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社会空间研究以社会区研究居多,主要基于社会区理论和因子生态分析方法,较多考虑分析对象的社会属性而非空间特征,对社会空间的空间侧面刻画不足,其分析结果也常常被聚类人口的数据特征所左右。本文尝试基于社会地图方法,以人口普查数据和社会设施机构POI数据首先进行社会空间属性的归纳,制作社会地图,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归纳的方法渐进探索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特征。具体以东莞市为例,通过社会地图归纳方法将东莞市划分为3大类、11小类社会空间,并具体解析了多种社会空间要素组合类型。和既有基于社会区的分析结果相比,本文对各类社会要素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及其组合特征描述更为精细,其结果对认识中国社会空间特质及其后的社会空间政策制定更具参考意义。本文认为,基于社会地图的社会空间研究,有助于自下而上地发现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特征和结构,也有助于建立基于中国的社会空间理论,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尝试。
扩张强度指数（Expand Intensity Index, EII）是目前城市扩展数量特征研究的常用指标,用以表征城市扩张程度和速度,但该指标是从城市扩张的结果,即从城市用地面积变化角度对物质空间变化的简单描述与分析,忽略了人在空间中的感受,未能从城市扩张的动因角度揭示城市扩张特征,缺乏对城市外部空间形态演变模式的深入研究,不能反映人在城市扩展空间上的活动。本文从交通网络对城市扩张的驱动作用入手,基于空间句法,提出一种新的扩张强度指数——基于空间句法的扩张强度指数（Space Syntax Expand Intensity Index, SS-EII）,SS-EII包涵可反映空间集聚和离散程度的句法变量,可用于分析空间可达性的变化等情况。与传统扩张强度指数相比,SS-EII是基于空间句法从城市扩张的驱动力方面计算扩张强度,不仅关注城市扩张的结果,同时关注交通对城市扩张模式、方向的导向作用和人主观感知下城市空间的变化。将SS-EII应用于广东省棉湖镇2002-2014年期间的城镇扩展特征分析中,研究结果表明,SS-EII可用于分析比较建成区不同方向的扩张速率与建设状况,其计算结果与棉湖镇建成区实际扩张情况相符,与EII相关度R2达0.95以上。
脆弱性理论是分析人地相互作用程度、机理与过程的重要工具,为可持续性评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社会脆弱性工具应用到城市边缘区研究中,视快速城市化为主要干扰,选取西安城市边缘区所辖街道为基本单元,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3方面构建社会脆弱性评价框架与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函数模型法以及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社会脆弱性程度进行评价,揭示社会脆弱性空间分异格局,探究社会脆弱性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西安城市边缘区的暴露度格局呈现出自中心向外围渐趋减缓的特征;敏感性程度的高、低分布与暴露度的低、高分布在空间上具有相似性;适应能力的空间规律性不明显;② 社会脆弱性空间分布不均衡,以中、低等级为主,低等级街道分布在城市内边缘区,中等级街道分散在城市外边缘区;③ 建设用地面积比重等8个因子对社会脆弱性有重要影响,土地利用方式与景观格局的变化以及物质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城市边缘区社会脆弱性形成的主要原因,社会系统体制转换阶段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脆弱性;④ 城市边缘区应通过优化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以适应城市化的扰动,包括制定适应性管理政策和加强城市边缘区社会适应能力建设。
以2014年中国2872个县级单元的住宅平均单价为基本数据,通过空间自相关和核密度函数分析中国住宅价格的差异格局、空间关联特征和分布形态,构建“住宅价格等级金字塔”;根据“需求+供给+市场”的三维理论视角建立包括5大住宅价格差异影响因素在内的价格模型,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全国及其区域子市场的影响因素强度差异,并探索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住宅价格呈现以行政等级性为主、空间集聚性为辅的双重差异格局,其空间关联与集聚性显著;② 中国住宅价格呈现出房价越高,区域越少,所居住城镇人口越少的“金字塔式”等级分布特征。③ 租房户比例、流动人口规模、住房支付能力、住房市场活跃度、土地成本是中国住宅价格差异的5个核心影响因素,不同行政等级子市场的影响因素作用强度各异。
以淮南市、淮北市4次城市规划中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运用ArcGIS软件对案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进程进行可视化表达和计量分析,揭示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过程、特征。通过对不同时点、不同用地类型的叠置分析,基于城市主要用地类型间的置换规模、频度、广度、强度及空间邻近关系,总结出商—居置换重构、商—工置换重构、居—工置换重构、工—居置换重构4种空间重构模式。当前,煤炭资源型城市以商—居置换重构和居—工置换重构为主,其空间置换面积大、频率高。最后,分析了经济发展、产业演替、体制改革、城市化、环境保护以及城市规划6个因素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内部空间重构是一种自我修复过程。
城市空气污染是中国在快速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利用2013年和2014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数据,综合ArcGIS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从年度、季节、月份、小时4个时间尺度比较归纳了全国城市空气质量的时空间演化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全国和区域两个空间尺度,量化分析了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结果表明：① 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全年达标天数比例增加,但空气污染程度加重,高污染区域恶化态势明显;② 城市空气质量与生产生活活动表现出一定的时间耦合性,基本呈现“日出趋差、日落趋优”的态势;③ 全国城市空气污染表现出“东重西轻、北重南轻”的空间格局,区域一体化态势明显;④ 区域城市空气污染的总体程度和分布结构具有明显的分异特征,区域空气污染形成和演化路径可基本归纳为：“重点城市污染加重—重点城市污染扩散—区域整体污染加重—重点城市引领治污—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区域整体污染减轻”;⑤ 从全国层面看,能源消耗、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是推动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⑥ 受各地区资源环境基础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影响,各类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驱动方向和驱动强度差异明显。在结论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关系的区域分异以及发展理念。
粮食安全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一直被高度关注。本文主要以中国333个地级市为基本研究单元,在粮食供需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借助GIS和Geoda空间分析工具,从区域的空间差异和时空变化两个角度,建立粮食供需模型,研究中国粮食供需的结构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① 2012年中国粮食供需结构为净余粮,仅有约52%的地级市能通过粮食生产保障基本粮食需求。② 粮食供需的空间分布具有区域差异性,基本呈现西缺粮东余粮,南缺粮北余粮的特点;③ 在省域和地级市两种空间单元尺度上,粮食供需有一定的规律,表现出明显相关性,呈集聚状态。④ 2008-2012年,中国的净余粮量增加,高余粮和高缺粮是主要的变化类型,其中高余粮区对余粮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5.24%。
以日本东南海地震为情景,以日本丰田汽车及其关联企业为例,基于工厂个体数据及其部件供应的拓扑和空间网络,模拟灾害风险在产业网络中扩散转移过程,建立直接损失与间接功能损失的评估模型,为产业空间网络风险评估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借鉴。结果表明：在东南海地震情景下,丰田汽车约48.1%的工厂将直接受损,其中生产设施损失约5587亿日元,厂房建筑损失约1980亿日元。由于关键工厂受损,将间接导致整个产业网络中断。在最长37日恢复情景下,将造成约9230亿日元的间接功能损失。地震灾害对丰田汽车产业网络影响显著,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减灾降险。
本文从集群权力分层视角出发,以德国化学工业和汽车、光伏重工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方法,研究重化工业创新模式及其空间组织形态变化。理论研究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分布的弱地理邻近与空间尺度扩大是基于其产业技术特征和创新合作特点的“必然”：由于集群技术权力分层导致其创新外部性发生根本性改变,地理邻近非再必需,创新合作空间尺度由集群向区域层面拓展。德国实证研究分析揭示：重化工业空间布局呈显著弱地理邻近分布效应;其空间集聚形态已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而是依托更大空间尺度的产业集聚带;重工与化工产业有着基于对综合性知识和共性技术扩散共同需求的区位指向;其核心企业因对创新合作者的高度选择权而呈现“孤岛效应”布局。研究指出,重视重化工业技术创新垂直扩散能力的培育、建立多生产环节的共性技术联盟、重视大工业区区域创新协同合作将有助于促进中国重化工业创新升级和空间布局优化。
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构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通过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并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为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② 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③ 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东莞豪华酒店作为社会文化地理现象备受学术界与理论界的关注。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方法,援引制度与空间的相关理论,探讨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背后的制度根源,试图解释在国家与地方的制度环境下,显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如何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影响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研究发现：① 在地方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经历了酝酿期（1978-1993年）、投资和投机探索期（1994-1999年）、腾飞发展和扭曲变异糅合期（2000-2004年）3个阶段,分别呈现出制度推动空间发展、制度与空间磨合、空间反作用于制度重构3个不同的特征;② 在区域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迎来平行和稳步建构期（2005-2012年）,体现出权力空间从东莞流向外围。空间变化暗示权力关系的变化,表明东莞豪华酒店从深层次影响制度重构已经迫在眉睫;③ 在国家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进入自上而下的整顿和转型重构期（2013-2015年）,显性正式制度迫使空间行为选择进入理性阶段。研究完善了制度与空间关系的理论,提出空间的发展最终受制于显性正式制度,中间经历了空间尺度的转换,经历了各种显性与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博弈,最终回归到显性正式制度。空间演变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制度在空间权力关系中不断完善与变迁才能形成符合空间景观与空间形态规律的制度体系。
2016年1月22-23日,“变化大背景下我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与会的30余位专家就近年来我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进展、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面临的发展机遇、学科发展的国际化道路、发展的主要重点方向与前景等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和研讨。近年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蓬勃发展,当前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重要机遇,未来发展有着广阔空间。建立学术共同体,针对重大问题开展联合攻关和协同创新;兼容本土化特色与国际化道路,促进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走向世界;推动各系列人才梯队建设和中青年人才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