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关系研究始终贯彻在地理学发展的各个阶段,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本文在大量的文献梳理基础上,对中国人地关系的内涵特征、研究概况和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系统综述。① 阐述了中国人地关系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内涵及演进规律,发现人地关系作为地理学研究核心的地位不断强化,其内涵随时代不断演变,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人地关系的内涵及理论体系。② 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概述中国人地关系的基本研究状况,对1980年以来人地关系研究的经费来源、主要研究团队和主要传播期刊等进行了定量识别,研究经费以国家级基金支持为主,并呈现多元化趋势;研究的优势团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及师范类院校;中国地理学会主办的期刊对人地关系研究传播具有重要影响力。③ 资源环境是人地关系的基本载体,本文进一步聚焦到人地关系的资源环境基础研究,发现中国资源环境基础研究经历了从单要素视角逐步向多要素综合视角演变的历程,研究主题从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矿产资源等单一要素逐步向资源环境综合要素转变。服务于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实证研究是中国人地关系研究的特色,未来要更加注重以发展、动态的思路关注“人”、“地”特征的变化以及新因素对人地关系的影响研究,尤其要注重资源环境绝对区位的时空变化对人地相互作用的模式影响研究,加强学科交叉以及综合集成技术的系统性研究,以推进人地关系理论与实践应用的发展。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群体,其不断增长的居住空间需求对社会空间结构具有较大影响。本文研究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为政府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城市更新等政策提供参考依据。首先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聚类分析法、集中度指数分析了广州市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及特征,并将中产阶层聚居区划分为教育、职业、收入和混合4个亚类聚居区。其次,将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与2000年的聚居区比较,发现2000-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与地域类型演变呈现以下特征：① 中产阶层聚居区区域范围有所扩大,呈现郊区化与向中心性并存现象;② 老城区外围、珠江两岸及经济开发区是中产阶层集中分布的区域;③ 中心城区内城中村外来人口的集聚带来中产阶层的逐渐消失;④ 4个亚类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街道数目改变和类型转换的变化;⑤ 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强稳定型、弱稳定型、衰减型和增长型4种不同地域类型的变化。最后,本文从社会阶层分化、房地产市场、全球化、传统社会空间历史延续以及个体力量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对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形成机制进行探讨。
以试点改革为特色、依托关键节点逐步推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开发的重要经验。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演进的过程与特征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将围绕重要节点的区域开发战略界定为国家节点战略,系统阐述了其理论基础与基本内涵,并以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为例,定量考察了国家节点战略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区域政策大体上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龙头的探索阶段、以开发区为主导的推广阶段和以国家级新区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载体的优化阶段等三个阶段,其中国家节点战略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与引领作用,推动了中国区域政策由点及面的螺旋式演进,在此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作为增长极理论在中国转型时期的创新性应用与发展,国家节点战略不仅是区域发展“引擎”和重要增长极,也是转型期中国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国家节点战略地区与区域发展实现了良性耦合,形成了梯次区域开发模式。实证研究表明,国家节点战略是政府引导与调控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其经济效应呈明显的复杂多元特征及阶段性和尺度差异特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顶层设计,其实施将惠及农村的转型发展进程。空心村综合整治以优化重构乡村空间、促进城乡要素流动为目标,通过村庄整治盘活农村闲置土地及其他资源。本文以空心村综合整治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空心村整治工作推进的现实意义。结果表明,传统单纯依托需求管理的经济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空心村问题的出现和加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从补短板、去库存、增加制度供给三方面服务于空心村综合整治工作。为确保空心村综合整治关键技术推广应用,构建了空心村综合整治的制度保障体系,具体包括农村转移人口落户制度、宅基地有偿退出转让制度、空心村整治财税制度以及就业安置和福利制度。最后,基于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地宅”关系的演进历程梳理,探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农村新型“人地宅”关系构建的重要意义。
借鉴国内外区域发展研究从单要素、单指标走向多要素、多指标综合测度的学术思路,从收入、消费、教育、人口城镇化、交通及生活设施等6个维度选择了12个指标,建立了多面体法区域多维发展综合测度方法及模型,改建了适用于区域多维发展综合测度的多边形法和向量和法定量模型,并与已得到广泛应用的加权求和法一起按县级、地级和省级单元对中国的区域多维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测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维度单项指标值和区域多维发展指数在全国各县级单元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区域多维发展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部沿海高、中部及北方沿边地区中等、西南及西部沿边地区低的基本格局,高和较高类型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中西部城市以及能矿资源开发地区,低和较低类型区基本上与国家新认定的集中连片贫困区的分布一致;按县级、地级和省级不同尺度单元,借助SPSS和EXCEL软件对4种方法测算结果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多面体法、多边形法、向量和法、加权求和法在实际应用中具有等效性,选用任何一种方法都能达到区域多维发展综合测度和评价的目的。
区域人居环境质量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基于人居自然要素指数（地形起伏度、气候指数、水文指数和植被指数）和人文要素指数（夜间灯光指数、空气质量指数和交通通达指数）构建了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HSCI）,分析了2010年其空间分异规律,并探讨了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质量的相关性。主要结论为：① 人居自然环境受距渤海距离和太行山脉的影响较为明显,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规律。其中,紧邻渤海的天津市和沧州市最好,太行山西侧的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最差。② 人居人文环境在城市地区明显优于非城市地区,并表现出与行政级别相一致的层级结构。同时由于南部空气质量较差,其人文环境整体劣于北部。其中,北京市人文环境最优,衡水市最差。③ 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既表现出由东南向西北依次递减的规律,又表现出城市地区向非城市地区依次递减的圈层结构,以及高级别行政区优于低级别行政区的层级结构。其中,天津市和唐山市人居环境质量最优,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最差。④ 京津冀地区人口并非在人居环境最好的地方分布最多,而是在人居环境中等的地方分布最多,二者呈正态分布规律。整体来看,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大于0.6的土地约占35%,却聚集了约40%的人口,说明该区充分利用了高人居环境质量的土地,人口与人居环境质量分布较为协调。
针对中西方城市群空间扩展路径研究的争论,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夜间灯光数据,采取扩展强度指数、空间关联模型、多维驱动力分析模型,定量揭示了城市群时空扩展路径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2-2012年,京津冀城市群时空扩展呈现以京津唐为核心的中心集聚扩展模式,保定—衡水—石家庄之间的“三角地带”成为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冷点区;② 城市群空间扩展虽然已经出现了扩散势头,但向心集聚的惯性作用力依然强大;③ 城市群时空扩展的动力机制表现出以市场力为主要驱动因子的特征,行政力、外向力和内源力对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影响作用依次递减,从城市群空间扩展的驱动力演化趋势看,市场力、行政力、外向力的影响呈现上升趋势,而内源力的影响系数则呈现下降趋势。最后,提出降低行政干预、构建市场主导机制、强化内外双向开放、推动产业升级政策建议,促进城市群空间结构持续优化。
城市扩张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城市化初期的不透水面快速蔓延和中后期的生态环境约束往往呈现非线性关系。基于多时相数据对典型城市发展中关键指标的变化拐点进行识别,将有助于认识城市景观演变的时间节点,理解城市化的生态响应过程。本文选用深圳市西部1987-2015年长时序Landsat影像共27期,逐年提取新构建的归一化裸露指数（MNDBI*）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从而在时间上寻找城市增长的转折点,在空间上识别不同空间位置的景观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987-2015年深圳市城市增长十分明显,并以2003年为拐点经历了“快速增长”至“平稳约束”的变化;与此对应,植被指数的关键拐点与城市化拐点基本重合,印证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和生态系统响应的时空关联特征。此外,从空间分异来看,深圳市南部各区的城市化约束期出现相对更早,拐点一般在1995-1998年间;而北部各区的快速城市化时期持续更长,一般在2003-2006年后趋于平稳。在空间上,以市图书馆为中心刻画西、北、西北、东北剖面线方向的指标动态,发现采样中心附近的景观类型变化较小,而更远辐射半径经历了更大幅度的城市化;这说明深圳市南部城市发展较早达到饱和,且近30年的城市扩张以由南向北的放射式蔓延为主。面临城市化带来的生态威胁,相关环保措施的有力实施仅能延缓城市化导致的生境退化步伐,城市扩张所带来的生态破坏依然不容小觑,合理而有力的政策颁布、实施与监管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极为必要。
公交网络运行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常常致使其成为城市交通拥堵的罪魁祸首。传统公交网络空间研究皆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交通运输方式,忽视了城市道路网形态与结构的内生作用。本文基于二分网络的思想,通过构建公交线路—城市道路的空间依赖矩阵,引入系列空间依赖度测度指标从局域、全局两个尺度探讨了北京市的公交线路的空间依赖度及依赖的核心空间,并通过社团识别对北京市公交线路的依赖空间进行了划分。结果发现：① 局域依赖度方面,北京市公交线路布局高度依赖度少数城市主干道和城—郊区快速干道,其空间依赖格局形成了以市中心为核心,以城—郊区快速干道为通道的中心—外围的廊道扩散格局;② 全局依赖度方面,北京市公交线路空间布局结构失衡,比较脆弱,受城市道路路面路况影响较大,同时以四环为模糊边界的市中心区域成为北京市公交线路依赖的核心空间;③ 依赖空间划分上,北京市公交线路布局与城市地域空间呈现良好的对应性,朝阳、海淀、三环内（东城和西城）是公交线路布局规模最密的3个区域。
阳朔县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旅游的县之一,其演化历程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在旅游参与期曾出现过一段主客关系和谐、商业秩序与休闲氛围俱佳的“西街现象”,引起媒体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尚缺乏学术层面的解读。本文采用实证归纳的案例研究方法,借鉴旅游治理和目的地发展的相关理论,分析了“西街现象”的形成过程与内在机理,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在旅游发展初期,信息完全的理性旅游消费者的到来,有助于规范目的地的商业经营环境。市场与社区自下而上互动协商达成共识的秩序,促成激励诚信经营的非正式制度嵌入于人际网络和旅游交易的场域之中,政府顺应市场规律即能实现“无为而治”的良性发展状态。本文通过归纳以有预算的理性游客作为市场推动力所触发的旅游地的发展特点,部分回应消费转型背景下旅游市场理性回归后的可能影响。对现实的启发是,适当控制旅游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给予本地人成长的时间和空间,教育游客与提升政府监管力度双管齐下,建立规则在先,更利于目的地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
旅游商业化是历史街区复兴的重要途径。基于社会空间视角,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是以从业群体为日常运作核心,兼及居民、游客、恩庇者（管理者）等地域主体在内的空间生产过程。旅游历史街区演化是以“空间实践”为中心环节的社会建构,其发展状态是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空间生产相互博弈的总体涌现。依托扬州“双东”案例,运用田野调查、统计检验、对应分析、模糊数学、逻辑回归等方法,以从业者空间生产为脉络,剖析旅游商业发展机理的杂合性与矛盾性,指出商业空间状态潜伏着不对称的利益博弈和不均衡的发展效应。“双东”旅游商业开发对城市中低产阶层自主就业有较强吸附效应,使之成为商业发展的主要依托。从业群体大致分化为乐观型、寓居型、保守型,分别对应于积极评价—业务扩张、温和评价—业务维持、消极评价—业务收缩生产机理,对“双东”空间演化具有不同的响应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分析了主体、实践、环境特质对不同类型从业个体的影响特征以及对从业群体的总体影响,认为恩庇是统摄“好恶效应”、操控利益格局的多解方案。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利弊兼具、相因相生,统一于历史街区的自我演替过程。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兴起和行为变迁是乡村转型的组成部分,也是新常态下推进农村居民消费和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旅游行为机制分析框架,以苏南农村地区为例,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等方法,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机制。研究表明：①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以周边地区为主,流向呈现近距离指向性,旅游行为意向较强,旅游消费结构有待完善,旅游行为存在收入、教育和乡村性上的差异;② 经济、文化和家庭乡村性对旅游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且经济和文化可能存在“拐点”效应,拐点前后旅游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是内在心理因素,旅游行为存在不同影响强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③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心理、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城镇化发挥着“持续强化效应”,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发挥着“倒U型阶段效应”,消费心理发挥着“双向均衡效应”。研究尝试挖掘中国特色的旅游研究问题,并引导和优化农村居民旅游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