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调查方法是人文地理学微观研究的重要工具,在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影响下开始得到广泛应用。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问卷调查方法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应用概况,同时以2013年北京宜居城市问卷调查为案例,重点阐述问卷调查过程的抽样方案设计思想,最后对问卷调查方法的主要应用领域进行回顾总结,以期促进问卷调查方法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科学规范应用。研究发现：问卷调查方法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应用逐渐增强,研究内容不断拓展与深化,研究区域涵盖不同空间尺度、并以微观尺度为趋势,研究方法以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等定量方法为主,但对问卷抽样设计阐述却不够科学规范;通过2013年北京宜居城市问卷调查案例分析,强调对问卷收集方法、抽样方式和抽样框选取、样本量确定等内容所构成的抽样方案设计过程重视,以加强问卷调查数据的科学采集;问卷调查方法在时空行为、人居环境、城市社会、旅游行为和农户行为等主题展开大量应用实践,在此基础上对问卷调查方法研究框架进行总结,并提出国内问卷调查方法应用的改进方向。
基于1947年中国政府内政部印制的1:400万《南海诸岛位置图》,采用地理信息系统及数字化仿射变换精准测量出11段断续线的地理坐标,同时利用4.4万多个实测水深点数据建立南海海底三维地形模型,通过叠加分析获得了1947年南海断续线所在位置的海底地形特征。结果显示：断续线东长西短,间距东西大、南北小,其走向、形态与下伏地形特征相符合,主要分布在大陆坡和大陆架上;并基于断续线下伏海底地形分析,推断出当时断续线划定时可能遵循如下依据：① 在浅海盆地、海峡处采用“等距离中间线”原则进行划分;② 在具有明显地形变化处沿海槽坡麓或海槽槽沟中线进行划分;③ 在西南部陆坡陆架区,结合岸线走向及下伏地形特征进行划分。
城市建成区边界是认识和研究城市的重要基础性信息,也是落实城市功能空间布局、实施界限管控的前提。但是,以往通过夜间灯光的强度、土地覆被或建筑覆盖率等信息获取城市空间范围的方法,由于受到数据精度和尺度限制,对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解释性不强,因而存在较大局限性。电子地图兴趣点（POI）作为城市空间分析的基础数据之一,直观且有效地反映了各类城市要素的集聚状况。本文基于POI与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要素空间分布的关联性,提出了一种新的通过POI密度分布来判别城市建成区边界的技术方法。为此,开发了Densi-Graph分析方法,用来分析POI密度等值线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对城乡过渡地带的阈值识别的方法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讨论了单中心圆结构、双中心“鱼眼型”结构、双中心“子母型”结构等各类城市POI密度等值线的生长规律,证明了Densi-Graph分析方法的适用性。较之以往的城市建成区边界识别方法,这种方法的基础数据更加直观可信,分析结果也更加客观。运用这种方法,本文对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建成区边界进行了实证分析,探索了城市建成区边界的阈值及其与城市人口规模、城市所在区域之间的关系。
从克鲁格曼的地理本性论出发认识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基础。本文通过收集2000-2012年的世界主要21个国家（地区）的金融业和制造业增加值,运用区位商模型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金融业与制造业发展集中度,同时对各国资源输出情况进行对比,最后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发现：全球一体化使世界典型国家（地区）类型趋于明显,呈现新的“三个世界”特征：美国、英国、瑞士、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属金融业主导国家（地区）;泰国、中国大陆、韩国、德国、日本、越南和中国台湾属制造业主导国家（地区）;加拿大、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墨西哥属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印度和法国目前在多领域均得到发展,属过渡型国家。这种地理本性决定的经济分工分类,是各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基础,将影响他们的地缘政治经济学立场。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强,地缘政治在内容和形式上从以安全为主的高政治向以经济为主的低政治转变,地缘经济成为研究焦点。本文运用空间探索性方法、碎化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工具,揭示中国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地缘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借助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探索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演化的内部机制。结论为：①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经历了“孕育—萌芽—兴起—繁荣”四个阶段,与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② 中国的优势部门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形成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初级产品劣势日益显现;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的异质化特征明显,地缘经济联系呈现大国集聚效应和地理临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地缘经济联系空间趋于均质化,经济权力半径不断向外围拓展,不仅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保持稳定的地缘经济联系,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也不断加强;④ 资本禀赋、科技禀赋和人力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化的主要内在动力,资本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技禀赋是重要的推动力,人力禀赋是主要的基础优势。
地区经济发展与其生产结构紧密相联。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地区生产结构的演化受技术关联的影响,是一个路径依赖过程;一些研究也认为产业和区域政策等因素可能创造新路径,实现路径突破。本文沿用Hidalgo等定义的贸易产品空间方法,基于2001-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产品贸易数据,对中国出口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的演化路径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中国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出口产品经历了较为明显的结构转型,不同区域的转型方向与路径各异。在2001-2007年间,四大区域的出口产品空间演化受到技术关联的显著影响,体现为路径依赖的过程。在2008-2013年间,东部、中部与东北地区的产品空间演化仍受技术关联的影响,而西部地区则更多受到产业和区域政策的推动,体现了路径突破的演化过程。本文研究启示,虽然中国区域生产结构演化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但是区域性制度政策创新可以突破原有路径,为区域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产业结构优化是人文—经济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也是政府部门加强宏观调控的作用对象,更是近年来中国步入“新常态”面临的现实问题。研究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结合线性规划,构建了节能和就业导向下产业结构整体最优的模型和优化度模型。结果表明：① 节能导向下,安徽的产业结构优化度最高（0.763）,山西的产业结构优化度最低（0.662）;就业导向下,江西的产业结构优化度最高（0.768）,山西的产业结构优化度最低（0.659）。② 节能导向下,产业结构优化度与单位产值能耗、重工业比重负相关;就业导向下,产业结构优化度与国有经济比重、大型企业比重负相关。③ 如果考虑节能和就业不同的目标导向,中国中部6省之间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存在明显的差异。④ 整体看,中国中部地区应保持不变或适度提高资源型产业比重,较大提高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现代制造业的比重,适度降低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比重。在服务业方面,较大提高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旅游业等比重,适度降低或较大降低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的比重,保持不变或适度降低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的比重。
以安徽省淮南市为案例,借助国民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和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等资料,以ArcGIS空间分析、SPSS统计分析结果为基础,构建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与城市空间形态耦合评价模型,从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和空间响应指数两个方面测度了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演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的耦合过程、特征。结果表明：① 在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与城市空间形态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② 产业结构通过生产要素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化起着推动作用,两者间的耦合协调性较强,耦合度介于0.5~0.65之间,呈上升趋势;协调度维持在0.99以上,处于中度耦合良好协调状态。③ 城市空间对产业结构的响应度经历了增高、降低、再次升高的变化过程,表现为前期和后期高、中期低的“U”型特征。本文还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产业结构生产要素的空间效应和环境效应入手,分析了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演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化耦合机理,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形态演化是产业结构演替过程中生产要素通过空间效应作用实现的自我修复结果。
本文目的是对1985-2010年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进行跟踪研究。首先,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社会区进行分析,提取出7个主因子并划分7类社会区;并与2000年和1985年的广州市社会区研究作对比。结果发现：① 社会区影响主因子大多具有持续性,且持续作用在增强,个别非持续性主因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② 1985-2000年,社会区演变以类型更替为主,地域空间分异为辅,2000-2010年,则反之;③ 证实了2000年研究提出的基于老城区发展、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和基于农村社区发展的社会区演变模式存在,同时总结出基于近郊小城镇发展的社会区演变新模式;④ 社会空间结构演变受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和家庭生命周期机制共同作用。
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如何发展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时间序列预测法、Logistic曲线估算法、复合函数估算法及建立模型等方法,借助SPSS和ArcGIS平台,对2015-2030年全国及31个省市区的城镇化发展进行预测研究。根据预测结果,探讨了中国城镇化率70.12%背景下的城镇化质量空间分异状况,估算了2015-2030年全国及31个省市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结果表明：① 2015-203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14.45亿和70.12 %;② 2015-2030年,人口红利将不存在,会承受人口总量最大的压力。城镇人口自身再生产7016.26万,需要城镇化的农村人口为31567.96万,城市人口净增加3.86亿;③ 2015-2030年,从中国城镇化率时—空分异变化来看,各省市区城镇化率发展的差异性很大,但都在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空间差异性很大。从城镇化质量来看,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不仅如此,有些省区其城镇化质量与经济社会不相协调;④ 2015-2030年,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105.38万亿元,而各省市区的资金需求并不均衡,差别极大,资金需求最多的是广东,最少的是西藏,相差148.09倍。最后,就新型城镇化发展及投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社区逐步成为多群体竞争与冲突的场所,其内部多群体的态度差异成为指示社区冲突的重要指标。本文以西安汤峪镇为例,采用参与式制图（Participatory Mapping）和半结构访谈方法对当地居民、度假购房业主和游客3类群体的旅游开发态度和景观价值感知进行调查,最终获得315套访谈表与填图,共提取空间信息点5518个。基于对Brown等土地利用冲突倾向指标模型的修订,并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探讨旅游社区态度差异和冲突倾向的空间特征。结论显示：① 旅游开发态度及其差异具有明显的地点指向性,并与景观价值的空间感知相关联。旅游开发冲突倾向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斑状格局,高值集中于社区旅游开发核心区域,且强度由开发的核心区域向外围区域减弱;② 潜在冲突地点的形成既有传统冲突因素的影响,又有特殊空间因素的作用,旅游开发要素的空间结构、多人群景观价值的空间感知、社区旅游发展阶段和相关人群的涉入程度都会影响冲突空间的形成;③ 参与式制图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能够帮助获得多人群主观数据,为认识态度和旅游开发冲突的空间特征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旅游地由主体系统、旅游吸引物系统、旅游服务设施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四个部分组成,通过多个适应性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论文选择皖南旅游区为案例地,探讨了其空间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1979-1990年是空间聚集体形成阶段,以黄山和九华山为核心的旅游吸引物逐步得到开发利用并形成规模“聚集”,旅游空间结构开始呈现集聚发展特征。② 1991-2000年为空间聚集体增长时期,黄山景区和九华山景区进一步发展,旅游设施进一步完善,同时西递、宏村景区的快速发展推动新的空间聚集体形成,空间聚集体的规模和数量同时增长。③ 2001年以来,皖南进入空间集聚体涌现阶段,主体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加强,多种新兴发展要素涌现;新兴发展要素和传统发展要素共同催生了文化旅游、度假旅游和乡村旅游等新的旅游产品,推动皖南旅游区空间演化发展。未来,旅游需求的多元化将推动皖南旅游资源的多样化、全域化的利用,文化性、生态性、乡村性的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将成为皖南旅游发展主流方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快速交通网的建设将加强皖南与长三角地区的联系,皖南将以全域旅游方式,整体融入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之中,成为长三角旅游区重要的组成部分。
研究以海岛旅游规划为基础,以大连长海县为例,分析长海县海岛旅游化效应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海岛在旅游地演化过程中表现为旅游地景观旅游化阶段（2002-2009年）和旅游地后台旅游化阶段（2009-2012年）。② 在旅游用地的时空扩展尺度上,呈现出时间扩展和空间扩展并存的格局。在旅游用地的功能变化上,海岛土地的功能逐渐从单一功能向综合多元化功能转变。③ 在机理研究上,以旅游资源为原生动力,旅游交通、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等为内生驱动,政府政策引导旅游企业和旅游客源市场等为外部驱动成为海岛旅游化的主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