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是中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战场,因而在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城市群的发展不仅主宰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也主导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未来。但中国城市群在选择与培育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需要从科学角度提出推进城市群健康发展的技术路径和科学方案。基于这一意图,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于2014年12月20日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城市群发展高层论坛》。通过近100位专家激烈的辩论、争鸣与思考,一致认为：城市群在国家新型城镇化中占据主体地位并发挥重要作用,城市群的研究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科学问题和漫长过程,是一个自然自需过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城市群基本内涵和空间识别范围标准存在着激烈争论与思考,政策空间层面的城市群和学术空间层面的城市群有着不同的利益导向和价值取向;城市群选择和培育中存在着“滥圈滥划、扩容贪大、拔苗助长、无中生有、拼凑成群”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城市群病”;未来中国城市群空间格局正在形成不同的组织方案;不同发育程度的城市群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发展模式,如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优化模式、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扩围模式、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两条腿”并行模式、辽中南城市群的空间整合模式、哈长城市群的“井”字型空间组织模式、中原城市群的战略整合模式、关中城市群的均衡组织模式等。
基于空间点模式分析的Ripley's K函数,结合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法,通过集聚度和边际集聚两个指标,从理论上探索城市群集聚效应的定量测度方法,提出一种城市群的经济空间划分方法。本文的不同在于,多尺度估算城市的集聚度和边际集聚,以城市的边际集聚极值点时的城市区域布局模式为最优,据此划分城市群的经济空间,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对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市的集聚度估计显示,长三角地区2010年城市空间布局为随机分布型,但随着观测尺度的增加,城市的集聚度呈快速上升趋势。② 边际集聚估计揭示,当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的集聚尺度分别为173 km和185 km时,城市区位或规模的集聚效应达到峰值,此时长三角地区城市空间布局出现最优模式。③ 空间聚类分析展示,在城市区域布局的最优空间模式下,长三角地区呈现“中心—外围”的经济空间结构,高集聚度子群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全部位于上海经济辐射圈,而低集聚度子群是外围欠发达地区,全部位于区际行政边界,暗示边际负效应仍阻碍着地区内外人员的往来。
城市空间的增长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用地的扩张,还表现在城市功能用地的演替。城市功能用地的演替可以更加深刻地揭示城市空间外延式水平扩展的内在特征,是城市功能集聚与扩散的空间反映。以长春市中心城区为例,利用2003、2007、2010、2012年4个年份的遥感影像图、地形图及城市用地现状图等数据资源,借助ArcGIS、AutoCAD等软件,运用GIS分析方法,在分析中心城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总体格局及城市用地结构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以外部扩展与内部更替来表达城市功能用地的演替,进而阐释城市空间扩展及城市功能集聚与扩散的内在特征,为城市空间扩展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有效的手段,以丰富城市空间研究的理论成果体系。
“胡焕庸线”是反映中国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发现之一。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背景下,“胡焕庸线”所表达地理意义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指导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在GIS的支持下,构建了改革开放以来4次人口普查的县级空间数据库,提出人口时空扩张的识别方法,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数量、集疏格局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 “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数量94:6的大数一直相对稳定,但东南半壁人口持续微减、西北半壁人口持续微增。得益于较高的自然增长率,西北半壁具有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② “胡焕庸线”两侧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人口集疏模式。东南半壁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较快,负增长区在“秦岭—淮河”以南、东北等地区大面积扩张、人口正增长优势逐步极化到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少数地区,呈现“马太效应”式的集疏模式。主要是由于东南半壁内部区域经济差异及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剧烈人口流动。③ 西北半壁则呈现“相对均势”的人口集疏模式,多数地区的人口普遍表现为正增长,但是空间分布广袤、增长不集中,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缓慢。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多分散、少聚居”造成了自然增长优势的不集中。然而均势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同样存在一定的负增长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和“新欧亚大陆桥”两条带上。④ 未来时期,“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及集疏格局将进一步演化,东南半壁应关注内陆腹地及中小城镇对人口的吸纳作用,西北半壁应关注将分散的人口增长优势向少数城镇进行集聚,以期为人口地理学研究以及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
1978年以来,在全球变化与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中国粮食生产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影响到国家尺度上的粮食供销格局,也影响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农业生产的受灾风险,甚至区域生态安全。以往的研究大多在南北地区、三大地带、八大粮食产区等分区基础上考察这一变化,难以充分反映这一变化的自然地理特点。利用1990-2010年县域粮食产量数据和粮食生产集中度指标,通过考察不同雨量带、温度带和地貌类型区集中度指数的变化来揭示格局变化的自然地理特点。研究发现：1990-2010年间,中国各区粮食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由于增长幅度不同,中国粮食生产中心由800 mm以上雨量带向400~800 mm雨量带偏移,由亚热带向中温带和暖温带转移,并逐渐向平原地区集中。结果表明,中国粮食生产格局变化不利于水热资源的高效利用,但却有利于发展机械耕作,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对格局变化,中国粮食生产应进一步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
基于“3S”技术研究了老挝北部1990-2011年刀耕火种农业时空变化的总体特征及其不同阶段土地利用变化、刀耕火种农业土地利用强度（利用频率、轮歇周期）及其对休耕期次生林自然恢复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1990-2011年,刀耕火种农业总体上呈增加趋势,由15.38万hm2增加到了23.84万hm2,增幅为54.98%;刀耕火种农业的增加主要发生在波乔省南部和琅勃拉邦省,减少主要发生在丰沙里省。② 刀耕火种农业主要分布在海拔高度500~1500 m、坡度10°~30°的地区,增加主要发生在海拔高度500~800 m、300~500 m和800~1000 m的地区,以及坡度10°~20°和20°~30°的地区。刀耕火种农业的地类转变方向主要是有林地,转入和转出率均高达80%。③ 2000-2011年,老挝北部刀耕火种农业的利用频率约为2~3次,时间间隔1~7年不等;轮歇周期有所缩短,变化幅度不大。④ 老挝北部刀耕火种农业的休耕期次生林自然恢复状况与轮歇周期关系显著,二者相关系数为0.9698。当轮歇周期长达10年时,次生林能够恢复到该区域有林地NDVI的平均水平。
从国家、区域和省级三个层面上分析了1998-2012年间中国耕地复种指数的变化趋势,并基于Theil指数探讨了中国耕地复种指数的时空差异,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从人文视角探讨了耕地复种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在全国尺度上,中国耕地复种指数总体上呈逐年增长的趋势。② 在区域尺度上,复种指数最高的为中部地区,最低的为东北地区;而复种指数增长最快的是东北地区,最慢的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呈下降趋势。③ 中国31个省份复种指数各不相同,且差距大,复种指数增长最快的是新疆、宁夏和云南。④ 由Theil指数值的大小可知,中国耕地复种指数的差异呈缩小态势,其主要原因为四大区域间的差异。⑤ 人口非农化比重对耕地复种指数产生了显著负向作用,产业非农化比重、农业政策、人均经营耕地和农村家庭人均经营纯收入对耕地复种指数产生了显著正向作用。最后,本文认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水平,促进土地流转,形成土地规模化经营,以及进一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及粮食主产区农业发展的惠农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国家惠农政策的诱致作用,有利于全面提高中国耕地复种水平。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对农村产生深远的影响。本研究关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沿海农村发展和趋势,以福建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的乡村性从2000年到2010年略有降低,并呈现从东南到西北增加的空间格局。本研究同时构建了区位商及其变化趋势的综合指标辨析农村经济聚集区及其动态发展特征。农村经济呈现明显的区位特征和聚集特征,非农产业聚集区出现在乡村性较弱但经济最为发达的东南地区。福建省西部和北部农村出现了非农产业新兴区和农业聚集区,区域内农业优势变化的驱动力较强。非农产业成熟区和新兴区是福建省的主体区域。传统农业区的空间比例最小,且呈现稳态的发展轨迹,转变的驱动力较小。乡村性与区位商总体上具有较好的正相关性。但是不同农村经济聚集区的乡村性和区位商的耦合程度具有多样性。农村的非农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出现新的农村类型。本文最后讨论了福建省县域尺度的农村发展和趋势,并对村镇这种新的农村形态的形成与聚集区域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明确了不同形态的农村的发展区域,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的实现提供科学的依据。
揭示历史时期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是认识人类活动对气候和环境影响的基础。本文在耕地面积、人口数量、土地利用及森林分布等多源数据基础上,分别以近代耕地空间分布格局和历史时期耕地潜在分布区为边界条件,通过构建耕地垦殖倾向指数模型分配耕地面积,在1 km×1 km象元尺度上重建了清末（1908年）松嫩平原耕地空间格局,并对重建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① 两种方法重建的耕地空间分布范围格局基本一致,耕地空间定位吻合率约为68%。清末（1908年）耕地集中分布在松嫩平原东部和南部地区;② 以历史时期耕地潜在分布为边界条件的重建结果,较以近代耕地空间分布格局为限制范围的重建结果更准确,更符合历史事实。
耕地撂荒是目前山区发展较快的一种土地利用变化,耕地流转能否缓解这一过程,促进土地资源有效配置,以避免耕地资源浪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借助前期研究成果,使用多视角两因素散点分析和单因素相关分析方法,旨在查明山区耕地流转对缓解耕地撂荒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在村级尺度上,样区耕地流转与耕地撂荒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流转率高的村庄,撂荒率低,尤其在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中表现更为突出,说明耕地流转可以减少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撂荒;② 在地块尺度上,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撂荒率显著低于劣等耕作条件,样区耕地的撂荒主要由Ⅳ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所贡献;③ 在村级尺度上,样区耕作条件对耕地撂荒率的作用较弱,村样本间耕作条件对撂荒率差异的解释能力不强,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撂荒仍然存在,说明以耕地流转率代表的土地租赁市场尚不发育;④ 但是,样区耕地流转率高的村庄,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撂荒率低,说明耕地撂荒仍然受到土地租赁市场的完善程度所左右,且土地租赁市场在优化耕地资源利用方面的作用已有一定程度的显现;⑤ 进一步完善土地租赁的市场化程度,有助于减少或降低耕地撂荒现象的发生,可以避免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浪费。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土地资源安全评价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针对灾后重建地区土地资源安全评价的特殊性,本文以芦山地震灾后重建地区为例,综合考虑地质条件与灾害危险性、水土资源条件、生态环境等3大类要素及8个评价因子,构建了芦山地震灾后重建地区土地资源安全评价模型,并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栅格单元和行政单元的土地资源安全进行了评价和分级。结果表明：属于安全类的土地面积为2409.30 km2,占灾区土地总面积的5.63%,主要分布于灾区东部的山前平原区,这类区域应该被视为灾后重建选址的首选区域,较安全类可以作为安全类区域的补充选择,而一般安全类在作为灾后重建选址的备选区域时应做好充分的防护措施;灾区21县中仅有6个县的土地资源安全指数大于0.60,它们均位于灾区东部的山前平原区;在属于极重灾区和重灾区的6县中,只有名山区具有较高的土地资源安全指数（0.76）,可重建土地面积为468.33 km2,且其人均可重建土地面积也相对较高,应作为极重灾区和重灾区灾后异地重建进行大规模人口集聚、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的首选区域。本研究提出的评价模型适应于具有同类地质灾害的研究区域,也可以为具有相似地质、地形和资源环境条件的区域开展研究提供参考。
面向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与生物圈环境变化的不断增强,生态风险评价能够明晰制约区域生态持续性的主要生态要素与过程,成为当前自然地理学与宏观生态学应对社会—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热点研究领域之一。景观生态学高度关注空间异质性及景观格局—过程互馈,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则为这一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明确界定了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的概念内涵,系统梳理了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与生态风险评价、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的异同;从评价对象的类型选择、评价单元的景观意义表征、评价方法的范式统一、评价模型的指数化途径和评价指标权重设定等方面,探讨了国内外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的近今进展;同时,研究还展望了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的重点发展方向,即基于景观过程的生态内涵明晰、尺度推绎在风险评价中的应用、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分析、耦合非线性生态模型的风险阈值判定、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的整合、源汇景观过程识别与模型综合集成。
从文献总量、文献类型、成长趋势、关键词、作者、国家与机构等方面,对1900-2012年SSCI收录的73种人文地理期刊的144719条文献记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文献计量分析,包括：构建作者评价指标体系以分析作者对人文地理研究的学术贡献,利用网络图分析各阶段作者、国家与机构之间合作的网络关系等。研究表明：① 百年来,人文地理发文量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但占SSCI发文总量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② 英美一直引领全球人文地理研究及其发展;③ 人文地理学有明显研究热点主题,包括地方性、迁移、性别、旅游、规划等,研究注重地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GIS和RS为代表的地理信息技术的采借;研究热点区域集中在英、美两国,尤以其特大城市为重点,中国的部分城市近十年来也受到较多关注;④ 人文地理学作者分布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并形成了以Johnston R J、Thrift N、Sayer A、Jackson P、Harvey D等为中心的学术高产核心作者群。本研究对揭示人文地理学发展的特征和趋势有较好的参考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