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长江黄河源区土地生态分类，利用1986年与2000年两期TM遥感数据的对比和野外实地调查，采用景观生态空间分布格局分析方法，从分布面积变化和类型转移趋向与幅度两方面，分析了江河源区近15年来土地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布变化与演变格局，结果表明：高寒草地退化显著，较高覆盖度高寒草原与高寒草甸面积减少了15.82% 和5.15%，高寒沼泽草甸分布面积锐减了24.36%；湖泊水域萎缩了7.5%，以长江源区内流湖泊为主；土地荒漠化发展十分强烈，沙漠化土地面积扩展了17.11%，其中黄河源区沙漠化土地年平均扩展率达到1.83%。高寒草原草地的覆盖度下降与荒漠化、高寒草甸草地的覆盖度下降与草原化以及沼泽草甸草地的疏干旱化是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空间演变的主要趋向，并由此改变了土地覆被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使该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根据西藏地区50 KaBP以来18处古人类遗址的发掘资料，整理西藏旧石器中期以来石陶文化的特征，提出了一个“晚更新世以来西藏古人类三次迁移”假说，即五万年以来西藏古文化发生过三次迁移与融合：第一次，50KaBP~10KaBP，居住在藏南定日苏热一带的旧石器古人类向藏北迁移与扩展，形成了藏北旧石器与中石器文化区；第二次，6 KaBP~3.6 KaBP，居住在藏北申扎、双湖一带的中石器古人类沿唐古拉山南麓向东迁移，形成了新石器早期著名的昌都卡若文化，而生活于普兰霍尔的中石器古人类则沿雅鲁藏布江流域向东迁移，形成了林芝文化；第三次，3 KaBP~2.2 KaBP，居住于昌都和林芝的古人类向拉萨和山南一带迁移，促进了藏南新石器晚期文化的繁荣和以雅隆为主的藏文明的兴起，气候变化是这三次文化变迁的主因。
以水土流失通用方程为理论基础，运用数学模型和GIS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降水、地貌、土壤和植被因子对西藏水土流失敏感性的影响程度，划分为极敏感、相当敏感、敏感、较敏感和不敏感5个等级，并生成各单因素评价图。在Arcinfo中完成单因素图的叠加分析，得到西藏水土流失敏感性综合评价图。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西藏特殊高原环境下的水土流失敏感性高低的分布规律及其在不同主导因子作用下的水土流失敏感性空间分异，提出了西藏水土流失治理的优先区，为水利、公路和农牧等部门进行专题规划和治理提供依据。
以呼伦贝尔沙地砂物质的粒度分析资料为基础，利用两组间的逐步判别分析 (SDA) 来筛选决定不同沉积物间差异的主导因子，根据主导因子的个数、Mahalanobis距离D2、通过统计学检验的信度?琢等3个因素，来定量地确定两个总体间的相似性大小。分析结果表明：呼伦贝尔沙地的风成沙丘砂主要来源于海拉尔组砂 (Q3)，但河流冲积砂和古土壤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嵯岗镇附近及其以西的海拉尔河下游宽阔河谷中，自然条件下河流冲积砂也可以成为风成沙丘砂的主要沙源。
中国北方在过去的近50年里，沙漠化土地以其广泛的分布和迅速发展构成了区域主要的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遥感监测和评价结果表明，到2000年沙漠化土地已达到 38.57×104 km2，其中潜在和轻度沙漠化土地13.93×104 km2，中度沙漠化土地9.977×104 km2，重度沙漠化土地7.909×104km2，严重沙漠化土地面积 6.756×104 km2，它们主要分布在农牧交错带及其以北的草原牧业带、半干旱雨养农业带和绿洲灌溉农业与荒漠过度带。对上世纪50年代后期、1975年、1987年和2000年沙漠化土地遥感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显示，我国北方沙漠化土地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处于加速发展的态势，沙漠化土地年均发展速率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为1 560 km2，1976年到1988年提高到2 100 km2，1988年到2000年之间达到3 600 km2。“整体恶化，局部治理”是近50年来北方沙漠化土地的变化的基本趋势。沙漠化土地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且将严重影响中国整个区域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通过对有关城市、区域的统计分析，在评述兰州—西宁—银川城市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其在西部大开发中四个方面的地位作用：我国内陆腹地的战略要地和开发据点，沟通我国东西部间、我国与中亚、欧洲国家间的桥梁和纽带，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和重要进口通道，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点生态建设区。并针对其在内部结构、市场化、开放度方面的主要问题，指出其发展趋势和战略选择：加快城市带交通通道建设，将潜在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创造局部优势投资环境和开放社会，重视教育、科技和生态建设。
以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典型小流域纸坊沟为案例，应用能值方法研究其植物初级生产力、动物次级生产力、农户经济生产力及生态系统服务生产力能值的特征及相互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纸坊沟流域经过20年的治理，初级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林草植被得到了一定恢复，巨大的生态系统服务为农业系统生产力的形成创造了基础。但整个流域依然处于低能值投入度、低耦合度、低能效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农林牧子系统之间耦合效应仍不明显；动物次级生产能值水平较低，初级生产的产品能值不能高效转化为动物次级生产能值；农户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导致农业系统产品能值的潜在经济价值向农户现实经济收入的转化能力低下，因此，调整农户种植结构及产业配置是促进系统生产力高效转化的内在需求。
利用1956~2001年日降水量及日平均气温资料，分析华北农牧交错带极端气候事件的长期变化趋势。对降水极端事件的分析季节为5~9月，温度为6~8月。结果发现暴雨 (日降水 ≥50 mm) 频数没有显著的线性变化趋势，但1980年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年代际尺度变化，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频次显著减少，此期间暴雨发生的时间更加分散。定义连续无雨的天数为干燥事件。发现虽然降水量没有显著的变化，但是严重干燥事件 (连续0降水日 ≥10天) 的频数却呈显著增加趋势 (+8.3%/10a), 超过99%信度水平。最高和最低的10%温度分别定义异常高温和异常低温，则异常高温的频数有显著增加趋势 (+20.9%/10a)，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增加非常突出。异常低温频次有减少的趋势 (-15.1%/10a)，超过99%信度水平。严重干燥事件及异常高温事件的强烈增加，可能是造成近来北方干旱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为全面揭示洞庭湖近数十年的水情异常与成因，将湖区视作一个大系统来研究。经水位~流量关系等多种方法研究表明：(1)入湖四水尾闾同水位流量减少1 200~2 800 m3/s，同流量水位抬高0.49~1.28 m；(2) 荆江三口分水比减少19.2%，分沙比减少25.1%；(3) 澧水、松滋、南洞庭湖等主洪道的水位流量关系均发生了较大变化；(4) 天然调蓄能力下降40%，湖口同流量水位抬高1.80~2.50 m；(5) 7~8月湖垸关系常处于危急状态。其主要原因是泥沙淤积恶性循环，导致了湖泊环境系统功能的变化，而由下荆江3处裁弯所引起的江湖水沙调整则加速了其变化过程。这些变化过程对水情的复合响应是：入湖水沙呈逐渐减少趋势变化，洪水位普遍抬高1.50~1.80 m，湖口有时出现江水倒流，洪水涨率增大，高洪水位持续时间长等异常水文现象，且给湖区造成了巨大的洪水压力。
国际水文研究计划 (International Hydrological Program; IHP) 是国际水资源研究展示的大舞台，其发展是国际水资源研究发展的集成体现。国际水文计划的研究历程和发展态势表明，水资源研究已从单学科研究过渡到了多学科的集成研究。随着社会因子的增加，水资源研究已经成为一项系统工程。从水资源研究的发展来看，中国水资源研究整体上要滞后于国际水资源研究的步伐，但发展态势较好。中国水资源研究体系应具有显著的圈层结构特征，变化环境中的-水资源研究体系过程与机理是水循环研究的核心，构成了圈层结构的内圈；基于生态水文过程的水资源保育与保障体系是中国水资源研究体系的第二圈层；基于自然－人工二元演化模式的水资源配置体系，基于现代理、化、生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节水体系以及基于市场机制的水资源高效利用的激励体系构成了水资源研究体系的第三圈层。在上述三个圈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技术的水资源综合决策和集成管理研究，以及基于现代传媒技术的水资源教育与培训体系构成了中国水资源研究体系的最高层次，是圈层结构中的外圈层。
根据近年来长江河口及其邻近水域8个测站1年的表层悬沙浓度逐日观测资料，并结合水动力状况，对悬沙浓度的时空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长江口自徐六泾以下悬沙浓度不断增高，并呈现口内夏高冬低，而口外冬高夏低，且量值为口外大于口内，杭州湾大于长江口。表明长江入海泥沙在海洋动力作用下强烈再悬浮；悬沙浓度在时间上呈现明显的大小潮周期和季节性变化。进一步分析认为，海洋动力 (风浪和潮流) 是泥沙再悬浮的主导因素，制约悬沙浓度的年内变化，其中潮流控制悬沙浓度的大小潮周期变化，风浪引起悬沙浓度的季节性变化，河流径流和海洋动力的对比制约悬沙浓度的空间分布。
应用EMD-Hilbert变换方法分析花园口以上降水和天然径流近50年的资料系列。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降水演化模式可由4个内在模函数以及一个单调递减的趋势项表示，而天然径流的演化则由3个基本模态和一个单调递减的趋势组成。黄河流域降水和天然径流的演化模式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两者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从时间上看，不论是内在模函数还是趋势项，相对于降水，天然径流都表现出滞后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垫面调蓄作用对径流演化过程的影响。此外，从降水和天然径流内在模函数的周期可以推测黄河流域的水资源演化可能与大气低频振荡有关。
利用 1983年1月至1999年12月长时间序列NOAA/AVHRR NDVI 数据和2001年逐旬SPOT/VGT 数据，获取了中国北方13省1980s初期、1990s初期、1990s末期和2000s初期地表土地覆盖特征，阐述了中国北方13省的耕地变化过程，并重点讨论了人类活动对耕地变化特征的影响和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发现：(1) 裸地、耕地等弱生态用地面积持续增加，而林地和草地等生态功能用地和混合功能用地持续减少是我国北方1983~1999年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主要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但在2000s初期，这种状况有所改观，表明国家自20世纪末期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生态环境建设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发挥作用；(2) 从1983~2001年，中国北方13省的耕地重心整体上表现出向西南方向偏移的趋势。此外，地形和交通状况对耕地的空间变化过程影响明显，区域耕地面积主要集中在海拔较低、坡度较小的平原和丘陵地带，耕地利用强度一般随着距交通干线距离的增加而减少；(3) 人们生活收入水平以及农业产量变化与耕地变化关系密切，其中人们生活收入水平与耕地面积成负相关，而农业产量与耕地面积呈正相关，表明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导致的非农用地量增加以及农业用地内部的结构调整是中国北方13省耕地变化的重要原因。
土地利用数据综合了影响人口分布的众多因素的信息。根据分县控制、分城乡、分区建模的思路，建立基于土地利用的中国1km栅格人口模型。对农村人口采用线性加权模型进行模拟，根据全国12个农业生态区内人口与各类农业用地之间的相关关系选取指标，采用逐步回归计算各指标的回归系数，并结合土地的生产力及其与人口的相关性，确定各指标的加权系数。对城市人口，建立基于城镇规模的人口距离衰减加幂指数模型。结果分析表明，“胡焕庸”线以东人口占全国的94.58%，人口密度是该线以西的21倍；东部人口集中于黄淮海地区、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东北平原及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又表现为“点轴”分布的特点。验证表明，模拟结果具有较高的精度。
作者设计了运输距离Di和通达性系数等度量交通网络通达性的指标，并以“最短路模型”为基础，分析了100年来中国铁路交通网络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通达性空间格局的变化。结果显示，中国铁路网络结构的演化经历了起步、筑网、延伸、优化4个阶段，但空间扩展的速度相对缓慢。路网扩展和原有路网优化是通达性提高的主要方式；100年铁路建设导致“空间收敛”效果显著。通达性空间格局呈现同心圈层结构，由华北区向四周辐射；且通达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范围也由华北向华东区、中南区扩展，交通中心由天津向郑州逐渐转移。铁路的建设推动了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运输走廊的现代化将推动空间经济轴线进一步强化。
中国山区经济发展离不开全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同时亦受到区域发展阶段性规律的制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经济有着明显不同的产业结构特征和经济发展驱动力。在探讨区域发展机理的基础上，提出利用时空等价概念模型预测中国山区经济发展趋势与人均GDP变化特征。以模型定量研究为基础，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分析山区未来5年、10年、20年不同时段的经济增长状况：在2005~2006年中国山区人均GDP达到8000元左右，在2010~2011年达到12000元左右；最后，通过对中国山区发展阶段定位，确定山区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时机，并对转换的条件提出政策性建议。
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发动机，东部沿海地区人地关系的演进状态和趋势不仅决定着地区自身而且决定着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取向。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人地关系对应公式进行东部沿海地区人地关系演进状态的总体评价。评价的结果表明：第一，与中西部相比，东部沿海地区人地关系演进的实际紧张状态严峻的多，人地关系演进系数达到了2.13 (表观)；第二，在地区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中，经济活动和人口集聚起着决定影响，其中尤以经济活动的作用最为关键，其贡献度达到75%；第三，未来人地关系状态的协调和改善主要取决于地区自身资源环境基础的扩展和改造能力。
