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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 70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5-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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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陆大道, 陈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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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核心是强调了人的城镇化,总体要求是“稳中求进”。本文着重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方面阐述了对这个规划产生背景的初步认识。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岗位、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以及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等保持一致。中国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巨大,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自然资源的支撑力面临严重的困难。城镇化是具有明显交叉学科特性的重要前沿科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在城镇化研究领域具有突出优势和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面向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大现实需求,还非常需要对这一重大领域进行深入的跟踪和研究。

  • 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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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是刻画未来中国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的规划蓝图,主体功能区规划已上升为主体功能区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制度。2004-2014年,笔者组织系列研究项目,配合国家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地域功能基础理论和功能区划技术流程,提出国家和省区尺度进行空间管制的地域功能区域类型为城市化区域、粮食安全区域、生态安全区域、文化和自然遗产区域等4类,在此基础上转化为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元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4类主体功能区。研制了由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环境容量、灾害危险性、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度和交通优势度等9类可定量指标及战略选择为1项定性指标构成的地域功能识别指标体系,进行了单项指标评价,开发并运用地域功能适宜程度综合评价指数进行了综合评价,测算了各省区保护类区域下限、开发类区域上限以及开发强度等关键参数;研讨了以规划为应用指向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方法,形成中国首部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口径,2020年与2010年相比,全国国土空间开发强度从3.48%增加到3.91%;按照省区集成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口径,优化、重点、限制开发区域的土地面积比重分别为1.48%、13.60%、84.92%,城市化、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区域的土地面积比重分别为15.08%、26.11%、58.81%。结合区域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状态、民生质量等相关分析,给出了主体功能区的主要特征。通过区划方案校验,国家和省区分两级采用笔者主持制定的《主体功能区划技术规程》互动完成的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同预判的吻合程度多为80%以上。

  • 高超, 金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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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经济增长关键节点,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通过收集整理东部沿海地区国家级和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运用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方法,研究分析了1996-2013年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以及产业集聚类型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沿海地区开发区空间集聚程度增强,呈现出由“多中心集聚”向区域“单中心集聚”的演变规律。② 开发区空间集聚规模和强度呈现出先降低后快速提高的趋势,表明空间集聚范围扩大,但是集聚程度并没有降低,反而随着集聚范围的扩张其集聚强度也进一步加强。③ 各集聚区域的集聚规模和集聚强度存在明显的差异,集聚规模最大的区域集聚强度却较小。④ 东部沿海开发区主要发展产业为装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通信电子、食品行业、石油化工共五大类行业,各类型产业分布格局差异显著。

  • 汪德根, 陈田, 陆林,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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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是影响旅游流空间结构最主要因素之一。以京沪高铁线为例,探讨了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区域交通可达性变化,并结合区域旅游资源禀赋、区域旅游接待设施、区域旅游交通网络密度以及区位等影响因素分析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的机理。研究表明:① 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表现为马太效应、过滤效应、扩散效应和叠加效应等特征。② 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以及时空压缩程度等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均非常明显态势下,产生高铁马太效应;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均不强,时空压缩程度不显著等旅游节点产生高铁过滤效应;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和交通网络密度均具有很强优势,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等旅游节点可成为扩散源,高铁强化了扩散源旅游流集聚作用,然后向边缘旅游地扩散,呈现为“集聚—扩散”模式;高铁使大尺度空间的不同客源地居民出游空间范围出现叠加现象,但只有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优势较强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旅游节点产生叠加效应。

  • 方创琳, 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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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脆弱性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抵抗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外部自然要素和人为要素干扰的应对能力。当这种抗干扰的应对能力低于某一临界阈值时,城市即进入脆弱状态。城市脆弱性是城市资源脆弱性、生态环境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的综合体现。城市脆弱性的评价与调控研究对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和综合指数评价法,从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4个方面确定10项分指数、选取36个具体指标,构建了中国城市脆弱性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并确定测度标准值,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脆弱性及其空间分异做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中国城市脆弱性呈现明显的“级差化”分异特征,总体处于中度脆弱状态。按照这种差异,将中国城市脆弱程度划分为低度脆弱、较低脆弱、中度脆弱、较高脆弱和高度脆弱5个级别。城市脆弱性呈现显著的“梯度化”和“集群化”空间分异,东部地区城市脆弱性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地区脆弱性低于其它地区。城市脆弱性与城市规模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规模越大的城市脆弱性相对越小。资源型城市脆弱性明显高于综合性城市,职能综合性强的城市脆弱性相对较低。城市经济增长的快慢不能反映城市脆弱性的高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城市脆弱性就低。如何科学测度城市综合脆弱性,如何应对和降低城市脆弱性,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该研究为丰富城市脆弱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为解决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系列社会问题等提供科学依据。

  • 刘彦随, 杨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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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发展转型是城乡要素转移、战略转变、机制转换的综合人文过程。利用网格和地统计分析方法,揭示了环渤海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中心性、动态性与差异性;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测了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敏感性。研究表明:① 城乡发展转型中心性呈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空间分异格局。平原地区逐渐形成以省会城市为一级集聚中心、地级市为二级集聚中心、县级市及县城镇为三级集聚中心的空间格局,山区城乡发展转型的中心集聚性尚不明显。② 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拓展呈现“小聚集,大分散”的结构特征。以北京、天津、济南、沈阳、大连、石家庄、青岛为主要城市扩展核心,呈空间聚核模式持续向外蔓延拓展。沿海岸线的“C”型带和港口群区域的土地快速非农化,成为城乡快速转型的热点区。③ 受点—轴—面区位要素综合影响,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敏感性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其最佳探测空间尺度为1200 m。④ 未来城乡发展转型的极强敏感区以北京—天津—滨海新区为轴带,以京津为核心区,以辽东、山东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合理有序的城乡空间开发应以城乡发展转型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为依据,科学实施城乡空间优化与差别化管控策略。

  • 房艳刚, 刘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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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乡村现代化发展范式和地理学关于乡村的区域差异研究之间存在缝隙,不足以为快速演化分异的乡村地域发展提供直接理论支撑。本文引入西方近20年来逐渐兴起的多功能农业与多功能乡村理论,从新的视角观察思考中国乡村多元化发展的目标、路径及对策。首先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反思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本历程与得失,以及西方国家乡村现代化产生的问题,指出传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在很大程度是以牺牲乡村环境和乡村社会机理脆弱化为代价的,也造成了乡村经济对外部支持的过度依赖,仅仅强调“现代化”发展范式显然是不够的;然后简要介绍了国外多功能农业与多功能乡村理论;在此基础上,从功能角度提出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目标,推演探讨农业农村发展的区域差异化路径及对策。

  • 袁海红, 牛方曲, 高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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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脆弱性评价是风险评估的重要步骤和制定有效防灾减灾规划的前提条件,是应急管理和灾后恢复的重要依据。本文提出了一个微观尺度的城市经济脆弱性评估模型,从各类企业的空间布局及其行业经济特征入手,综合考虑企业属性、产业易损性、产业重要性、经济密度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经济脆弱性模拟评估系统,以北京市海淀区为案例区对上述模型方法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城市经济脆弱性评估方法及系统的构建有利于决策者准确把握城市经济脆弱性的分布状况,甄别风险地区和确定风险级别,为城市灾害风险管理提供了可靠依据。系统的运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辅助决策方面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也为城市灾害管理的信息化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 刘云刚, 叶清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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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领域视角出发,城市化过程即是城市地域的(再)领域化过程,也即空间资源在个人和社会群体间的(再)分配和(再)组织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单位制的解体及社区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城市基层地域领域化机制的变革,本文在此背景下以东莞市东泰社区为例,分析了变革后中国城市基层地域领域化动态,探究了其中政府、市场和民间力量主体作用的机制变化。研究发现:单位制下中国城市基层地域的行政领域化已经被社区制下的市场领域化所替代,同时民间力量开始参与其中。由于缺乏合理的领域化协调机制以及政府角色偏差,城市基层管治呈现恶性的领域政治,成为社区制下城市管治失败不可忽视的原因。换言之,领域单元及领域政治机制建设是当前城市基层管治的要务。为确立有效的城市基层地域管治模式,需要尽快改革社区体制、明确管治单元,并要防止资本和行政权力向生活空间的过度渗透。

  • 何凡能, 李美娇, 肖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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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历史土地利用变化的国别对比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化大尺度LUCC过程与驱动机制的科学认识,而且对深入研究历史碳排放责任等也有着重要意义。利用长时间序列数据,对中美两国过去300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过去300年中美两国耕地数量总体均呈持续增长态势,中国在1661-1980s的320余年间耕地总量增长了79.46×104 km2,但人均耕地面积却从1685年的5.5亩,下降至2000年的1.5亩;而美国在1700-1950年的250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190.87×104 km2,且人均耕地面积均超过9亩,其中1890年高达30.2亩。② 受土地垦殖扩张影响,过去300年中美两国林、草地资源均呈持续减少态势;其中,美国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45×104 km2,草地面积减少约137×104 km2;而中国森林面积减少了约90×104 km2,草地面积减少了约40×104 km2。③ 从空间格局变化特征看,过去300年中国土地垦殖主要向边区(如东北、西南、内蒙等)及内地山地丘陵区发展;而美国在“西进运动”的影响下,大规模向中西部拓殖。④ 政策、人口、农业技术等因素是影响过去300年中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主要因素,但由于两国资源禀赋及发展历史的差异,虽然直接驱动力均体现为政策因素,但就根本驱动因素而言,中国是人口数量,美国则是经济利益;同时,在农业技术发展取向上,中国因“人多地少”,走“精耕细作”之路,而美国因“人少地多”,走“机械化”之途。

  • 姚磊, 卫伟, 于洋, 肖峻, 陈利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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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进程加大了城市区域暴雨洪水灾害发生的风险,定量研究城市降雨产流特征,可以为城区的科学规划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以北京市五环内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GIS和RS技术提取了五环内的土地覆被信息,并结合不同地区用途进行了功能分区。在此基础上,结合SCS-CN水文模型分析了研究区在不同降雨重现期的降雨产流分布特征,并定量识别了北京市五环区域内的产流风险区。结果表明:在不同重现期降雨下,五环内地区不同等级产流风险区分布格局差异明显。高产流风险区占全区的面积由重现期1 a的18.90%增加到重现期100 a的54.74%;由于不透水面比率不同,不同功能区的产流特征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商业用地区产流风险最高,平均产流量为24.76 mm(重现期1 a),天然绿地区产流量最低,均值为7.36 mm(重现期1 a);随着降雨重现期的增加,各功能区之间的产流量存在趋同效应;五环内产流风险格局呈现出中心高、四周低的环状分布特征,高产流风险聚集区大多分布在城市中心的商业和居住区,低产流风险聚集区主要为大型公园和天然绿地,分布在四环与五环之间。城市防涝规划工作应该充分考虑城市产流风险聚集区分布以及不同功能区的降雨产流风险特征,分层统筹,科学拟定规划方案,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城市自身的“生态”优势,多角度解决城市暴雨洪水问题。

  • 张君珏, 苏奋振, 左秀玲, 方月, 杨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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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不透水面提取技术、分段分带法和不平等度指数,分析了2010年南海周边海岸带开发利用格局的岸段分异性和沿岸地带性特征及其与海岸地貌、地理区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 南海周边海岸带开发利用空间分异明显,新加坡、中国开发强度较高,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开发强度较低。② 南海周边海岸带土地开发强度呈现空间聚集状态,形成了以中国珠江三角洲、泰国湄南河三角洲、马六甲海峡、文莱、菲律宾马尼拉湾为中心的高聚集地区。③ 海岸带土地开发强度因海岸区位、海岸地貌差异呈现地带性特征,近岸带开发强度高于远岸带,河口岸开发强度高于其他岸段。

  • 彭建, 汪安, 刘焱序, 马晶, 吴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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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城市地域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基本载体,生态用地基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内在关联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演替耦合关联在一起,已成为统筹解决城市建设扩展与自然生态保护矛盾的重要综合途径;城市生态用地的需求测算直接决定供需均衡分析结果,是城乡统筹生态用地规划与管理的关键环节。本文在系统梳理生态用地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了生态需求与生态用地需求的概念异同;提出基于空间与功能的城市生态用地需求测算概念框架,并据此将已有测算方法归并为经验判定法、生态系统服务法、空间格局法3大类,从综合性、代表性、阈值与规模、位置等方面对比分析了法定定额法、历史趋势预判法、生态足迹法、碳氧平衡法、生态安全格局法等具体方法的基本特征及其优缺点;最后将下一步研究的重点趋向概括为基于土地生态功能的城市生态用地分类、基于土地生态格局的城市生态用地效益综合测算、基于多目标情景的城市生态用地功能综合权衡、基于生态用地供需平衡分析的城市生态腹地识别4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