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 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 对1981-2006 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 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 综合水平持续提高, 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 其次是人口城市化, 最 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 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 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 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后面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 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 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 趋势, 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 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 应强化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 统筹城乡发展。
在对国内外城市异速增长方程的讨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 采用1990 年、2000 年和 2005 年中国城市建成区和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数据, 分析了中国城市用地与城镇人口之间的 异速增长关系, 在对标度因子的标准值进行充分讨论后, 认为1990 年中国城市增长是负异速 增长, 2000 年和2005 年呈现正异速增长的状态, 中国东、西部城市样本也表现出这种规律, 而中部城市在1990 年, 2000 年保持了原有的建设用地与人口增长的比例, 但在中部崛起的 政策下, 2005 年表现为正异速增长, 该结论与中国在流动人口的变化、住房体制改革和开发 区快速拓展有密切关系。
利用DEA、Malmquist 指数模型方法, 对1990-2006 年中国特大城市要素资源效率及其 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城市效率研究显示, 特大城市平均效率一般, 只有少数城市达到了 效率最优。进一步的分类研究发现： ① 东、中部地区特大城市综合效率一般要高于西部地 区, 呈现出与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相似的特征；② 纯技术效率与城市规模成弱负相关关系, 即 城市规模越大, 城市纯技术效率越低；③ 城市规模与规模效率成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即城市 规模越大, 规模效率越高。城市效率变化研究显示, 1990-2006 年特大城市效率呈现弱改善趋 势, 但技术退步和生产率下降明显。其中1990-2000 年全都呈上升趋势, 而2000-2006 年全都 呈下降趋势。进一步的分类研究显示： ① 城市综合效率和生产率变化趋势是, 东部沿海地区 有一定提高, 中西部地区下降, 其中, 西部地区下降最明显。② 不同规模城市的综合效率变 化表现为, 特大城市提高, 超大城市和巨型城市下降；③ 不同规模城市的生产率都呈现下降 趋势；④ 不同规模城市的规模效率都呈上升趋势, 存在随特大城市规模的增大, 城市规模效 率提高的趋势呈现递减的现象。
在快速城市化中, 中国的城市蔓延现象日益突出。在分析城市蔓延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的基础上, 探究了中国城市蔓延与西方城市蔓延的区别, 并发现城市蔓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息息相关。因此, 先从传统的空间形态角度, 在借鉴和综合多种西方城市蔓延评估方法的基 础上, 利用层次分析法来初步构建城市蔓延的评估体系, 再从经济社会的角度, 运用主成分 分析和模糊数学法求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协调度, 利用有关协调度的函数来对评估 体系的进行修正。然后, 具体以杭州市为例进行了实际测算, 结果表明杭州的城市蔓延处于 较严重的等级, 这与从空间形态图上的判断基本一致。最后, 在分析杭州城市蔓延产生原因 和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 对城市蔓延问题的治理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经济增长模式、 投资模式、征地补偿、城市交通和规划制定与实施等多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界定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和均衡发展四个乡村发展类型的基础上, 对中 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基于乡村对社会具有的功能构建了乡村性指数 (RI) 以刻划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 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 结果表明： 东部沿海地区57.6%的县市一、二、三产业得到均衡发展；农业主导、工业主导 和商旅服务业主导的发展地域类型分别占总面积的18.64%、11.99%和11.75%；农业主导乡 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RI > 0.5) 的地域占到59.1%；工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 (RI < 0.4) 和居中(0.4 < RI < 0.5) 的地域分别占到33.4%和42.8%；商旅服务业为主导的乡村 发展类型中, 大部分地域(42.7%) 乡村性弱, 乡村性强和居中的地域分别占到27.3%和 30.0%；均衡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的地域占17.2%, 乡村性较强的地域占到37%, 接近半数 (45.8%) 的均衡发展类型其乡村性居中。并指出, 当今全球化和社会经济重构背景下乡村的多 功能性发展和立足当地(Place-Based) 的乡村发展模式, 使得某些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值与其他 同类地区差异较大, 以及同一乡村性指数值可能对应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最后提出了中国 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科领域亟需加强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近年来,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对传统的企业组织模式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 也催生 了一些新的企业组织模式。信息技术导致的市场透明化和竞争激烈化正在促使企业进行不断 的变革和发展, 比如生产链的变革及其在不同环节上的体现。这些变化对企业空间组织产生 着重要影响。信息技术的角色和作用、企业的变革方向以及可能产生的空间组织变化, 都需 要深入的研究。结合统计数据、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数据, 回顾了中国企业信息技术应用 的概况和主要类型, 并在此基础上以上虞市服装企业集群和PPG 为案例进行对比分析, 在地 方层面上探讨信息技术对企业空间组织的影响。案例研究结果显示信息技术促进企业生产活 动的空间集聚以及企业销售活动的空间扩散, 时间成本正成为信息时代企业空间组织的重要 影响因素。
用模型方法研究消费者行为经历了从集合模型到个体模型的过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 进步, 近十余年来多代理人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前, 将消费者个体行为模型和多代理 人系统相结合来模拟商业街消费者活动, 已经成为相关研究和实践领域的前沿方法。其主要 优点在于能够使相关人员以单个消费者为基础, 整合复杂的相关因素, 预测整体或局部商业 空间的动态运行效果, 作为规划开发的依据。本文介绍由笔者基于NetLogo 开发的一个模拟 商业街消费者行为的多代理人模拟平台, 包括系统的建构和模拟的流程。该模拟系统的核心 由四个基于有限理性原理的消费者决策模型构成： 回家决策、方向选择决策、休息决策、商 店光顾决策。然后应用这个平台于研究上海南京东路消费者行为的实例。该数据收集于2007 年, 现场记录了消费者在南京东路的活动过程, 并被用于拟合行为模型。将模拟的代理人个 体行为集合后, 于三方面同观察到的消费者实际行为作比较, 包括从事不同活动的消费者数 量随时间的变化、在各街道段中活动的消费者数量随时间的变化, 以及单个商店中的消费者 人次和延时，同时分析了模拟中的问题。结果显示该模拟平台总体上能够较好地预测消费者 集合行为。
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LUCC) 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原因, LUCC 模型研究始终是 土地变化科学研究的重点。论文系统总结了近10 年来国内外LUCC 模型在理论、方法、实 践应用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指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并对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研 究发现, ①LUCC 模型的功能和作用呈现多样化趋势, 是了解、认识和解释土地利用系统的 动态变化特征、过程和效应的有效工具, 可以服务于土地利用管理和政策的制订。②模型的 核心内容是研究LUCC 时空变化格局, 模型发展正经历从单一的非空间模型向非空间模型和 空间模型融合的演进过程, 但多数模型只重视空间变化机制研究, 而对时间机制考虑不足。 ③反馈机制是LUCC 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 现有模型在反馈机制方面的研究尚十分薄弱, 研 究不同时空尺度的反馈机制必将是未来LUCC 模型的新焦点。④LUCC 研究本质上是“人 类—环境” 关系研究, 以往模型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模型, 未来LUCC 模型发展趋向应从系统 观和整体观角度来综合考虑“人类—环境” 相互作用机制, 这也是LUCC 模型的最高更次的 科学难点问题。⑤多尺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是LUCC 模型的必然要求, 模型空间尺度已经 从早期的单一空间尺度转变到现今的多空间尺度, 但尺度推移仍是模型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 的问题。⑥尽管LUCC 模型验证方法趋于多元化, 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模型验证的统一标准和 规范, 参考数据的不足也大大限制了模型验证效果, 如何对LUCC 模型的可靠性和科学性进 行合理验证始终是LUCC 模型所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
基于中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与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等基础数据, 在对耕地利用集约度 进行内部结构划分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了1980-2006 年间中国粮食作物劳动集约度和资本集 约度及其构成的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 国家尺度上的劳动集约度由1980 年的398.5 日 /hm2 快速降低到2006 年的130.25 日/hm2, 下降幅度达67.37%, 下降的阶段性明显。资本集约度总量不断上升, 其中种子、化肥和农药等增产性资本投入比重逐渐减小, 在四大资本投 入类型中所占比重由90.36% (1980 年) 下降到73.44% (2006 年), 相反, 作为省工性投入的机 械, 所占比重由9.64% (1980 年) 迅速增加到26.56% (2006 年), 资本投入的内部结构变化逐 渐成为影响中国粮食单产的重要因素。区域尺度上, 经济发达地区劳动投入相对较少, 资本 投入, 尤其是省工性资本投入比重较大, 农户在耕地利用中更加注重追求劳动生产率；而经 济相对落后地区劳动集约度较高, 资本集约度较低, 资本投入中仍以增产性投入为主, 体现 了当地农民在耕地利用中追求土地生产率最大化的经营目标。
在中国, 城乡居民点用地有规范的人均指标, 招标拍卖已成为获取经营性用地的主要 方式, 交通和水利设施用地主要受政府和区域重大政策影响, 而工业用地既缺乏相应的用地 标准, 土地获取的市场透明度又不够。因此, 如何提高工业用地效率是土地规划和管理的重 要内容。已有的研究多采用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方法来评价土地集约利用程度, 但缺少经济 学原理, 应用于具体的规划编制、管理和实施的局限性较大。结合中国福建省案例, 提出全 要素生产率方法来分析和度量之, 既能测算土地集约度, 也能说明要素的利用效率, 具有简 单可操作的优势。文中不知劳动所得比重值情况下的用地效率和集约评价方法也是有效可行 的, 虽不能排列出要素利用效率的顺序, 但可同时给出资本与劳动的投入结构以及对它们利 用的效率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情况。案例研究还表明, 福建其他地区随着与厦门和福州距离 的增加, 其投入和产出总的趋势在下降。福州与厦门可与杜能孤立国中的城市类比, 而其他 地区类似于孤立国中的郊区。因此要考虑土地区位对集约度的影响, 但找出其参考点是关键。
南京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核心城市之一, 近20 年来城市用地在现行管理框架下快速扩 张。基于两个样区近20 年城市扩展过程的用地数据, 以城市规划的有效性代表用地布局的合 理性, 以地块闲置概率指征开发质量, 定量评估城市增长管理效能。① 选取南京城市沿交通 轴扩展的两个样带, 利用四期遥感影像跟踪分析近20 年来城市用地增长的过程与管理机制; ② 采用增长调控效力指数、累积调控效率指数、土地闲置率等指标, 定量分析城市规划及用 地管理机制的有效性, 指出规划对用地增长的5 年累积调控效率达到70%左右；③ 基于样区 478 个土地利用斑块的离散数据进行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表明城市规划对降低开发的盲目性、 降低用地闲置率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p < 0.001), 用地制度与政策等管理因素也显著影响用 地闲置率, 用地审批权和规划管理权下放对用地闲置具有正效应。加强区域统筹, 适当扩大 城市规划的覆盖范围, 加强行业管理, 适当上收用地审批权限和规划实施管理权限, 将有利 于用地集约化,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本研究结论对中国城市土地管理、集约节约利用城市土 地具有积极意义。
人居环境中的自然基础和生态背景, 不仅直接关系到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而且影 响人类发展水平与社会进步。科学度量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空间格局, 对于界定主体功能区、 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与流动, 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GIS 技术, 采 用综合指数法, 基于陕西省96 个气象站点1966-2005 年气象数据、1990-2007 年逐月NDVI 和Landsat TM 影像、1:25 万DEM、2000 年陕西省人口详查数据、2006 人口数据以及其他相 关资料, 以100 m×100 m 栅格单元构建并直观展现了陕西省人居环境自然适宜程度空间格 局, 在此基础上, 剖析了各区的适宜性和限制性因子。结果表明： 陕西省的人居环境指数介 于18.55~88.97 之间；从西北向东南、从山地、高原向平原、河谷人居自然适宜程度递增。一 般适宜区面积最广, 占陕西省总面积的63.28%；比较适宜地区居次, 占26.11%；临界适宜 区占10.26%；高度适宜区面积最小, 仅占0.35%。陕西省总人口的68.92%分布在占全省面积 26.46%的高度适宜区和比较适宜区。地表水资源和地形起伏度是引起省内人居环境自然适宜 性分异的主要因子。实证分析表明该测评结果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陕西省人居的自然生态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