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化是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前沿领域,而“租差”是解读中产阶层化现象的核心概念。通过对Smith“租差”模型的借鉴与修正,提出中国政治经济制度转轨背景下,“租差”是由土地公有和房屋贬值产生的“实际租差”和房地产持续快速增值产生的“预期租差”两部分组成。在此基础上,以南京内城和典型中产阶层化区域为例,利用2001-2011年间房屋拆迁及补偿、土地出让与利用方式转变、住宅价格变动等数据,通过刻画城市更新运动中“租差”扩大与资本化实现、物质空间环境改善、邻里社会结构跃升和阶层置换过程,分析南京内城中产阶层化现象和“租差”的核心驱动作用。最后在揭示中产阶层化作为深度城市化手段和空间再生产策略的同时,批评其对城市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破坏”,以及“租差”收益再分配中对被拆迁贫困群体的多重剥夺问题。
县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调控流动人口的重要单元。本文系统梳理了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期人口普查的流动人口统计口径,根据地理流数据的空间尺度转换原则,核算四期人口普查县市尺度的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构建对应的流动人口空间数据库。并提出新的修正复合指标法,划分出6种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包括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大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平衡活跃型、非活跃型,据此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演化格局。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经历了从不活跃到活跃、从相对均势到高度极化的演化过程,大部分地区逐步转化为净流出活跃型,流动人口向少数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51个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了全国55.85%的流入人口。②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在空间格局同样呈现高度极化的演化过程,形成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2个流入人口高度集聚区,京、津及其他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则呈现单核式吸纳流入人口,净流出活跃型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呈现大面积扩张,成为中国最大的流出人口源区。③ 社会经济因素逐步成为影响流动人口集疏的主导因素,行政等级因素的作用也愈发突出。
村域空间发展模式识别和划分一直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引入“胞—链—形”分析方法,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利用引力模型、断裂点模型、因子分析法和频度统计法分析该区184个“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格局（驱动形）”—“核心行政村模式传导界面（辐射链）”—“行政村主导产业（产业胞）”,以期从空间力学视角识别和构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体系,实现对都市郊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划分的目的。结果表明：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评价可衡量区域发展模式的综合实力,反映了区域空间发展模式的优劣;“胞—链—形”分析框架对于都市郊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识别和划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上海市青浦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可识别和划分为3种格局（“形”）、10种核心行政村模式传导界面（“链”）和20种行政村主导产业（“胞”）,该研究结果可为都市郊区乡村空间重构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全球158个国家能源供给、传输、使用以及社会发展数据,从能源供给—传输安全、使用安全和社会发展环境三个维度,并借助主、客观赋权方法,构建了能源安全评价模型,对近20年来世界能源安全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对中国能源安全表现的政策启示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能源安全整体格局呈现出恶化特征,危险型与较危险型国家数量之和呈现增长的态势。② 从世界能源安全空间格局演变过程来看,安全型和较安全型国家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安全型国家持续集中分布在西欧和北美经济发达地区,而较安全型国家主要分布在安全型国家的外围——欧洲中南部、南美洲和欧亚地区;一般安全型国家主要分布于亚洲、非洲和欧洲南部等地区,是影响世界能源安全格局恶化的关键类型区;较危险型和危险型国家集中分布在亚洲、非洲、欧亚地区和中美洲,整体呈现“东进南拓”的空间演化特征。③ 近20年来,世界能源安全格局的形成机制由“一维主导型驱动”转变为“双维复合型驱动”,影响区域能源安全水平的主要因素日益多元化。④ 在世界能源安全格局中,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能源安全形势一直处于世界一般水平,且呈现出能源使用安全指数持续降低的态势,能源消费过程中的环境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
现代经济增长过程表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效率演进关系密不可分,具体反映在区域发展的阶段性与异质性上。运用DEA-BCC模型、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中国三次产业静态综合效率与动态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部门与区域变动情况,并基于DEA-Tobit两阶段分析框架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探究中国不同地区三次产业经济效率变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三次产业具备一定的静态规模效率,但仍有待优化;1978-2014年间,中国三次产业TFP均有提升,但一、二、三产业TFP增长对其部门经济贡献率依次递减,经济增长粗放型特征仍很明显;TFP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进开始由以纯技术效率为主转向以规模效率为主;将三次产业TFP变动划分为四个阶段,制度、结构、要素、政策等红利对经济增长均有贡献,但在结构调整阶段,制度与结构红利让位于技术进步;三次产业TFP变动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总体上东部地区具有相对优势,中部地区表现为经济效率“凹地”,东北地区二、三产业TFP变动反映出严峻的结构转型升级问题。由于不同产业内在发展规律差异,其经济效率影响因素表现出区内相对一致性及部门差异性特征,其中一、三产业结构变动、非农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源禀赋等对第一产业经济效率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对外开放程度显著促进第二产业经济效率提升,而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源禀赋对第三产业经济效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后讨论了结论的主要政策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身体地理学在女性主义的推动下迅速兴起,建立了以身心一元论为基础的研究路径。延循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式,身体研究更重视身体在感知世界、生产知识和占据空间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把身体视为挑战主流文化并为边缘群体发声的武器。以城市边缘群体为研究对象,采取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方法,对广州拾荒者群体的个案展开研究,旨在探索拾荒者如何在城市中占据生活工作空间,以及分析拾荒者所占据场所的空间特征和结构。研究发现：① 拾荒者运用自我身体实践,发挥个体能动性,成功地在现代化都市建设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物质空间的建构;身体实践在社会底层群体占据城市空间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关注拾荒者的身体实践为理解城市边缘群体的需求以及探究身体与地方的互动提供了新的路径。② 拾荒者借助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庇护关系,形成了渗透到城市空间中独特的拾荒者聚集区,建立起了空间边界相互交错,但收购权力划分明确的工作“地盘”,使城市规划所定义的城市空间转变成了融合城乡因素的混合空间。拾荒者聚集区的建立,展示了城市边缘群体身体实践对地方的重构过程。研究对身体地理学在中国的实证具有开拓意义。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空间解读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范式,源于时间地理学的时空弹性反映了人们受到的时空制约以及拥有的机会,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从性别比较的视角出发,对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弹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于北京上地—清河地区GPS与活动日志相结合的居民一周活动与出行数据,利用其中由被调查者汇报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可变程度作为对活动时空弹性的测度。在对不同性别、不同活动的时空弹性进行描述性统计和比较的基础上,利用次序Logit模型,分析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属性、活动属性对于活动时空弹性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性别差异性。研究发现：活动的时空弹性在不同活动、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中活动类型的影响尤其显著;女性的活动具有更强的时空弹性,反映了中国的家庭分工与西方具有较大的差异;活动的时间弹性与空间弹性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二者的相互影响机理及其对个体时空可达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对于活动时空弹性的分析反映了居民行为的复杂性和潜在特征,有助于理解行为决策机制以及城市运行的内在机理,也为相关的规划、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和地理尺度关联思想,本文构建了一个多尺度相统一的港航服务业空间组织理论分析框架。归纳演绎表明,在全球尺度上,受经济全球化、技术变革、产业组织变革和国家/地方（政府）战略响应等多层级因素与机制的相互影响,少数枢纽港口城市成为港航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主要节点,其产业结构重心由运输仓储类向代理与技术服务类、高级服务类逐次转移;在城市尺度上,受港航服务业不同行业的内在属性以及城市不同区位的禀赋特性的共同作用,从中心向外围总体呈现高级服务类—代理与技术服务类—运输仓储类圈层式分布格局。以上述框架为指引,依据近20年来上海市港航服务业企业数据,对其结构演替与格局演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统计分析表明,1996-2014年运输仓储类、代理与技术服务类和高级服务类企业数占企业总数比率分别由77.81%、20.15%和2.04%变动为47.78%、46.20%和6.03%,产业结构明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圈层、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显示,运输仓储类企业近郊区化布局趋势逐步强化;代理与技术服务类企业中心集聚明显,跳跃式扩散初显;高级服务类企业高度中心极化,外围温点初步发育。由此进一步分析了影响结构演替和布局演化的宏观与微观机制。
海洋运输网络结构健壮性与运输效率密切相关,也是海洋运输系统抗干扰能力的具体表现。目前的海洋运输网络健壮性研究主要基于集装箱班轮运输网络开展,忽略了货运船舶的多态性。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利用2015年全球海洋货物运输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数据,构建了包含港口中转停留信息的全球海洋货物运输网络,然后从原油、集装箱、散货三种货物运输模式网络入手,证明其结构符合幂律分布,并采用随机性攻击和蓄意攻击策略,分析了三种网络在不同攻击策略下的破碎过程。结果表明：① 与基于集装箱班轮起止港口信息构建的运输网络相比,利用货运船舶AIS数据构建的运输网络更完整地反映了全球海洋运输格局和过程;② 不同货运网络结构健壮性存在巨大差异,散货运输网络最健壮,其次为原油运输网络,集装箱运输网络最脆弱;③ 小规模的蓄意攻击会对集装箱运输网络完整性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对散货运输网络和原油运输网络完整性影响较小。研究成果可为港口规划、航线设计与优化以及建立更可靠的海洋运输网络体系提供参考和决策支持。
从中国近代交通发展之初到高速交通网络化时代,京津冀地区陆路交通发展一直占据全国领先地位,为探究其长期演化的特征,以百年时间尺度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地区陆路交通网络发展过程,并以13个地市为中心,采用考虑跳跃式交通运输方式的时间距离计算模型探讨了其可达性演变过程。研究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陆路交通网络发展经历了交通近代化起步时期（1881-1937年）—交通发展停滞时期（1937-1949年）—路网拓展时期（1949-1980年）—主干构筑时期（1980-1995年）—高速交通网络发展时期（1995-至今）五个阶段,以北京为中心的路网结构早在近代交通发展之初就已形成;② 京津冀地区区域可达性空间格局从沿交通廊道拓展向同心圆结构演变,中心城市交通圈层结构逐渐形成连片发展格局;③ 中心城市的交通圈层结构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异,北京一直具有最高的地位,而张家口的地位自新中国成立后明显下降。京津地区一直是短时交通圈最先形成的区域,而处于区域腹心的冀中地区交通区位优势一直不突出。
建设海上航运通道和国际航海运输网络,增强国际联系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之路”）的基本条件。基于1995年、2005年、2015年的中国集装箱航运数据,论文运用枢纽度模型、复杂网络方法以及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等分析工具,重点分析了中国与“海丝之路”沿线国家的航运网络空间格局。研究表明：① 国际航运网络特征：1995-2015年中国与“海丝之路”沿线国家的联系范围扩大;国际航线分布呈现集中化趋势和距离衰减特征;首位联系国家保持稳定,首位联系港口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变动较大;② 国内航运网络特征：中国通往“海丝之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航海运输枢纽形成,网络层级结构明显,由一主一副的双中心（香港港、上海港）向四中心（上海港、宁波港、深圳港、香港港）发展,且上海港—宁波港航线重合度较高,竞争激烈,香港港部分航线转移到深圳港,形成错位发展;国内港口和航线分布呈现分散化的特点,航线南退北进,体现在西南沿海地区的港口退出“海丝之路”航运网络、珠三角港口地位的下降、长三角港口地位的上升、环渤海地区逐渐与“海丝之路”沿线国家建立起直接联系;枢纽港口对外联系方向较为集中,但已出现分化,除了新加坡港外,巴生港、丹戎帕拉帕斯港、科伦坡港等港口与中国联系紧密;③ 整体上,“海丝之路”沿线航运网络经历了发育阶段、等级化阶段、网络化阶段的发展演化,受全球化、运输技术变革、地缘政治—经济演变等因素的影响。
南海《更路簿》是国家级非遗,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国海南渔民耕海作业的集体记忆与“祖宗海”的家国情怀,探讨《更路簿》的保护、传承和活化等问题意义重大。通过对海南琼海、文昌等地20名老渔民的实地调研,采用NVivo 8软件对访谈及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探讨《更路簿》集体记忆的动态变化及其重构机制。研究表明：① 记忆主体的更迭和客体信息的功能演变弱化了《更路簿》记忆的生境,渔民对时间性、季节性感知的失律,滞塞了记忆的代际流动。② 《更路簿》集体记忆重构体现在多元主体的诉求赋予《更路簿》新的价值和意义,文本传承的仪式感与神圣空间的制度化激活了集体记忆的生命力,媒体语境对信息的重组和群体身份的同化构成记忆重构的重要路径。③ 渔民对南海的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凝缩为记忆重构的特质内核,地理空间的地方化建构起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双向沟通的渠道,记忆的外生性升华为家—国尺度的转化。④ 南海作为渔民流动轨迹覆盖的场域,其活动空间的盈缩与《更路簿》记忆相关依赖,相互影响,渔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海间纽带联结的重要因素。
“制图六体”,作为中国古地图学的核心内容,开创于西晋裴秀,后经历代著名地图学家继承和发展,先后创作了一批十分珍贵的古地图。本文以亲自参加的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近代地图志》编研工作为基础,参考了《中国古代地图集》（3卷）,遴选出11件享誉世界的中国古—近代地图（单幅图或地图集）,分别是：西晋首创科学地图《地形方丈图》;唐代首创亚洲图《海内华夷图》;宋代首创科学《天文图》;元代《舆地图》成就影响了几个世纪,成为中国古地图科学完善标志;明代《大明混一图》、《更路薄》、《郑和航海图》、《广舆图》与《坤舆万国全图》,象征着中国古—近代地图演变进程,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幅真正科学的洲际航海图以及第一幅最为精确的大型彩色中文世界地图;清代《康熙全览图》开创了大型经纬度实测地图,以及《海国图志》被誉为“中国近代自编世界地图集里程碑”。全文着重分析评价了这些古—近代地图在科学、历史、外交、航海、疆域、军事、人文等领域的多元价值,同时首次梳理了中西古地图定位技术及其融合发展历程,最后呼吁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给予更多的支持,推进建设“中国古地图生态系统”,吸引相关领域专家协同研究,加快中国古地图遗产挖掘、评价与利用工作。
人口密度格网尺度适宜性研究旨在遴选适宜格网,较好表达人口分布位置,揭示人口分布差异,提高人口数据空间化质量。以安徽省宣州区的乡村区域为研究区,设计了人口密度格网尺度适宜性评价方法,通过构建位置表达度、数值信息表达度和空间关系表达度三类评价指标,开展了人口密度格网尺度适宜性评价研究,结合格网尺度—指标数值关系曲线,确定人口密度适宜格网尺度遴选方案,选取适宜格网尺度,评价了人口密度适宜格网的尺度合理性。结果表明：兼顾位置、数值精度、空间关系三方面的表达度,40 m、50 m格网是一个相对适宜的格网尺度,是生产高质量人口空间数据的适宜格网。初步研究表明,针对本研究区的人口密度格网尺度适宜性评价方案是合理的、有效的,是生产高质量人口空间数据遴选适宜格网的有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