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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
  •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
    龙花楼
    2013, 68(8): 101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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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 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
    朱会义
    2013, 68(8): 1029-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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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变化的动力因子和动力机制是土地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近30年来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是这些成果主要关注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等外在因素,却没有充分重视土地利用变化中蕴含的内在目标和由此派生的内在动力,客观上导致土地利用变化动力机制研究一直难以深入。本文以新疆地区为案例区,以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生产效率变化为切入点,利用趋势拟合方法,分析了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要素产出效率的变动规律。结果显示,无论是近10年还是近30年区域棉花生产中,以及近30年区域粮食生产中,只有劳动生产率呈长期增长趋势。这一结果意味着人们对劳动生产率的追求可能是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动力。据此,进一步讨论了人们追求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因及其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等目标的关系,提出了"土地利用变化是人们在变化环境下不断追求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这样一个观点。
  •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
    李琰, 李双成, 高阳, 王羊
    2013, 68(8): 1038-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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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提出将"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作为未来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相关研究日益增多。然而,当前学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和分类仍存在争论,概念的混乱导致研究中对服务理解的分歧。本文在综述国内外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定义和分类方案的基础上,利用从生态系统服务到人类福祉的服务级联框架,辨析生态系统服务形成过程中不同级联的联系和区别,探讨人类福祉的内涵及其与生态系统服务的联系,提出使用终端生态系统服务来连接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以此建立连接服务与多层次人类福祉的服务分类框架。根据终端生态系统服务所产生收益与不同层次人类福祉的关联,将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福祉构建、福祉维护和福祉提升3 大服务类别。这种服务分类框架可为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以及服务与人类福祉耦合关系的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
    张丽君, 秦耀辰, 张金萍, 鲁丰先
    2013, 68(8): 1048-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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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碳基能源代谢是当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资源耗竭研究的重要突破口。针对碳排放研究在城市尺度核算的薄弱环节,以及城市代谢研究在社会经济子系统碳基能源转移分析上的缺陷,文章基于碳足迹与城市代谢阐释城市碳基能源代谢的内涵,界定其核算范畴与边界,构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碳基能源四种范畴不同代谢过程的核算方法体系。以北京市为案例,阐明三种核算方法的特点。研究认为,城市碳基能源代谢是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利用与环境协调发展量度的一组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不同碳基能源代谢核算方法各具特色,应根据数据可得性与研究目标针对性进行选择,以增加研究结果之间的规范性与可比性;不同范畴界定下的碳基能源代谢核算可以根据生产、消费及共担责任原则处理碳减排的责任问题;中国的城市碳基能源代谢实质是一种城市区域碳基能源代谢,三种核算方法从不同视角与层面揭示城市碳基能源代谢特点,三者结合能全面分析产业与能源结构调整、居民生活方式变化对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作用路径与规律;城市部门结构(产业、居民) 与技术结构变化的碳基能源代谢响应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 城市与产业发展
  • 城市与产业发展
    王丽, 邓羽, 牛文元
    2013, 68(8): 1059-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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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群的界定与识别是城市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传统研究以实证数据判断为主,但由于数据可获取性不易,极大的限制了该手段的应用;模型等定量识别方法较少采用,结果的精度较差是其主要弊端。本文在综合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群界定的标准体系;运用区域作用组合模型,得出城市群的识别体系。通过模型与实证相结合,更加高效和精确地识别城市群。通过研究,为城市群的界定提供一种研究思路,并为城市群识别的操作层面提供了一种测度手段。
  • 城市与产业发展
    谌丽, 张文忠, 杨翌朝
    2013, 68(8): 1071-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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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设施可达性对于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和城市规划的广泛重视,然而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却暴露出服务设施可达性下降的问题。从居民的视角出发,构建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错位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基于北京市2005 年居住环境调查主观数据对居民的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利用北京城市服务设施空间数据借助GIS评估居民的客观服务设施可达性,通过多元回归模型讨论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的错位情况和相关因素并侧重验证城市空间结构和住房获取渠道的影响,这些因素与中国的城市发展和住房政策变化紧密相关并将基于此提出促进居民实现其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的城市规划和政策建议。
  • 城市与产业发展
    王洋, 方创琳, 盛长元
    2013, 68(8): 1082-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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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01-2012 年扬州中心城区各居住小区的住宅平均单价为基本数据,通过建立住宅价格总体分异测度指数(GDI) 计算其总体分异趋势及各住宅类型内部的分异趋势;采用核密度函数等方法探索住宅价格的分布形态和分异格局的演变规律;利用趋势面分析不同住宅类型价格的空间分异趋势;基于上述结果总结空间分异的演变模式,并分别探索空间分异与格局演变的驱动力。结果表明:① 2001 年以来扬州市住宅价格差距显著增大,分异趋势在波动中增强,与城市住宅均价的年增长率耦合;住宅价格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同档次价格小区由空间集聚转为相对分散,高、低价格住宅区分别沿固定扇面由中心向外围扩散。②不同住宅类型内的价格分异走势差别显著,各类型住宅间的价格趋势面差距明显,但其空间形态类似。③ 空间分异模式由2001 年西高东低的扇形同档次价格集聚式分异转变为2012 年扇形与圈层相结合的多档次价格混合式分异。④ 2001 年以来住宅价格总体分异的核心驱动力是城市居住空间的迅速扩展、居民收入差距的增大、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住宅类型的多元化,其住宅价格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力为城市发展方向的确立与变化、特定住宅类型建设的区位指向和古城保护、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
  • 城市与产业发展
    王承云, 秦健, 杨随
    2013, 68(8): 1097-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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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统计数据考察京、津、沪、渝创新型城区内6477 家研发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群模式,发现四个直辖市的研发产业高度集中在北京的海淀区、天津的滨海新区、上海的杨浦区和重庆的沙坪坝区。其中,海淀区、杨浦区和沙坪坝区都位于中心城区,拥有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同时区内众多的高校和研究所也提供了优越的知识溢出环境,在市场和资源这2 个重要的"内生条件"下,空间集聚模式属于内生型集群型。依据发展阶段的不同,其内生型研发产业集群模式可分成3 个阶段,即初级阶段的"沙坪坝区单极增长模式"、中期阶段的"杨浦区多核协同模式"和成熟阶段的"海淀区簇团网络模式"。滨海新区则表现为"卫星平台模式"的空间形态和结构。知识溢出和产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上述研发产业集群的形成,同时政策驱动和城市规划起到了重要作用。
  • 城市与产业发展
    修春亮, 孙平军, 王绮
    2013, 68(8): 111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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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沈阳市为案例,使用"六普"居住人口数据和"二经普"就业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居住和就业一体的综合空间分析。在城市尺度上的地理空间与"流变量"视角下"流空间"的比较分析发现:在城市地理空间表达上,居住功能的作用明显重于就业,但就业功能对城市地理空间也有所表达,居业一体的空间分析仍然是有意义的;在社会构成要素的分布上,传统地理空间仍有基本的规定性,居业空间结构中居住空间差异的分层明显,而就业的集中度则高很多;文化精英在居住和就业方面与大众已经有所分化,由大学的建设和布局所致,"单位"仍然是扩张中的大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之一;居住的空间扩展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就业的扩张范围则小得多,精英层的就业空间主要集中于市中心和"金廊"一带,导致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城市空间结构中形成了"居住扇"、"就业廊"、"流动圈"等几大空间构造;大学和大学城、行政机关、金融等生产者服务业是"流空间"的主要因子;在"流变量"空间格局中,就业功能分布变化的"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趋势还不明显。
  • 城市与产业发展
    方远平, 谢蔓, 林彰平
    2013, 68(8): 11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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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成为服务业创新的关键因素,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鲜有从省域及市域层面探索信息技术对服务业创新影响的研究成果。以广东省地级市(域) 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实证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创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服务业创新和信息技术均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形成全域空间的核心—边缘模式和局域空间的"俱乐部"模式。高值簇集聚区(珠三角) 的扩散效应只局限在局域"俱乐部"里面,而低值簇亦形成集聚区(粤北、粤东和粤西),体现出珠三角同东西两翼与粤北山区之间巨大的差距。在空间差异和扩散效应的影响下,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创新在空间上均出现"俱乐部"内趋同、"俱乐部"间趋异的现象。空间计量回归表明,服务业创新在市域空间上具有相互促进作用,信息技术对服务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信息技术水平每提高1%,服务业创新水平就将提高0.7158%,证明了信息技术是影响服务业创新的重要因素。
  • 旅游地理
  • 旅游地理
    姜辽, 苏勤
    2013, 68(8): 1131-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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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身份通过内外部政治经济力量交互作用,成为当地社会关系的历史纹理,是利益相关者意识形态的反映。以周庄为案例地,借助创造性破坏模型深入分析古镇地方身份转化。研究发现:周庄满足该模型的3 个主要变量。与西方企业家主导模式不同,中国政府对旅游的推动作用是强大的,不仅履行决策制定者和投资者的职能,而且为象征资本的创造、社会资本的延伸和文化资本的维护做出贡献;伴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和动机的多样化,商业化景观迅速蔓延,不断冲击古镇遗产景观身份;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经历了积极—消极—积极的回归过程。从文化霸权与表征、游客凝视、人口置换与社会身份复杂性等角度对周庄古镇地方身份转化进行理论解释,认为地方身份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产物,表征主流意识形态;为适应游客凝视,利益相关者以东拼西凑的形式改造古镇地方身份;人口置换的结果增加了"新周庄人"社会身份的复杂性,由此带来社会关系破碎、社会认同下降、地方感丧失等问题,导致周庄地方身份转化。
  • 旅游地理
    喻忠磊, 杨新军, 杨涛
    2013, 68(8): 1143-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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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旅游影响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已成为国际上旅游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构建农户旅游发展适应性分析框架,以陕西秦岭金丝峡景区为案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较系统地研究了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行为模式、影响因素及机制。主要结论包括:① 旅游业推动小河流域农业商品化,但并未促进农业增长,相反农业生产功能大幅衰退;农户以旅游经营和常年务工作为主要对策,形成了旅游专营型、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及务工主导型四种适应效果差异显著的适应模式。② 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认知因素(机会和政策认知)、劳动力(劳动力总量、聘用人数)、地理区位(可达性与区位优势度)、自然资本(耕地面积)、物质资产(房屋类型) 和社会资本(邻里关系) 。③ 旅游开发导致的自然生计资源缺失与农户生存理性之间的矛盾是适应发生的根源,社区补偿制度是重要推动力量;农户社会理性与经济理性偏好决定着其适应模式选择;适应效果受适应力驱动因素影响。最后对旅游影响的社会—生态整合研究有效性进行讨论,并提出后续深化研究的方向和本研究的实践启示。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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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春辉, 何玉红
    2013, 68(8): 1157-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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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术信息
  • 学术信息
    龙花楼, 卓玛措
    2013, 68(8): 1159-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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