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对于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及有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区域空间格局,提升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和改善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多期遥感图像、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数据以及高精度城市地表信息等专题数据集,从雄安新区建设涉及的京津冀城市群区域背景和规划区覆盖范围两个层面揭示了新区建设的区域地表本底状态,并提出了相应的生态保护与管控建议。结论表明：京津冀城市群正呈现建设用地快速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下垫面不透水地表高密度连绵集聚式态势,城镇用地和城市不透水地表较2000年分别增长了1.27倍和1.43倍,且接近15%的子流域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受到不透水地表的严重影响。雄安新区建设涉及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以农田、乡镇及农村聚落和水域及湿地生态系统为主,其开发建设应围绕实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目标,适度控制人口、产业规模,建设宜居生态健康城市。规划初期,应将其纳入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范畴,参照国际低影响度开发模式,加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基于当前下垫面特征,前期规划应考虑构建新区与保定、北京和天津城市之间的绿化生态斑块和生态廊道;新区内建设用地不透水地表整体比例应控制在60%之内,核心区不超过70%。新区建设过程中需确立“以水定城”理念,在新区基础设施建设、供排水方面充分考虑雨水收集和循环利用。
作为沟通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的重要桥梁,生态系统服务一直以来都是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前沿和热点。正确认知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是开展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管理决策的前提,有助于人类福祉的全面提升。本文通过厘定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概念内涵,梳理了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空间、时间和可逆性特征,将多层次人类福祉的满足作为权衡的最终目标,视生态补偿为权衡决策的基本保障途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的识别依托于定量指标法和综合模型法,且权衡关系可能随时空尺度的推移发生改变;情景分析与多目标分析是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决策的有效手段。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多尺度关联、生态系统服务流与远程耦合、生态系统服务消费与生态补偿,成为当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研究的重点方向。
近年来北京市建成区扩张迅速,对城市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上升。本文以北京市生态涵养区为例,利用能值评估方法评估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分析各生态系统及其与城市系统之间的服务流动和依赖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生态系统类型上看,2012年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对涵养区生态系统服务贡献最大,占到生态系统服务总能值的79.7%,其次为农田和水域生态系统,分别占总能值的19.7%和0.6%;从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上看,森林生态系统的有机物生产和水源涵养是其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分别占总能值产出的40.4%和35.8%。粮食供给是农田系统的主要能值输出,占农田生态系统能值的70%。水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中,能值比例较高的依次为水源供给、洪水调蓄和水产品供给,分别占水域生态系统能值的35.1%、28.6%和28.2%;从能值转移矩阵分析可以看出,对城市来说,森林生物量、森林土壤水、水域地下水和农田生物量是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组分;系统能值动态分析结果表明,2004年到2012年森林和水域生态系统重要程度增加,农田生态系统重要程度有所减少,城市系统的角色由主动变为被动。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对森林和水域生态系统的保育应给予足够关注。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发展历程较为相似,但发展路径和模式差异较大。两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发展环境等的显著差异已经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重点关注两国城镇化及城镇体系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演化过程。以人口普查和联合国城市人口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分析、参数估计、非参数估计等多种方法,对中印两国城镇化和城镇体系的空间特征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由南北差异转变为沿海—内部差异,而印度南北差异的格局则基本稳定;② 从省（邦）级空间尺度来看,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当城镇化率超过50%后,两者的相关性更为显著,但是近年来中国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性不断增强,而印度则呈现降低的趋势;③ 现阶段中印两国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体系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的特征,但是经济改革对于两个国家城镇体系空间演化的影响差异明显,改革使得中国城镇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地理历史因素向经济系统空间结构转变,而印度城镇发展的驱动力始终是地理历史因素,经济改革甚至降低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对城镇发展的影响。
老龄化和城市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人口问题。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态,是老龄化的特殊区域。本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综合应用地理探测器和变异系数等方法,清晰地刻画了中国20个城市群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特征,审视了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年中国城市群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为7.32%,其中12个城市群的人口属于成年型,到2010年时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已上升为9.00%,除珠三角与宁夏沿黄城市群外,其余18个城市群均步入了老年型人口,表现出明显的水平升级与类型替变态势。② 老龄化高值、较高值区域不断向内陆城市群跃迁。③ 城市群老龄化的增量和增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老龄化水平的低值区和高值区增量少、增速慢,而较低值、中值和较高值区增量多、增速快。总体上表现出区域性城市群——国家级城市群——地区性城市群老龄化速度递减的态势。④ 在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表现出隆升—塌缩并存的现象。国家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从隆升结构向塌缩结构转变,城市群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降低;而地区性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则从均质结构向隆升结构转变,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上升。⑤ 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是内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基期老龄化程度、人口年龄结构替变和人口流动性是主导性因素。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普遍性抬升是城市群老龄化升级与类型替变的关键,低龄人口迁入到城市群对人口老龄化则起到“稀释作用”,城市群发育阶段不同引致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对老龄化则起到诱导作用。
将城市不透水地表盖度产品应用于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多源遥感数据提取了“京津冀”与“波士华”城市群近40年（1972-2011年）亚像元级不透水地表专题信息,构建了城市群空间结构对比分析数据集;并引入引力模型和景观格局理论,利用引力指数、景观格局指数以及空间结构参数等,采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从城市群与城市两个尺度对城市群空间结构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不透水地表快速增长,而“波士华”城市群较为稳定;② “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经历了城市孤立发展阶段、双核心城市群阶段、城市群组阶段以及城市群网络化阶段,“波士华”城市群空间结构较为稳定,空间结构呈现出“点—轴”带状分布;③ 中国城市不透水地表盖度“高—高”聚集区呈现出典型团块状“摊大饼”形态,而美国城市呈现出一种“多中心集聚、分散成组”的态势;④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生产与生活用地不透水地表面积占比均高于“波士华”城市群。最后,基于两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对比结果,从空间布局优化角度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提出了初步建议。
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是近年来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首先从网络拓扑结构角度讨论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研究的条件性;其次,基于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利用复杂网络方法、改进后的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方法对城市网络进行测度。结论指出：① 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分析有其特定的数据结构要求,其适用于树形结构、而不适用于局部存在完整图的网络结构的测度;② 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小世界现象,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在全国和区域尺度下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与重要交通设施对人口流动网络产生框架性的导向作用。哈尔滨—北京—西安—成都—大理一线是关联结构与强度空间差异的明显界限。③ 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更能揭示中国城市网络节点的属性特征,和辨识资源流通对网络城市产生的不同影响与空间效应。城市网络中既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以高中心性高控制力为特征的典型城市,也包括武汉、太原、贵阳、福州等高中心性低控制力的枢纽城市,和兰州、银川等低中心性高控制力的门户城市。因此,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概念对加深城市复杂多样化内涵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2004-2015年北京市六环内居住用地的交易样本为基本数据,借助ArcGIS、GS+、Surfer和Geoda软件,采用空间趋势面分析、最近邻指数（NNI）、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探讨居住用地出让和居住地价的空间格局特征,并对比OLS和空间回归模型（SLM和SEM）进一步探讨居住地价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北京市居住用地出让数量和出让面积不均衡,五六环间出让的居住用地最多。② 出让地块沿主要道路（如京石高速、京开高速、京沪高速及京藏高速）、地铁线（如地铁1号线、5号线、6号线、15号线、房山线、大兴线及亦庄线）呈轴线扩散,其中远郊区域这一特征更加明显。③ 居住地价从中心向外围总体表现“倒U型”趋势,且呈多中心圈层递减结构。④ 呈集聚分布模式,存在空间自相关,低值集聚区和高值集聚区明显。⑤ 模型对比方面,SLM>SEM>OLS,说明北京市居住地价存在实质性的空间依赖,而非干扰性的空间依赖。周边居住地块的价格、公交站、地铁站、重点小学、占地面积、容积率和出让方式对居住地价有显著影响。
本文构建了中国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的耦合关系模式,初步探讨了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化的耦合过程。利用全国1991年、2000年和2010年3期分县截面数据,分别建立了粮劳弹性系数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效应系数用以分析中国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① 中国农业转型发展过程中,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的耦合关系呈现多样化并存的格局,1991-2010年中国县域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而粮食产量增加、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而粮食产量也增加和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同时粮食产量也减少的县域数量占县域总数的比重分别为48.85%、29.11%和19.74%;3种耦合类型分别集中于传统农区、西部欠发达牧区和农牧交错区、东南沿海农业快速转型区。② 中国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比重的耦合曲线呈现阶梯式波动变化,且二者耦合关系的离散趋势不断加强。③ 粮劳弹性系数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效应系数的变化表明农业劳动力变化在促进粮食增产中的作用在不断下降。④ “胡焕庸线”是中国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耦合特征的重要分界线,塑造了二者耦合格局的主体结构。
气候变化背景下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挑战,明确农户是否采取相关应对措施及政府对其采取措施的影响,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和引导农户增强自身响应能力建设的基础和关键。以华北平原为例,基于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气候变化导致干旱频发背景下微观农户的响应行为,评估政府预警和政策支持是否影响农户响应行为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其响应行为。结果表明：① 农户响应干旱态度积极,随干旱程度加深,农户选择采取响应措施的可能性增大。② 政府调控影响农户响应行为,但仅部分调控手段效果显著。政府提供预警信息能增加农户采取响应措施的可能性,然而只有当灾前及灾中、灾后同时预警时效果才显著;电视是目前最主要的预警媒介,但其并不显著改变农户响应行为,通过两种及以上形式的媒介传播预警信息效果最显著。此外,政府（尤其是乡镇及村级机构）的政策支持对农户旱灾响应行为有一定影响,但其效果在灾害年不如正常年明显;资金补贴的调控手段能明显促进农户采取响应措施的积极性,但绝大多数农户未获得任何机构支持。政府调控的结构及力度均有待提升及完善。③ 不同特质农户的响应行为不同。灌区内的农户,家庭耕地细碎度越小的农户,家庭农业成员越多的农户,更倾向于采取响应措施。本研究可为干旱化背景下制定相关调控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物流节点和物流企业作为物流空间的核心载体和组织主体,其区位特征和分异机制识别对优化城市物流空间布局、合理配置物流资源有重要意义。2014年12月基于腾讯在线地图平台,采集了北京市4396个物流POI。采用产业集中度评价、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刻画了北京物流空间格局,阐明了类型差异、供需侧因素与区位选择行为的微观作用机理,揭示了交通、地租、资产对空间分异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① 物流企业和物流节点呈现协同集聚和空间分离相结合的区位特征;物流活动总体呈现“中心边缘、近郊和远郊交错”的空间格局,与物流就业空间耦合度低。② 由物流园区和物流中心构成的公共物流空间是政府引导的结果,由服务于特定行业和终端用户的配送中心构成的末端物流空间多为企业主导,两者区位分异显著。③ 在物流区位形成过程中,政府通过规划交通线路和货运场站改变交通区位条件,配置物流仓储用地影响不同区域物流地租和可得性,进而调控企业行为并形成物流空间的类型与职能分异;企业则通过资产配置的差异化来满足不同服务对象的多样化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并形成物流空间的对象分异。
慢活的空间体验与追寻是人们对当代社会“束缚与压抑”的抵抗和逃避,其为特定区域的地方性理论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实证案例。本文以丽江古城为研究案例地,基于对原住民、外来经营者、旅游者和政府管理人员的访谈资料,同时以网络日志为分析文本,在构建地方性呈现与形成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外部认同的角度对丽江慢活地方性特质呈现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丽江古城慢活地方性的具体维度可由区位、场所、地方感加以呈现,其中,区位包括比较区位与现实区位,场所包括外部环境、内部空间与社交活动,地方感则包括情感与延续行为。丽江古城慢活的地方性形成来源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建构,其中,原住民经由历史及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慢活理念是丽江古城慢活的精神本底,这种地方性特质被外来经营者加以营造和推广,使慢活特质得以强化并成为地方性表征,这同时满足了旅游者的需求,在旅游者的认同助推下更为显化,三个主体的共同作用使慢活特质成为丽江古城不可或缺的地方性构成。此外,本文还对旅游场域下地方性的特殊性与不同范式下的地方性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
由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斯）尔》史诗派生出的格萨尔文化是青藏高原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态。文化资源是文化的载体和展示形式,具有价值性和不可替代性。研究格萨尔文化资源的分类、空间分布及成因对于探讨青藏高原地区人地关系,保护人类非物质遗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果洛藏族自治州是格萨尔文化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并于2014年被授予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本文首先对格萨尔文化资源进行界定和分类,并以果洛为例,探讨格萨尔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与自然地理条件（高程、水源、坡度、坡向、可达性）的关系,并分析影响文化资源分布的原因,得出以下结论：① 格萨尔文化资源可以分为4大类,11个亚类和60个子类,果洛的格萨尔文化资源覆盖全部类型,共1189个;② 果洛格萨尔文化资源空间分布具有聚集性,其中A类文化人（团体）类集聚程度最高,并通过最近邻分析和密度分析对各类文化资源的集聚空间进行识别;③ 格萨尔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多位于海拔相对较低、距水源地较近的位置,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源分布对坡度、坡向和可达性的关系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