 73(10): 1942-1953.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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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是一种兼具对外援助、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的复合型的对外商务活动。本文分析了长时间尺度下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过程,结合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与中国政策的演变揭示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与影响机制,并对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所在国家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在全球尺度上,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数量、建设形式、空间分布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② 国家在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中起到了核心主导的作用,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格局经历了国家直接指派(1955-1981年),维护推动(1982-2000年),放权激发(2001-2009年),规划合作(2010年至今)等4个阶段。③ 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受到中国与东道国的政治与经济外交关系、东道国的贫困人口比例、电力基础设施条件、接受援助金额、工业增长水平和市场基础等因素影响。

  • 产业布局与区域发展
    田光辉,苗长虹,胡志强,苗健铭
    2018, 73(10): 1954-1969.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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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对区域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其发展布局会受到地方保护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1980-2014年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3个阶段,总体呈现“分散—集中—分散”的空间特征,中部省份是现阶段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通过建立区域属性模型、区域—产业交互项模型,定量分析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空间变化的影响,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发现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已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污染程度高的产业易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相比高税收产业,高国有比重的产业更易受到地方的保护;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作为两种相反的力量,彼此之间相互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比较突出,而中、西部地区地方保护的作用更为明显。为防止中西部地区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应因地因时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促进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 产业布局与区域发展
    林雄斌,杨家文,陶卓霖,宋金平,任颋
    2018, 73(10): 1970-198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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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备受空间规划与发展政策的重视,其对经济增长的多样化影响一直是研究热点。然而,交通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机理及路径仍存在争议,且较缺乏地理差异和空间关联的视角。为了全面理解交通投资对经济的空间集聚效应与多样化路径,首先基于1997-2015年中国交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省际数据,采用空间面板回归(Spatial Panel Regression)分析考虑空间关联的交通投资的经济影响,随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理解交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多样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无论是混合最小二乘回归(Pooled OLS)、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还是空间面板回归,都显示了交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空间面板回归结果指出交通投资有利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但考虑空间自相关影响后,对经济增长作用呈现降低;② 交通投资的经济影响具有地理差异与时滞效应,其对东部地区的经济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且有利于空间集聚;随着时间的推移,交通投资的经济效应逐渐增强;当前投资和前期投资对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但前期投资效果更显著,并驱动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散;③ 在影响路径上,交通投资对经济的直接效应低于间接效应,多样化影响路径主要通过增加关联产业投资、促进就业增长、推进城镇化等方式产生。

  • 产业布局与区域发展
    张学波,于伟,张亚利,宋金平,王振波
    2018, 73(10): 1985-200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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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结构视角下的典型地区内部经济增长时空分异是近年来学界持续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构建的地区经济增长时空分异研究的理论框架,针对京津冀地区核心—外围结构的3类地区,将地区经济增长与经济水平指标相结合,使用相关统计变量、地统计分析方法以及面板多元回归模型对京津冀地区1994-2014年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及近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速往往伴随着经济总差异的扩张;地区分组组间差异是总差异的主体成分;地区分组组间差异和京津冀地区经济总差异呈扩张趋势。② 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可划分为经济增长空间扩散—地区差异总体收敛、经济增速减缓且空间集聚—地区总差异扩张、经济波动增速并空间扩散—总差异波动上升、经济增速减缓并再次空间集聚—地区经济差异波动缓慢增加等4个阶段。③ 当前,经济增长的空间辐射主要表现为一级核心地区对邻近二级核心地区的带动作用,向外围地区的扩散尚弱。④ 核心与外围不同类型地区的参数估计存在显著差异,这体现了不同类型地区经济结构的梯度差距。

  • 交通与地缘关系
  • 交通与地缘关系
    董雅晴,路紫,刘媛,张秋娈
    2018, 73(10): 2001-2013.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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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运输的迅速发展使空中交通流增加,空中廊道因能容纳高密度交通流而成为支持空域资源充分开发利用的一种新技术,空中廊道拥堵时段和拥堵区段的识别是廊道上车道分配和开合操作的基础。在回顾空中廊道与交通拥堵相关研究后,构建了由空中廊道划设、拥堵状态识别、航线流量影响组成的研究方法。依据高流量航线确定空中廊道位置、依据距离约束条件确定航线参与者,合并划设出全国14条空中廊道;进而通过时空数据计算、时空图编绘、网格频数筛选及划分阈值设定等步骤,遵照重叠次数及热格频数的指示规则,对拥堵时段和拥堵区段进行识别;并通过规模值和汇聚值两个指标分析高流量航线的拥堵影响。研究发现:拥堵时段呈现为全天多峰“波浪型”分散分布及高峰后端集聚的结构特征;拥堵区段整体呈现为不平衡覆盖和交汇节点集中分布的结构特征,其中高拥堵程度的空中廊道呈现为一个斜体“N”字型框架,框架上为小区段集中的不完全贯通;时空交互上,拥堵区段存在单一时段和多时段重叠两种类型,多个廊道的不同拥堵区段存有共同拥堵时段。高流量航线在空中廊道拥堵中起相对决定性作用,且在抵港和离港两个方向上的影响不均衡。空中交通拥堵识别可为中国未来空域资源时空动态评估和空中廊道建设提供依据。

  • 交通与地缘关系
    秦奇, 吴良, 李飞, 成升魁, 张丹, 陈晓鹏
    2018, 73(10): 2014-203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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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国家间地缘关系需将其置于宏观地缘格局中。安全等传统地缘政治因素仍对世界格局的变化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不可忽视。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地缘系统视角下地缘关系分析框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定量研究冷战后东南亚地缘系统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安全)关系的整体与结构特征,测度系统内各国在经济和安全上的权力特征以及依赖关系,并初步探索东南亚地缘政治(安全)依赖关系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冷战后东南亚地缘系统内对东南亚10国地缘经济权力总和最高国家的转移路径是从日本到美国再到中国;对东南亚10国地缘政治(安全)权力总和最高的国家始终是美国,2005年以后中国跃居至第二位,但与美国还有明显差距。在地缘经济领域,东南亚国家总体上对中国的依赖水平最高;在地缘政治(安全)领域,东南亚各国对美国及其盟友英、法、德等国的依赖较高,中俄也不可忽视;“东南亚在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地缘政治论述可见一斑。② 国家实力差异是产生安全依赖关系的根本动力;国家间地理距离可以调节安全依赖的具体方向;国家的政治地理属性差异是形成安全依赖和影响安全依赖程度的重要条件。

  • 交通与地缘关系
    王晓梦,刘晨,程杨,王锦,陈雅薇,周尧
    2018, 73(10): 2031-2049.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1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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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覆盖地域,是亚欧大陆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维护其地区安全稳定,排除干扰中欧两大市场合作互联的潜在安全隐患,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稳固推进十分必要。基于地理学视角,考虑难民安置政策因素,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层次分析、多目标规划等方法对2015-2017年欧洲难民危机时空演变过程及迁移格局优化进行分析。① 时空演化分析显示难民集中于2015年登陆欧洲,欧洲各国登陆难民、接收难民数量极化突出,双重失衡;② 灰色关联分析显示难民迁移决策具有福利优先、收入优先的导向,各国难民政策调整为迁移决策带来不确定性,既有迁移格局难以长期维持;③ 层次分析显示北欧西欧国家难民宜居性较高,东欧南欧国家宜居性相对较差,部分避难国承担安置难民数量与其宜居性不符;④ 多目标规划的优化格局显示,由于欧洲各国忽视全球化背景致使难民政策指向错误,迁移网络更加混乱失衡,优化后来自土耳其、乌克兰的难民迁移趋势向西欧集中,来自希腊、匈牙利的难民迁移趋势在空间上更加平均分散,来自意大利的难民迁移趋势向西欧南欧呈扇形分散。优化后迁移格局有助于缓解地区安全局势、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平衡劳动力资源配置,为建设投资提供潜在市场。最后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协同合作调整难民迁移格局的危机缓解措施。

  • 阙维民
    2018, 73(10): 2050-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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