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网络数据已越来越成为表征居民地理行为的重要载体,用户迁移、社交网络、移动通信等地理行为大数据成为城市联系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百度迁徙”大数据通过LBS技术,全程、动态、即时和直观地记录了城市之间的人口日常流动轨迹。通过采集“百度迁徙”数据库中2015年一季度（2月7日至5月16日）国内369个城市之间的逐日的人口流动数据,分“季度平均、春运期间（春节前）、春运期间（春节后）、劳动节、周末和工作日”6个时间段,从人流集散层级、人流集散网络体系的分层集聚、人口日常流动空间格局及其与“胡焕庸线”之间的关系等角度分析各时间段的城市之间的人口日常流动相关特征与空间格局。研究发现,“百度迁徙”大数据清晰地显示了春运期间中部和沿海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格局。人流集散中心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4大城市群中,并与其城市等级有较强的一致性。人口日常流动集散体系呈明显的分层集聚,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乌鲁木齐5大集散体系在各时间段基本得到体现,而华中、东北、西南和福建沿海等地区并未出现高层级集散城市和高等级集散体系,与这些区域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不相匹配。“胡焕庸线”能较好地反映国家层面的城市之间人口日常流动格局,反映了地理环境对城市间人口日常流动的深刻影响。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强度是体现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城市等级和网络结构等的重要指标,此项研究可为形成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和促进区域平衡发展提供参考。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购置房产切合了新型城镇化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市民化的要求。研究购房定居或准备定居城镇群体的流向特征,有助更好地落实有效供给。随机问卷调查乡村务农人员、打工者,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及其背后的家庭成员,采用回忆或电话问询方式填写农村购房转移个体和家庭基本状况,获得江苏、河南、陕西等24省区1327份有效信息,分析中国购房转移群体的流向特征与态势,用Spearman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或家庭角度探究购房流向分异的成因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80-90年代购房转移人口少,2000年以来渐多,趋向年轻化,教育程度较高群体多购房转移到规模较大或等级较高的城市。省区内城市,尤其县级城市是购房转移主要地,镇吸纳能力整体较弱,原住地层次影响迁住地高度。东部地区省区内购房转移多元分化,中部地区在县级以上城市分散购房转移,西部地区购房转移到省区内地级以上城市占一半以上。需求互补性、中介机会、距离远近影响购房转移及其分异,获得期望的经济收入加以城市的吸引力,是人们在工作或打工地购置房产的深层原因;没有稳固工作地点,一般倾向家乡的县级城市、镇或者就近的高等级城市购房。购房转移和流向分异与教育程度、固定工作与否、是否购房地工作、现工作地时间、购房年龄等个人或家庭发展条件的因子显著相关,是宏观社会环境政策影响、中观城乡系统各种媒介作用与微观个体或家庭成员主观行为多向耦合综合驱动的结果。
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整体水平并不高;等级高、规模大的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而等级低、规模小的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低;沿海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其他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低,但内陆部分省会城市和交通区位与资源禀赋较好的中小城市也已经形成了一批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值区。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布特征受到流入城市和流动人口自身双重力量的影响,流入城市因素的正向影响作用大于流动人口自身因素。其中,流入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是核心要素,对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提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流动人口过于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特征和较高的家庭财富与收入对户籍迁移意愿的提升却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
结合空间组构与环境犯罪学,初步建构基于空间句法的犯罪分布环境阐释理论。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案例区域,以立案判决的2013年盗窃罪、抢劫罪和抢夺罪案件分布地点为数据源,以典型犯罪空间为实证研究对象,解读城市“两抢一盗”犯罪现象的分布环境。宏观尺度下,空间组构自发涌现的城市节点容易成为犯罪吸引场,与犯罪热点区分布形成密切关系;节点可达性衔接宏微观空间,影响犯罪人到达、逃逸犯罪地点成本的大小以及犯罪失败风险的高低;微观尺度上,局部空间与整体空间割裂形成的“空间缝隙”为犯罪人的空间探索创造了可能,空间的高集成度与空间使用者的单一化强化了犯罪集聚;空间拓扑深度则通过塑造社区人流的社会结构与领域感影响犯罪的空间防卫。空间句法为分析犯罪人的滋生环境、犯罪动机的刺激环境、犯罪人“到达”、“实施”、“逃逸”的活动环境以及防卫犯罪活动的约束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超重和肥胖问题开始显现,严重影响到居民的身体健康。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全国抽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个体超重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社会经济属性后,提高社区人口密度或设施可达性、缩短居民到公交站距离,可以通过减少个体机动化出行倾向而间接降低超重的可能性,但对超重的直接效应及总效应为正。这一结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同,因此制定健康政策需要基于中国自身国情和规律,在建成环境方面应重点提高室外空间可步行性和休闲吸引力。
目前关于城市住房价格异质性和影响因素研究多侧重于空间位置分析,从城市系统角度刻画住房价格分异现象有待进一步探索。根据“土地利用—交通相互作用理论”,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是各类活动通过交通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构建了交通可达性模型,综合全市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和交通网络评价城市区位条件,并以北京为例,从就业、教育、消费、医疗服务等各方面评价了城市区位条件,在此基础上依据家庭成员结构,模拟分析了家庭区位需求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案例研究表明,本模型对房价的模拟可以在全市范围内达到很好的效果;家庭的区位选择决定着住房价格的空间格局;各类活动中就业对北京市房价分布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消费、教育,而医疗服务对住房价格影响相对较弱。此外,本文所提出的模型系统阐述了城市经济活动分布格局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经济活动分布发生变化时模拟结果随之变化,因此,本模型可以进一步拓展用于“以业带人”政策实验,模拟分析疏散各类经济活动后住房价格的变化,也为城市房价及土地市场分析研究提供模型方法上的参考。
在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逻辑发生了变化,不对称相互依存替代军事实力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在此背景下和平崛起的中国正在以经济实力改写世界政治版图。本文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理论,利用双边贸易数据分析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以此构建中国经济权力评价模型,研究中国崛起过程中经济权力的空间演变格局。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分布明显呈现由过度集中于东亚、西欧和北美的三极格局向更加均衡格局转变,但全球对华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依然集中在低纬度的亚非拉地区;② 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高敏感区呈现出由亚太向非洲、拉美地区推进的趋势,而高脆弱区域则呈现出由点状散布向连片生长转变的趋势;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已由周边扩展至全球,并向发达世界渗透,而同时期美国经济权力空间却呈现收缩趋势。
煤炭是支撑和保障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性资源,煤炭运输一直是中国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港口是煤炭运输网络中的关键集散中转节点。本文以中国沿海港口为研究对象,以1973-2013年为时间尺度,刻画沿海港口煤炭运输的空间分异格局及演化,重点分析港口煤炭下水与接卸的空间格局演变,归纳总结主要特征和发展规律;然后,采用数理模型和指标,评价港口煤炭下水与接卸的空间集聚水平及变化;最后分析港口煤炭运输的专业化职能及空间分异格局,揭示煤炭下水港和接卸港的空间关系及演变规律。研究发现,中国沿海港口的煤炭运输格局由“南进北出”模式演变为“全进北出”模式,但接卸职能突出的港口仍然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煤炭下水港集中于渤海西岸,而环渤海地区的丹东、大连、烟台、青岛等港口由传统的煤炭下水港演变为接卸港。本研究有助于丰富交通地理和能源地理的理论研究,并为中国沿海港口煤炭运输体系的布局优化提供指导。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与趋同的重要手段。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基础上,构建城市增长趋同的空间计量分析模型框架,利用1990-2012年中国27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探讨城市间通达性和口岸通达性的改善对城市经济趋同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趋同分析更适用空间计量方法;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绝对趋同现象,且2001年后的趋同速度较20世纪90年代更快;全国层面,城市间通达性对城市经济增长及趋同的影响逐渐显现。进入21世纪后,通达性水平提升延缓了城市经济趋同速度,区域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但在地区层面,城市间通达性的改善促进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城市的趋同;口岸通达性对全国城市经济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各地区城市趋同产生明显不同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到公路及水运口岸的通达性促进了中部城市的增长趋同,到公路和铁路口岸的通达性则延缓了西部城市的趋同速度。21世纪以后,公路口岸通达性主要影响中部和西部城市,铁路口岸主要影响东部城市的趋同进程。四类口岸通达性对东北城市的影响均不显著;最后,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与趋同角度,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讨论。
交通是旅游系统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四纵四横”高铁网络是中国“交通革命”的重要里程碑,高铁网络化对中国城市旅游可达性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进而极大地改变城市的旅游吸引力和辐射力。本文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高铁对全国338个城市可达性影响,进而分析高铁网络化全国城市旅游吸引力空间特征及演变。结果表明：① 高铁网络化下中国城市可达性整体得到优化,可达性空间格局呈现明显交通指向性,形成“高铁廊道”效应;② 高铁网络化下中国城市旅游场强空间格局呈现出“多中心”环状发散和“枝状”扩散的双重特征,尤其是沿高铁线“枝状”扩散更为明显;城市旅游场强变化率在高铁线形成高值走廊,并呈现以高铁轴线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空间格局;③ 高铁对高旅游场强区和较高旅游场强区影响最为显著,分布城市数量大幅增加,面积拓展超过100%;且高铁提升了区域中心城市旅游场强值,旅游吸引力辐射范围沿高铁线扩张。
入境旅游是衡量一个旅游目的地发展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本文引入社会学人际关系理论与地理学距离衰减理论相结合,提出入境旅游关系圈（ITRC）的三层结构概念模型：周边圈、洲内圈和洲际圈。随后,以香港为案例提出了香港入境旅游关系圈（HKITRC）概念模型假设与实际HKITRC变化的指示性假设。在1976-2013年香港各入境客源地的旅游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空间分层与时间分段的方法对40年来实际HKITRC的变化及指示性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总结得出了40年来实际HKITRC三层结构和其内部各地区的变化规律,也证明了实际HKITRC变化对签证政策、人口规模、政治归属、文化传统和经济兴衰这5种因素的指示性。研究对学界及业界认识旅游目的地入境旅游关系圈的变化规律及其指示作用有一定启发和现实意义。
采用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北京作为实证研究地区,探讨后现代地理语境下同性恋社会空间与社交网络的发展特点。北京同性恋场所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场所影响参与者的行为和心理,而人也对场所产生反作用,群体活动使物理空间具备性别特征,并转变为充满主观感觉的“地方”。同性恋社交网络表现出对互联网的依赖性和不稳定性特点,并与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空间相脱离。社交空间的破碎化、参与者的不稳定性和政府管制的影响都促成了同性恋社交网络的不稳定性。后现代地理中打破语言中心主义、提倡多元化和权力关系反转等原理可用来诠释同性恋的社交空间,另外,同性恋空间的研究从亚文化或少数群体文化的层面诠释了社会—空间辩证法。本文还对西方文献中“同性恋聚居区”和“同性恋的城市本质”论断进行了中国的回应。
中国古地图学创于公元三世纪《西晋·裴秀传》提出的“制图之体有六焉”,被西方誉为中国地图学之父的裴秀（西晋司空）,领衔制作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和《地形方丈图》（公元224-271年）。其后的1600年间,先后完成了一批著名的中国古地图,例如南朝大臣谢庄领衔完成的”木方丈图”（公元502-557年）、隋炀帝命学者崔绩（550-618年）撰《区宇图志》（公元581-600年）、唐朝宰相贾耽领衔绘制《海内华夷图》（公元730-805年）、北宋科学家沈括领衔绘制《守令图》（公元1031-1095年）、南宋礼部尚书黄裳绘制《苏州石刻天文图》原图（公元1190年）、元代玄教宗师朱思本制作《舆地图》（公元1273-1333年）、明代航海家郑和领衔完成《郑和航海图》与地理学家罗洪先领衔制作《广舆图》（公元1504-1564年）、明代天文学家徐光启等完成的《恒星屏障图》、清代高邮知州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撰《海国图志》（公元1842-1852年）等,继承与发展了独特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即使西方经纬度制图技术于公元1584-1600年前后传至中国,启动了中西地图融合发展,中西两种制图理论和方法并行地使用了400余年。闻名中外的中国古地图,包括古天文图、世界图、中国图、航海图、区域图、水利图、军事图、风景名胜图、历史图、教育图等,迄今仍被国内外著名藏图机构分散地保存着,构成了世界古地图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珍贵的文化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挖掘和利用。本文最后初步地探讨了中国古地图的稀有价值、应用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本文介绍了第33届国际地理大会的会议概况和主要议题,从会议论题中总结当前国际地理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与发展态势。当前国际地理学界关注的前沿问题主要有：未来地球研究,陆地表层过程作用的综合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的影响、响应与适应,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地理学与环境、健康问题,自然灾害形成过程与风险分析,大数据、地理信息科学与决策制定,地理学与多元文化等。地理学的发展需要更加关注人地系统的综合研究、自然—社会系统的耦合研究及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与突破。中国地理学应关注当前国际地理学的前沿问题与发展趋势,实现系统的综合和耦合,引领地理科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