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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与区域发展
  • 城市与区域发展
    方创琳, 刘海猛, 罗奎, 于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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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文地理综合区划是以中国自然地理要素的地域分异规律为基础,充分考虑全国人文要素的地域分异性和相似性,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空间层级、相对独立完整、并具有有机联系的特色人文地理单元。是一项基础性、综合性、前沿性与实用性的重要工作。通过人文地理综合区划,将突出中国人文地理要素的地域分异性、地方特色性和复杂多样性,因地制宜地推动人文地理学科发展,为面向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需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为营造重点地区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提供基础性的科学支撑。本文在吸纳已有的各类自然和人文地理区划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综合性、主导性、自然环境相对一致性、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一致性、地域文化景观一致性、空间分布连续性与县级行政区划完整性等原则,以自然、经济、人口、文化、民族、农业、交通、城镇化、聚落景观和行政区划10大要素为基础划分依据,构建中国人文地理综合区划指标体系,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思路和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将中国人文地理划分为东北人文地理大区Ⅰ、华北人文地理大区Ⅱ、华东人文地理大区Ⅲ、华中人文地理大区Ⅳ、华南人文地理大区Ⅴ、西北人文地理大区Ⅵ、西南人文地理大区Ⅶ和青藏人文地理大区Ⅷ共8个人文地理大区和66个人文地理区。该区划方案填补了中国人文地理没有综合区划的空白。各个人文地理大区和各个人文地理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地形地貌属性、气候属性、生态属性、人口属性、城镇化属性、经济发展属性、聚落景观属性、地域文化属性和民族宗教属性。中国人文地理综合区划方案与已经划出的中国自然地理综合区划、中国经济区划、中国农业区划等有较大程度的吻合性,体现出在自然与人文要素双重作用下的中国人文地理综合区划的地域分异规律。

  • 城市与区域发展
    李晶晶, 苗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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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中国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借助泰尔指数、空间分析、回归建模等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差异和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探究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基于户籍人口计算的经济总差异和分解差异均大于基于常住人口计算的差异,户籍口径差异随时间扩大,常住口径差异则随时间缩小;② 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差异格局在东、中、西地带呈现不同的中心—外围结构,东部以空间聚合的长三角经济发达县为面状核心区,具有都市连绵带特征,中部和西部则形成多个以中心城市为点状核心区的中心—外围结构;③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2000年和2010年流动人口比率的提高均显著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增长,但在2000年会相对减缓流出地的增长,2010年则相对缓慢地促进流出地的增长,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④ 省域和地带因素会干扰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解释,在控制了二者的影响之后,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程度明显减弱;⑤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最为突出,其次是以工业化水平所体现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财政分权和区域战略的影响较小;对流出地而言,重视劳动力回流、推进人口家庭化迁移、加快工业化进程,是防止乃至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关键。

  • 城市与区域发展
    董磊, 王浩, 赵红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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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度律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反映了城市经济活动产值、基础设施数量等要素随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动情况,在城市研究领域引起了广泛讨论。但由于不同国家的城市统计数据对应的空间范围各不相同,导致标度律系数受城市边界范围选取影响很大。本文通过比较中、美两国统计数据对应的空间范围,并结合普查、城市统计年鉴和遥感数据,计算了不同空间范围对应的标度律系数。结果表明:① 不同空间尺度和数据源得到的标度律系数有较大差异。就空间尺度而言,市辖区比市域范围的数据更符合标度律模型,因为中国城市市域范围内还存在大量的非城市化地区,并不符合标度律模型的适用条件;就数据源而言,遥感数据比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有更好的拟合优度;② 与美国城市相比,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经济增长率更高(标度律系数更高),市辖区人口每增加一倍,经济规模可增加122%,这一数字在美国是111%;而在家庭能源消耗(用水、用电)和土地利用方面,中国城市的效率更低;③ 从中国城市内部对比来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经济规模、土地利用方面的标度律(集聚效率)明显不同,人口集聚效应带来的大城市经济增长率、工资收入要远高于中小城市;能源消耗方面,中小城市比大城市更有效率。最后,本文还从建立更加有效的统计单元、传统统计数据与大数据结合、模型机制探索3个方面阐述了城市标度律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 城市与区域发展
    陈伟, 刘卫东, 柯文前, 王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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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视角和多尺度城市网络逐渐成为认识空间关系的主要途径。公路流数据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距离衰减特性,对于刻画区域尺度空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地级行政单元间的公路客运流,论文尝试刻画中国城市网络功能结构和区域效应,并对其空间组织模式进行特征提取和规律挖掘,以期能够为城市网络研究提供新的方法支撑和认知视角。研究结果表明:① 基于公路流的城市网络空间形态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依赖性和层级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分布存在较大程度的空间耦合,更多体现的是区域尺度的空间关系及核心—外围组合关系;② 通过社区发现算法识别出19个城市经济区,其空间内涵主要包括行政区经济、巨型区域溢出效应和核心—边缘结构等;③ 不同地域系统内城市网络自成体系,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多元的空间组织模式,多层次、流动性和网络化的地域系统格局凸显;④ 从空间形态上看,区域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大致可划分为单中心结构、双核心结构、多中心结构和低水平均势结构等区域关联形态,并以单中心发育模式为主。

  • 城市与区域发展
    黄松, 李燕林, 戴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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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旅游竞争力是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包括5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和33个三级指标的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北京、南京、武汉、成都、大连、厦门等12个首批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通过模拟仿真运算构建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BP神经网络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上述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① 旅游科技创新竞争力是影响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最关键的一级指标,其他一级指标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旅游经济发展竞争力、旅游发展保障竞争力、旅游发展潜力竞争力和旅游环境支撑竞争力;② 中国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整体水平不高且极不均衡,根据评价等级和竞争态势分为5类。第一类北京市是中国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标杆,5项一级指标评价值均领先于其他城市,总评价值高达0.887,评价等级AA、竞争态势“优势”;第二类南京市旅游环境支撑竞争力评价值与北京市并列第1,旅游经济发展竞争力、旅游科技创新竞争力和旅游发展保障竞争力评价值均位列第2,总评价值0.536,明显高于除北京市外的其他智慧旅游城市,评价等级BB、竞争态势“较强”;第三类武汉、大连、成都、厦门、镇江、温州、烟台7市代表目前中国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普遍水平,5项一级指标评价值偏低且差距不明显,总评价值在0.3~0.4之间,评价等级B、竞争态势“一般”;第四类福州、洛阳2市绝大多数一级指标评价值较低,总评价值在0.2~0.3之间,评价等级CC、竞争态势“较弱”;第五类黄山市总评价值仅0.176,评价等级C、竞争态势“弱势”;③ 构建的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BP神经网络模型具有较好的科学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根据评价值的大小判断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的优劣,比照指标体系寻找差距并加以完善,同时对评价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将是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 城市与区域发展
    孔云峰, 朱艳芳, 王玉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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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义务教育学校采用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的方式确定招生范围,落实就近入学的法律要求。针对多校划片这一新的学校分区问题,提出“先学校分组,再学生分派”的策略进行划片,并设计了学校分组线性规划模型和学校分区混合元启发算法。分区算法包括初始解构造、邻域搜索算子、破坏重建扰动、集合划分问题(SPP)建模与求解等基本模块,在多启动迭代局部搜索(ILS)算法框架中进行问题求解。通过多启动、随机搜索、破坏重建扰动等机制提升算法的多样性,并引入SPP模型提升算法的全局寻优能力。选择一个县级市和一个市辖区分别进行学校划片实验,结果表明:混合元启发算法优化性能优异且收敛性好,适用于求解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问题;SPP模型在单校划片问题中具有明显的优势。

  • 土地利用与环境变化
  • 土地利用与环境变化
    王微恒, 朱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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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地利用的地区专业化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足被认为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观念主要来自于定性分析和经验总结,缺乏针对两者关系的实证检验。本文采用赫芬达尔专业化指数,利用农作物种植面积数据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数据,在省域尺度上检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地区专业化的关系。结果显示,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既不是地区专业化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空间维度上,规模越大的地区,其专业化水平并非越高,各年份两变量的秩相关系数均很小;时间维度上,随着规模的上升(或下降),其专业化水平不一定随之上升(或下降),29个省域样本中仅有12个省区两变量的时间序列呈显著正相关。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仅对部分地区的专业化水平有一定影响且与区域优势作物类型有关。结果表明,仅依靠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并不能有效提高地区专业化水平,要提高中国农地利用专业化水平必须寻找其他有效途径。

  • 土地利用与环境变化
    毛沛妮, 庞奖励, 黄春长, 查小春, 周亚利, 郭永强, 胡慧, 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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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汉江上游黄土的常量元素含量及相关地球化学参数CIA、Na/K、淋溶系数、退碱系数、残积系数等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显示:① 汉江黄土的主要化学成分为SiO2、Al2O3和Fe2O3,三者含量总和达767.3 g/kg;常量元素含量大小排序为SiO2>Al2O3>Fe2O3>K2O>MgO>Na2O>CaO。风化成壤过程中Na、Ca、Mg、Si发生不同程度的迁移淋溶,而Fe、Al、K相对富集。② 其风化成壤强度呈现从马兰黄土L1→过渡性黄土Lt→古土壤S0逐渐升高、全新世黄土L0又降低的规律,记录了该区域气候经历了末次冰期(55.0-15.0 ka BP)冷干、早全新世(15.0-8.5 ka BP)增温增湿、中全新世(8.5-3.1 ka BP)达到最暖湿,晚全新世(3.1-0.0 ka BP)降温变干的演变过程。③ 汉江黄土与洛川、巫山、下蜀黄土的元素组合特征高度一致,不同地区常量元素(CaO除外)含量十分接近且UCC标准化值变幅均小于0.25,这暗示了它们风化之初具有相似的风成沉积基础;但不同区域黄土的化学风化强度差异明显,大致呈现洛川黄土<汉江黄土<巫山黄土<下蜀黄土的趋势,与中国现代季风气候的空间变化规律相吻合,即不同地区黄土风化程度差异主要是东亚季风变化影响的结果。

  • 吴乐英, 钟章奇, 刘昌新, 王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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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不同区域实行“共同而又有区别”的污染治理政策是实现区域联防治理大气污染的有效措施,而随着省际贸易加强,难免导致污染物在不同区域间的转移。本文采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30省区间省际贸易隐含PM2.5进行核算。结果表明,省际贸易隐含PM2.5约占总PM2.5排放的1/3,经济危机使得省际贸易隐含PM2.5量变小,但贸易隐含PM2.5在以生产计算的PM2.5排放中的作用在增大。东部省区的省际调出贸易隐含PM2.5主要由最终消费部分导致,而中、西、东北省区则主要为中间投入部分导致,在控制贸易隐含排放时,需对不同调出类型省区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省际调入贸易隐含PM2.5主要由中间投入过程贸易隐含PM2.5构成,越来越多的产品在不同省区间共同生产完成,区域联合治污显得尤为必要。东北、西部、中部省区由固定资本形成导致的省际贸易隐含PM2.5比例要高于东部省区,可见政策导向也是造成贸易隐含排放的原因之一。需重点控制省际贸易隐含PM2.5排放量较高建筑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除河北、山东外,东部省区均为省际贸易隐含PM2.5净调入省份,中、西部、东北省区中则多为省际贸易隐含PM2.5净调出省份。经济危机使得省际间净贸易隐含PM2.5的转移量变小,但并未改变其转移趋势。净调入省区需相应的补偿净调出省区,或对其进行技术转移。

  • 土地利用与环境变化
  • 土地利用与环境变化
    余世维, 冯彦, 王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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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是第一个生效、旨在实现跨境水资源公平合理利用的全球公约,但《公约》原则与条款争议造成缔约国数量有限,综合影响力受到削减。利用《全球跨境流域》、《国际淡水条约数据库》、《世界环境协定》等数据库信息等,确定《公约》缔约国的国际河流地理位置,结合各缔约国水资源及利用现状、跨境水资源分布及区域合作开发状况、《公约》原则和争议条款等,分析、判断缔约国的区域及目标差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缔约国仅分布于欧洲、亚洲和非洲3个地区36国家,《公约》被认可程度低、影响力有限;② 《公约》在平衡上下游权利与义务中对下游国谋求水开发利益更为有利,下游国缔约意愿更强、对其认可度最高;《公约》对中游、边界及上下游均衡及支流地区的流域国有制衡作用,影响着流域国的缔约愿意;③ 缺水状况和位居下游、国际河流地位重要及对跨境水资源的依赖驱使相关国家不断寻求增强对跨境水资源管控能力的途径,缔结《公约》成为一项重要选择;④ 区域性水法的发展与实践是流域国缔结《公约》的基础,绝大多数国家的缔约意愿多源于对水资源合作开发实践,而流域下游及中游国家则源于跨境水资源合作机制建设和水资源合作开发两个方面的经验。

  • GIS在犯罪地理学的应用
  • GIS在犯罪地理学的应用
    柳林, 张春霞, 冯嘉欣, 肖露子, 贺智, 周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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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诈骗犯罪是现代城市中亟待解决的一大社会难题。现有研究多从社会学角度,基于微观层次探讨影响诈骗受害的个人属性特征,缺乏从地理学视角对诈骗受害者生存环境中的中宏观层次因素的考虑。本文基于犯罪地理学视角,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以及负二项回归等研究方法,对ZG市5类诈骗警情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基于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两大维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各类诈骗的时间分布规律各异,但整体上呈现出工作日高于休息日、下午或晚上高于上午、凌晨时段为最低的特征;② 和其他类型的城市犯罪类似,诈骗犯罪整体呈现出与老城区距离衰减的“多中心”显著性集聚特征;各类型诈骗热点的空间分布大同小异,多分布在城市的老城区、CBD、火(汽)车站、城中村或高校布局的周边地带;③ 各类诈骗犯罪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各异,但整体表现出与银行网点、旅游景点、道路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高校等建成环境因素高度相关;与购买商品房家庭占比、受教育水平、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水平等社会环境显著相关的特性。本文拓展了犯罪地理学领域对诈骗犯罪的研究成果,证实了各类诈骗犯罪符合日常活动理论的理论假设,对诈骗受害情景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 GIS在犯罪地理学的应用
    王增利, 刘学军, 陆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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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N市作为研究区域,以该市2013年全年的入室盗窃案件作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区域内入室盗窃与地理因子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进行关联性对比分析。首先,从环境犯罪学理论和现有犯罪地理特征研究两方面出发,分析现有研究中的尺度依赖性。每一套环境犯罪学理论均有其适用的空间尺度,在犯罪地理特征研究中会有相应的地理因子与之关联;其次,引入似不相关回归模型获取入室盗窃与地理因子在小区、街区、社区、街道以及区等多个空间尺度上的关联性。并用瓦尔德检验来测试各个关联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实验结果表明,随着尺度的变化,有些地理因子与入室盗窃的关联性并未变化,有些则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可用不同尺度的犯罪地理学理论进行解释;最后,将多个尺度地理因子反演入室盗窃空间分布的结果进行综合,并将之与单一尺度的反演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证明,与单一尺度的地理因子反演犯罪空间分布的精度相比,利用多个尺度地理因子解释犯罪空间分布的精度更高。研究表明:在犯罪地理学研究中,环境犯罪学理论、地理因子分析以及犯罪空间分布反演均存在尺度依赖性。综合多个尺度的结果进行分析,不仅有利于准确认识犯罪的地理因子及其对应理论,对于犯罪反演精度也有所提高。

  • GIS在犯罪地理学的应用
    龙冬平, 柳林, 冯嘉欣, 宋广文, 贺智, 曹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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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环境的基本属性是影响城市犯罪的重要因素,而这两类犯罪相似的空间形态受社区环境哪些因素的影响及作用方式如何未探寻及验证。因此,本文结合日常活动理论、CPTED理论、可防卫空间等理论,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ZG市ZH半岛为例,融合多源异构时空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检验社区尺度下的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 ZH半岛内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征,即在建成环境背景下,入室盗窃的影响因素相对集中,而室外盗窃的影响因素较为分散;② 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对两类犯罪的影响及作用力存在着相对的共性和差异性,其共性主要表现在人口密度(-)、青少年人口比重(+)、公交站点密度(-)以及到主中心的距离(-)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发生都有显著的影响,且作用力方向一致;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道路网络密度(-)、零售商业密度(+)和餐饮住宿密度(+)是影响室外盗窃发生的主要因子,而居民文化程度(-)显著影响入室盗窃的发生。研究结果的引申,可为社区层面的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联合防控提供一些参考。

  • GIS在犯罪地理学的应用
    宋广文, 肖露子, 周素红, 龙冬平, 周淑丽, 刘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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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扒窃现象与居民的日常活动有较强的关系,已有文献研究了不同活动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但鲜有考虑不同类型居民活动出行量及其场所对扒窃影响的时间差异。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以南方某大城市为例,以派出所为分析单元,利用居民入户调查问卷、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扒窃报警数据,检验不同类型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相关性,并划分时间段,建立多个空间滞后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时段居民日常活动对应场所与扒窃的关系。研究发现,扒窃警情存在明显的时空集聚性,其中,凌晨和早上的集聚性最强,白天和晚上相对较弱;不同类型的日常活动对扒窃时空格局的作用存在差异。买菜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买菜场所在凌晨和早上容易吸引扒窃者;购物活动与扒窃亦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白天和晚上在购物场所附近被盗的风险较高;外出吃饭的出行量与扒窃行为无直接关系,但在凌晨和早上餐馆周边容易吸引扒窃者;娱乐活动与扒窃同样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不同类型的娱乐场所对扒窃的影响存在差异,电影院、酒吧在大部分时间段均会吸引犯罪者,凌晨时段KTV附近区域的被盗风险较高。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主要与犯罪机会吸引(犯罪目标的丰富性、暴露性)及场所自身属性有关(是否为犯罪者的集聚地)。文中最后对时间地理学和犯罪地理学结合的可能性、研究的应用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 书评
  • 书评
    李吉均
    2017, 72(2): 36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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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评
    李龙
    2017, 72(2): 36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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