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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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交通地理

中国省区间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

毛琦梁, 董锁成, 王菲, 李俊

2013, 68(4): 435-448. https://doi.org/10.11821/xb2013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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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客观事实,刻画了经济空间结构的中心—边缘特征,并对中心—边缘结构下的省区间制造业分布差异进行了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的中心—边缘结构日益显著,表现出明显的东部沿海偏向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产业布局逐渐符合省区间的发展优势,产业在中心与边缘省区间的分异格局日益显著,中心省区逐渐专业化于中间投入需求较大、最终需求比重较高、规模经济特征显著以及劳动力密集与人力资本密集等产业,边缘省区则与此相反并且逐渐专业化于高能耗产业,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解释了国内产业空间分布。东西部地区间的中心—边缘结构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可逆性,各地区工业化不同步将是长期趋势,产业在中心与边缘省区间的显著分异格局与演变特征表明东西部省区间产业发展的差异不仅仅体现为当前空间分布的不同,更意味着未来各个省区内部产业结构演变轨迹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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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交通地理

区域视角下中国上市企业总部的迁址研究

潘峰华, 夏亚博, 刘作丽

2013, 68(4): 449-463. https://doi.org/10.11821/xb2013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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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总部的区位及其迁移对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上市企业为对象,考察2001-2012 年期间,中国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情况。主要有以下发现:①上市企业的迁移以东部地区为主要目的地,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上市企业净迁出量最大,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地区和北京是上市企业的主要迁入地。② 上市企业迁移以上行迁移为主,即迁往高行政等级城市,北京、上海吸引了最多的上市企业迁入,而在省内迁移则是主要迁往省会城市。③ 从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的迁移指向,以及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分离的情况看,北京和上海在国内公司地理格局中的控制力还在提高,尤其是北京,以较大的优势吸引了国内最多的企业总部迁入。④ 不同产业的总部迁移率存在差异,总体上服务业迁移率比制造业更高,采掘业和房地产业是迁移率最高的产业。⑤ 拥有集聚经济带来的专业化、多元化的产业环境和优质配套条件,以及高行政等级带来的信息和政策优势,是企业总部迁往经济发达以及高行政等级城市的重要原因。⑥ 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主要是由于企业的兼并重组造成的,这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有关。⑦ 企业总部的迁移之后,并没有带来企业经营绩效的显著增长,即使有也非常有限,且持续时间很短;同时企业总部的上行迁移也没有比平行和下行迁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更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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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交通地理

广州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方忠权

2013, 68(4): 464-476. https://doi.org/10.11821/xb2013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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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中心城市特定区域的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以广州市会展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点格局分析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了1991-2001 年间广州市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会展企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呈现由“单中心集聚”到“多中心集聚”的演变;② 集聚与扩散并存,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没有因为空间范围的扩展而降低,而是在扩散中集聚—在向城市新区扩散的同时,老区的集聚在不断加强;③ 会展企业集聚区可分为展馆依托型和CBD依托型两种主要集聚类型,各集聚区的规模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④ 影响会展企业集聚的因素包括会展服务设施、整体商务环境、外部经济性、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源5 个方面。从包含的具体因素来看,大型展馆和交通条件对会展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地价和房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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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交通地理

厦门城市空间出行便利性及小汽车依赖度分析

王慧, 黄玖菊, 李永玲, 阎欣, 许旺土

2013, 68(4): 477-490. https://doi.org/10.11821/xb2013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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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步行与公共交通、抑制单人驾乘小汽车交通,是城市交通绿色低碳化发展的主导原则,了解掌握城市各区段的步行、公交、以及小汽车交通状况是相关决策的前提。以厦门市为例,基于城市路网、公共服务、公共交通等方面大量数据资料,借助ArcGIS软件工具,从绿色交通视角出发,对城市空间的步行可达性、公共交通便利通达性、小汽车潜在依赖度的测度评定方法以及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探索分析。结果表明:步行可达性、公共交通便利通达性、以及小汽车潜在依赖度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区段差异;步行可达性较差的街区往往也是公共交通便利通达性较差的街区,从而亦成为小汽车潜在依赖度较高的街区;厦门本岛老城区一带情况相对最好,而岛外广大新开发区域则情况堪虞,由于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公共交通体系建设的不足与滞后,岛外新区极有可能形成高度依赖于小汽车交通的劣质交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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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区域发展

基于Lowry模型的北京市城市空间结构模拟

周彬学, 戴特奇, 梁进社, 张华

2013, 68(4): 491-505. https://doi.org/10.11821/xb2013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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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Lowry模型为理论支撑,以北京市发展现状为研究对象,从模型构建、参数设置和情景模拟三个方面探索Lowry 模型框架在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的应用。① 基于杜能区位论,构建以区域地租总额最大化为目标函数,以北京市经济发展现状、现有土地资源供给为约束条件的线性规划模型。② 以北京市2010 年投入产出表、2011 年北京市统计年鉴、2010 年北京市企业调查数据等数据来源为支撑,完成模型相关参数的设置。③ 以北京市市域为研究对象,以乡镇街道办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对北京市基本行业分布格局分析,构建模型的情景约束条件。④ 模拟分析了在北京市基本行业空间格局框架确定情况下的城市产业、居住空间分布特征,总结了模型的结构启示及模型的模拟启示。本文不仅丰富了模型框架的内涵,而且在实际应用中检验了模型的技术流程和分析能力,为基于Lowry模型的城市空间结构分析框架形成奠定基础,拓展了国内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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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区域发展

基于GPS数据的北京市郊区巨型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空间

申悦, 柴彦威

2013, 68(4): 506-516. https://doi.org/10.11821/xb2013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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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快速郊区化的过程中,北京市兴建了大规模的郊区经济适用房居住区和郊区新城,形成了特有的郊区居住和日常生活空间。由于这些郊区巨型社区周边配套设施和就业岗位的不足,造成了社区居民的长距离通勤,激化了北京市交通拥堵、职住空间错位等城市问题,也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伴随着人文地理学中的行为转向,时空间行为已成为透视城市空间的重要视角,行为论方法中的活动空间作为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测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而国内已有的活动空间研究往往基于传统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密度插值法从汇总的角度进行分析,忽略了居民的个体差异性。本研究利用2010 年基于GPS的北京市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以天通苑和亦庄两个郊区巨型社区为例,采用GIS 空间分析和标准置信椭圆法,从非汇总角度对郊区居民的整日活动空间进行测度,并在居民活动空间叠加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北京市郊区巨型社区居民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日常活动空间及其对城区空间和案例社区附近空间的利用情况,挖掘工作日居民对城区空间利用的影响因素,从而透视中国大城市郊区化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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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区域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齐元静, 杨宇, 金凤君

2013, 68(4): 517-531. https://doi.org/10.11821/xb2013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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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行政单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的重要空间依托。现有研究中缺乏针对中国地级行政单元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对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从全国和地级两个层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其时空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并通过Global Moran's I 指数和Getis-Ord Gi^*指数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相对的集聚状态,自1990 年到2010 年由初级产品生产阶段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的演变特征。② 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由沿海向内陆地区推进的总体趋势,中西部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资源富集型城市两种类型。③ 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呈现出“北移西进”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空间联动发展的效应有所减弱,呈现出“南上北下”的趋势,中西部地区城市仍以单体式发展为主,区域带动效应较弱,联动发展态势不明显。④ 从时间趋势来看,虽然全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放缓的趋势,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却快速提高,已经明显高于沿海地区。⑤ 资源富集地区是中西部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采用人均GDP单一指标测算的部分资源富集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虚高化”的特征,资源大规模集中开发带动经济总量迅速膨胀的同时,却掩盖了背后的经济结构失调和社会发展滞后等诸多问题,应引起决策者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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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与聚落地理

都市圈旅游发展研究进展

陆林

2013, 68(4): 532-546. https://doi.org/10.11821/xb20130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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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平台,21 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同时亦是国家旅游创新发展的战略平台,汇聚了传统的旅游发展要素和新兴的旅游发展要素,旅游产业体系完备、规模庞大。都市圈旅游发展对国家和世界旅游发展具有明显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现有的都市圈旅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都市圈旅游发展背景研究、发展模式与战略研究、空间研究、合作与竞争研究以及旅游发展规划与政策研究等方面,对都市圈旅游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但现有研究成果基于传统资源观研究较多,新范式研究探索较少;传统旅游发展要素研究较多,新兴旅游发展要素研究较少;单体城市旅游研究较多,都市圈有机体旅游研究较少;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和体系,难以适应都市圈旅游发展的需要,有碍都市圈旅游发展规律的探索。研究认为,根据中国都市圈旅游发展实际,围绕中国都市圈旅游发展的科学问题,应该重点开展都市圈旅游发展的国际典型模式、中国都市圈旅游发展过程—结构—机制的理论体系和都市圈旅游发展的中国特色道路等领域的研究;加强都市圈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新、重大工程、重大节事的都市圈旅游发展效应、都市圈旅游发展的生态过程和都市圈旅游发展竞争与合作等专题研究。注重都市圈旅游发展研究的空间系统识别、研究数据采集和处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建立都市圈旅游发展研究的多方法综合集成的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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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与聚落地理

中国农民跨省旅游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陈超, 刘家明, 马海涛, 王润, 周彬, 陈楠

2013, 68(4): 547-558. https://doi.org/10.11821/xb2013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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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2008》,利用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流的内在联系特性,构建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结合运用GIS 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技术,对农民旅游空间的网络节点中心性与结构洞分析,对旅游空间的整体网络的密度、中心势、核心—边缘结构、凝聚子群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民旅游流网络密度低,随时间发生微弱增密态势,旅游空间的节点呈现“东部沿海密、内陆疏、偏远地区游离”的格局,网络整体结构比较松散而且不均衡;② 网络中心势内向高于外向,旅游目的地集中度高于客源地,东部沿海旅游节点兼具客源地与目的地功能,内陆与偏远地区基本是单一的旅游客源地或目的地;③ 网络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核心区辐射能力弱,仅限于部分边际省域,中心度指数高的节点占据网络的核心位置,具备核心竞争优势,东部沿海旅游点入度普遍高于内陆与偏远地区,点出度与出游力成正对应;④ 网络区域集聚子群各自形成核心、边缘旅游空间,内部联系紧密,构成与子群相对应的核心旅游地,形成5 个区域集聚子群。构建以省域为节点的农民旅游空间网络结构并进行深度分析,为中国农民旅游空间均衡发展和旅游通达性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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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与聚落地理

山东北部地区聚落遗址时空分布与环境演变的关系

郭媛媛, 莫多闻, 毛龙江, 王守功, 李水城

2013, 68(4): 559-570. https://doi.org/10.11821/xb2013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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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GIS软件对山东北部地区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结合双王城剖面沉积环境分析和前人研究成果探讨了聚落时空分布与环境演变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距今8000-5000 年间,在气候温暖湿润和海面相对较高的环境背景下,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海拔相对较高(20~200 m),地形较为平坦(坡度< 2°)的洪积台地和冲积平原上;西部平原地区由于地势低洼,容易积水而发生水患,因而很少有遗址分布。距今5000 年之后,气候暖湿程度降低,海平面持续下降,人类活动范围明显向海扩展;西部低洼地区在气候变干和海面降低的双重影响下,自然环境得到改善,也开始被古人广泛开发利用。这一时期区域文化繁荣发展,逐渐形成社会结构复杂、城邦林立的初期文明。然而距今4000 年左右,由于气候变化和洪患灾害加剧,史前文化开始明显衰落。商周时期气候环境趋于稳定,文化发展再次兴盛。北部滨海平原地区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人类适应区域资源环境条件,在早期农业人群难以定居的滩涂地上形成以盐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聚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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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

民国时期地理留学

张雷

2013, 68(4): 571-576. https://doi.org/10.11821/xb2013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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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地理留学在民国时期未然兴起,主要有自费,官费和中英庚款三种途径。在海外,中国地理留学生形成三大中心,即:中法里昂大学地理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和美国克拉克大学地理系。地理留学生学成归国之后,在地理学术研究和地理人才培养上都贡献甚大。朱家骅是民国地理留学的主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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