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之风自2010年席卷全球,已在科学、工程和社会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首先从地理大数据、第四范式以及非线性复杂地理系统3组基本概念出发,剖析上述3组概念之间的科学联系与相互支撑作用,提出大数据和第四范式为地理复杂性研究提供新机遇。其后,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和复杂性科学的理论方法开展地理复杂性研究。基于地理大数据,可以通过统计物理学的系列指标描述现实地理世界的复杂非线性特征,同时,还可利用深度学习、复杂网络、多智能体等方法,实现复杂非线性地理系统的推演和模拟。上述方法对认知地理现象和过程的复杂性,对复杂地理系统的分析、模拟、反演与预测有重要作用。最后,提出地理大数据和复杂性科学相互支撑可能成为21世纪地理学的主流科学方法。
尼尔·史密斯是世界知名的人文地理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他在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整合马克思主义和地理学的资本周期运动、空间一体化与尺度推移等范畴,提出了实现平衡发展的途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为研究当代社会空间问题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分析框架和新的理论解释。其理论的核心是把地理空间视为生产资料、社会产物以及空间关系的总和,认为地理空间生产是特定时期资本增殖的重要方式。目前中国学者虽引进其部分理论,但整体了解还比较欠缺。本文将其理论概括和梳理为空间生产、地理尺度、美式帝国主义、绅士化4个方面,分析资本积累驱动下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过程,深度解析社会、空间与地理的尺度交错与互动关系,阐明资本周期运动、美式帝国扩张和绅士化的逻辑关联,最后以租隙理论为主剖析了城市尺度的资本周期运动。本文旨在为国内学者研究史密斯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提供纲要和逻辑线索,并为中国城市化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理论参考和方法启示。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知识”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且并非所有知识都具有相同价值。然而,经济地理学一直致力于计量知识的投入和产出,而忽视评估知识质量。为此,首先借鉴Hidalgo等的“双峰网络模型”构建了知识复杂性的测度模型,并根据中国知识产权局1986-2015年间的14349355条专利记录,依照122项专利分类识别中国城市的技术结构。将中国城市知识复杂性的分布、集聚特征和演化过程地图化,以探索知识的空间分布及其复杂性的关联。结果表明：① 具有最复杂技术结构的城市未必是那些专利申请率最高的城市,说明强调知识的数量与质量并重,有助于科学衡量中国知识的生产格局;② 知识复杂性在中国呈不均匀分布,其空间集聚显著,演化过程显示热点区域“南下”态势明显;③ 专利转移数据进一步证明,知识复杂性越高的城市,其知识的空间粘性越大,越不易流动,因此将区域知识结构从低复杂度转化为高复杂度将有助于地区重塑自身优势。
研究基于空间句法理论与方法,结合不同时期的数字化历史地图,从街道网络显型、“局部—整体”层级关系及运转效率等三方面探讨民国以来北京老城的街道网络演变进程。结果表明：① 政权更替是其演变的分水岭。民国时期,老城街道网络由封建隔离结构向现代通达结构转型,环环相扣、中轴对称式的整合、穿行核心格局同时被打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街道网络的几何格网特征越发明显,“环形+大格网”式的核心运动骨架凸显,不同街道段的可达性与穿行频率则逐渐趋同。② 老城各子区域的可达性层级关系在百余年来持续变化,穿行频率层级关系则保持稳定,与其他区域相比,东城的可达性与穿行频率优势明显。③ 政权更替之际新结构的集中嵌入与随后规划建设的路径依赖使得老城全域的运转效率历经“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起伏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同样出现在东城、西城与外城,但更强的几何格网特征促使前者的两次上升幅度较大,运转效率也相对较高,而皇城的运转效率则随小规模封闭系统的日益开放呈阶梯式下降。概括来讲,研究不仅运用数字化手段系统梳理了北京老城的街道发展史,为如何更好地保护古都风貌,传承历史文脉提供了街道网络视角的逻辑支撑,对于空间句法的理论算法体系也进行了一定拓展。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基于2015年专利交易数据,融合数据挖掘、社会网络、空间分析等方法,从节点、关联、模块及影响因素4个方面揭示中国城际技术转移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① 技术转移整体强度偏低,空间极化严重,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成为技术转移的活跃地带。② 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是全国技术转移网络的“集线器”,发挥城际技术流的集散枢纽和中转桥梁作用,中西部大部分城市处于网络边缘,整个网络发育典型的核心—边缘式和枢纽—网络式结构。③ 技术关联的空间层级和马太效应凸显,形成以北京、上海、广深为顶点的“三角形”技术关联骨架结构,技术流集聚在东部地带经济发达的城市之间和具有高技术能级的城市之间,中西部技术结网不足,呈现碎片化。④ 技术转移网络形成明显的四类板块（子群）,具明显自反性和溢出效应,其空间聚类既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式块状集聚,也有“舍近求远”式点状“飞地”镶嵌。⑤ 城际技术流呈现等级扩散、接触扩散、跳跃扩散等多种空间扩散模式,其流向表现出经济指向性和行政等级指向性特征。⑥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策支持等主体属性和地理、技术、社会、产业邻近性的城市主体关系均会影响其技术转移强度。
贫困问题长期以来受到世界各国的重点关注。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发生机制、贫困化格局和探究2020年后减贫瞄准策略,成为新时代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多维度剖析了中国农村贫困的发生机理,构建了表征县域贫困压力的指标体系,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县域多维贫困压力指数进行了综合测度,识别出2020年后国家政策仍需重点倾斜的帮扶县,并划分出帮扶县的4种类型。结果表明：① 人类发展能力、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及由这三个维度构成的县域综合发展能力呈现出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规律,并与地势的三级阶梯呈现出一致性;② 2020年后仍需要国家政策倾斜的帮扶县有716个,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高寒区、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西南喀斯特地区等生态脆弱区和少数民族集聚区;③ 识别的帮扶县可以划分为综合制约型一类重点帮扶县、人类发展能力制约型二类一般帮扶县、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水平制约型三类一般帮扶县,以及人类发展能力和社会经济水平制约型四类一般帮扶县,重点帮扶县主要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新时期中国贫困格局、贫困化机制、减贫路径及问题和模式,亟需深化创新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这为重视和加强贫困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随着特大城市功能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流动人口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进而引致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类型趋向多元化,空间分异及形成原因愈加复杂化。本文运用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方法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刻画了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并从社区和个体两个层面剖析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总体呈“环形”绕城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城乡过渡性和景观异质性;同时具有显著的空间类型差异。② 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特征是需求与供给耦合作用的结果,是社区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③ 社区因素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外部驱动力,其中：经济因素是基本动力,交通因素是空间引导性力量,制度因素是根本力量,空间溢出效应是主导力量。④ 个体因素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内部驱动力,其中：家庭生命周期是直接动力,社会经济地位是主导力量,人口迁移特征是潜在推力,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是非敏感因子。通过本文研究,将有助于政府及城市规划部门制定更具针对性、更加高效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治理策略,从而促进流动人口聚居区实现差别化转型升级。
以“十三五”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引入重心模型、空间自相关、泰尔指数等研究方法,从城市群视角分析中国人口分布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自然增长率、流动人口、常住人口的空间演变与城市群的分布、发展密切关联;全国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重心朝东南方向移动;城市群是全国人口密度和人口总量增长的高值区,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低值区;全国集聚或扩散的人口流量较大的城市主要位于城市群内。② 10年间城市群内外地区的人口密度差异均呈扩大趋势,城市群的发展使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群或其核心城市,城市群内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程度加剧,成为全国人口密度差异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③ 中国城市群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群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和扩散效应;处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主要位于东部沿海人口稠密地区,对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人口呈现总体集聚的特征,且逐步形成一定的等级结构。人口较稀疏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大多仍处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对人口的吸引力较弱,人口呈现核心集聚边缘扩散的特征,城市体系结构尚未稳定。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解析欧亚大陆陆海运输成本竞合基础上形成的空间均衡格局,是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大经济地理问题。以北京和柏林为欧亚大陆两端终点,基于现有铁路路网,采用可达性分析方法,构建了陆海运输空间均衡分析模型,勾划出了欧亚大陆陆海运输平衡线,理清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欧亚大陆的陆海运输空间竞合格局。研究发现,仅比较运费成本时,海运运输方式具有绝对优势,陆海运输平衡线沿俄罗斯近波罗的海区域—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中国西北部—蒙古—俄罗斯远东地区,将欧亚大陆划分为占比约1∶2的陆海运输空间竞合格局;考虑时间成本后,陆海运输空间竞合的平衡线向沿海地区明显推移,以德国柏林—黑海北岸—里海南岸—土耳其—青藏高原—中国宝鸡—大兴安岭—俄罗斯丘米坎为界,陆海运输基本形成了占比约1∶1的空间均衡态势。上述基于陆海运输成本角度的欧亚大陆陆海运输平衡线,与地缘政治学中陆权论和边缘地带论的相关结果在空间上高度吻合。基于此,本文进一步给出了欧亚大陆内陆区（陆运优势区）、海洋区（海运优势区）和陆海复合区的空间分区方案。由此,陆海运输空间均衡关系的综合分析可以成为探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与经济空间格局的新视角,并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扎实的地理学科学基础。
基于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宏观统计数据,物流企业工商注册数据和物流POI数据,运用区位熵（LQ）、水平集聚区位熵（HCLQ）、物流就业密度（LED）和改进的物流企业占比系数（LEP）等指标,刻画了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物流集群空间格局与演化过程,识别出不同类型物流集群的发育水平、类型和发展模式。结果表明：① 物流集群主要集中于胡焕庸线东侧,集群形态由组团式转变为区块式,呈现广覆盖和高集聚特征;数量演化经历了“快速下降”和“稳中有变”两个阶段,集中程度和运行效率稳步提升。② 21个成熟物流集群分布在16个省级行政单元中主要城市群的中心和次级中心城市,与政府物流规划衔接良好;43个新兴物流集群分布在21个省级行政单元,不同类型城市间分化显著。③ 物流集群在城市群尺度形成了由“主核—次核—一般节点”构成的多层级核心—边缘结构;在省级尺度形成了极核发展模式、网络化均衡发展模式,单核多点和多核多点的发展模式。
城市作为现代旅游目的地的一种重要类型,在集聚旅游发展要素、塑造城市休闲空间、提升城市品质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城市旅游流是城市旅游要素关联、空间组织的路径,对于城市交通组织方式、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休闲旅游产业布局等方面影响越来越大。本文立足城市内部微观尺度,以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Flickr API接口获取了2004-2015年北京市范围内全部带有地理信息的照片及其属性信息,通过构建的数据清洗方法控制初始数据质量,建立基础数据库,使用密度聚类（P-DBSCAN）、马尔科夫随机链等方法探索入境游客热点区域空间分布格局、流动空间特征。结果显示：① 北京市历史城区（2环之内区域）、中心城区（2环至5环之间区域）以及郊区（5环之外区域）的旅游热点区域（AOI）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其中历史城区AOI呈现出与景区、休闲娱乐、餐饮购物等相关产业空间重叠的趋势,各热点区域边界模糊,复合连绵成片。中心城区AOI集聚与城市功能区密切相关,具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取向。郊区AOI基本与旅游景点一致,没有向景区外部延伸;② 传统历史文化类AOI访问热度占有绝对优势,商业购物休闲AOI及现代城市功能AOI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强;③ 强入境旅游流主要集中在历史城区内部AOI之间,以及中心城区的西北部与东部区域内部AOI之间,郊区AOI之间没有较强的旅游流,北京市入境旅游流整体呈现以历史城区为中心,放射性分布的框架;④ 各区域AOI之间均有较次一级旅游流联系,北京市入境旅游流形成了初步的网络结构。
中国古村落是一个相对稳定和封闭的微社会,但当古村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得到旅游开发后,新的经济方式的介入以及大量游客的进入,对古村落村民的思想、生活等产生了重大冲击。研究发现,世界文化遗产地开平碉楼群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不同,所在地村民呈现出公民性的差异。研究借助所建构的“公民性”指标,在证明旅游作为3个已开发古村落的主要经济驱动力的情况下,指出旅游开发越充分的古村落,村民的公民性越强。从而揭示出旅游作为一种改变古村落经济模式的主要驱动力,在中国3个地理位置毗邻、治理模式一致、风土民情相似的古村落中,因其发展带来了“公民性”普世伦理的出现。该研究回答了“公民性”这一普世的人类文明标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产生的过程和机制,研究价值层面或对中国尚显薄弱的道德地理学的发展具有一定裨益。
国内旅游的个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旅游产品的策划和营销更加依赖于对个人旅游动机的分析。目前存在本真性理论在国外旅游研究领域受到了关注,该理论对于分析个人旅游动机具有潜力。在全面介绍存在本真性理论发展脉落和进展的基础上,分析了该理论在解释旅游动机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通过文献综述,本文认为存在本真性概念通过与疏离、焦虑等概念有机结合,在综合概念层面上形成一种独特的旅游功能和旅游动机的解释机制。但仅从存在主义和心理学视角展开的存在本真性概念,忽略了不同情境下环境资源对疏离、焦虑及本真自我的影响,从而使现有的存在本真性理论无法进一步深入到细分市场下的旅游动机分析层面。本文尝试将环境、资源和可能性对自我实现的意义纳入到相关概念的分析框架之中,在此基础上重新解构本真自我的概念,分析其基本类型和实现的条件,并在日常生活工作环境与非惯常的旅游环境中对接疏离、焦虑的基本类型,探讨旅游对于促进本真自我的功用,最终建构了一种能够用来指导个性化旅游产品策划和市场营销的旅游动机分析框架。
复旦大学教授李晓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修订版于2017年付梓。李教授其先亦撰写先秦卷,合编秦汉卷,五代十国卷又是另一巨著,耗时许久。唐末至宋初半世纪之余,本就政权林立,干戈俶扰,纪纂荒阙,史料散佚不彰,其研究困难较大,但作者不畏艰难,终究成卷,为研究五代十国政区沿革提供了价值极高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