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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09年, 第64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09-06-25 上一期    下一期
    论文
    不同环境下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对收入增长的影响
    李小建1, 2, 周雄飞1, 乔家君2, 王丽2, 王玉婵1
    2009 (6):  643-653.  doi: 10.11821/xb200906001
    摘要 ( 574 )   PDF(1734KB) ( 927 )  

    采用改进的信息熵值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法对河南11个村1251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处理,基于时空耦合的概念,定量分析了不同地理环境条件下农户自主发展能力与农户持续增收的内在关系。得出如下结论:① 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影响农户农业收入,但耕地和地形等地理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且耕地增长的贡献度在山区最大,丘陵次之,平原最小,能力增长的贡献度恰好相反。② 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和家庭劳动投入显著影响农户非农收入,地理因素对家庭非农收入没有直接影响,地域通达性通过影响家庭自主发展能力间接影响家庭非农收入。③ 不同阶段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对农户非农发展的贡献度不同。初级阶段,农户非农发展几乎完全依赖劳动投入的增长,能力增长几乎没有起作用;中级阶段,能力增长和劳动增长的贡献各半;高级阶段,能力的贡献度又跌至15%。④ 农民非农收入报酬率的增长依赖农户能力增长和地域通达性提高。在低报酬阶段,能力的贡献度约占2/3,但进入中下报酬阶段后,报酬的增长完全依赖地域通达性的增强,进入中上报酬阶段后,地域通达性的作用开始下降,到达高报酬阶段后下降到零,这时报酬的增长完全依赖能力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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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广州市土地资源安全评价
    郑荣宝1, 3, 刘毅华2, 董玉祥3, 朱高儒3
    2009 (6):  654-664.  doi: 10.11821/xb200906002
    摘要 ( 428 )   PDF(1977KB) ( 673 )  

    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采用三维魔方图分类法对广州市进行主体功能区划,划分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和土地储备区。在此基础上以30m×30m的栅格作为最小的评价单元,从土地资源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四方面构建土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改进的支持向量机模型 (SVM) 进行评价与分类。结果表明:① 广州市主体功能区划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其中禁止开发区占总面积的37.21%,限制开发区占24.90%,重点开发区占19.60%,优化开发区占13.31%,土地储备区占4.98%;② 土地资源安全分值介于16~82之间,不同行政区土地资源安全状况具有明显差异,土地安全分较高的主要有南沙区和花都区,而荔湾区土地安全分最低;③ 广州市土地资源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危险区和较不安全区占评价面积的比例达32.35%,主要分布在增城市和从化市的偏远山区以及市中心的荔湾区及越秀区,单位建设用地GDP、人均居住面积和归一化植被指数是其主要警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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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多智能体的居住空间格局演变的真实场景模拟
    陶海燕, 黎夏, 陈晓翔
    2009 (6):  665-676.  doi: 10.11821/xb200906003
    摘要 ( 600 )   PDF(2055KB) ( 819 )  

    多智能体建模方法为城市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采用自下而上的多智能体方法构建真实场景的居住决策模型,并研究城市居住格局的形成和演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但目前的多智能体模型通常把空间抽象为均质空间,无法反映真实的地理空间。通过对居住环境的"宜居性"评价,作为居民智能体对居住环境评价的影响因子。将多智能体模型与GIS相结合,为智能体模型提供一个异质的、动态变化的模拟环境。由此居民智能体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以及对居住环境的偏好不断地调整其在城市中的居住地,模拟出城市居住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将模型应用于广州市海珠区,其模拟的住宅价格空间分布与实际情况相关系数在0.6以上,说明模拟结果与实际的情况比较吻合。模拟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解和探讨居住空间格局的成因和动态变化提供帮助,为发展和验证城市理论提供一种重要的分析手段和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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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古都景观核心和生态文化研究
    姚亦锋
    2009 (6):  677-686.  doi: 10.11821/xb200906004
    摘要 ( 978 )   PDF(1849KB) ( 940 )  

    探讨建立以地理景观为视角的古都风貌研究思路新框架。目前中国的古都风貌保护规划往往是从建筑学角度出发,而缺少从地理格局角度的古都景观研究。南京地理格局使其历史古都发展具有独特深厚的景观传统,主要结构是:3条山脉、2条河流和3个湖泊。南京从其诞生到后来城市几次大的变化都是依据这个自然地理系统而构思规划。现代南京城市发展支离破碎地分解了历史上的连绵山峦整体,河流水系网络已经断断续续。本文研究思路是顺延山峦与河流脉络调查分析古都遗址,探寻现状山脉河流系统之中,古都文化景观格局在时空变化和演替规律。进而认定和寻求景观系统之中的历史城市发展的地理关键内核,以地理景观分析并规划南京古都景观保护:以连绵丘岗山系、河流城濠为骨干,保持山体轮廓的连续性,河流水网的完整性;以自然山水地形为纽带贯通各自相对独立的历史遗迹;以明朝城垣、历史街区为网络,以及分散在各地的重点建筑保护范围,构成完整的古都风貌保护的格局。把风景的概念扩大到整个城市区域内,使得自然资源保护、土地利用与景观规划结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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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北农业生产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经济学解释
    云雅如, 方修琦, 田青
    2009 (6):  687-692.  doi: 10.11821/xb200906005
    摘要 ( 605 )   PDF(999KB) ( 763 )  

    利用调查问卷和入户访谈的方法,以中国东北地区11个调查点为研究区,对554户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把农业实践者的粮食种植行为作为一种农业经济行为,分析20世纪80年代气候变暖以来,农业实践者在农业种植决策中的行为过程及其与传统经济学理性行为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确定条件下,农业决策行为符合行为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在认知偏差和思维定式等因素的影响下,会系统地偏离传统经济学理论,产生非理性行为,从而导致适应与变化之间存在时滞现象:① 受启发式认知偏向的影响,农业实践者在作物种类选择、种植计划制定和粮食出售时间确定等方面均表现为非理性的特点;② 受中国具体国情和农业生产固有特点的影响,出于“保障生活能够继续”的考虑,农业实践者判断“获得”和“损失”的参照点通常很低,对作物品种选择的行为更倾向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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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界簇模型及其在地面公交线网可达性评价中的应用
    陈翔1, 李强1, 王运静1, 陈晋2, 唐巧3
    2009 (6):  693-700.  doi: 10.11821/xb200906006
    摘要 ( 596 )   PDF(1316KB) ( 659 )  

    发展公共交通对于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意义重大,提高地面公交可达性是增强公共交通吸引力的有效途径之一。用于区域疏散风险评价的临界簇模型 (Critical Cluster Model,CCM) 将需要疏散的人口与由此产生的对道路容量的需求相结合,通过对道路网进行全局优化,确定具有较高疏散困难度的区域。基于道路容量需求与可达性所表征的交通便捷程度意义相反的关系,以地面公交线网为对象,在已知城市人口分布的条件下,考虑公交线路重复数的影响,对CCM加以改进,提出通过计算公共交通线路容量需求来评价地面公交线网可达性的方法。将CCM应用于北京市地面公交线网可达性评价的结果表明,这一方法具有一定的实用性。鉴于地面公交线网可达性的重要意义和CCM的可扩展性,今后需要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对可达性评价方法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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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区位选择
    贺灿飞1, 2, 傅蓉1
    2009 (6):  701-712.  doi: 10.11821/xb200906007
    摘要 ( 662 )   PDF(2440KB) ( 672 )  

    金融业渐进式准入制度直接影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外资银行最初聚集于经济特区和北京,进而扩散到上海、天津、大连和广州,以致于中西部城市,如重庆、成都和西安。外资银行的分行支行尤为聚集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代表处则偏好聚集于北京和上海。条件逻辑模型统计结果表明,外资银行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中国城市的区位优势,尤其是制度优势和银行业规模经济优势共同影响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外资银行尤为偏好金融规模效应显著、对外资银行准入管制较少的贸易型城市,央行总部及其区域性分行所在城市也是外资银行偏好的区位。由于代表处与分行或支行的功能差异,两者的区位行为存在一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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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县域单元的江苏省经济空间格局演化
    靳诚, 陆玉麒
    2009 (6):  713-724.  doi: 10.11821/xb200906008
    摘要 ( 694 )   PDF(1839KB) ( 829 )  

    通过ESDA相关分析,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省县域经济格局在空间上的变化状况。在经济总体空间格局上,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聚分布,热点区的空间结构多表现为以苏州、无锡为核心的圈状空间结构,且不断的向东南方向集聚。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更多的随机性和结构的不稳定性,热点区域切换频繁,没有明显的地理集中现象。江苏经济空间格局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份在不断降低,而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越来越显著,东北—西南方向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较小,而东南—西北方向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最大。最后,将江苏省经济格局演化的驱动力归结为3个方面:历史发展基础、经济区位和区域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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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域主体功能区划分实践
    王强, 伍世代, 李永实, 汤晓华, 陈国子
    2009 (6):  725-735.  doi: 10.11821/xb200906009
    摘要 ( 540 )   PDF(1913KB) ( 641 )  

    以福建省主体功能区划分为研究命题,着重探讨在省级主体功能区划分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难题与解决办法,以期为我国主体功能区划分提供理论、方法参考。研究表明::对于自然环境条件区域分异明显、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县域内交通指向主导经济布局的省域,在划分主体功能区时,应考虑综合应用县域单元、乡镇单元两种尺度,规避“一刀切”的错误论断。为此,我们提出山地省份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开展思路:① 以各类保护区为主体,首当划分出禁止开发区域;② 以县域为单元进行国土开发综合评价,甄别出平原地区开发类区域,并应用现有开发强度指标逐级划分出优化开发区域;③ 以乡镇为单元进行国土开发综合评价,遴选出内陆山地地区重点乡镇;④ 根据两种空间尺度划分结果,整合各类主体功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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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
    许振晓1, 张捷1, Geoffrey Wall2, 曹靖1, 张宏磊1
    2009 (6):  736-744.  doi: 10.11821/xb200906010
    摘要 ( 699 )   PDF(1347KB) ( 778 )  

    基于“地方感”、“期望理论”两个基本理论,从旅游核心社区居民地方感、旅游发展期望、旅游发展获益感知、旅游发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五个结构变量出发,通过引入旅游发展期望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居民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内部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世界遗产地九寨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三阶段结构方程模型的定量分析,校验理论模型中各结构因子、结构因子与其所含维度之间影响路径及其系数,定量测度了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在居民地方感与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关联中的中介效用和影响机制,及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潜在影响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居民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的作用存在差异,地方感对获益感知的作用远大于成本感知。② 居民从旅游发展中感知获益有助于他们对当地旅游发展持更积极态度,而成本感知则会产生消极影响。③ 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中介效用的存在性和有效性,居民地方感通过发展期望,强化了对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及旅游支持度作用。④ 发展期望在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两结构模型中的中介效用存在强弱,在感知获益子结构模型的中介作用强于感知成本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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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地理学视域中的中国名胜组景分析
    贾文毓
    2009 (6):  745-752.  doi: 10.11821/xb200906011
    摘要 ( 613 )   PDF(1354KB) ( 706 )  

    中国名胜组景遍布全国34个省 (市、区),从3~108景不等。在收集到的2395组名胜组景中,以偶数组景为主,其中尤为突出是的四字句组景,占到总数的99%以上;八景在各种组景中居于重要地位,占64.80%。组景景观可分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两种类型,有动静合一、时空合一、虚实合一和主客合一之特点,其构词方式主要为“名词/偏正短语+偏正短语”型与“名词/偏正短语+动宾短语”型;组景景名具有用词典雅、形象生动、化静为动和点睛显要的艺术特色。从整体上看,名胜组景具有与时而变、多元复合、指导游览等特性,可给旅游地理学的研究以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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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袁媛, 吴缚龙, 许学强
    2009 (6):  753-763.  doi: 10.11821/xb200906012
    摘要 ( 649 )   PDF(1742KB) ( 809 )  

    利用普查数据、民政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城市宏观空间与个体微观层面,系统检测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和剥夺具有在内城区重合、外围区分离的特点。内城居住区的户籍贫困人口在住房、教育、设施等多方面处于被剥夺状况,外围的企业配套区户籍贫困人口则没有很明显的被剥夺状况,外来人口聚居区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工处于被剥夺状况。究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和转型时期的城市住房、建设和更新等空间政策的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户籍贫困人口和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差异,进而产生了迥异于西方城市特征的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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